第二眼，也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认出了她，把钱包递给那女人后匆匆地离开了。
    其实心月没有感觉愤怒，只是有些窘迫和心酸。父亲一家显然过着非常富足且幸福的生活，而她和母亲却像是落荒而逃的失败者，一个疯了死了，一个生活潦倒，孤零零地在世上苟活。
    心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机械地报价格，收钱，找零，双手递小票，再说谢谢惠顾欢迎您再次光临，完了赶紧招呼后面的顾客上前结账，没再去想他们。
    那种类似委屈的情绪在她胸口越积越满，心月只能强自把“闸门”拉上，把眼泪堵在眼眶里面不许它们出来。
    虽然心月不想承认，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她连接几天郁郁寡欢，每天下班后连工服都不想换下，不吃不喝地躺在地铺上默默伤心，委屈得心脏都在疼痛，眼泪都快流干了，只能等哭累了才能睡着。
    坏情绪一直没有好转，心月觉得熬不下去了，她对收银员的工作也更加厌烦，每天闷声不响地干着活，心境却前所未有地阴沉。
    因为长期独来独往，她已然成了别人眼里傲慢无礼的怪人，是被其他员工排挤的对象，主管无数次说过她的脸太丧太难看，劝她学学微笑服务，可心月觉得自己很难做到，不是她不想，而是她真的笑不起来了，每当她装作要笑的时候，眼泪却会流下来。
    受糟糕情绪的影响，心月在工作上的疏漏也多了起来，连续几天不是收到假丨钱就是找错零钱，而这些损失都是需要收银员自赔的。
    终于在一个顾客当面抱怨她收款慢后，心月下定决心离开了，她把柜台的钱款拿出来去和主管对账，不管那些还在排队结账的顾客，也忽视掉收银组长的大声斥责。
    心月对组长说她不干了，要结工资，组长愤怒地骂她，说像她这样不负责任的人到哪里都混不开，要结工资就先去财务室缴罚款。
    心月去找财务，年轻的出纳冷看了她一眼，用手指了指财务经理的办公室，心月站在财务经理面前等了很久，经理终于打完电话，一脸不耐烦地告诉她，押金的500块钱扣除服装和其他耗品，还有两百块的结余。但是按规章制度，心月没打报告没走程序辞职就自行离岗，要罚款2000元。心月算了一下，这个月她工作了三天，加上押工资的半个月，算起来还倒欠公司的钱。经理拿出了白底蓝字的员工管理制度指给她看，用力戳了戳罚款金额，冷着脸让心月去找财务结清罚款之后再领剩余的押金。
    心月很生气，但嘴笨不会争执，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
    那一年心月舅舅的儿子寸景华和小姨的女儿杨书琳都考上了大学，舅舅和小姨都不富裕，便和心月商量先把心月妈妈存折里面的钱取出来做学费。舅舅和小姨对她说，这个钱算心月的表哥表姐向她借的，等他们工作以后再还给心月。
    心月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不需要花母亲的遗产，也就没觉得这个做法有什么不妥当。
    在心月的家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前往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听说工资都比较高，很多人能拿三千来块一个月，这个工资让心月动心了，她买好了月底的火车票，只在临出发时用短信告诉小姨她的这个决定。
    在工厂找活其实并不容易，被黑中介骗过两回后，她只能自己去厂里问人家要不要工人，能进厂也未必能找到适合的工种。心月尝试了好几个厂的活，从鞋厂、制衣厂到电子厂，终于在一家电表厂的质检工位上稳定了下来，一干就是一年半。可辛苦劳累存下的积蓄最后也被金姐骗光了，她没想到自己辍学打工三两年，归来仍是赤贫。
    回到云南后，心月决定留在省城昆明，她很快找到了一份包吃包住的餐厅服务员工作，每日消磨在传菜打荷洗碗的琐碎里，住的是和老鼠蟑螂周旋的多人宿舍，这样艰苦的日子她又独自过了许久。
    过年的时候，心月回了一趟老家，看到家里那个两层砖混房上的瓷砖又黑又脏，房顶长了很高的草，连卫星接收器都已经被锈蚀得穿了孔，院子的水泥地开了许多道裂缝，裂隙里面的杂草也长势凶猛，所有的房间都布满了厚厚的积灰，根本没法住人。
    心月打开妈妈的房间，空荡荡的床板上，肉眼可见厚厚的一层灰，衣柜里面剩了一些当时没烧掉的衣物，一股霉灰味冲鼻难闻。
    看着这些衣物，心月倍感陌生，竟然完全想不起妈妈穿这些衣服的样子。事实上她这几年一直有意不想起家里的事，那些事说不上是悲伤，只是会让她烦躁难耐，这个屋子也让她感到压抑不适。
    心月很快锁了门，走过年节时期空荡荡的马路，赶上了一辆去小姨家的车。
    小姨的家非常热闹，已经嫁人的大燕也带着儿子和丈夫回来了，每个人都在为除夕的盛宴准备着，电视大声播报着新闻，小孩子在堂屋和院子里追赶尖叫，书琳拿出相册跟大家介绍她的舍友和大学生活，心月边剥豌豆边专注地听着，也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控制住表情，不能流露出不合时宜的情绪。
    这些羡慕，也或许是嫉妒的情绪，最后只归于夜中独处时难以排解的落寞与伤感，层层叠叠地加筑着她的心墙。
    她独自长大，内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