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穷处 作者: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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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执浩

    内容简介：

    男女情感的悬疑之作，坊间流传的爱情真相，探询当代婚外情根源。

    这是一部关于情感问题的悬疑性小说。主人公张望的办公桌上在同样的时间段出现了同样内容的五封匿名信，一个自称他“曾经拥有过的女人”告诉他，她和儿子都很健康，只是偶尔有点想他。这给事业有成、家庭稳定的张望带来了无比的恐慌。当第六封信到来时，他决定沿着他的情感记忆，去寻访这个神秘的女人。她到底是谁？他不禁陷入深深的迷茫和反省中。他不知道他爱的女人到底是谁；也不清楚哪个女人真正爱他。爱和恨的边缘又到底在何处？忠诚与背叛又如何能分清？家庭在男女情感中又究竟占多大的份量？对于一个中年男人而言，“行到水穷处”便得返璞归真，“坐看云起时”已是无思无欲……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非议，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你的儿子……”

    张望是个事业有成，婚姻生活安逸的广告公司老板，而从某一天起，他每星期都收到这样一封内容一模一样，却没有署名并且寄自不同城市的神秘信件。当他连续收到第七封信件时，精神几近崩溃，陷入恐慌和癫狂。

    这就是都市情感悬疑性小说《水穷处》故事的开始。

    男主人公张望终于决定要找出这个神秘的寄信人，于是，他带上那七封神秘信件，开始一一找寻三个曾经与他“因爱而痛”的旧情人，并决定弄清他到底有没有私生子。而此时他的妻子杨芬因为手术的失误，已经无法生育，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开始遭遇危机。

    第一个女人朱鹃的种种古怪极端的行为，让人看得毛骨悚然，倒吸冷气。因为张望当初提出分手，她切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两人多年后重逢，她把张望的阑尾和自己的断指埋在家里的花盆里，也不让张望见到她的儿子，家里更有一间神秘的房间不让张望进入……

    而在张望的寻子历程中又经历了一段神秘离奇的c曲：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山村客栈，他邂逅一个少妇带着四个有着不同父亲的孩子，在他的潜意识中和那个叫山泉的少妇有过关系，然而那少妇并不承认，一切显得那么恍惚和诡异……

    第二个女人马莉莉的行为同样荒诞离奇，匪夷所思。她与别人结婚后生了个儿子，而一切行程：龙泉宾馆8318号房，供销招待所，明明水饺馆……而这一切就是他们数年前一儿子的名字竟然就叫张望！张望找到她后，马莉莉不肯与他相见，却以儿子为由c控张望的起相爱时所走过的线路的再次重复！马莉莉只不过是让男主人公重新温习与她的爱情。这些诡异的举动让男主人公恐惧不已，准备戳穿她的把戏，而此时马莉莉的儿子张望却遭人绑架……

    张望继续踏上寻找之旅，找寻同样与他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的第三个女人——覃虹。一个纯朴天真的农村姑娘，怀着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美好幻想来到武汉，却在残酷的现实中迷失了方向，接着又爱上了不该爱的已婚男人——张望，与他有过一段同居生活，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他。　而此时的覃虹是一个歌舞厅的老板，一直未婚的她却有一个没人知道父亲是谁的儿子，个中缘由的确引人遐思。张望把最大嫌疑锁定在她身上……

    到底谁是那个写信的神秘女人？男主人公究竟有没有私生子的存在？泛爱的时代，真爱在哪里？喧嚣芜杂，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中，都市男女日趋复杂的情感和婚姻终将走向何方？　这部小说颇为深刻地展示了当代都市情感的困惑。

    正文

    一

    午间休息时，我居然站在落地窗前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怪梦。在这个梦里，我既是被告又是原告，还是公诉人、辩护律师和法官、书记员。庭审开始了，我上窜下跳地忙碌着，整个法庭里面除了若干个我，再也没有别人……我拼命撕扯着自己，又极力将遗失在各处的身体的碎片拼合在一起。法槌砰砰地敲打着沉重的桌面，可是我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睁开酸涩的眼睛，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心跳声依然清晰可闻。此刻，我的脚下是这座庞大的、被各种尘烟笼罩的城市，正前方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在明艳的阳光下，红铜色的琉璃瓦闪耀着刺眼的光斑。我猛然拉开窗玻璃，朝外面使劲吐了一口唾沫。一阵狂风扑过来，将唾沫星重新还给了我。我悻悻地骂了一句，转身去盥洗间洗脸。当我出来，看见秘书小柳正掩门而去。我的目光从她圆润的肩头滑落到宽大的枣红木办公桌上，只见桌面正中央端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封皮左上角写着：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　张望先生收。右下角寄信人一栏写着：内详。

    应该是第五封了吧。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声，极度烦躁地拿起信封，右手持剪，准备拦腰将它一分为二。想了想，又将剪刀放下，将信塞进抽屉里。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回避已经不再可能，正视吧，却又找不到任何线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封信的主人正冷笑着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越是心神不宁，她就越是兴高采烈。

    我叫张望，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的法人、老总。当初我把公司取名为“好望角”，无疑效法了早年欧洲探险者的不屈不挠精神：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在希望里满怀想望。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几年前，我买下了这套精装修的房子用于办公之用，事实上，这里也是我主要的生活区。一天之中，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少下楼，除非有人拿着支票在下面某个地方等我，哈，当然，这样的好事不会常有。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一些固定的老顾客，每年我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定数额的订单，以此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被高处宠坏的懒汉，一个自我囚禁者，一个“天堂看门人”。　最近一段时间，我却一反常态，每天都要下楼了。下班后也不再在酒吧、茶楼或其他娱乐场所逗留。一落地，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停车场，驾上我的“奥迪a4”匆匆往家里赶。与那些十分规矩的好男人一样，我越来越像个称职的丈夫了。回到家，我就进厨房忙碌起来，首先检查冰箱，如果食物充裕，就亲自动手烧几样拿手菜；如果冰箱是空的且时间也来得及，我就会去一趟隔壁的家乐福超市，买些罐头、蔬菜和鲜牛奶，抢在杨芬按响门铃前，做出几盘简易又美味的菜，摆放在雅致的乌柏木餐桌上。

    杨芬是我的妻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兼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课上得好，曾多次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市语文教学观摩，并获奖，本地晨报不久前还做过关于她教学成果的整版专访。我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九年零四个月，前三年甜蜜、快乐，近些年愁闷、悒郁，其间的转折缘于婚后第四年发生的一场事故：那年初春，她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被查出zg里面长了几个良性肿瘤。本来这病是可以通过吃药来进行治疗的，但杨芬望子心切，不想因此耽搁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她坚持要去做手术，哪知道不负责任的医生居然“不小心”切掉了她的zg，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经此打击，我们都几乎精神崩溃。杨芬在得知自己今后再也无法生育后，一次次寻死觅活，我则在一边仔细照顾，含泪为她宽怀。我对她说，其实我一点都不稀罕小孩，即便他（她）是个天使，也觉得是个累赘。我言不由衷地说着类似的谎话，发誓，赌咒，天花乱坠，口是心非……直到这么一天，杨芬说了这么一句话：“张望，我们还是离婚吧，你这个人太虚伪了。”

    杨芬提出和我离婚，我当然不会答应，老实说，我还是爱她的，尽管爱的激情已经消逝殆尽，但爱的惯性依然还在我们之间延续。在我看来，爱到最后就是一种习惯。再说，她为我、为这个家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可不愿意做不仁不义的小人，被人在背后戳脊椎骨。

    我出生在中原地区的一个“琴瑟世家”。父母特别看重家族香火的延续，虽说哥哥已经为我们张家生育了一儿一女，但他们仍然希望我和杨芬能尽快有自己的孩子。我自幼就在父母的催下习琴，后来顺利地考进了一座远近闻名的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大概因为我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吧，所以他们在对待我的婚事方面特别挑剔。当初我领杨芬回家，母亲居然首先看中的不是人家的性格长相什么的，而是杨芬的臀部。母亲悄悄将我拉扯到一边，指点着杨芬的背影说道，这孩子胯骨宽大，臀部结实，说明她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定可以为我们家族添丁加口。母亲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刚结婚的那阵子，我和杨芬都忙于各自的事业，谁也不想被小孩拖累，所以，三次受孕都被我们毫不留情地干掉了。“报应啊，”现在，杨芬痛哭流涕地说道，“当初每流产一次，我就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报应终于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要是当初我们就把孩子要了下来，现在会怎样呢？杨芬反复在这样的假设中打转，度过了将近一年的以泪洗面的日子。事故发生以后，院方不想扩大事态，通过熟人牵线搭桥，答应私下赔偿我们一笔在当时看来还算数目不菲的损失费，并承诺将医院的一个广告项目交由我公司代理。杨芬起初坚持起诉院方，非要将主治医生绳之以法不可，我权衡再三，晓之以理，在做了大量的疏导工作后，她才勉强接受了对方的歉意。熟话说因祸得福，我的公司在这件事情发生后逐渐打开局面。

    杨芬不止一次与我讨论过领养小孩的事。她在网上查阅、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悉知领养孩子的一切手续、细节。在她看来，领养一个孩子并不比领养“花生”麻烦多少（虽然“花生”连领养都谈不上），一只杂种狗都能养成这样，难道还怕养孩子吗？她丝毫不担心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无论她好说歹说我却始终无动于衷。我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花大量的精力替人家抚养一个孩子，不如节省力气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杨芬说我偏执，她说，你怎么能说是在为别人抚养呢？事实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也合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潮流，如果真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习惯性地摊了摊手臂，狡辩道，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这孩子脾性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有较大出入，那该怎么办？杨芬盯着我呆望了半晌，喃喃道，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我自私？！我恼火道，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你想随便用一个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缺憾和空白，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了防老而去领养一个人家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利己行为。杨芬气得直掉眼泪，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房门，再也懒得理会我了。

    但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死过心。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收集到的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图片，有些是从杂志画报上剪裁下来的，更多的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的。她把它们按年龄顺序编订好，制作成了一本本精美的剪报画册，在课外之余拿出来翻阅。我还知道，杨芬之所以回家这么晚，是因为她要在学校与那些被她私下“供养”着的孩子们多待片刻。她从不把那些图片带回家，她渐渐爱上了这种隐秘的生活，并深深地陶醉其中。有好几次，已经很晚了，杨芬还没有回家，我去学校找她，她却不在，那个收发室的门卫老头告诉我说，“杨老师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我就知道，她去了那种场所；我就知道，她的魂已经脱了窍，再也没有办法能找回来了。

    我们就这样捱着，撑着，一天天滑了过来，像脚底装上了滑轮，一晃就窜进了冗长、乏味的中年期。尽管由于没有生育的拖累，也不必担心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划伤皮r，杨芬看上去还很年轻，她的小腹没有同龄女人那种多余的脂肪和赘r，脸上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皱纹，可是，当她在不经意之间发出的那一声声长吁短叹时，她内心里的那个窟窿还是暴露无遗，那个北风呼啸的窟窿，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风d，唯一的光亮来自那些路过她脑海里的瞬间的幻觉：作为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母亲，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纳入到了“母亲”的行列。当她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或床头上，满怀深情地凝望“花生”时，当她把柔韧的手指c进“花生”轻柔、潮湿又灼热的唇齿之间时，当她紧紧搂抱着“花生”、并将脸埋进那蓬松的散发着洗发水与动物特有气息的毛发里时，她的神情是那样专注，目光是那样迷离，神情是那样满足。我一再提醒她，不要和狗相处得过于亲密，以防狗身上的寄生虫带来病菌，但杨芬的回答总是干脆而果决：“不就是担心流产么？一个连zg都被切除了的女人还会担心这个吗？笑话！”

    我无言以对。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在同样的时间段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此反复，毫无休止的迹象，这天早上，当我第六次收到这样一封信件时，我告诉自己这绝对不是一个闹剧，极有可能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得多。那么，这是个y谋？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更倾向于将这件事看作某人在y暗的地窖里为我画的符咒，就像某部恐怖电影里所看到的场景：一个人因为仇恨，他（她）要用针尖反复刺扎小布人，直到仇人在异地痛不欲生。想到这里，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是的，我厌恶。尽管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些年，但对这种在背后使手腕的勾当仍然难以接受。究竟是谁在背后这样诅咒我呢？我又值得哪个女人如此仇恨呢？

    六封来信使用的都是邮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白色标准信封，信纸也是统一的a4复写纸，信的内容也一字不易：

    张望你好！

    多年未见，想必你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幸福吧。

    来信是想告诉你，我和儿子都很健康，只是偶尔有点想你。我不知道你把我们母子存放在记忆库的哪个角落里了，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当年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种种非议，坚持把你的儿子生下来，并抚养至今，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提醒你：我们曾经爱过，并因爱而痛苦过。

    仔细清理一下你的记忆库吧。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没有日期。只能通过邮戳上的日期来辨别每封来信的先后顺序。

    我将收到的六个信封整齐地铺排在桌面上，反复查看，我发现，除了邮戳上的日期和寄信地址不同外，其他地方完全一样，连邮票的图案和面值也相同，贴的位置都一样在信封右下角而不是规定的右上角！

    寄信人没有在信封下端留下自己的通讯地址。她没有留下任何笔迹，所有的文字（包括信封上的）都是打印出来的。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依稀记得第一封信是夹杂在一叠报纸和商务公文中出现的，我订了很多报纸，还有几份经济生活方面的杂志。以后，每个星期一就会出现一封新的。起初，我真还没有把它当回事，报纸上报道这类事情太多了，恶作剧，诈骗，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生活中发生的怪事、奇事早已麻木了我的神经。一直到第三封信出现后，我才渐渐有些慌乱起来，心想，恶作剧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仔细分析过信件的内容，咬文嚼字，逐字逐句分析每个字、词、句的含义，从它们的内涵一直解析到它们的外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了大麻烦。这封信除了陈述“有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孩子”和“世上有个小孩是我的儿子”这两个莫须有的“事实”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可查的线索。至于这个写信的女人是谁？那个孩子今年多大了？他们住在哪儿？等等，全都成了悬疑。难道果真如那个女人所说，她这样做只是想提醒我“清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库么？这未免不合常理吧。那天我约吴起喝茶聊天，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某种启发。然而，最终我发现目前我所处的状况与吴起当年是有区别的，吴起的“荒唐”还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我的呢，这一切几乎等于是空x来风。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神秘女人住手呢？我极度苦恼地揪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着对策。有那么片刻工夫，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丝莫名的快意：老婆虽然不能为我生育了，我居然还是当上了父亲！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但这样的快意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恐慌所覆盖了。倘若这个女人不肯就此罢手，倘若此事被妻子觉察出来，倘若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这样假设着，并在假设中聆听到各种混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越来越近了，此外，还夹杂着一张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面孔像放幻灯似地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却始终无法定格。

    星期天上午，我去了趟邮局，目的是查找寄信人的某些线索，希望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一些，哪怕是蛛丝马迹。我将六只空信封伸进橱窗，递给那个正在发呆的年轻人，说明了我的来意。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默默接过信封，在桌面上摆成一排，对比着每个邮戳内面的时间与地址。只见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念念有词，总之，一副极其认真且富有经验的表情。我站在柜台外面，我的面部表情随他的表情变化而变化，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激动。年轻人约莫比较、甄别了七、八分钟，然后默默地将信封整理好递还给我，有些难为情地嗫嚅道，“对不起，实在查不出其他线索。除了这些日期和寄信的地址，哦，可以肯定，六封信分别是从六座不同的城市寄发出来的，每次寄信的间隔周期为五天，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每星期给你寄这么一封信，啊，嗯……”

    未等他絮叨完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就收好信封快步走出了邮局大门。

    尽管我拼命躲避着第七封的出现，只要一天没有看见它就安慰自己：它再也不会来了。为此，在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我还故意对自己装病不去公司上班，但是，当我周二打开办公室房门的时候，一封同样的信还是夹在一叠报纸中抖落在了眼前！

    我绝望地按铃，让小柳赶快进来。看见我慌张的神色，小柳问什么事，我把那个尚未拆开的信封推到她面前，问道，“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的？”小柳回答说昨天。她拿起信正反两面瞅着，嘀咕道，“我怎么觉得这是一封旧信呢？好像上周也帮您收过的。”我不耐烦地摆摆手，对她说道，“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小柳出去后，我用裁纸刀划开信封，从中抖出一张折叠的复写纸，只展开题头看了眼称谓，就拢进了抽屉。

    我在一摞白纸上面写写画画，这些字迹好像都有重量似的，随着字迹的增加，白纸慢慢变得沉重起来。我按照信中内容的提示，罗列出这样一些关键词：多年未见、母子、事实、痛苦、非议、抚养至今、有朝一日、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然后，我又删去那几个模糊的词语，只留下：多年未见、母子、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符合“多年未见”这个条件的女人太多了，符合“因爱而恨”这个条件的也不少，唯独符合“为我生养了一个儿子”这个条件的肯定只有一个女人，可她是谁呢？

    我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最近十年来与我发生过情感瓜葛的女人，当然都是那些与我有过r体关系的女人，然后，在白纸上面写下了这样几个女人的姓名：王晓萌、朱鹃、马莉莉、覃虹、吴敏其实，远远不止这个五个。只不过比较而言，她们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有的甚至至今还刻骨铭心。作为个体，她们看似孤立，但每个人身边或身后还有一群近似于她们的女性存在，那些人的名字有的已经被我无情地遗忘了。遗忘意味着不存在，至少我现在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和这五个女人的关系构成了近十年来我人生复杂经历的总和，是的，是总和，我起初还以为是一部分，但现在我敢肯定是全部。她们如同一块块形状、颜色各异的砖头，共同构建了我那座充满欲望的大厦。

    我面对这张纸，想了想，又用笔划去了“王晓萌”和“吴敏”二人。因为王晓萌不久前才给我来过电话，如果她有了我的孩子，就不必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了；而吴敏呢，我们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她就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的目光最后锁定在剩下的三个人身上。分手以后，我和她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手的前夜我们过得十分放纵。我确信，这个神秘的女人应该就是她们三个人中的某一位，至少，通过她们我可以无限接近那个“她”——那个我曾经爱过、现在恨着我的神秘女人。

    我有些激动起来，拉开抽屉，将七封信件装进包里，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文件夹，按铃叫小柳进来一下，破天荒地微笑着向小柳交代了一些近期要处理的公司事务。

    回到家里，“花生”跳起来，前肢趴在我膝盖上，不停地摇尾谄媚。想到马上就要出门，也许很久见不到她了，不禁心生爱怜，蹲下来挠了挠她柔软暖和的肚皮。我进卧室收拾了几件也许在路上要穿的衣服，以及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轻便的旅行箱包很快就塞得鼓囊囊的了。我拎着包走到门口，回头扫了一眼这个家的全貌，目光在墙壁上的那张合影镜框里停顿了一会儿，我看见照片里的我在笑，但笑容不够自然，杨芬也在笑，笑容却很清澈……我叹了口气，砰地带上了房门。

    在前往樊城的路上，一团y云始终罩在我的头顶。我在临上高速公路前百米处的那个便民餐馆简单地吃了份盒饭，外加一根炸肠和一枚卤j蛋，然后过去给油箱加满油，继续朝前方进发。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肚子剧烈地疼痛起来。起初，我猜测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食物所致，后来发现疼痛的部位从下腹一直蔓延到了胃部，整个腹部都难受起来了。

    我在岔路岭加油站停下车，捂着痉挛的胃部去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求助，一个穿蓝色工作服扎马尾辫的年轻女孩把我引进屋子里，她友善地倒了杯热水给我喝了，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回答说估计是肠胃出了问题。她拉开抽屉，里面有许多小瓶子，她从中找出一个满是油污的白色塑料瓶，用一张纸巾随便蹭擦了几下，递给我，“这里面还有一些胃霉素，也许对你有用吧，”说着，她又给我倒了一瓶白开水。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出一把药片塞进嘴里，囫囵吞咽了下去。女孩见我这样，她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灰白的脸色，问我准备开车去哪儿，我说樊城。她抬头朝外面看了看，天色已经y沉了下来，“说不定会下雨的，你看，那里有一团y云呢。”我问这里距离樊城还有多远，她回答道，二百三十公里左右。她看了看我的车，说道，你大约还得开三小时，撑得住么？我用手掌揉了揉胃部，感觉似乎好了些，就笑道，我得赶路了，谢谢你的药，要不，等我回来再还你一整瓶吧。女孩说哪能呐，不要你还的，如果对你的病管用，那我太荣幸了。我再次道谢，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桌面上的一张国内交通图上，我走过去瞅了几眼，问道，能不能把这张图买给我？女孩笑道，你拿去就是了，这图不值钱的，站里还有好几张呢。本来我想掏十块钱给人家，但又担心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庸俗化了，就拿了地图，边折叠边说道，我一定还回来的。

    雨果然在我离开加油站不久就下了起来。这场雨下得有些稀疏，雨点却显得格外大和响，一滴一滴砸落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在灰尘中炸开。刮雨器费劲地来回摇晃着，使玻璃表面蒙上了一层胶状泥浆。此刻，我的心情倒是平静下来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祥和感。吃下去的药还真管用，肠胃居然不再像先前那样痛了，只是小腹还有些胀气，并伴随着某种难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隐痛。这条路上车辆不多，我加快了车速，看看时针，猜想若无意外，八点钟之前赶到樊城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这是我第二次来樊城。第一次还是在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季节，周围繁花似锦，前途歧路丛生。根据省教委“关于青年教师下基层锻炼”的指示，我们一行四人被学院派往樊城渡口中学支教，除我以外，其他三位均为女生，我理所当然被指定为这个“支教”小组的组长。我在大学学的是古筝古琴专业，小车是二胡专业，小马是钢琴专业，小潘是从另外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院的，在文化基础部担任马列教员。渡口中学在樊城只能算是一座普通中学，但它的音乐和美术特长班却办得不错，在当地很有影响，每年春天他们把特长班的学生带往省城参加联考，每年都会有一些孩子考上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音乐、美术学院。等我们去了后才发现，学校的硬件设施远远跟不上生源快速扩展的要求，比方说，全校只有五台破旧的缺乏维修和保养的珠江牌钢琴，其中三台的琴键都有不同程度的坏损，也没有一间正规的琴房，没有一面墙壁是隔音的，学生练琴必须持证排队，而且还只能在课外活动与晚自习期间练习，以免影响其他人。

    学校安排我们四人住在一套由教室改造成的宿舍里，从大门进去，过道改造成了厨房，两间寝室，我独占一间小的，她们三人住另外一件稍大的。说实话，我们对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们学院的青年教师大多还在住集体宿舍呢。女孩子们爱整洁，在她们的收拾下，没几天，这个“家”就被整理得很有些温馨的意思了。我很喜欢，很快就有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在我来之前，渡口中学没有一个古筝学生，倒是有几个学二胡、竹笛的，绝大多数都在学钢琴或小提琴，在普通人眼里，那才算是比较正宗的乐器。那几年，民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比谁都清楚，古筝是没有多大前途的，譬如我，若非小时候被父母引导着误入歧途，我才懒得学这种劳什子的乐器呢。我一直觉得那个状如棺木的琴盒本身就像是一种不详之兆，而且怎么看怎么像。可是，眼下我还得争取必需的课程量，不然，为期一年的“支教”结束了，我拿什么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的评审考核呢？我先开了段时间的视唱练耳和乐理课程，趁校领导表扬我工作认真的机会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建议他们面向社会招收一些古筝学员，理由是这乐器学起来容易，很快就能初见成效，利用节假日上课，既能发挥我的专长，同时也可以为学校创点收。校长一听见“创收”二字便来了劲，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没有想到小张老师还能替我们学校着想，真难得，你的建议很好啊，我下去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再通知你吧。

    两周后，古筝班就开办了起来。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在校学生，又有社会上的待业青年或各类音乐爱好者。首期古筝班招收了十八名学员。朱鹃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鹃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属于那种天赋不够却极有恒心和意志的女孩，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留着齐耳短发。弹琴的时候脖子梗得老长老长的，每当拨动琴弦时，身体随指法侧转，摇摆，仿佛风中杨柳，煞是好看。我从基本指法入手，慢慢教学员们演奏一些曲目，从《汉宫秋月》到《蕉窗夜雨》等，很快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四个月后，我从班上挑选出八名学员参加了樊城的一次文艺公演，她们合奏的《庆丰年》博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朱鹃来寝室找我，怀里抱着一大捧鲜花，说是献给我的。我记得那天是个周末，与我同宿舍的三个女孩都回学院去了（她们每个周末都要回省城，而我得利用周末上课），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接受了她的鲜花，和她东扯西拉地闲聊，到了晚饭时间，朱鹃出去了一下，回来时像变戏法似地从拎在手里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坨卤牛r、两条剖好洗净的鲫鱼和一颗大白菜，我这才想起她进门时放在门边的那只黑色塑料袋，原来她是有备而来的。不用出去了，我很会做菜的，她笑道，保管你吃了说好。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朱鹃切白菜时，左手无名指头被菜刀划破了，不过，只是道很浅的口子，渗出了少量的血迹。我帮她作了清洗，又将她颀长的手指含在嘴里吮吸。那时候，她没有血腥气，我觉得非常甜蜜。

    有天傍晚，我回寝室拿备课本准备去朱鹃那里，打开房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正蹲在过道上择菜，嘴里还在哼唱着一支曲子。没等我问她是谁，她先大方地自我介绍道，“我是小潘的同学，杨芬，来樊城看望她的，你是张望吧？”我点头道，“是的，我是张望，你从哪里来？”她说武汉啊，我是xx中学的老师，我们学校组织秋游，我觉得没意思，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欢迎啊，不过樊城好玩的地方可不多，我笑道，怎么你们学校现在才秋游啊，都快冬天了呢。杨芬没有回答，她问我晚上在哪儿吃饭，我说出去吃。

    我收好东西正要出门，小潘她们几个下课回来了，手牵手地拦在过道上，死活不准我走，要我留下来吃晚饭，我担心朱鹃在家里等我，就说我等会再回来，先下去打个电话。小马惹笑道，张望完蛋了，才几天啊，就这样重色轻友了，唉。小潘也说，张望现在就这样怕老婆，今后怎么办哦。我在她们的嘻笑声中朝门口走去，听见杨芬在身后说道，“你们搞错了吧，怕老婆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呢。”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我到街边小卖店往朱鹃宿舍和她办公室分别打了两次电话，那头都没有人接。朱鹃去哪儿了呢？我一路嘀咕着回到寝室，看见杨芬仍然在独自忙碌着，其他丫头都在房间打牌，餐桌摆在我的寝室，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几样菜，我食欲大开，赞叹道，“好丰盛啊，色香味俱全了。”“还是差个汤，我本来想做西红柿蛋汤的，后来还是炒了，”杨芬看着我，好像怕我不喜欢吃，“你尝尝味道咋样？”我故意安慰她说，幸亏你没做成那个汤，我更爱吃西红柿炒j蛋，特别是汁，美味得很。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她们几个一直在灌我，轮番上场。当我迈着醉步走出房间时，杨芬跟我走到走廊，满脸歉意地说道，“张老师真对不起啊，我来了，害得你这么晚了还要找地方住，不好意思。”我无所谓地挥了挥手，嘟囔道，“我走了，那张床，你随便住！”

    我踉跄着回到朱鹃那里，一进门，朱鹃就冲我吼道，“你还没死啊，我以为你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呢！”

    我说我打过电话了，你不在。说完，连澡也懒得洗，就仰面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第二天，我将近中午才起床，看见床头留了纸条，上面写道：“昨晚你的表现真让我失望。知道么，昨晚是我们俩认识整整一百八十二天的日子，我买了好多你喜欢吃的，后来全被我倒进了垃圾桶。今后你饿了，就去吃垃圾吧。张望，半年了，我怎么感觉我们没有走近，反而越来越远了呢？我知道你昨天在和你的那些妹妹们喝酒，我去过你们寝室。”

    此后，我和朱鹃的关系变真的像她所感觉的那样“越来越远了”。我重新搬回到了寝室，只是偶然去朱鹃那儿吃吃饭。有天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怀孕了，希望我能陪她去堕胎。走到半路上，我终于没有勇气去面对她，便打转回到了学校。

    我们的支教活动即将结束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买了一只花篮去看望朱鹃，她房间里的灯是黑的，我心想她可能外出了，就在楼梯口的台阶上枯坐，一直等到将近12点，她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原来她其实一直在家呀。我上去敲门，门开了，她好像刚刚睡醒，穿着睡衣。我走过去将她揽进怀里，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哭了。朱鹃也泣不成声。我们就这样在泪水中疯狂地做完了这辈子的最后一次爱。完事后，她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她说她还没有吃，让我陪她吃最后一顿晚餐。我坐在台灯下百~万\小!说，她在厨房切菜，不知什么时候她走了进来，将一截血淋淋的指头放在了我的书页上……

    我在惊慌中一把将书掀在地上，推开朱鹃，逃出了那间房子，在漆黑的大街上狂奔了数百米。我不敢回头，不敢回忆，更不敢回来。

    与十年前相比，樊城的变化是惊人的，一想到我要见的人也许是一个陌生人也说不定，心里面就七上八下起来。我就近去了街边的一家职工医院，挂号，看医生。医生轻描淡写地询问了一下我的病情，当他听说我怀疑自己乱吃东西也许肠胃坏了时，就很肯定地说道：那就是了。他给我开了些消炎药。我出来站在街边望了一会儿人群，又端详了半天手里的药片，随后去小卖店买了瓶矿泉水把药喝了。回到宾馆我躺在床上拨通了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问我是谁。我心里一紧，“是我，张望，”我尽量平静地回答道。“张望，张望是谁？”女人问，语气漠然。“那么，你不是朱鹃？”我失望地说道，“我想找朱鹃说话。”“朱鹃？”对方有些警觉，顿了一下，问道，“刚才，你说你叫……张望？你找朱鹃干吗？”

    我解释道，“嗯，是的，我叫张望，是她的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未等我把话讲完，对方说了句“朱鹃不在”，挂断了电话。

    我回味着电话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比朱鹃的当年声音要粗一些，还有些沙哑，尽管我们已经十年不见，但再怎么说，朱鹃的声音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陌生吧？

    我睡了一会儿，再度抓起床头柜上的电话，又往朱鹃家拨了一次。还是那个女人接的，但这次她没有立马挂断，我听见她喊了声，“朱鹃，你的！”，接着是一阵叮叮当当、窸窸窣窣的响动，一个女人拉长腔调：“喂——”

    “朱鹃吗？我是张望，”我直了直身子，左手捂住小腹，低声下气地说道。

    “张望？哦，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死了吗？又超生成人了？难道人世间还有值得你念念不忘的什么吗？”朱鹃口气并不惊讶，也听不出任何激动的情绪，倒是充满了嘲讽的意味。若是放在以前，我肯定要暴跳起来的，但此刻，无论她怎么挖苦打击我，我都不会还嘴。谁让我当年抛弃人家，现在又来找她呢？

    我不吭气。她好像气消了些，“说吧，你来找我干吗？”

    “现在能见面吗？”我轻声问道。

    “你在哪儿？”她迟疑片刻，问道。

    我报了宾馆的位置，补充道，“你说个地方，我开车过去。”

    朱鹃犹豫片刻，说道，“那就八点钟吧。在人民广场左手边的那家‘星星索’酒吧碰面。”

    我先行到达酒吧，找了张相对隐蔽的台位坐了下来，时间过得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