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作者: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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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的时候，登门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他实在记不清拜年的来了多少人，只是记住了没来拜年的人有几位，好像也只有两个乡的书记乡长没来，这两个乡的头是因为过了年就要退了，所以他们有胆量不拜年。郑天良让周玉英买了三百多个一次性纸杯，春节过完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六个了，因此来拜年的人数大约为二百八十四人左右。二十八个乡党政一把手和部分副职，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有一些有想法的普通百姓也来拜年了。

    拜年主要是送礼，送礼比较难听，所以拜年就是一个幌子，做掩护用的。

    断了一条腿的于江海从医院里出来后也到郑天良家拜年，他一进门就哭：“郑县长，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了，我这是为了县里的工作而致残的，可县里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也没有个交待，我老婆要跟我离婚，郑县长，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你可要救救我呀！”

    郑天良拉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于江海：“大过年的，哭什么？你的事我当然是要管的，只是这一阶段忙于工业区的改革，所以县里还没来得及研究你的安排问题。凶手一定要绳之以法，我已经跟公安局说过多次，这个案子不能拖，不然合安的社会稳定就得不到保证。”

    于江海说：“郑县长，凶手没抓到前，县里能不能给我定个因工负伤，另外就是我都付出了一条腿，总该给我适当安排一下，如果实在有难度，，残联副主席也行，弄个副科级，老婆就不会跟我离婚了。”

    郑天良说：“这事还要跟宣县长商量，你放心，我会充分考虑你的事情。”

    于江海临走前丢下了一个信封，郑天良执意不要，于江海说也没带什么东西，这点小意思就算两盒糕点吧。在推拉争执中，残废于江海还跌倒在了茶几边，杯中残余的水也就此泼翻在地。于江海走后，从屋里出来打扫的周玉英发现了信封，脸上有些迷惘，郑天良将信封交给周玉英说：“你给我将钱收好，等过了年，全部上交县纪委。”周玉英数了数说一万块钱，郑天良生气地说：“想拿一万块钱买一个副科级，我绝不会让他得逞，想贿赂我，没门！”

    周玉英说：“你接收了那么多人的烟酒，每人送的烟酒都值千把块钱，不是贿赂又是什么？”

    郑天良说：“这不一样，烟酒是礼节性的，送钱就太肮脏了。”

    周玉英笑了起来：“烟酒不就是把肮脏包装了一下嘛，其实都一样。”

    郑天良说：“过年后，一些非亲戚朋友送的烟酒也要交到纪委去。”

    春节期间，公开送信封的共十一万五千块钱，这些钱都由周玉英送到了县纪委，而大部分塞在烟酒盒子里的领袖头像总共是多少谁也不清楚，赵全福万源等人拜年送的烟酒盒子里塞的都是银行很喜欢的纸，郑天良悄悄地将那些纸都送到省城交到银行里去了，他将一大堆纸换回了一张纸。将钱看作是纸就像恐怖分子拉登把“恐怖袭击”说成是“圣战”一样，比较体面。

    过了年后，郑天良感到工作轻松多了，他主要就是忙着接待陪同和参加各种宴请，还有就是奠基剪彩之类的事情。中飞啤酒公司从美国进口了一条罐装生产线，投产时郑天良参加了第一罐啤酒下线仪式，他接过了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罐啤酒，也接过了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来的沉甸甸的政绩，政绩不是商标，而是品牌的内涵。

    中飞兑现了诺言，让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重新上岗，一些感恩戴德的工人们在拿了第一个月高薪后凑钱给县政府送了一个匾，上面用黄铜镶了四个大字“爱民如子”，虽然这四个字有些封建色彩，但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孔令根经常过来，他包租了一套红磨坊的套房，他来的时候都要邀请郑天良去喝茶，但郑天良决不洗澡，孔令根也不勉强，他们相安无事地喝茶聊天。谁也没再提起过那笔三百万块钱的事，大家心里都很有数。孔令根知道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就不会有一百八十美元的让价；郑天良认为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合安啤酒厂就不可能成功转让掉全部产权，他们两人心照不宣地将茶继续喝下去，一直喝到郑天良走进了班房。

    工业区的缫丝厂、电子元件厂、水泵厂等所有企业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睡了许多年后突然醒来，他们在资本家个体户的手里重新勃发出对市场的贪婪和欲望，就像一个酒鬼对酒的热情一样。合和回迁工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空中延伸，而罗马假日花园则已经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百分之八十，花园别墅式的楼房已经开始在炫耀最初的轮廓。郑天良春天的心情很好，酒量好像也与日俱增，他常常批评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这些资本家只顾赚钱，从来就不讲究朋友间的交流和谈心。”于是他们就从工地上撤回来陪郑天良喝酒聊天，最近郑天良突然对麻将感起了兴趣，几个资本家们经常陪郑天良在红磨坊打麻将，原则上一个星期打两次，每次输赢不能大，二三十张纸为宜，郑天良说：“我跟你们资本家不能比，来小一点，以娱乐为主。”资本家们都说郑老板话的就是有水平，娱乐为主，刺激为辅，所以每次郑天良只能赢上个七八十张纸。

    省委宁书记是春天来考察调研的，他看到热火朝天的工业区后，又听取了合安县政府的汇报，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合安的改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要让省里的主要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不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树什么典型，因为典型往往容易使一个地方为了面子和榜样而不顾实际地自我膨胀，好多典型就是在树过头后垮掉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可照搬，合安的经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根据本县的实际进行了国企改革，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路子。比如说你的工业区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是对症下药的，一个县的经济实力是救不了这么大工业区的，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需要勇气还需要胆识，虽然有些波折，但毕竟成功了。当然了，你们河远有正亭这样的经济专家主政，有以恒这样经验丰富的同志共同努力，省委省政府对河远和合安的改革是充满信心的。”

    省委宁书记的话让郑天良最激动，因为讲合安改革的成绩等于是讲他郑天良的成绩，只是宁书记对典型的议论居然与黄以恒当年在合安的经历惊人相似。不过，宁书记刚来，他即使知道合安的历史，也未必知道当时的县长书记是黄以恒，不然他就不会轻易说出这种否定历史肯定现实的话来。郑天良看到黄以恒的脸色很平静，只是他用红头铅笔在记录，让郑天良发现了他内心的颤抖。

    秋天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收获的景象，郑天良接任县长虽已成定局，但组织部门一直没有找他谈话，他更不好在正亭书记面前提这个事，不然他的形象就全完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才的领导，必须时刻注意维护好自己的政治形象，他不仅不跟孔令根洗澡了，而且连沈汇丽那里也不去了，特殊时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想担任县长后再去沈汇丽家地毯上重温旧梦，沈汇丽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心情急切地让他去河远，可郑天良总说自己很忙，而沈汇丽来合安的时候，郑天良连见也不见了，秋天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宣布麻将也不打了，他对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把工程质量抓好，这样打下去是会误事的。”资本家们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点头说：“老板说得对，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打牌玩物丧志。”国庆节前，市委要求每个县上报一个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候选人，由于快要放假了，宣中阳说国庆以后再议吧。郑天良觉得“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既是提拨前的政治铺垫，也可以为他洗刷掉在工业区改革中的一些消极传言。

    一九九九年国庆中秋的假期是连在一起的，国务院一口气让全国放了七天假，郑天良在假期快结束前患了一次感冒，第二天的时候还发了一些烧，于是他就到县医院最好的病房里住下来吊水，谁知前脚刚住进医院，紧跟着前来的慰问的各乡镇长和科局长以及厂长经理们全来了。两天总共吊了三瓶水，可收到的人参、燕窝、脑白金等各种营养品三百多盒，慰问金三十二万元。出院那天，周玉英说：“你们当官的也太不像话了，患一个感冒就送了这么多，要是患个癌症还得了。”

    郑天良说：“患癌症就没有人送了，”他披上棉袄又说了一句：“你怎么整天就说这种倒霉的话，人家也是一片心意嘛。”

    周玉英说：“县医院那么多老百姓都在住院，为什么不去送心意，不去送钱？我发现你们当官的要想捞钱太容易了，患个感冒吊两瓶水就能赚三四十万，我的乖乖，你一个小县长患感冒就赚了三四十万，要是市长省长患感冒那还得了。”

    郑天良说：“不要乱说！这些钱和东西都不能收，一律要全部上交县纪委。”

    周玉英问：“营养品也要交？”

    郑天良说：“全部上交，而且由你去交，这样有利于你贤内助评选。”

    郑天良熬到十月八号才出院，出院前，他给宣传部长孟强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的驾驶员车子出了点故障，借孟部长的车到县医院来帮我老太婆拉一点东西。他放下电话自己就走了，留下周玉英等车来接。孟强正好路过县医院，就让司机拐进去，然后让司机帮着将东西搬到车上，周玉英是抱着一包钱上车的。

    孟强问开到哪里。

    周玉英说：“县纪委。”

    孟部长愣了一下，没说话。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常委会就是研究上报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侯选人，组织部长王敏章念了一遍评选标准，除了政治标准外，主要有两条，一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作风正派勤政廉洁。还有相关的评选细则。这个敏感的话题使所有的人都不好轻易提名，所以会上常委们就拼命地喝水抽烟上厕所。这种场合一般提出一个候选人后，别人都不好再有异议，因为类似的荣誉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如果要论成绩突出，毕竟不是你一个人功劳，上级的支持同志们的配合同样是很重要的，成绩是大家的，都有份；要说廉洁，谁也没有贪污受贿，都很清白。

    郑天良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心里很着急，他看了一眼孟强，孟强终于还是首先说话了，但他说得很策略：“我是搞宣传的，对有宣传价值的典型材料从来都是不想放过的。现在腐败现象确实很严重，但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要宣传那些能够代表我们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先进人物，要突出党员干部作为民族脊梁的特殊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郑县长做得比较突出，今年春节的时候上交了十一万五千块钱，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又交了三十二万块钱，而且郑县长的爱人一直没有工作，郑县长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爱人安排单位。对自己的爱人决不照顾这一点最起码连我也很难做到，郑县长不让宣传，但我们宣传部如果不宣传这样的典型，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孟强的话意思很明显，但他又没直接说出来，在这个场合有点仅供参考的味道。孟强知道郑天良与宣中阳的关系很微妙，但郑天良毕竟是叶正亭的红人，行情一路看涨，而且郑天良又打电话向他借车去医院拉礼品现金直接送纪委，这种暗示如果孟强还看不出来，那也就在官场上白混了。然而孟强只能这样表态，对郑天良来说，等于是提名，而给宣中阳的暗示是，这是从宣传角度来考虑，不代表十佳人选就一定是郑天良。

    孟强的话说完后，还是没有人表态，宣中阳先用笔在文件上划了几道杠杠，然后说话了：“我认为孟强的话说得还是有些片面的。”宣中阳看了一眼郑天良，郑天良脸上一种绝望的神情油然而起，其他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不知宣中阳是不是又要在这件事上跟郑天良再叫一次板，这使大家对将来的书记县长的合作前景很是担忧，他们等待着宣中阳发难。

    宣中阳喝了一口水，放下手中的笔说：“之所以说孟强说得片面，是因为老郑的事迹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宣传这个层次上，而是要给予一个政治上的评价和定性，所以我认为，老郑作为全省十佳候选人是最合适的，老郑在主抓经济工作这段时间的成绩是省市都肯定了的，吃的苦比我们任何人都多，苦吃得多，别人送得也多，但三四十万礼金全都上交了，这就很不容易，这就是一种境界，所以这个政治荣誉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老郑。当然了，我不是说大家都没做工作，也不是说大家就不廉洁，而是老郑确实比我们做得要更突出一些。这是我个人意见，大家也可以发表不同看法。”

    郑天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但他发觉宣中阳的话虽然目标明确，但内容却还是有点暧昧。然而，在这种时候，郑天良已经很难在内心里把宣中阳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了，他很冷静地弹了弹烟灰，等待着各位各位们最后的态度。

    宣中阳这样一说，大家都无话可说了，一般说来，一把手定了调子后发扬民主，那种民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证明一把手的话是正确的，而不是唱反调，这也是常识。再说这也就是一个荣誉而已，荣誉有用的时候非常有用，没有用的时候就是一个缎面的证书而已。一般说来，大官是从来没有政治荣誉的，他们不需要荣誉，他们给别人颁布荣誉。县直机关的优秀党员里肯定没有县委书记，省直机关优秀公务员里肯定没有省长，就这么简单。

    郑天良最后作了表态，他谦虚地说：“感谢宣县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做的还很不够，但我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共产党员，每当我想到乡下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的时候，我就不忍心收受礼品，不忍心为爱人谋了取私利，更不忍心收钱。作为十佳候选人，我今天要表一个态，不管能不能评上，我都会时刻按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想到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如果评上了，那我也只能说，证书是我的，荣誉是合安的，是大家的。”

    上报的十佳材料由县委宣传部孟强部长亲自负责，妙笔生花，事迹感人，执笔的宣传科长小刘差点都流泪了，他说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正派廉洁的领导。在全市上报的材料中，郑天良的材料最过硬，市委决定将郑天良作为全市的唯一一名候选人上报省委。

    这天下午，黄以恒来到了合安，宣中阳郑天良一行陪着黄以恒视察了工业区，工业区企业已经全面恢复生产，产权制度改革后，政府已经不再参与经营活动，所以政府领导来企业就像游客一样轻松，黄以恒站在中飞啤酒生产线旁，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对陪同的宣中阳郑天良说：“政府主要就是抓制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府办企业就像企业办政府一样角色是错位的，也是办不好的。”

    宣中阳郑天良连连点头，郑天良说：“正亭书记也说过，政府本来就没有办企业这一职能，但计划经济着我们去搞企业，结果人累垮了，企业也办垮了。”

    宣中阳说：“也不能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你老郑管不好一个企业，主要是政府的事太多了。”

    郑天良笑着说我没有这个本事。黄以恒接上来说：“中阳，你的观念转变还是跟不上去，老郑说得是对的，政府就是不该办企业，政府要把税收抓好，把企业投资环境抓好，把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好。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实现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他们心情很轻松地边看边谈，像说着一些与已无关的话，确实宣中阳也感到了压力小多了，今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拖欠的工资也全部补发了，合安县目前是百废俱兴，政通人和。一路上各企业陪同的资本家们态度谦恭，诚惶诚恐，再也不像以前领导一到企业就是厂长们叫苦的，工人们喊冤的。所以黄以恒一行可以从容平静地面对着电视台摄像机镜头并发表理论联系实际的感想与观点。看着一大片拨地而起的合和厂房，黄以恒说：“合和在乡下发展壮大后，将新厂建在县里，天地更广阔，势头更好了。”赵全福点头哈腰说：“全靠黄市长支持，如果当年没有黄市长的扶持，合和哪有今天。”郑天良看了一眼赵全福，赵全福将后面的话都咽下去了。

    参观完了工业区，天色已经是傍晚，郑天良留黄以恒在合安吃晚饭：“黄市长，合安虽然不富，但现在我们还是有信心留你吃一顿晚饭的。”

    黄以恒说：“不用了，我马上还要赶回市里去接待省委领导。下次来合安我一定要好好地在你们这里喝上一场。”说着黄以恒就钻进车里走了。

    送走了黄以恒，赵全福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在蓝湖宾馆门口等他，郑天良刚合上电话，赵全福的车已经停在了他的面前。车子直接开进了红磨坊，到了二楼套间坐定后，他们一起喝茶抽烟，郑天良说：“老赵，你有什么事，直说吧！我说过，在你们的工程没有结束完工前，我不打算打搅你们，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赵全福说：“省委宁书记秘书纪天平的岳父去世了，今天上午刚刚火化，纪天平在南店乡，你不去看望看望？”

    郑天良一想，这个纪天平回来后居然也不跟县里通知一声，作为老乡，他是应该去看望一下的，郑天良说：“那我只能以私人身份去了，县里不好直接出面，因为他岳父只是一个农民，县委县政府都不好直接出面吊唁。”

    赵全福说：“那当然了，只能以私人名义去，因为全县一天要死很多农民，你们县长书记不可能都去吊唁，纪天平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人，领导的秘书过不了几年就是领导。”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纪天平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干部，跟我的私交也不错。我们晚点去吧，大白天去群众会有看法的。”

    赵全福说：“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现在就去。”

    但郑天良还是等到天暗下来后才跟赵全福一起开车去南店乡。

    从南店乡政府到纪天平岳父家的路很不好走，土公路上坑坑洼洼的，车子在路上像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乱扭一气，抵达纪天平岳父家门口的时候，郑天良发现了很多小车停在那里，他撤不回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

    36

    进屋后，郑天良发现黄以恒和宣中阳正在堂屋里对着纪天平岳父的遗像鞠躬，黄以恒和宣中阳三鞠躬后才发现了郑天良，郑天良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黄以恒却平静地说：“老郑，你也来了？我是在离开合安前听说了这件事，顺便来看一下。”郑天良说：“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黄以恒宣中阳跟纪天平握手后先走了。

    郑天良和赵全福对着纪天平岳父的遗像三鞠躬，脸上显得很沉痛，他们很悲伤地握着纪天平夫妇的手说“节哀保重”，纪天平夫妇身上缠满了白布披麻戴孝地说“谢谢”，郑天良和赵全福又到里间看望了睡在床上的纪天平岳母，郑天良当着纪天平的面将一个装有一万块钱的信封交到了老人的手里，信封上写着郑天良和赵全福两人的姓名，至于钱是谁出的，已经不重要了。郑天良声音悲凉地说：“老人家，你要多保重！”老人在床上哭得很伤心，手里的信封攥得很紧。

    香烟缭绕，屋场上摆了十几张桌子，一些和尚在超度亡灵，而乡邻们正在准备大吃大喝，在农村死人跟结婚一样，喝酒吃r是少不了的。此地当然不可久留，郑天良坐下来跟纪天平聊了几句后就告辞了。

    天已经彻底地暗了下来，还有车辆陆陆续续地前来吊唁，郑天良和赵全福出村刚上土公路，他发现迎面一辆车灯光很亮，赵全福骂了一句：“妈的，跟我错车还不关强灯，我也打强灯。”两个强灯对s，很刺眼，郑天良隐约发现车号是叶正亭的专车号，他还想仔细辨认，车子已经错过去了。他想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赵全福突然说了一句：“老板，刚才过去的车子好象是市委一号车。”

    郑天良在黑暗中冷冷地说了一句：“不是，你看错了！”

    郑天良对深秋的天气非常敏感，他常常在秋风的暗示下，产生一些人生如树叶飘零的伤感，这一段本来心情很亢奋，但今天参加了死者的吊唁后，这种糟糕的情绪又从内心深处窜了上来，他听到车窗外的风声正在夜幕下扫荡。

    转眼就是年底了，郑天良终于当选了全省“人民满意的十佳公仆”，省报头版刊登了“十佳”的大幅照片和事迹简介，郑天良在照片上笑得很灿烂，他的目光正在看着报纸外面的世界。颁奖大会那天，郑天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如此强烈的闪光灯从不同角度将他们定格在镜头里并成为一段光荣的历史。省委姜副书记在给他戴上授带的时候还说了三个字“祝贺你”，郑天良感到领导的手又柔软又温暖。十佳公仆们手里捧着证书肩上挎着授带面对在场的记者们的拍摄，郑天良感到自己戴授带很不习惯，大红的绸带斜挎在肩上，总有一种饭店迎宾小姐的感觉，他闻到了省委大礼堂里的空气有些浑浊和稠密，竟头上冒出汗来，后来郑天良回忆起这一细节时，觉得自己主要是内心比较虚，当时没有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

    郑天良回来后就被市委找出去谈话了，叶正亭黄以恒和市委组织部张部长共同找他谈话，郑天良被市委任命为临水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待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后任县长。郑天良有些意外，但他觉得离开合安也是一件能够接受的事，因为合安与他有太多的纠缠，他一走，那些能公开和不能公开的事等于也就一起带走了。那里的账等于是结清了，他走出市委大楼后，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和解放，这种感觉使郑天良对那个冬天的下午充满了感动。

    五十岁这一年，郑天良赶上了提正职的末班车。宣中阳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合安县委书记，县长将由市里派一位更年轻的同志担任，这个人就是叶正亭一年前刚提拨的三十二岁的市经委主任经济学硕士申文康。

    合安上下很快都知道了郑天良要调到临水县去任县长，县里各界都在为郑天良送行，由于一个星期后就要去报到，所以郑天良接受送行宴会的密度太大，有时一天要喝四五场送行酒。在这个空档，他还要跟宣中阳谈一下工作上的事。

    宣中阳说：“老郑，以后我们还要多向你们临水县学习取经，我们兄弟县之间要加强交流和合作，但是你不能将合安的投资商挖走，给我手下留情。”

    郑天良说：“宣书记，你以前是我的领导，今后仍然是我的领导，如果我们临水有同志来参观取经，你可不许保守哟！”

    他们说着一些很体面很轻松的话，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从容与自信。郑天良说：“临走前，我只有一件事，希望宣书记能帮一下忙，也算是我私人求你的了。”

    宣中阳说：“有什么话直说，只要能办到的，我决不推辞。”

    郑天良给宣中阳点上一支烟，说：“我这个人一般说来，从来不将公事私办的，但这一次是迫不得已的。你知道陈凤山已经五十三岁了，在下面干了快二十年了，一直没提，他原来跟我在实验区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身体也不好，跟我讲过多少次了，我都没理他，我走了，也就提出来请你帮忙。你看能不能将他平调到经委当主任，让他休养生息。如果有困难的话，随便安排一个岗位也行。”

    宣中阳说：“这么点小事，还不好办，正好经委主任老高退下来了，我马上就办。”

    郑天良说：“那就太谢谢你了，如果临水那边有什么事，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一定照办。”

    两人说得很轻松愉快。郑天良没有提到沈一飞和于江海的事，至于为什么，也许只有郑天良内心里清楚。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郑天良参加了赵全福在红磨坊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样安排等于是给了赵全福最大的面子，因为压轴的都是重头戏，就像歌舞晚会上，最后出场的都是大腕明星一样。赵全福邀请了全县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在红磨坊欢送郑天良赴临水县就任，宴会上大家都说着最美丽动听的语言赞美郑天良的丰功伟绩和优秀品质，郑天良听起来怎么都有点像致悼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的笑只能是僵硬地堆在脸上，而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

    就在送行宴会刚刚进行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大厅外面进来了几个不速之客。郑天良首先看到了脸色y沉的吴成业，这个县纪委副书记还是一副落难才子的打扮，身上的衣服又旧又暗，郑天良刚想上去跟他打招呼。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他打开公文夹问道：“你是郑天良吗？”

    郑天良正在接受着一群人的敬酒，他端着酒杯不知所措地说：“是的，我是郑天良。”那一刻，他的心里乱极了，所有敬酒的人都愣住了，他们端着酒杯无所适从。

    戴眼镜的人声音稳重而扎实地说：“郑天良，我代表省纪委向你宣布，从现在起对你实行‘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将你的问题交待清楚。跟我们走吧！”

    大厅里的客人们全都张着嘴，热闹的场面刹那间一片寂静，能听得见蚂蚁在油腻的地面上爬动的声音。所有的人神情恐怖地看着郑天良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

    郑天良此刻反而镇静了起来，他脚踏实地跟着几个人走了。在跨出红磨坊的玻璃大门的时候郑天良问了吴成业一句：“他们是不知道我在哪儿吃饭的，是你把人带来的？”

    吴成业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地说了一句：“不，是你把人带来的！”

    郑天良有点丧失理智地说：“我终于被你逮到手里了。”

    吴成业说：“不，你终于被正义逮到手里了。你说过，你的问题不归我管。”

    郑天良走出红磨坊大门后，他抬头看了一眼漆黑如锅底的天空，天空什么也没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凉的风。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灯红酒绿的红磨坊，他知道这可能是他留在红磨坊的最后一眼了，合安一切的人和事都从这个晚上消失了。省纪委的人很宽容地让郑天良站在那里多看几眼跳跃着物质光辉的霓虹灯，而吴成业打开车门说：“外面太冷，老郑，上车吧！”

    郑天良说：“我可以跟家里人打一个招呼吗？”

    吴成业说：“我估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不是让你去参加十佳颁奖会。”

    纪委的一个同志说：“你家里会有人去打招呼的，但不是你。”

    郑天良问吴成业：“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

    吴成业在车里说：“我不知道，因为你不归我管，你要是归我管的话，也许你注定不会吃上这顿饭，更不会坐上这辆车了。”

    这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一股寒流在越过黄河淮河以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

    一夜风声不止，第二天早上，合安县第一位上街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地上全都结冰了，地上的污秽杂物很不好打扫。天确实很冷。

    我舅舅郑天良的一生到这里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至于如何案发以及如何审判，很显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能做的就是将我舅舅郑天良从一个乡村兽医如何走向一个十恶不赦腐败分子的全部历程展示出来，至于如何评价我舅舅官场奋斗挣扎的几十年，那是读者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腐败分子的堕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我们平常所总结的那样草率，作为郑天良经历的叙述者，我必须直面他的灵魂以及他灵魂蜕变的轨迹，这不仅因为他是我舅舅，而是我对历史对真实的一种尊重和起码诚实的态度。而今天我们越来越缺少诚实，我们满足于肤浅的宣泄和情绪化的愤怒，在义愤填膺的发泄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像消费一次性筷子一样消费着腐败分子们的人生，这使我们忘记了官场和商场具有同样的性质，任何人也逃脱不了长年累月挣扎中的技术性生存所不可抗拒的游戏规则。官场也像足球场一样，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是最高质量的进攻，进攻有时导致了疏于防守，防守有时又让进攻成为虚构，这是是非非进进退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是郑天良的一生。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郑天良，我的任务就是让我和读者都尽可能地近真实。

    我舅舅郑天良是在二000　年九月二十九日被枪毙的，枪毙郑天良迎国庆，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这一年胡长青、成克杰在我舅舅之前就枪毙了，所以枪毙我舅舅的时候并没有在全省引起多大反响，而出租屋里的穷人们却对枪毙了小官很不高兴，酒也喝得索然寡味，他们都说枪毙一个副县长就像枪毙一个蚂蚁，我说那枪毙乡长村长又算什么呢，他们不说话了。

    我舅舅被认定的的受贿索贿款折合人民币是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孔令根和万源都证实的那几笔钱，另有二百三十万块钱不能说明收入来源，这就是说赵全福贿赂的钱还有其他企业送的钱以及逢年过节收的钱都没有全部招供出来，我舅舅死活不愿交待，检察机关说：“你不招也罢，反正四百万也够极刑了。”于是我舅舅就哭着跪在检察官面前说将钱全退了只求放他一条生路，检察官说你不退也是不可能的一切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话说得很原则，我舅舅就哭得更伤心。所有的腐败分子们最后都是要哭的，也都是要悔过的，包括胡长青成克杰都哭了，我舅舅郑天良没有理由不哭，只是哭得毫无必要，因为法律审判的时候从来都不以哭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刑，也不以忏悔书是否写得深刻而减刑。

    腐败分子们一生写得最好的文章就是忏悔书，情真意切，语言流畅，认识到位，思想深刻，诸如我舅舅在忏悔书中除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外，还写到了这样一些很有哲理的话：“家有万贯，也不过一日三餐；房有千幢，仅只睡一宿一床”。但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不想看到我舅舅的忏悔书，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但对他来说却是真实的废话。

    虽然忏悔书写得很真实也很煽情，但他对另外二百三十万块钱就是不愿说明其来源，这是在保护赵全福呢，还是想通过拒不招供企图减轻自己的罪恶呢？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有不能说明其来源的财产，但所有的忏悔书都写得情真意切，因此这种情真意切同样是虚伪不诚实的，胡长青成克杰是这样，我舅舅郑天良也是这样，他们是从一个山上下来的，行为方式极其相似，所以这也是我不愿写这个案子如何案发如何审查的原因所在，大报小报、网络、内参上每天都在刊登这样的案例，所有的案件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像克隆出来的一样，很无聊。我写的都是他们不写的或根本写不出来的那部分。

    我在河远的时候采访了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士，他（她）对我说千万不要将他（她）的真实姓名暴露出来，不然他（她）就没命了，如果我不守信用，他（她）会在临死前将我也杀掉，所以我信守诺言，绝不说出这个人的姓名。他（她）对我说，郑天良案子是从罗马假日花园突破的，为什么检察机关最后只确认了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说是沈汇丽和万源将郑天良出卖了，因为沈汇丽一直是黄以恒的情人，而且沈汇丽当年南下是因为黄以恒c足导致家庭破裂的，沈汇丽南下做生意的钱都是黄以恒提供的，他们的关系已经有十几年了，而郑天良却蒙在鼓里，上了沈汇丽的床。沈汇丽是县剧团的优秀演员，她和郑天良之间肤浅的爱情表演只是她演技的一个零头而已，被黄以恒牢牢控制着的沈汇丽实际上是黄以恒安c在郑天良身边的一个特务。她先是缠着郑天良为自己搞钱，当知道了是从中飞集团受贿后，沈汇丽为了日后能开脱自己，就坚持打了一张借条给郑天良，还留下了底根，这样案发后沈汇丽变成了借钱人，借的是郑天良的钱，而不是中飞啤酒公司的，郑天良与中飞公司之间没有任何这三百万的手续，他向孔令根借钱没有任何手续，因此受贿证据确凿。

    这是一个郑天良至死都没有看出破绽来的巨大圈套。

    这个人告诉我，郑天良案发后，沈汇丽很快就还了钱，而且付了利息钱，还款的钱当然是黄以恒提供的，所以沈汇丽一点事也没有，现在仍在河远的公寓里跟黄以恒喝着英国的威士忌，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对我说，他（她）亲眼看到郑天良枪毙的当天晚上，在夜深人静的凌晨一点半钟，从“梦巴黎”出来的沈汇丽钻进了黄以恒的车子，当时他（她）正在“梦巴黎”三楼的一扇玻璃门后面为一件烦恼的事情彻夜不眠苦苦思索。

    这件事是真是假我很怀疑，所以我只能把它当作一件传说来看待。不过，有两个细节似乎能印证一些这传说的合理性，一是郑天良那天在沈汇丽房间里看到的那个烟缸以及烟缸里男人留下的烟头，二是一直对卖啤酒厂耿耿于怀的黄以恒在沈汇丽已经拿到了中飞的三百万后出人意料地公开支持黄以恒以七百万美元的低价将啤酒厂卖给了中飞，卖厂的心情异乎寻常地迫切。这难道纯属巧合？

    如果这些传说以及我的胡思乱想是真的话，那么我舅舅郑天良在和黄以恒二十多年的较量中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不仅输掉了政治前途，还输掉了性命。

    据说，枪毙我舅舅的那一天，天空万里无云，田里的水稻丰收在望，温暖的秋风吹在脸上像女人的手抚摸过一样，只是郑天良的感觉已经非常麻木了。五花大绑的我舅舅郑天良是跟抢劫犯杀人犯qg犯一起，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到郊外刑场，先是一字排站开，后来有一个人将验明证身的牌子c到他的背后，他的头就不得不低下去，接着又在他后面腿弯处跺了一脚，我舅舅郑天良就情不自禁地跪下了，这时，他很困难地抬头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像盛开的棉花一样洁白，郑天良没有恐惧只有迷惘，他发现天空的颜色几亿年如一日，秋天总是那么和风日丽。临枪毙前他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他一生中许多令他刻骨铭心的画面，但最后一个画面却是女儿在深圳机场送别时的情景，他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周玉英，我对不起你！”这句话还没喊完的时候，枪响了，他感觉自己的后脑勺里像被钻进了一根奶油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