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 作者:肉书屋

    快捷c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多年的修炼才能达到的一种功夫；还有一种是各种各样形式的，所有日常的人都可以走入舞台，扮演各种角色。但现在中国只有一种舞台；一种给有功夫的演员提供的舞台。

    汪：现在你再也不怕舞台了？吴：热爱舞台了，热爱。（笑着站起）

    第四章　实验戏剧与影视（3）

    张元与宁岱的故事

    张元，男，满族，1963年生，江苏连云港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1989年自筹资金拍摄黑白故事片《妈妈》，1991年11月该片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大奖和公众大奖；1992年1月获瑞士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奖；1992年9月获英国爱丁堡电影节欧洲影评人菲普雷希奖；1993年2月获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影评人奖。

    1991年10月，拍摄崔健的第一个tv《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1991年，获美国有线电视网的tv大奖。

    1992年，拍摄崔健《最后一枪》、《一块红布》。其中《一块红布》获1993年美国旧金山电影节金门特别奖。

    1992年5　月，拍摄艾敬tv《我的1997》。1993年自筹资金完成彩色故事片《北京杂种》，1993年；该片获第22届鹿特丹电影节最有希望的导演奖；1993年8　月，获瑞士卢卡诺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奖；1994年，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以〃北京杂种〃命名。

    1994年，拍摄黑白纪录片《广场》，片长100分钟。导演张元、段锦川。该片获1995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波波立国际纪录片电影人最佳纪录片奖。

    1994年3月，拍摄崔健tv《飞了》。

    1995年元月，拍摄罗琦tv《随心所欲》。

    1995年，拍摄彩色故事片《儿子》，片长90分钟。

    张元是个很认真的人。为了尽快采访，我不断打电话、呼他，但他坚持要先看片子，再接受采访。

    在他夫人宁岱的安排下，我看完了他的所有片子，包括新近完成的《儿子》。《儿子》讲的是一家4口的家庭生活：爸爸疯了，妈妈要离婚，两个儿子都有各自的烦恼。该片演员（非职业演员）演实际生活中的自己。张元称《儿子》是一部纪实电影。

    张元也是个忙人。联系采访中，他曾两次出国（95年11月6日去夏威夷电影节；11月23日去澳大利亚参加世界纪录电影研讨会），采访日期因此不断后延。11月30日接受完采访后，他又为12月2日去巴黎签约在做准备。

    张元还是一个细心的人。见我为录音机音量小而发愁，他主动拿出自己的微型话筒接在了我的录音机上。

    汪：你曾说过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虚假，你是什么时侯开始注意到中国电影的虚假现象的？

    张：上学时有个最好的条件，是有机会看到国外最好的纪录片。中国电影缺少纪录片的历史，从49年以后，纪录片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宣传片的代名词。一般纪录片就是国外元首来访问，新闻简报式的，不把纪录片作为一种电影正经东西出现，这样，电影的记载功能就渐渐给忘却了。

    国外的影片，虽然在语言、故事上与中国电影有差距，但你会发现，那种生活的质感、当时的情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那么敏感那么真实，它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生活中潜在的质感。中国影片里的虚假不仅是文革造成的。文革前和文革中那种假大空的东西，简直使人忘却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谁？我们的本质是什么？第五代电影，在陈凯歌、张艺谋的片子里，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赋予电影更多的诗意，让电影承载了很多对历史的描绘和追忆，那种东西是神话式或寓言式的，比虚假还要可怕，因为它令国人不能面对现实。

    我在学校有机会为国外电视台做短的纪录片，拍片时我发现生活本身真实的东西在影片里非常有趣，这种不加修饰的不放进自己意念的自然流露的东西，对我来说更有感染力。所以毕业后拍《妈妈》时由于资金各个方面的限制，选用了一些和剧中人物非常接近的非职业演员表演，甚至用了很多真实母亲的采访。采访这些母亲时，每个母亲都流了泪，这不是演员能扮演的，不是剧情能完成的。

    感觉到生活质感、原汁原味的东西对我的诱惑，一开始是不自觉的，直到最近这段时间我慢慢发现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追求。看看这个社会，有多少虚假的东西？我们面临着那么大的一个谎言！所以我还要拍纪录片。

    汪：能谈谈鹿特丹事件吗？

    张：实际上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当时就是很多人去参加电影节，然后回来就听到了这些消息。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

    汪：听说当时还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张：是吗？是谁参加的？

    汪：说你们都参加了……

    张：参加干嘛？

    汪：有200名记者到场……

    张：是吗？（笑）忘了，我经常接受这样的访问……真忘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和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电影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是电影本身能够决定能够做到的。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家赋予电影的力量、责任、作用太重，对于电影参加电影节，对于电影的审查，对于电影宣传的东西看得过重，因为电影导演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拍电影，所能够完成的就是电影。我觉得电影永远不是一个宣言。

    汪：你可以不关心电影以外的东西，但〃处罚〃名单里有你的名字……

    张：即使这样，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能承受的就是这些，不管给我们多少不明不白的东西，不管给我们什么状态。我们象僧人一样，一辈子只能念这一个经，只能去做电影，不能干别的，干别的不会。你不能用其他方法去反抗，不能用其他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且要想拍自己的电影，只有这样做下去。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去逃避？你去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就超出了自己的范围。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拍自己的电影，至于一些冤屈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你就自己去承担吧。

    汪：现在去洗印时是否遇到麻烦？

    张：应该说是各个地方都有麻烦，可我觉得都问题不大。

    汪：是不是帮忙的朋友很多？

    张：也不是说朋友多，现在中国比较好的就是一个商业形态出现了。电影洗印厂、电影厂电影设备的各个方面，他们都知道电影毕竟是电影，再也没有人去认为电影是一个政治宣言的释放地。你看看我的电影就可以体会到，里面包含的仅仅是作为导演的一种个人表达，它绝对不是一个政治宣言，永远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承担的东西。艺术家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太薄弱了，特别是一些边缘艺术家（包括我的电影里所表现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这个社会多元声音中的一元，很小的一个方面。

    汪：你想没想过要退出目前这种状态？

    张：哪种状态？

    汪：个人的、独立的或者说是地下的？

    张：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不是个〃地上〃〃地下〃的问题，实际上边缘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这种状态，而且经常也有边缘向中心转移的情况，象美国最近很有名的导演塔伦·蒂诺，一开始也是独立制片，拍那种强力、暴力的影片，表达方式也是边缘状态的，但他今天已经变成了中心。我觉得一切都应顺其自然，就看你这个导演或艺术家是不是始终想把自己放在一个边缘状态，象日本前年获诺贝尔奖的那位作家，他始终希望自己坚持在边缘状态，天皇授予他的奖励，他拒绝去领，因为他希望自己保持在边缘状态。

    汪：那么你呢？

    张：我对我自己不表态。我觉得边缘艺术家有边缘艺术家的作用，当然我不反对那些主流艺术家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说到头来，我还是希望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导演也应该是多元的。

    汪：你曾说，你最希望的是拍出客观，不喜欢主观，你眼中只有客观，客观会给你力量……

    张：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我长时间在电影中讨论和实践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关系是我经常想的，因为我想追求电影的真实性。但是真实的生活在影片里有多少可存在？这种东西中的思辨过程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拍摄时你必须去选择，因为电影永远是导演眼睛中和心灵里的东西，不管他是在拍摄或是在选择什么，永远是他自己的主观精神，但对我自己来讲我又那么急切地迫切地需要客观力量。这之间的确是一个矛盾。

    汪：你在《广场》里拍了很多游人的镜头，那些游人知不知道你在偷拍？

    张：我觉得不能完全用〃偷拍〃这个词，因为即使有人看到我们在拍，他也不管。广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舞台，很多人都希望在这里尽情地表演，你看广场派出所所长讲的那段话，他说想自杀想游行想自焚想上访想告状都要到广场上来。你看1919、1966、1976、1989年，这些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大型表演都要在广场上展现，你说这需要偷拍？你到那个地方，就是把摄影机放在他脸前，他也不管你的事，而且我的摄影机是很大的。

    汪：中央电视台编导、记者采访的情形都被拍进了《广场》，这是不是你们事先联系好了的？

    张：他们拍他们的，我拍我的。我觉得他们是演员，挺好的，因为他们在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表演，恐怕有人拍我们的话我们也在表演。

    汪：你有没有拍片的长远计划？

    张：没有。

    汪：你的片子在国际上频频得奖，对你有些什么帮助？

    张：没有什么大帮助……只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得到了法国政府10万美元的奖励，然后我用这笔奖金拍了《北京杂种》。

    汪：你不认为得奖是对你艺术上的认可吗？

    张：（笑）我觉得恐怕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我总觉得我的电影更应该在中国放映，中国人对我的电影肯定更有感觉。我敢相信这一点。象《北京杂种》这部片子，如果刚拍出来时就在国内放映，那里面的感觉绝对是外国人体会不到的。

    汪：现在北京有一批象你这样的〃个人电影〃制版权所有，请谈谈他们的情况……

    张：我认为这批人的主要成就还是在纪录片上，象吴文光、蒋樾、温普林、段锦川他们，还有《我毕业了》，在纪录片领域里开发了一些新的东西，完成了一些过去中国纪录片里没有完成的东西，这是应该引起相当的重视的。电影也拍了一些，小帅的《冬春的日子》、何建军的《悬恋》、邬迪的《黄金鱼》等。这批人里，小帅已经从边缘向中心转移了，他去了田壮壮的吉光公司，现正在拍《越南姑娘》。

    汪：你会去类似〃吉光〃这样的地方吗？

    张：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题材，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体会没有这种愿望。

    汪：下一部准备拍什么？

    张：正在做一个计划，准备拍一个爱情题材的电影故事。宁岱，女，1958年生　，生于天津，长在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班。故事片《找乐》的编剧。

    1993年，拍摄纪录片《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停机》），片长60分钟。此片去过20几个电影节。

    宁岱曾c过队。从北京长途电信学校毕业后，做过5年机房工作人员。她喜欢学医（因为喜爱白颜色），但没有如愿。85年她辞职报考了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班。毕业时，学校要她去广播电视大学报到，她去了，但人家说我们没向电影学院要毕业生。于是她就一直等分配，这期间她去过意大利，学习西方电影史。回国后，做过电影学院西方电影史的代课老师，但最后也未能成为该院的正式员工。〃可能因为是女的吧。〃宁岱这么说。

    至于张元没单位的问题，宁岱的说法是：〃当时北影厂先要的他，八一厂也要他。他想去北影厂，但学校不同意。那会儿他正在拍《妈妈》，感情上也不想去八一厂。我也不同意他去，你想想当时那种气氛。等他拍完《妈妈》去八一厂报到时，人家告诉他报到期已过。〃

    虽说宁岱、张元是两个没有单位的人，但他们搭帮过日子的家却井井有条。桌上的剪接机、码放整齐的胶片盒、启动着的电脑与传真机，无不告诉来者，这里除了是家，更是一个工厂、一个办公室。宁岱说他们没有星期天，〃以前没有双休日还不觉得，现在别人休两天，就觉得自己太辛苦了。我和张元经常讨论什么时侯得出去玩一玩儿，休息休息，可这个休息日总得往后推。好不容易有一天，两人都觉得这一天无事可做。就兴冲冲出门，准备轻松一天。但半路上张元说我们去保定吧，下一个片子想在保定拍，为什么不利用这一天去看看外景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保定。张元说他在北京期间从来没专门玩儿过，象长城这样的地方，都是利用拍片之余顺便看一眼就算玩儿过了。他是工作狂，经常是一段时间里做好几件事情，有时只做一件事情时，就算是很闲的了。拍片时劲头十足，等片子一拍完，人就病了。〃在毕业后6年的时间里，张元拍了4部电影与10几个tv，宁岱拍了片子编了剧本写了小说写了书。

    《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是宁岱拍的第一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片子。宁岱说，这部片子现在叫《停机》，纪录的是关于张元导演《一地j毛》被迫下马的事。当时，正赶上鹿特丹电影节来问片名，因为片子还未完成，就说了说大意，于是电影节就给译成这么一个片名。

    宁岱说，策划《一地j毛》那段时间她正好无事，就被策划者叫去负责该片的宣传。于是她拍摄了《一地j毛》的筹备及开机的镜头，准备将来播广告时用。事发后，他们都感到意外，〃由于已拍摄了一些内容，我想何不继续拍一下这件事的结果呢？〃就这样，宁岱成了纪录片《停机》的导演。

    《停机》的整个内容是以字幕（黑底白字，象从前的无声片）串下来的，有如下一些──

    1993年10月21日，《一地j毛》开机。

    10月28日清晨，剧组接到电话，上级主管部门通知高山，因为《北京杂种》参加东京电影节，所有影视机构不得与张元合作，同时电影制片厂撕毁出租灯光及摄影机的合同。

    摄制组工作停顿下来。

    11月1日，剧组退还器材，人员回家。

    影片共拍摄6天半，三处场景加秋天空镜，共21本，76分钟。

    1993年11月28日，录音、美工、女主角、摄影、制片、副导演先后撤出，《一地j毛》剧组解散。《停机》里，剧组成员个个心事重重──

    男主角陈道明说：〃感觉不舒展，很不愉快。〃投资人高山（天津文化发展实业公司总经理）觉得应该考虑换导演继续拍摄的可行性。《一地j毛》小说版权所有刘震云表示，如果停拍，大家感情一场还是值得。导演张元说：〃我最难受，几个月来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因为这个原因停下来，真的很难受。应该换导演，坚持拍下去。〃

    围绕张元〃下马〃这件事，一些自由文化人（包括做〃个人电影〃的导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是《停机》最精彩的片断──

    崔健（摇滚歌手）：艺术家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艺术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享有创作自由，这是一个人的权利。

    唐大年（自由撰稿人、《北京杂种》编剧之一）：无论如何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创作权利。

    牟森（独立戏剧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法律？根据什么做出这种决定？谁决定的？

    何建军（独立电影导演）：解决的办法是明确一种法规。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独立制作电影，随时都会遇到这种困难或现实问题。

    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我不知道张元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怎么去做。如果我想继续拍这个片子，我一定不放弃。很简单，如果拍一个电影，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就象作家写一本书、画家画一幅画，这是个人的权利、需要，就象吃饭睡觉拉屎一样。你可以不让我的片子放映、参加电影节，但是我想拍电影你为什么不让我拍？如果我不理解，我特别想拍，一定要去做。这是我特别想说的，但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怎么去做，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我没把这件事看得象出了大事不得了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随时准备了一把伞。就象有一天要下雨了似的，下雨了，就把伞打起来。但是，路必须走，除非你不出门，坐在沙发上睡在床上做梦、看天花板。如果你要出门，就必须该知道外面下雨你怎么办。张元说这样可以多睡一个小时觉了，我想他睡不着，他生下来就想拍电影，做梦都想超过他认为牛b的那些导演。

    《停机》中，张元就〃下马〃一事，说过两次话──

    一次是在剧组里，他对大家说：〃毕业以后我没去任何一个单位。从准备做《一地j毛》起，开始了解整个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状况，我突然感觉到虽然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弄这个片子时，每一天头脑（都）沉溺于每一个人之间的结构当中去。剧本本身实际上给了我一个紧箍咒，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它还是在框着我。事实上呢，也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做电影，然而广电部却下了一个文，不许我导演。我感觉我虽然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一个个人制版权所有，但还是在一个大的体制中被框住了，我觉得真是一个悲剧。〃

    另一次是在位于西单的他的平房屋里：〃为什么会下马？形式上最直接的原因是上面不让拍了，实际上是对我过去两部电影制作方法的否认。我现在不能想是哪一个直接的事情，是不是我常去广电部电影局交流就可以拍下去呢？如果我好好去协调会不会出现《北京杂种》这样的影片呢？肯定就没有了，《妈妈》这样的影片也不会有，而且今天我也不可能去拍《一地j毛》。很多东西我完全想不出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如果完全去那样做，是不是我想做的电影呢？所以说现在不管做什么样的假设或结论，只能自己坚持待下去或活下去。有机会再说，当然是自己去寻找机会。没有人会送给你机会。〃

    宁岱拍完此片后，又将《一地j毛》停拍的详细经过写成了书，共20万字，书名也叫《停机》，但至今未找到出版商。〃我觉得这件事根本不是什么官方与非官方的矛盾、冲突，就象文革中的许多悲剧一样，纯粹是知识分子之间你争我夺造成的。这件事反映了电影界内部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的导演见别人得奖就不舒服，在国外到电影节上去捅，回到国内到电影局去告……很多外界不知道的事情我都写进了书中。〃

    宁岱说她是个有话就想说的人，如果一段时间写不出东西就感到痛苦。

    《停机》完成于1994年元月，正好参加2月的鹿特丹电影节。

    第四章　实验戏剧与影视（4）

    自己的电影何建军

    【简历】何建军（又名何一），男，1960年生，北京人。9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1993年，拍摄黑白故事片《悬恋》（又名《红豆》、《世纪末的对话》）。1991年，拍摄彩色纪录片《自画像》，片长23分钟。两片均于1994年2月应邀去荷兰参加第23届鹿特丹电影节。其中，《悬恋》获国际影评人奖，去过10几个电影节展映。

    1986年，拍摄纪录片《一个朋友》，片长20分钟。

    1994年元月至95年2月拍摄《邮差》。该片去过20多个电影节参展，在2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获金虎奖（青年导演奖），在95年5月新加坡电影节上获gold奖。

    何建军是82年开始接触电影的。高中毕业后，他一直在家待业，临时性的在报社干过、做过建筑工人。后经人介绍，去黄建中的《如意》剧组干杂活，从此，再也未与电影分离；并与一连串第五代导演结缘，在　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导演的影片中，何建军先后做过《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蓝风筝》等多部影片的副导演。

    与第五代导演合作的10年里，他边干边琢磨，〃渐渐形成一种连自己都不能抗拒的心理，即用电影说话，用电影关注今天现实生活里的人。〃86年，他用积攒的钱租来摄像机，和几位朋友合作拍了第一个短片《一个朋友》，拍摄时间是两天，拍摄经费为2000元。这个片长20分钟的纪录片，录下了星星美展画家米丘在国内的最后一次画展。〃看到自己对电影的想象和曾经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及人物，变成有声音有画面的东西，心底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刺激。〃

    〃为了去验证那些曾经思考过积累过的有关电影的东西〃，88年，何建军去了电影学院的导演进修班。

    91年，他拍了纪录片《自画像》，片长23分钟。这是他的第二个短片。片中纪录了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裘沙对身世的诉说及他的一次画展。裘沙先生除了是位画鲁迅题材的画家外，还是一位历次政治运动都受冲击的知识分子。

    93年元月1日，何建军的第一部故事片《悬恋》开拍。他是用拍广告片和妻子筹来的钱买的胶片。那时一本黑白胶片（国产乐凯牌）是300元，他买了30本，而一般需要40本。当他买完胶片，兜里只剩下了五千元。但他还是开机了。

    《悬恋》的动机来自何建军中学时代的一个事件。用何建军的老师韩小磊的话来说，《悬恋》是何建军对童年的一次记忆的终极萦绕，他一直想表达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脆弱、敏感、自身免疫力的缺乏。

    《悬恋》的故事是：某所精神病院年轻的男护理员，因看过年轻漂亮的女病人的病历，然后两人之间发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纠缠……

    片子的场景设在国棉三厂职工医院。女主角由史可义务出演。〃这样一部电影，如果没有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热情相助，我想是拍不成的，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拚命工作，有人甚至掏出自己的钱来援助拍摄。我深深觉得这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合作，这是年轻人在用电影表达着对生存的体味。〃何建军说，此片得以完成，与中国东方文化发展中心总经理萧鸣（萧军的长子）的大力支持分不开。萧鸣在看了样片后，说他至少有10年没看过黑白片了，听说了片子的处境，马上拿出9万元钱，作为完成后期制作的费用。

    94年元月17日，何建军的第二部故事片《邮差》开拍。同年3月，前期就结束了。〃但做后期时很费劲，当时剪接是在北影厂，广电部的文件一发，北影厂就把我轰了出来。洗印中心也赶我。后来只好出去做的后期。直到95年2月，这部98分钟的片子才最后完成──是在飘流不定中完成的。《邮差》共用70万元人民币，其中鹿特丹电影节和香港的朋友赞助了60万元。〃我采访何建军那天是95年的11月3日，他说此刻《邮差》正在夏威夷参展。

    谈到〃个人电影〃，何建军认为：〃中国应该允许这种实验性的、不走市场的电影存在。允许个人拍片，才能出现活跃的电影文化；太统一了，就显得单调，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就不想看其它片子了。广电部对鹿特丹电影节事情的处理是欠考虑的。别人有没有解除&039;封杀&039;我不知道，反正我至今还未解除&039;封杀&039;。我拍电影是要表达对电影、对生活的积累。我拍片没想过要走向市场，10万块钱的片子怎么去跟人家的大投资竞争？而不走市场，我干嘛要花30万去买厂标？〃

    他也承认，个人拍片有很多困难，由于与现行管理体制发生冲突，自然会引来一系列麻烦。但他表示还得坚持这种做法，因为毕竟可以不受限制地做电影。我问他，如果有电影厂接纳你，让你成为厂里的一名正式职工，你干不干？他回答：那我还得想想我去那儿能干嘛，如果天天让我坐在那儿，那我还不如呆在家，把名额让给别人。

    问在国内导演中他服谁，他说谁也不服。〃swyc〃（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简历】这是一个由几位年青人组成的摄制组。〃swyc〃是这几位年青人各自姓氏拼音打头字母，也是英文〃结构〃（structure）、〃浪潮〃（we）、〃青年〃（young）、〃电影〃（　cea）的打头字母。该小组成立于1991年6月。

    代表作《我毕业了》，拍摄于1992年7月5日至11日，参展1994年鹿特丹电影节。

    我在一家电视台的审片机房里，独自一个人静静地观赏了这部不可能在我们的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以下是我边看边做的笔记──

    字幕　　swyc

    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上黑下红的底色，推出片名：

    毕业

    he　graduated（可译为〃我毕业了〃）

    黑底上出现：

    你找不到我

    你就是找不到我

    你怎么也找不到我

    海子（加黑框）

    飞驰的列车。

    吉它伴奏的歌声和独白：亲爱的人，再见再见……

    学校大楼前堆放的行李。

    广播里播音员：人才市场……

    一个小饭馆。

    字幕：这是北大校园唯一不经检查可进去的入口

    镜头从饭馆后门进入校园。

    昏暗的楼道，宿舍。

    镜头对准了一位男生，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我刚拿到了西洋文学学士证书，拿到这个证书我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是混过来的，所以才激动……

    人物定格。画面右下方出字幕：l。d，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生，将分配到……

    又一位男生说：北大是管得最松的学校……

    邮电学院一位男生：现在社会上还是以左为主。

    清华大学一位男生：虚度了光y。

    他说他最喜欢海子的诗《祖国》，他深情地朗诵了这首诗。因为他坐在上铺，镜头拍不到他的表情（以后他多次出现，一直是这么拍）。

    他将分配到天津某机械厂。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h。j。g，自杀未成后，退学去了西藏。〃按说89年就该毕业或者退学，经历了学潮后，就感到应该与这种制度这种人生做一种了断……〃

    校园里拿手机的警察。

    广播里的声音：对刑事犯罪……

    字幕：北大校卫队办公室

    工作人员与被发现的私自进校拍摄者的不太激烈的对话。

    工作人员往校办打电话请示。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晚会。

    舞台上，校园歌手唱着自己写的歌：……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开……

    笑声，掌声。

    露天广场，江湖艺人在耍猴。

    看客津津有味的脸。

    清华大学那位坐在上铺的男生：现在就是自个儿拿自个儿开涮，自尊心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但我们却不配拥有……

    一位男生：有时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打不起精神来，没精神结交新的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挫伤了我的感觉。

    校园里，一群用自行车背着行李的大学生齐唱《大约在冬季》：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知在何时……

    戴耳环的女生（中央美术学院）回答有关爱情的提问：……为爱可以付出，但害怕婚姻，可以同居或试婚……

    北大的男生谈爱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男生：在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我想我的爱人同志……

    清华大学女生：我能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同居什么的，现在谁要是拿这种事当新闻来议论，层次就太低了……

    清华大学男生（在上铺者）：在清华男多女少，对清华的女生（笑）……人们有这样的话，如果长得漂亮读书干嘛？你可以想象清华的女生……

    中国人民大学一男生说到yj的尺寸与性高c的关系。

    北大男生说他们当中90％是处男，因为北大女生叶公好龙，吻吻摸摸可以，再进一步就不行。

    小饭馆里一群大学生在聚餐，他们在吉它弹奏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音调中齐念一首打油诗：唧唧复唧唧，大伙儿念外语，念着abc……（打油诗很长，说的是学着外语想出国却无法出国的心态）

    行李堆中，身子趴在行李箱上填写行李单的大学生。

    油印机，红色t恤被印上黑字〃我毕业了〃。

    北大男生：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不愿出国，我最喜欢的语言是汉语，而不是我学的法语，我热爱祖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清华女生：想出国，但没有亲戚在国外，我觉得这种规定是没有道理的……

    北大男生：干嘛出去刷盘子，被资本家剥削？（记者的画外音：难道你不想学有所成然后回来报效祖国？）祖国？祖国，你妈的是很狭隘的地理概念……

    天安门广场。士兵整齐的脚步声，脚步声中不时夹杂一个嘶哑的、有节奏的女声：祖──国──！

    升降旗仪式。围观的群众。血红的夕阳。士兵脚步声。嘶哑的有节奏的女声：祖──国──！

    清华大学女声：〃六。四〃，亲眼目睹……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男生：〃六。四〃促使我们冷静地思考问题。

    一群毕业生倒数着数迈出校门。

    空空的楼道，宿舍。

    墙上的字、画。一扇门上写有毛笔大字：哥儿们一路平安

    月台，送别场面。几个毕业生在台阶上边弹边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让我再看你一眼……

    男、女恋人愁脸相对。男生欲吻女生，被女生轻轻避开。

    一位女生独自在哭。

    一群男生在唱自编的歌。

    开车铃声猛然响起。大学生情绪激动地唱：送战友，踏征程……

    列车开走。

    空空的铁轨旁站着一位男生。

    片头的歌声起：亲爱的人，再见再见……

    在歌声中念诵歌词：……如今我无法无天成了无业游民……

    歌声与念诵一段交替一段。

    长安街昏暗的夜景。

    歌声渐隐，马达轰鸣声响起。一群奔跑着的大学生的画面定格。

    黑底字幕：1992年9月田壮壮

    【简历】田壮壮，男，1952年生，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代表作《盗马贼》、《猎场札撒》、《蓝风筝》、《摇滚青年》、《鼓书艺人》，　1993年成为自由职业者。　1995年初重新回厂；成为北影下属的北京吉光文化传播中心总经理。

    田壮壮声明：〃我没有做过&039;个人电影&039;，我拍的所有片子都是有厂标的，《蓝风筝》也有。〃

    对于23届鹿特丹电影节的所谓〃七君子事件〃，他说道：〃别人怎么去的我不清楚，我是从法国去的（当时携《蓝风筝》在法国参展）。电影节期间，还为我们组织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目的是想为我们争取在中国拍片的权利之类。对此我心里非常反感，这不是生把我们往死路上吗？当时还去了200多个记者，报纸上也热闹得很，你想这么大的事领事馆的人还能不往国内汇报？果然，回国后，就听到广电部处罚我们的消息。〃

    问《蓝风筝》为何没通过审查，他只简单回答了一句：〃说是拍得与剧本不符。〃

    《蓝风筝》于1992年拍完，片中的故事从1953年一直讲到1966年。

    田壮壮的又一个声明是：〃我不是很提倡&039;个人电影&039;。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是把电影当成意识形态来控制，你拍片没有厂标，你说你只是拍片，搞的是艺术，官方也知道你是这么回事儿，但还是不能接受，他们不想让事情复杂化。另外，拍电影不便宜，要花很多的钱，一部片子怎么说至少也要六、七十万，你弄个十万块钱就拍了出来，那质量能不糙吗？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与张元的《北京杂种》都有这个问题，我跟他们也交流过这个看法。没有厂标的片子也无法进入市场发行渠道，资金回收不了……总之，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认为&039;个人电影&039;是一条死路。〃田壮壮说，很多导演一辈子也拍不上几部电影，连郑d天也是。年轻人刚进厂，拍不了是正常的。

    我说报纸上讲你正积极扶持第六代呢，他笑着说：〃什么扶持，那是瞎掰，能帮多少忙帮多少忙吧。〃王小帅

    【简历】王小帅，男，1963年生，山东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分配至福建电影制片厂。1994年成为自由职业者。

    1992年7月至1993年5月，拍摄黑白故事片《冬春的日子》。1994年11月20日，在希腊的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上获金亚历山大奖。已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收藏，1995年英国bbc评出电影史上100部代表作；该片入选。

    1994年9至10月；筹资拍摄完成彩色故事片《大游戏》前期工作。

    王小帅是最后一个被采访者。因为去武汉拍《越南姑娘》，王小帅直到96年元月7日才露面。

    王小帅租住在北京车公庄北里一栋旧楼房里，一居室，月租金500元。屋里很冷，点了一个电取暖炉。灰暗的墙上贴满了各电影节与《冬春的日子》的宣传画报。

    由于拍《冬春的日子》借了不少钱，王小帅说他〃到现在还在还钱，赚了就还，赚了就还，永远是他妈的赤条条〃。挣钱的途径主要靠打工干活，电影节的奖金只有一点点。当初拍《冬春的日子》时，他为了省钱，给影片定下黑白的基调。为买到便宜的胶片，他奔波于北京与保定胶片厂之间。那时他住亚运村，先从那儿骑自行车到丰台站放下自行车，混进列车，再想方设法逃过列车员的查票。在保定住时，也没花一分钱。〃不敢花钱，心里想的是如何节省每一分钱。〃

    也是由于《冬春的日子》，94年2月，他得到了第23届鹿特丹电影节的邀请。这是他第一次携片出境。〃我不象张元，那时我很纯，咱也没什么前科。第一次出去嘛，也感觉不到这些，只觉得一切很新鲜，注意力全在见识见识上。后来就听说中国这边不让放片子。但作为电影节，这牵扯到很多经济上的事情，而且它的日程早已排好，与个人不搭界，我也无权做什么决定，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一样的。于是，片子还是全放了。属于y差阳错吧。这个事情直到我们离开电影节，也没得到解决。那次，去的导演还有田壮壮、张元、宁岱。有新闻发布会，还有一些记者的个别采访。鹿特丹电影节，现在在世界电影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这种交流很有意思。后来我还去过一些电影节，看到了很多独立制作的影片。这种做片子的方法，与世界上做电影的方法，很容易接轨。以个人独立制片形式为基础为单位为元素的片子，参加电影节的机会很多，作为导演就有机会出去看看。〃

    一个月后，94年3月12日；广电部下了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就一批导演私自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一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