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1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1

    2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明国”1。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贻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1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1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21

    2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贻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奠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贻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贻发表“奠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贻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1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1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3日。

    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1。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2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4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123

    4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

    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6日、7日。

    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量来推动谭延贻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贻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贻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贻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贻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贻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贻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1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

    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贻、赵恒惕之流。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1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1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

    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1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1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四、建党初期的实干家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一九二○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这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1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1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一九二一年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

    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

    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

    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1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21

    2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页。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1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年十一月。

    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

    “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2。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1

    2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一九二○年十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一九二○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道：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一直十分认真地对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蔚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仍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1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2

    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3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12

    3《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

    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

    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1。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