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十多年后同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到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革命根据地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毛泽东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号通告中，提出了要实行“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所谓“傍着发展”，就是“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建立新的红色区域后再促进它去发展”。红四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条工作路线作了这样的具体说明：“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凡有党或有一小点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同这相反，“无党的地方，红军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组织，建立党，不怕你作半个月也好，作十天或两三天也好，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没有了。”1这也就是毛泽东历来所说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显然，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线。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同时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

    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1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十、反对本本主义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

    这是他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那样容易取得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争议经常发生，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严重地妨碍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种争议，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它同上级领导机关（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

    毛泽东在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原上去探索。这种争议多次地反复地出现，自然引起他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

    这个认识过程，正如他以后在《实践论》中所总结的：

    “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他看来，认识开始于实践，认识又有待于深化。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样就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飞跃很重要：“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毛泽东正是从“反复了多次”的事实中看到：这些争议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只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这两种不同思路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当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个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形式主义，也就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去执行上级指示。

    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查当时环境”，“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11毛泽东致湖南省委转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

    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也是如此。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在当时情况下要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引起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些人坚持设立军委的理由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

    但这些说法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毛泽东还指出，这些人攻击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他从争论中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并且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1

    因此，他在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案时，把“唯心观点”列入需要纠正的“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写道：

    “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1毛泽东复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三条：“（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1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复杂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周密而系统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

    “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在这以前，毛泽东曾作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社会调查，湖南那五个县是大革命时代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做的，但这些材料因为马日事变和井冈山失守而损失了。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一九三○年五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这样长时间的停留，在红四军1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是少见的。

    毛泽东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还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过：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1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2

    和进行寻乌调查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1

    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页。

    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接着又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文章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整个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不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毛泽东及时地指出，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所进行的寻乌调查，便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自然是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的。文章中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它已经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三月十一日，毛泽东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

    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确实是他“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后”才产生的，反过来又可以使他更自觉地用来指导此后的实践。

    一九三○年六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分兵发动群众。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正式形成，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民主政权已先后成立。根据地人口约八十五万人，占闽西各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并且出现了具有生产互助性质的耕田队。毛泽东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成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品的合作社，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南阳会议。

    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汇报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半年来的形势和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讨论了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对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

    以后，毛泽东在这年十月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

    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

    第二年二月，毛泽东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有关通告的精神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当地农村工作面对的实际问题：“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田没有分定。信中说：“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2这样，又纠正了井冈山以来《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探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1

    2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年2月28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第二手材料，轻率地决定政策。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离开这一点，便谈不上真正理解毛泽东。

    1《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嘲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嘲，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1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21

    2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1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2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3尽管12

    3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1。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1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1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1《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

    “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1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1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1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1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1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

    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21

    2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