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十五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1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

    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1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掺望》周刊，1986年第40期。

    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

    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1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1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16、十五、长　征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十月二十一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十一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十一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追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2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1

    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3页。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

    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

    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

    1《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2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312

    3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24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3页。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1

    红军主力西进，在十二月十五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十八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

    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1《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

    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

    “不要理他（指李德）。”2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1

    2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连连道谢含笑而去。”1

    一九三五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2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3王稼祥回忆道：“一12

    3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6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5、56页。

    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1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2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一月七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九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1

    2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8期。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

    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1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

    “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1《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14页。

    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1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2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

    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1

    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7页。了翻《孙子兵法》。”1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1

    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1月12日。

    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1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

    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2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1

    2《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70页。

    《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4页。

    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1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二十七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1《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61页。

    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二月八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1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1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1页。

    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二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三月十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

    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1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2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三月十六日下午至十七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二十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二十日下午，党中1

    2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1月22日。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69页。

    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1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三十一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

    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1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1935年3月20日。

    是红军主力，攻克氚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1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她因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经检查，发现挂花十七处。她苏醒后对赶来的毛泽民夫妇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

    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2毛泽东赶到，她又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对她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3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12

    3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8页。

    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四月二十八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

    “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谓巧获呀！”1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1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1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