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作者:rouwenwu

    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1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2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

    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3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12

    3《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8页。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电，1948年7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1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2，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3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12

    3中央军委致彭张赵，并告西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7月30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

    “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1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2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1

    2毛泽东致林彪电，1948年8月20日。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1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2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1

    2中共中央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电，1948年7月17日。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1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

    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1毛泽东致李济深等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1948年8月1日。

    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1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1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1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

    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2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1

    2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

    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1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2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1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8年9月。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

    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

    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1这些从实践中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

    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

    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三个整编师的九个旅和非正规军五个保安旅等十万余人，依托济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他在八月十二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

    “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1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1中央军委致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8月12日。

    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以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1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1中央军委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11日。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八天的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同一天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

    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正如朱德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三十七、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上）

    人们期待已久的战略大决战终于来到了。

    这次大决战，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多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历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那种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当决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这场大决战，是从辽沈战役开始的。

    为什么毛泽东要选择东北战场作为这场大决战的起点？

    叶剑英作过详细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1那时候，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共五十五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三十万人，自身也迅速壮大，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五十三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一百万人，经过近半年的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很大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说：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他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着重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21

    2毛泽东致林罗刘，并朱刘电，1948年2月7日。

    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6、7页。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当时毛泽东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决断。林彪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并在周围有若干据点的锦州却顾虑重重，担心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并在四月十八日报告军委，强调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先打长春，而又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1五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

    七月二十日，林罗刘将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后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2的意见上报军委。二十二日又致电军委：“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3毛泽东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在二十二日深夜复电林罗12

    3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7月22日。

    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7月20日。

    毛泽东致林罗高陈李刘谭电，1948年4月22日。

    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上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1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为了将傅作义主力向西引开，以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八月三日在西柏坡召见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他们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泽东先让聂、杨看了由他起草的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三十日给林罗刘的两份电报，在聂、杨表示完全同意后，毛泽东宣布组成华北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部主力拖到平绥线，配合东北作战。并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成武回答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泽东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出解决困难?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