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作者:未知

    ，以备日后行贿或作为礼品送人。hubaowang包拯在端州任上，命令工匠按进贡的定额制造，一个也不多收，所以他在离任的时候，敢说“不持端州一砚归”，一时传为佳话。包拯做官公正廉明，远近知名，他被赵祯召进京城做官的时候，已经40出头，为人稳重、做事老练，不管承担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引人注目。他初做京官，是当监察御史。以后多次调动，或者是在东南各地当地方官，或者是在京城里面当监察官，总的说来，是一路顺风，稳步前进。到了公元1056年担任开封府尹（首都市长），1058年担任御史中丞，已经是他晚年。他于1062年去世，当时的职务是枢密副使。

    从来都说清官“铁面无私”，铁是黑的，所以舞台上的包拯都化妆为一个大黑脸，成为铁板一块，以说明他的不可通融，不讲人情。其实包拯一生做事都很有人情味。从官修史书、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各方面来看，包拯都没有“门进难，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作风。《宋史?包拯传》中说：“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过去老百姓要到开封府告状，先得托人写好状纸，由衙门小吏代为投递，辗转费时，小吏就能从中敲诈勒索。包拯做开封府尹时，一举打破了这条规矩。他规定老百姓要来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只要鼓声一响，府衙就得大开正门，让老百姓直接上堂告状。这样，衙门小吏就没有了敲诈勒索的机会。开封老百姓奔走相告，真想不到当时的“上访”竟会如此方便。

    赵祯把包拯调进京师，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直敢言，叫他当个言官（谏官），既可以对朝廷大政提意见，提建议，也能对重要官员进行监督。包拯的确不负赵祯所望，只要他觉得自己所说的问题有理有据，对皇帝也敢力争，有时候争得唾沫横飞，溅了皇帝一脸。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觉得他们君臣契合，传为美谈。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居住的地方。开封府尹不过是个从三品，而京城里面一二三品的高官至少有好几百家，有些衙内、豪奴倚官仗势，任意横行，开封府的官员们慑于权势，不敢去管他们。赵祯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意整顿一下，决心动用包拯这张王牌，对那些经常横行霸道的人，给点颜色看看。包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向皇帝打了包票绝对依法办事，绝不后退一步。经过几个回合，包拯旗开得胜，在开封府名声大振。对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人，说抓就抓，说判就判，对于说情的人，一概不理，还要追究责任。当年夏天大雨，开封城里的惠民河阻塞，河水泛滥，街道淹水，行人受阻。包拯经过调查，知道这是有些权贵侵占河道修建花园、亭台所致。他急如星火，连夜查卷，追查非法建筑物的产权，对于没有产权的建筑，一律强制拆除。那些业主说情没有人理，送礼没有人收。最后一直闹到皇帝那里去，皇帝推托说：“包拯这个人的性格你们是知道的，他只要有理有据，一定会蛮干到底，我说的话他也不会听，我也没有办法。”在皇帝那里碰了钉子，这些权贵也只好灰溜溜地同意拆房子。从此，“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书包网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6）

    经过包拯一年多的整顿，开封城里的面目一新，秩序井然。赵祯所希望于包拯的，也不过如此。这样一做，至少可以治标，改变一下京城的面貌，至少可以树立一个清官的样板，让全国别的城市跟样学样，扭转一下社会风气。至于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问题，那就要治本，要进行变法，不是这么君臣几个人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得了的。

    民间传说里的包公，小说、戏曲里的包公，长期以来被神话了，被美化了，被拔高了，被夸大了，这些包公，已经不是包公的真面目，可以说是已经进行加工了的假包公。不过这些假包公也反映了一种真实，那就是一千年来广大老百姓（包括海内外华人）善良的愿望。

    就是某些貌似荒诞的神话故事，也是在老百姓的善良愿望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包公死后成为阎罗王的故事，就是来自当时的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就是说，对任何官员都可以打通关节，就是对阎罗王和包公打不通。说书者和演戏者因此就会想到：在阳世里老百姓有冤难伸，受屈而死，死后就会成为冤死鬼，进入阴间的枉死城。年深日久，枉死城鬼满为患。何不请包公去兼个职，日理阳，夜理阴，两头兼顾，让许多冤死鬼沉冤得雪，早日投胎重回人世。不过这样一来，包公早晚会被累死，不如让包公在百年之后，去当专职的阎罗王，这更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在人世间找不到包公，死后也可以找，如果他当了专职的阎罗王，那不就更好找了吗！

    在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间，某些官员在飞黄腾达之后，忘恩负义，停妻再娶的故事颇为不少，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活捉王魁》等等皆是。老百姓同情弱者，痛恨忘恩负义的人，总希望有个青天大老爷出来主持正义，把他们狠狠打击一下。如果这个忘恩负义者来头很大，老百姓更希望有个不怕惹火烧身的清官来摸老虎屁股。包公严惩陈世美的故事恰好满足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不胫而走，长期流传。

    在这个故事里，老百姓考验了包公——看他敢不敢触动皇亲国戚；也考验了皇帝——老包敢动你的女婿，看你还能不能沉得住气？包公和皇帝都经得起考验，老百姓为此感到万分高兴。虽然许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历代观众都能够慨然允许并且欣然接受了它。大家觉得舞台上的包公形象是真实的，历史上确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在老百姓含冤负屈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代里，大家宁肯相信人间确有这样一尊“正义之神”存在，因而也感到很大的欣慰。

    老百姓爱戴包公，是因为他能主持正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为民造福。我们敬仰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破案的技巧和能力。可惜有一些民间故事出现了离奇的情节，让包公主持侦破疑难大案，把他写成了一个东方的福尔摩斯与古代的刑侦队长，这就使得包公异化，虽然不是面目全非，至少是让他世俗化了。

    皇帝发现了范仲淹

    还在刘太后垂帘听政，赵祯自己没有管事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已经为大宋帝国的内忧外患而担心，时时留意希望发现一些能臣，将来好当自己的治国帮手。当时究竟有哪些内忧外患？说起来也简单，就只是两个字，内忧是“贫”，外患是“弱”。

    你看，大宋帝国的京师，锦绣天街，花花世界；灯火樊楼，彻夜通明；灯红酒绿，千金买醉；笙歌鼎沸，歌舞升平。这还能叫“贫”么？当时的社会，看上去富贵繁华，似乎财大气粗，实际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达官贵人，奢侈无度；贫民百姓，度日如年，一遇灾害，就会大乱，国家有极大的隐忧。

    大宋帝国养兵百万，一旦出师，刀枪眩目，衣铠鲜明；登山涉水，宛若长龙，前不见排头，后不见排尾。如此阵容，如此声势，还能叫做“弱”么？可是人人皆知，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表演的。所谓“东京八十万禁军”，吓唬老百姓有余，对外作战就很难打胜过一回，经常是一打就垮，一触即溃。

    这个“贫”与“弱”的后遗症是谁留下来的？外人不知道，赵家的子孙大都了然于心。因为历代的账簿都保存在皇宫的档案里。只要没有大灾，国家的财政收入年年都差不多，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困难，那是因为开支增加得太快了。也就是冗官（吃饭不做事的官）太多了，冗兵（根本不能作战的兵）也太多了。

    太祖赵匡胤时期，还很俭约，州、县地方官还有很多缺额，哪有冗官。全国兵员不过30多万，还在整编、裁汰之中。因此年年结余，仓库皆满。太宗赵光义弑兄夺位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帝位，大量开科取士，并且提高文官待遇，收揽人心，官员总数较太祖时期猛增七八倍之多，由此出现了冗官。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两次贸然对辽作战，把军队扩大到了60多万，连续两次战败，军队溃散的就有30多万人，以后还得陆续收编。他轻开边衅，惨败之后吓破了胆，宁肯忍辱服输，以弱国自居，再也不敢对外应战。这就造成了：一、因为不敢对外应战，所有的军队都成了冗兵。二、边境上经常受到侵掠，不敢还击，遗患无穷。也就是说，这“贫”与“弱”两大后遗症主要是由太宗赵光义遗留下来的。既然是祖先闯下的祸，祸延子孙，子孙无话可说，只好默默承担，在刘太后当权，赵祯自己没有亲政之时，他已经发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能臣，此人名叫范仲淹。刘太后权倾天下，没有人敢去惹她，范仲淹居然敢向她上疏，请他归政于皇帝。群臣都捏了一把汗，幸亏刘太后没有理他。刘太后去世，赵祯就把范仲淹提为右司谏，鼓励他遇事直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7）

    有一次江淮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上疏请派员前往安抚救济，皇帝没有及时批答，他就很不客气地急奏：“如宫廷中半日不食当如何？”皇帝一点也不生气，立即指派他去救济。他即日成行，所到之处，开仓放粮，豁免一切苛捐杂税，努力帮助灾区百姓度过难关。在回朝复命时，他带回几大捆灾民所吃的叫做“乌味草”的野草，请朝廷传示给六宫贵戚，希望大家知道民间疾苦。这个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公元989年生，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他就跟着姓朱，取名朱说。逐渐长大知道自己的家世之后，他就涕泣辞母，外出发奋求学，就读于应天书院。在求学时，生活极为艰苦，即所谓“断薤画粥”每天煮粥一大碗，凝固以后划为几块，进食时以薤菜数茎，和盐而食。读书疲倦了，就以冷水洗脸提神。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迎养母亲，才改回原姓，更名仲淹。他不以母亲改嫁为耻，一生中与朱氏异父兄弟友好相处，经常来往。足见他做人很有人情味，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道学先生。

    他从担任专职的言官开始，对于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任人惟亲，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贿赂公行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随时发现，随时揭发。这不仅得罪了一大批贪官，而且捅了宰相吕夷简的马蜂窝。因为吕夷简本人就是结党营私的总后台。吕夷简派人劝他“不可妄议军国大事”，名为劝说，实为威胁。他坚决顶回去，表示宁肯丢官丢命，也不愿姑息养口茭。朋友们在他揭发个别贪官的时候，还在为他的安全担心，后来看到他为了忠于职守，竟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只有衷心敬佩，再也不来相劝了。为了彻底揭开吕夷简任人惟亲，朋比为口茭的真相，他亲手绘制了一张详细的《百官图》献给皇帝。图中一一注明，哪些官员是循序升迁，其官职是合法得来的；哪些官员是不次提拔，其官职来自歪门邪道。并且建议：“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这样一来，他和吕夷简的矛盾就趋于白热化，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在那官官相护的年代，只要解开几张人事关系的底牌，就已经能让全城轰动；这时范仲淹竟然勇敢的站出来，成为以宰相为后台的庞大官僚集团的对立面。影响之强烈也就可想而知。皇帝虽然极力支持他，也觉得震动太大，难于处理。最后是以各打50大板的办法，双方同时外调，一起离开京城，让事情暂时平息。这样，范仲淹就赤手空拳把当朝宰相拉下了马。使得自己正直的名声举国皆知。至于自己到何处去？他早已想好了主意；到前线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文臣出身的范仲淹从此脱离了与官场腐败现象作战的无声战场，慷慨走向卫边守土与入侵者作战的有声战场，开始体验军旅生活，这时候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所以后来他在填词的时候自称为“白发将军”。

    志士仁人先忧后乐

    范仲淹此去要和西夏这个小国作战。说起来也很可笑，西夏本来没有建国的条件，他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获得渔人之利，建立起一个小国，不断地x福扰宋的边境，对宋王朝所造成的损失比辽国的侵略还要大，这完全是宋太宗赵光义两次推行错误的国策所造成的。

    第一次是赵光义已经夺位的时候。那时宋王朝的建国工作刚刚开始，兵力不强，应该和辽国保持友好，努力发展经济，力争成为一个富国，像太祖赵匡胤所设计的那样，在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之后，用金帛把燕云16州的失地赎回来。从辽国倾心汉化的形势来看，这个计划不难实现。订立澶渊之盟以后，两国和好100多年，就足以证明两国友好相处是可能的。

    宋辽的关系处好了，辽的附属国北汉的问题随时可以解决。北方暂不能用兵，南方加紧建设，宋王朝的富强是可以计时以待的。但是赵光义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两次冒险伐辽，两次惨败。从此兵连祸结，使得北方边境长期不得安宁。使得西夏这一股力量能从宋辽之间的夹缝里生存，发展，直到称帝，建国。

    第二次是赵光义两次伐辽失败后，畏敌如虎，对小小的西夏也以笼络为主，不敢轻易用兵。西夏这一股力量对宋是时降时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如同儿戏。宋军要打他，他就投辽，宋军撤军，他又来寇宋，在辽国的蓄意保护之下，赵光义对他无可奈何，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赵光义去世之前，曾经分兵五路伐夏，出兵不利。他在病榻上气得要死。

    建立西夏的这个民族叫做党项，从他们的民俗“衣皮毛，事牧畜”看来，显然属于游牧民族，人数不多。唐与吐蕃作战时，党项部落纷纷投降唐军。有个党项酋长拓跋赤辞受唐封为西戎州都督，接受唐的赐姓为李，成为西夏的李氏祖先。传到唐末，李赤辞的后裔李思恭助讨黄巢立功，受封为定难节度使，受命治理西北五州之地，治所放在夏州（今榆林县西），这就是他们国名的由来。因为他们地处宋、辽之西，又自称西夏。宋初，他们遣使进贡，受封为太尉。太宗赵光义时，他们的酋长李继捧愿意内附，献出他所管的各州，太宗封他为彰德节度使，赐姓名为赵保忠。但是他的弟弟赵继迁不服，叛逃北方，受辽国之封为定难节度使。太宗不得已，又封李继捧为定难节度使。这样，他们兄弟二人，一投宋，一投辽，唱起了对台戏。过了两年，兄弟二人一起降宋；为时不久，两人又一起投辽，反反复复，不胜其烦。在这三国的纠纷中，西夏惟利是图，在宋辽两国之间坐大，公元1038年，国王李元昊竟然自称皇帝，也学辽国的样，向宋要起“岁币”来；辽国屡次受他利用，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好处；最吃亏的是宋，除了西北边境不得安宁，老百姓长期受害之外，还被这个并无多大实力的西夏小国进行讹诈，强索去很多银、绢、茶叶……就在这个时候，范仲淹来到西北前线延州（今延安）守边。书包网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8）

    兵法曰“兵不厌诈”，民谚云“慈不掌兵”，这些话不一定正确。范仲淹镇守边境上的延州，前后3年多，始终保持一种仁者胸怀。他对自己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被士兵们称为慈父。对于敌人，他也很讲诚信，他打胜仗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并不是欺诈手段。在他镇守延州之时，对士卒加紧训练，更番出击，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西夏人很畏惧他，相诫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原先当地的羌人常为西夏所用，范仲淹先后招抚羌酋600余人，皆以诚信相待，从此羌人十分敬爱范仲淹，称为“龙图老子”（因为范仲淹曾任龙图阁直学士）。西夏最后被迫请和，与羌人助宋大有关系。从来善用兵者，并不希望能杀多少人，占多少地，而是希望达到作战的目的（以战促和）。1043年，西夏终于请和，正是范仲淹以诚信治军得到的成功。

    范仲淹在前线3年多，以军旅生活入词，作了几首《渔家傲》，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首《渔家傲?秋思》。词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写得苍凉悲壮，使得从晚唐五代以来多写“绮罗香泽”的词风为之一变，成为苏轼、辛弃疾等人豪放词派的先驱。范仲淹这首词，丝毫没有好战思想，但是也没有厌战与反战思想。当时他所指挥的这场战争，既是老百姓保家卫国的战争，又是维护先进文明，反对野蛮侵略的战争，宋军将士过着极其艰苦的战地生活，大家并无怨言。他们知道，没有击退侵略者，没有勒石记功以前，他们是不可能回家的。在塞下秋来，夜深难寐之时，大家心情沉重，白发将军和流泪思乡的征夫（士兵）并不对立，而是同病相怜，征战多年，谁不思乡！但是他们的肩头上承担重任，任务没有完成，回家无望，只有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取得胜利，才能奏凯回乡。

    西夏并没有打败仗，但是长期苦战，国力损耗太大，他们支持不下去了，于是主动求和，希望罢兵。不久，朝廷使者来到前方，不仅同意立即同西夏谈和，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范仲淹调回京师，另有重任。

    公元1043年，范仲淹回到京师，才知道欧阳修等人极力推荐他有宰相之才，希望他出来主持变法。得到皇帝的赞成。这一年是庆历三年，所以后来就把这一次变法称为“庆历变法”。

    这次“庆历变法”和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希望做到富国强兵。所用的办法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由朝廷订出一系列的新法，由上而下逐步推行。至于变法的前途如何，各有各的估计。范仲淹采取的是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深知改革内部的积弊比抗击外部的敌人还要困难。外部的敌人是明摆在那里的，可以鸣鼓而攻之，内部的许多积弊是附着在自己人身上的，而且形成已久，决非一朝一夕所可排除，如果操之过急，激化各种矛盾，就会造成混乱动摇国本。皇帝求治心切，一再向范仲淹征求意见，何事应兴，何事应革，也就是如何变法。范仲淹非常谨慎，他认为去做一件具体的事容易，而积弊难除，惟恐劳而无功，反而引起混乱，所以一再推谢，不敢提出意见。后来皇帝召对赐坐，下令打开天章阁的大门，磨好了墨，铺好了纸，亲自执笔蘸饱了墨，恭恭敬敬的送到范仲淹的手中。看到年轻的皇帝如此诚恳，又如此谦虚，他不能再推了，只好请求退而列奏，上《十事疏》，十件事包括四个重点：

    一是澄清吏政，也就是政治革新。

    二是调剂民生，也就是经济改革。

    三是改革兵制，也就是军事革新。

    四是建立恩信，也就是文化革新。

    皇帝征求了富弼与韩琦的意见，却也大致相同。于是下定决心，下诏推行新法。

    范仲淹觉得自己受了年轻皇帝的知遇之恩，决定按新法严格执行，在选人任监司的时候，拿出档案审查，不合格者一笔勾销。富弼在旁边看了，叹息说：“你一笔勾销甚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就是说，用了一个不称职的官，也就会害了许多老百姓（造成一路哭），与其一路哭，不如就让他一家哭吧！

    在任何时代，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用人，用什么人，都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改革都是空谈，你再有良法美意，老的官僚班子不去执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范仲淹的变法从第一个重点“整顿吏治”开始，完全正确。但是对吏治一加整顿，就捅了马蜂窝。那些冗滥官员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旦黜退，就触犯了许多权贵官僚的利益，一时舆论哗然。大家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攻击新法，大肆攻击范、富，有些地方，甚至连办公也停止了。年轻的皇帝没有经验，看到这种形势，完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范仲淹是个仁厚君子，看到形势恶化，皇帝应付不了，就借西北边疆有警，自请再去守边。1044年6月，范仲淹以陕西河东宣抚使名义去了西北；再过两个月，富弼以河北宣抚使名义去了河北。两位主持变法的大宰相一走，新法也就陆续搁浅，最后不了了之。范、富两人从担任宰相到去职，时间还不到一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弊之形成，为时甚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有时候，需要反复冲击才能见效。从中外历史看来，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非功过，不可一概而论。像范仲淹这样的有志之士，一向忠于职守，勇于任事，能文能武，忧国忧民，我们很难把“庆历变法”失败的责任加到他的头上。变法之初，他就估计积弊难除，对前途并不看好，因为皇帝一再催他上马，他只好鞠躬尽瘁，尽力而为。

    范仲淹于1045年罢相，1052年去世，在这7年中，他虽然也调动了一些职务，但是不断地受到他人攻击，也就无所作为，没有什么大事可记。只有在1046年，他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名篇。

    此文是一篇四六骈文，其可贵之处不在词句而在内容。作者在这篇短文之中自抒怀抱，写出自己崇高的思想与广阔的胸怀。他那以天下为己任，一生忧国忧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想法与做法，不管是在任何社会中，都应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在此文之中，他认为古仁人之心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关心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关心国家大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忧时忧世，无时不忧，无处不忧。到了范仲淹的笔下，就简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句话，而传诵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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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1）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年。在这种制度统治之下，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朝政都由皇帝一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国家的法规、律令，都是皇帝订的。他愿意怎么订就怎么订，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用不着和任何人商量。

    在各个专制王朝中间，宋代要比别的朝代开明得多。至少从宋仁宗时代起，就公开提出了变法的问题，并且向一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征求意见，让一些有关的官员认真讨论。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产生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争论，（主张实行新法）与旧党（反对实行新法）的争论。虽然这种争论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开头的争是非发展到后来的闹意气，闹得一塌糊涂。但是与那种大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数相比，总算是前进了一大步，让人嗅到了那么一点点民主气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一路吵吵嚷嚷逐步发展起来的。北宋的党争距今已有百年之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余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对于主张变法维新的还一概斩尽杀绝，这样一比较，清王朝不就更显得十分顽固与落后了么！

    宋代的变法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不仅历次变法的主持人如庆历变法的范仲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是大知识分子，就连庆历变法的发动者，宋仁宗赵祯也是苦学多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拟出来的变法方案还是像模像样。例如说，变法是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能够做到富国强兵。目标完全正当，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就是其中的“强兵”部分，也只是改造军队，保卫自己的疆土，并没有去侵略别人的打算。这种变法，老百姓不会反对。庆历变法之所以遇到阻力，是因为范仲淹从裁撤冗员开始革新，一动手就触及了某些官僚的利益。这使大家认识到，触及自己人利益的改革一定要谨慎行事，逐渐推行，不可操之过急。变法和党争一直延续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代，总共八十多年。参与的人员包括皇帝、太后、宰相以下的重要官员与当时许多知名学者，其中有父子两代都参加了的，如范仲淹、范纯仁；有兄弟两人都参加了的，如苏轼、苏辙。开头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变法方案的具体内容，逐渐发展为赞成新法与反对新法两方，先是争是非，说道理，后来就是闹意气，互相攻击，发展而为与旧党两派。如果只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与政治主张之内，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都不会闹出大乱子，很可惜，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皇帝都不长寿，一再出现小皇帝在位、太后临朝听政的局面。小皇帝与太后对变法的内容必然不会熟悉，但却一再介入党争，而且轻易表态，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就使得党争扩大化，双方争得没完没了，直到金兵南下，北宋灭亡，这才被迫中断。

    于是就有人认为，北宋是被变法、党争闹得亡了国，因此，就对变法、党争一概抱否定态度。其实，北宋亡国，另有原因，史实具在，罪责分明，不能要变法、党争来负责任。变法和党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民族还只是懂得用武力来争夺领土，来改变制度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用开会探讨问题与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化解矛盾，进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比较而言，我们还是文明多了。

    变法君臣初相见

    我这里所说的变法君臣，君是指的宋神宗赵顼，臣是指的王安石。他们这次见面的时间是在公元1068年4月初四，地点是在东京开封府皇宫里的天章阁。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一次见面，谈得志同道合，从此君臣配合，合作到底，于是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变法——就是一个政权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自我改革运动。

    我之所以把宋神宗赵顼称为变法之君，因为他确实是这次变法的主要人物，为了变法事业贡献一生。一般说来，专制王朝的继位之君大都荒h药萎靡，不图振作，很少有勤勉好学，奋发有为的。赵顼是一个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优秀青年。他继位时刚刚20岁，平时不图享受，努力读书，废寝忘食，尊师重道，曾经带着自己的弟弟对讲课的老师行大礼，为朝野所一致称赞。他不甘心于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以向辽、夏两国缴纳岁币为耻，朝思暮想，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汉、唐雄风。有一次，他穿了一身戎装去见自己的祖母曹太后，高兴地问：“娘娘！你看我这一身衣服还好看吗？”在他弟兄三人中间，他的个子最高，20岁的青年皇帝，戎装佩剑，英武挺拔。他这时多么希望得到祖母的夸奖，有朝一日能够挥师远征，收复失地，为祖宗雪耻，为国家争光。想不到曹太后却劝他凡事要遵守祖宗成法，不要轻易谈兵，而且说话之时，潸然泪下。这使他如同喝了一瓢凉水，一直凉到心里。他又去找当年和范仲淹一起到西北抗击西夏的富弼老相公，请教如何抗击西夏的策略。富弼听了以后，思考了很久，最后才慢腾腾地说：“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才是国家的大幸。”他很想问一句：“你当年的豪情壮志哪里去了？”但是这样太不礼貌，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吞，还得点头称是。青年皇帝是多么盼望能够遇到一位知己。

    赵顼早就知道王安石其人。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代他掌管文书的官员韩维就经常介绍王安石的事迹。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家贫苦学，21岁成进士，虽然诗文名气很大，被一些文人学者所推重，但他并不想靠拉关系，向上攀升，而是安心在基层当地方官，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实践进行改革的办法。虽经欧阳修等人一再向朝廷推荐，他都不肯应召，只埋头在地方上做有利于老百姓的具体工作。他越不应召，名声就越大。1060年，仁宗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后又改任知制诰，他接受了，并向仁宗上了万言书，书中已经列举了许多变法方案。不知什么原因，仁宗未作答复，不久仁宗去世，此事搁置。英宗在位几年，他仍在基层工作。赵顼继位后，因为热衷于变法工作，把他那本万言书中的许多变法方案看了又看，爱不忍释，所以一再召他来京，任为翰林学士。他于1067年9月奉诏，迁延了7个月，才越次入对。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2）

    赵顼下令大开天章阁之门，把王安石迎入赐坐。他内心非常激动，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但是每天所接触的人，多是唯唯诺诺之徒，有谁真能为我分忧。这个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气宇恢宏，目光如炬，确有一副能担大任的样子。难道梦想多年的变法大计，就要依靠他来实现？他想问安石的话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对安石说：“你在7年前所写的那本万言书我已仔细看过，其中所提到的许多新法以后我们都会认真讨论，逐步实行。今天我想问你的，是治理国家以何事为先？”安石从容回答：“择术为先。”（立个目标，定个标准）赵顼又问：“唐太宗怎么样？”安石又答：“陛下当效法尧、舜，岂能只学唐太宗！其实尧、舜治国之道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后世的学者不能理解，以为高不可攀。”赵顼听了这话，不禁开怀大笑：“你对我的要求可真不低呵！我自己衡量一下，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今后就希望你尽力帮助我，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吧！”和王安石的第一次见面，使这个年轻的皇帝心潮澎湃。在他周围的人从来没有这样鼓励过他！这个21岁的决心变法之君与这个47岁的决心变法之臣不仅成了忘年之交，而且成了知己，从此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变法。

    司马光怒斥新法

    在第一次见面之后，赵顼几乎每天退朝，都要把王安石留下来长谈。有一次，他向王安石说：“有个问题，我想和你从容探讨一下。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先主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这样的人才不是时时都有的，要多年才出一个。你看是不是这样？”安石连忙抢答：“不然。世上但愁没有明君，不愁没有人才辅佐。陛下诚能为尧、舜，就一定会出皋、夔、稷、契来辅佐你。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哪里会没有人才！如果陛下治国的大计没有决定，或者用人不够推诚，虽有皋、夔、稷、契之贤，也会被小人所蔽，难以立足。”赵顼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又接着回答：“正因为是尧、舜，才能辨四凶而诛之。如果让四凶进谗，人才是无法安身的。”君臣双方，都是话中有话。王安石是说，只要你做皇帝的能够决定治国大计，不愁没有人才来辅佐你。赵顼是说，只要你努力从事变法，我会替你清除小人。不会让你受到小人的干扰。

    在赵顼的催促之下，王安石拟出了一份又一份的变法方案，提交有关官员讨论。概括言之，整个的变法方案不过是四个方面一共13项具体办法。

    属于民政方面的计有：

    “青苗法”——贫苦农民以青苗抵押借款，受到高利贷的剥削。实行“青苗法”后，由地方政府低利贷款给农民，以助贫民增产，防止富豪兼并。

    “免役法”——原先百姓除交租税外，还要服力役。服役方式多种多样，不胜其烦。实行“免役法”后，不再服力役，只统一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工服役。

    属于财政方面的计有：

    “方田均税法”——订出统一的办法丈量田地，分为五等定税。

    “农田水利法”——订出统一办法兴修水利。

    “市易法”——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常平市易司”主持其事，于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平衡物价，杜绝垄断。又可向小农小工发放贷款。

    “均输法”——财政上一种调节措施，就是“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

    属于军事方面的计有：

    “裁兵法”——英宗治平年间，全国养兵116万多人，神宗熙宁年间，裁为56万多人，差不多裁掉一半。

    “置将法”——宋廷过去把禁军集中于京师，遇有战事，点将统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实行“置将法”后，中央于各地置将，训练士卒，兵将互相了解，但均统于天子，军权不致旁落。

    “保甲法”——王安石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废除募兵制，恢复征兵制。实行“保甲法”后，以保甲组织为人民的自卫组织，并能为国家组训后备兵与国民兵。

    “保马法”——宋代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缺乏军马，辽国与夏国都禁马出口，购买困难。“保马法”是让百姓代国家饲养军马。

    “军器监法”——是生产与统一管理军器的机构。“军器监”设立后，民间进献器械法式者很多，果然军器大有改进。

    属于教育与科举方面的有：

    “太学三舍法”——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制订“三舍法”。分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逐渐淘汰。上舍毕业生可直接任官，与科举取士相同。

    “科举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在原则上是反对科举的，他主张以学校取士来替代科举。然而学校不能一旦而兴，科举也不能一旦而废，于是乃主张先改革科举的考试科目，及考试的方法。

    我们把上述四个方面一共13项变法的大致内容浏览了一下，就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次变法涉及的方面很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面对这么一大堆方案，每个人只能提提意见，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不可能立刻提出一个笼统的“赞成”或者“反对”的答案。

    可是事情就有这么奇怪，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态坚决支持实行变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员，文人学者，都公开反对新法，希望皇帝不要采用新法。带头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司马光。

    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为人不够正直，抑人扬己？不是。在当时，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亲司马池的熏陶，笃诚好学，为人老成，15岁时所写文章“有西汉风”，20岁就中了进士。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信念，没有根据，他是绝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是他与王安石不熟，不了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