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作者:未知

    弯。他当时不过40多岁，正在壮年，时时都想说动皇帝，被招进京，大展宏图，“致君尧舜”，做个治国的能臣。这场牢狱之灾，使他大开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不屑于与那些小人较量，更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于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场改行做个文人的想法。这一转变，就使得现实社会中少了一个救时宰相，天下后世却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人的性格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当“官人”必须世故，否则你就对付不了那些人事纠葛；当诗人必须天真，否则你就写不出真情实意、激动人心的伟大诗篇。苏轼是一个从小到老都极为天真的人。他一生所遇到的三位夫人都是他的红颜知己，能够先后为他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长期保护了他的天真，使他能够安心地创作出雄视百代、光照千秋的诗文来。

    苏轼一世坎坷，贬官之后生活贫困。他在生活困难之时能够不为家事操心、潜心创作，完全得力于前后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说，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巨制，无不包含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乡，比他小三岁，16岁出嫁，27岁病故，只和他相处了11年。这位年轻的夫人对观察人的心理变化很有一套本领，比苏轼老练，对苏轼的帮助不小。她在临终之时对苏轼谆谆告诫，极有见识，让苏轼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苏轼极为悲痛。在她逝世十年之后，有一夜，苏轼梦见了她，醒来写下了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鬂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因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称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种类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却是贤妻良母型，为人贤淑，善于理家。她和苏轼相伴的25年中，不仅遭到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不少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在苏轼处于极为失意的时期，她全力支撑这个贫困的家，使苏轼得以一心从事创作。苏轼一生中最伟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段时期。公元1086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受到重用，调到京师担任知制诰兼侍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这第二位夫人只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却在46岁的中年辞世。苏轼极为伤感。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9）

    苏轼第三位夫人王朝云，是杭州人。她12岁到苏家当侍女，18岁成为如夫人。她比苏轼小27岁，但很聪明、早熟，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情。后来，苏轼因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被旧党中的小人排挤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苏轼袒腹歇凉，露出一个大肚皮，他带着开玩笑的态度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认为没有说准。只有朝云笑着说：“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朝云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赤壁苏东坡塑像

    公元1094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云坚决追随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后，病逝惠州，亡年只有34岁。苏轼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为散花天女。朝云逝后，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许流放者回到大陆，他已65岁。次年，他在江苏常州去世。

    在苏轼的一生中有一个最明显的转折点，那就是乌台诗案。在此之前，这位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的苏学士曾经满怀信心，一再向朝廷上书，出谋划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浑身解数，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在此之后，他大彻大悟，知道仕途艰险，立功不易；而且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他宁肯不做“官人”，只做诗人，从此只以文学创作为终身事业。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后来事实证明：那些始终在官场上全力拼搏的人们，也无论是、旧党，也无论是君子、小人，一个个纷纷落马；倒是他这位埋头从事文学创作的谪臣，却捧出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诗文，万古流传。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对于苏轼的一生功业，与其让后人妄加评论，倒不如让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既然说明自己的功业是从乌台诗案以后贬到黄州之时算起，所指的当然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做官。东坡这个地名在黄州，东坡先生这个外号也是他自己叫出来的。东坡这个地方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在来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苏轼；来到此地之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旷代文人苏东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进死胡同，置他于死地；想不到这一逼，竟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钻出来的时候，豁然开朗，居然走进了文学创作这一片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他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再局限于险象环生的小小官场，而是进入千家万户，广大民间；他从此不再介意一时的是非得失，因为他的名篇杰作必将跨越时空，流传千古。他来自大自然，现在又回到大自然，与鱼虾麋鹿为友；他来自民间，现在又回到民间，与村夫野老为邻。快哉！快哉！

    湖北黄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一站。以后东坡在其所作的《书韩魏公黄州诗话》中说：“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陋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他谪居此地时，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流连忘返，又“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他创作的激|情，如波涛汹涌而至，真是挡也挡不住，日后流传的千古名篇，大都完成于黄州。

    广东惠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二站。当时远贬岭南，大都生无还望，本是令人十分伤感的事。但是惠州父老的热情欢迎，岭南气候的四时皆春，使他十分高兴。《宋史?苏轼传》中说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为惠州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还天真地写诗说：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桔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海南儋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三站。他到海南，已经垂垂老矣。当时海南的环境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朝云已在惠州病逝，他孤苦伶仃地来到蛮荒之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气馁，在海南努力从事两件事情，一是著书；二是办学。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是在儋州完成；大量诗词，也已辑录成册。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能到海南来收徒讲学，远近轰动。许多学子都前来追随，照顾他的生活，亲如子弟。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别海南黎民》诗曰：

    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在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他也把黄州、惠州、儋州看作自己的故乡，视老百姓为亲人。从1993年起，我在海南生活了8年，了解海南的老百姓对历史上帝王将相全无兴趣，却以能够拥有“我们的苏东坡”而自豪。他在当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身后永享盛名，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北宋中期，从宋仁宗亲政到宋神宗病逝这5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这时候，在皇帝中间出了几个知识分子，他们懂得重视知识，并与知识分子共同商量谋求国家富强的方法，能够一再出现人才济济君子满朝的盛况，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在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在大变法的过程中，操作失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大分裂。最后，随着新旧党争的牺牲品——苏轼的离世，宣告君子时代的结束。此后，宋徽宗与蔡京等小人粉墨登场，贪财纵欲，肆无忌惮，使得鬼蜮横行，人间成为小人世界。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

    市井小民与梁山好汉（1）

    男状元与女状元

    古人说，人生所遇到的高兴的事大致有以下这几件，即：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其中最高兴的事就是中了进士，特别是中了状元。在极为重视知识（重文）的宋代，考中了状元的确光彩无比。公元973年，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主持殿试，选拔进士。于是考取进士的就有了“天子门生”的美称。太平兴国年间，录取进士的名额大增，分为三甲，一甲三人都可以称为状元。后来特别重视第一名，专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第三名改称榜眼；再后来又把第三名改称探花。由于宋代的状元都是由皇帝亲点的，所以特别荣耀，披红戴花，巡游街市，万人仰慕，观者塞途。有人认为“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逐强番于穷漠，凯歌老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及也。”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否妥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来说，在宋代才真正完善起来的科举制度确实是最公平的。你虽然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住在穷乡僻壤，只要你想来应考，各级地方官一定能向你提出援助，供给你的沿途食宿。不论穷富，不论贵贱，考中的机会是均等的。所以在两宋的300多年中间，“白屋出公卿”的例子很多。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公平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唐代虽然有了科举，但是求官之道甚多，不止科举一途。到了宋代，文官制度建立，做官只有科举一途，这就公平多了。全国的老百姓，不论你是什么民族，不论你是什么出身，只要读书有成，能够考中，就能得到朝廷的承认，开始掌握国家权力。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这对于促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惟一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女子不能应考。尽管中国从古以来就出过一些才女，唐代还出了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但是就是解决不了女子应考的问题。如果人类到了今天还做不到男女平等，现在世界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认为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责备一千年前的宋代不让女子应考！话又说回来，宋代虽然不让女子应考，却在另一个领域中对许多才女网开一面，让她们脱颖而出。这就是宋代让一批妇女入了乐籍（乐户的户口），成为伎女。一提到伎女，今人就会发生误会，以为是卖h药的性工作者。其实，在当时，伎女是指有技艺的女人，也就是女艺人，女演员，即以歌舞为业的女子。后来“伎”、“妓”混用，分辨不清，《现代汉语辞典》中虽还有“伎”字，只指“古代称以歌舞为业的女子”，现代已经不用。既然大家已经只用“妓”字，不用“伎”字，把“以歌舞为业的女子”、“以卖h药为业的女子”混为一谈，也就并不奇怪。好在宋代还有一些法令规定，遇到喜庆节日，将帅、郡守等官可以用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荐枕席”（引自《委巷丛谈》）。既然是妓女，为什么不许陪人睡觉（私荐枕席）？由于有了这么一条规定，就能证明当时的官妓只不过是艺人，是文艺工作者，并不是卖h药的妓女。

    宋代的妓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官妓，也就是吃皇粮、拿国家工资，本人在官府或军队里占了编制的，有如地方上或者军队里的文工团员。他们正式工作是演出，不得与个别官员有性行为。在军队里的又称军妓或营妓。当然，规定是规定，实际情况是另一回事。官妓与官员们有交往是可以的，二者之间有没有性行为则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了。第二类是家妓，她们的身份在妾婢之间，与家主之间的关系是主奴关系，可以被人卖来卖去。第三类是私妓，凡是在市井中公开营业的都称私妓，私妓的门类十分复杂。有在三瓦两舍中表演歌舞的，有说书卖唱的，有在大酒楼中陪酒的，好像现在的坐台小姐。大多数都是卖艺不卖身，那种卖艺又卖身或者说光是卖身的“土娼”只是少数。这官妓、家妓、私妓三种不同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她们或者是被人卖来卖去，或者因为色艺双绝，迅速走红，成为富人，但是仍然是一个没法跳槽的女奴，做不了自由人。要想除去乐籍，需要用不少的钱，费不少的事，还要有人接受。出身于乐籍的姑娘，不论你有多大的能耐，一般只能嫁给人家当小妾，要想当正式的夫人或者自己当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出身妓女，她是因为击鼓战金山，自己立了战功才被破格任官，要想破格决非易事。

    在专制王朝时代，特别是宋王朝，要想当才子，并不是难事，朝廷鼓励，百姓羡慕，只要有一定的聪明，再加上足够的努力，就有成为才子的可能。十载寒窗无人问，一考成名天下知，如果一旦考上了头名状元，前途事业，妻财子禄，什么都有了。但这只限于男儿，姑娘们就不可能。村姑农妇，市井小民，整天忙于谋生，女孩子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哪有希望成为才女！只有官绅人家的小姐才有读书的机会，但是时间也很短暂。最多不过十年八年，一旦成年，谈婚论嫁，就要遵守三从四德，在家相夫教子，要想埋头去做学问，也不可能。因此古时候女孩子读书，也不过像大观园里的姑娘们，只希望能写几句诗词而已，要想成为才女，女诗人，女学者，千难万难。像宋代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她的命运是太好了，既出生名门，父母都是大知识分子，又嫁了一个志趣相投的丈夫，物质生活既能过得去，精神生活又十分丰富。只可惜晚年遭遇国难，以致颠沛流离，穷困以终。像这样的才女，百年难找一人。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

    市井小民与梁山好汉（2）

    如果撇开身份，只论才学，则从唐代开始，直到明清，在我们一些大城市里，有一个阶层，不断产生才女。这就是身隶乐籍的妓女。特别是在宋代，产生了大量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有许多故事的女主角不是由千金小姐充当，而是由一位名妓充当。在唐代，这样的人物还不多，只有以女校书闻名于世的诗妓薛涛和大诗人白居易称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琵琶女等少数人；到了宋代，品貌、学识皆属上乘，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均有造诣的名妓不断出现。当时的私妓是可以公开营业的。在京城里一个妓家，如果从小培养出一个名妓来，可以名利双收。除了身份低贱这一点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之外，在其他方面的收获非同小可。才貌双全的名妓可以迅速走红，有如现在的歌星舞星、电影明星。她们起初只在公共场所演唱，后来名声大了，一曲千金，财源滚滚，买了高楼大厦，就在家里接待贵客。开始的时候只以一艺见长，后来逐渐出名，能和一些风流倜傥的才子来往，诗酒唱和，成为名重一时的名妓、角妓，被称为花魁，女中魁首。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魁”字本来就有独居首位之意。中状元的人被称为魁星下凡，花魁也就有女状元的意思在内。宋代从名义上说，并没有开女科，从来没有什么女状元之说，但是在实际上，隔着一道城墙，城里在考取男状元的时候，城墙外面的三瓦两舍，行院人家（戏班子，各种等级的妓院）也在不断地选拔花魁，也就是女状元。只不过，男状元是官家选拔的，女状元是民间选拔的。一旦选拔出来，这个艺人就被称为“行首”（行院中的带班艺人），“上行首”（高级别的艺人），“上厅行首”（“上厅”就是官厅，只要你的名次被列为官厅举办的宴会、演出的首位，你就取得官妓的地位，被称为“上厅行首”。）例如在宋徽宗赵佶一朝，东京开封府里最出名的上厅行首就是由小唱出身久居花魁宝座经常应差领衔演出的名艺人李师师，由于她经常与一些才子、学士诗酒唱和，一些野史、笔记介绍她时，都说：“这位佳人是出名的两京诗酒客，烟花帐子头。”不仅没有轻侮之心，而且颇有赞赏之意。

    侠女出风尘才女也出风尘

    从来只说“侠女出风尘”。因为一般妇女长期生活在家庭之中，与外人接触不多，见识不广，胆子不大，很难断然做出行侠仗义的举动。而堕入风尘的女子，因为长期闯荡江湖，经历磨难，对于国事艰危，民生疾苦，知之甚多，常常具有正义感，在必要时同情弱者，支持正义，拔刀相助，成为侠女。从唐代的红线女到民国初年的小凤仙，都是这一类的人物。

    到了宋朝，不止是“侠女出风尘”，更出现了大量的“才女出风尘”。一般妇女，不管是穷人家、富人家，要想长期读书、习艺，都做不到。穷人家忙于谋生，富人家要守家规，做家务，哪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习艺！只有行院人家一些已经走红了的名妓，成了自由人。她们手里有了不少财富，生活无忧，因为有了一些名人学士上层人物的捧场，安全有了保障，流氓地痞不敢随便x福扰，她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畅读诗书，练歌习舞；就有足够的机会可以拜师访友，得到进步。只要她们自己高兴，在他们的家里，可以朝朝宴会，夜夜笙歌，可以随时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一般人交往过于复杂，不免引起街坊谈论，说三道四。她们干的就是这一行，根本不怕谈论，谈论的人越多，她们就越红火。她们只要想学本领，就不怕找不到老师。当时的文人学士，考中了从此做官的固然不少，但是没有考中的落第文人更多，藏龙卧虎，各种人才都有。像柳永那样混迹在市井中行院里依靠为名妓填词（写歌词），打本（写剧本）为生的落魄文人绝非少数。他们就是这些名妓的好老师。名妓们虽然已经走红，但是身入乐籍，每个人总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像李师师生而丧母，幼年失父，孤苦伶仃，沦落青楼，从小在市井中吃一口开口饭，自然就有了一篇伤心史。她和一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落魄文人交往，就会产生同病相怜之感，既会自悲身世，又会因为自己的出类拔萃而有自傲之感。随着名气的上升，她对自己所接待的客人，也就有所选择，一定要来客能够赋诗填词，谈古论今，焚香操琴，濡墨挥毫，如果来者粗俗不堪，答不上话。则送上再重的礼物，也会被拒之门外。师师服饰淡雅，态度端庄，在宴会厅上听了她演奏的高山流水，凡夫俗子无不肃然起敬，认为这位绝代佳人真不愧是东京的上厅行首。

    在柳永以“奉旨填词柳三变”的名义在东京大大出名的时候，师师还未出生。等到与柳永齐名的大诗人张先发现师师，并且为她的演出写了一首《师师令》的时候，师师才刚露头角。

    香钿宝珥，拂菱花如水。学妆皆道称时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都城池苑夸桃李，问东风何似？不须回扇障清歌，唇一点，小于朱蕊。正值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

    张先是位多情人物，在他的诗词中常常出现“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的说法，被人取了一个“张三中”的绰号，但是估计他和师师之间不会产生什么风流韵事，因为两人年龄相差过远。经过我们认真查考，先后和师师关系密切，可以称为情人的文人学士，至少有以下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江西诗派著名诗人晁冲之。晁是山东巨野人，在师师开始出名之时，他正值翩翩少年，带着大量家财来游东京，与师师一见钟情，双方来往数十年之久。在师师一生中的关键时刻，也就是从一个普通的小艺人逐渐走向一位才女的过渡期间，晁冲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先是一再把这个小妹妹带进文人学士的圈子，让她逐渐受到熏陶，改变自己的言谈，改变自己的气质。然后又不惜一掷千金，帮师师访求名师，练习高雅的歌舞，跳的是《霓裳羽衣舞》，唱的是《玉树后庭花》。在进行大型演出的时候，努力邀请好友进行捧场，一直把师师捧上“上厅行首”的宝座。

    市井小民与梁山好汉（3）

    第二个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江苏高邮人秦观，秦观字少游，神宗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他的诗词都很工丽，是婉约派词人的正宗。他贪恋师师，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据说，他的那一阕《满庭芳》的下阙，就是在写他和师师的交往。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师师在文学方面的素养，和诗词方面的功底，主要是得到他的培养。

    第三个人又是一位名家，那就是曾经当过太学正，大晟府乐正的钱塘才子周邦彦。周邦彦字美成，在太学读书的时候，就因为向神宗进献长达7000余字的《汴都赋》而“名声一日震耀海内”。但是他个性风流，生活浪漫，诗词中有不少靡靡之音，受到后人的批评。例如《风流子》：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凤玮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尽清觞。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周邦彦是师师比较成熟以后的一个情人，交往时期不短，曾经多次离别，多次重逢。她的音乐方面的素养，得益于周邦彦的地方不少。

    师师虽然出身微贱，但她能够生活在宋王朝首善之区的天子脚下，有机会得到许多一代名家——诗人、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的精心培养。再加上她自己的聪明伶俐，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一位在东京开封府长期挂头牌（也就是领衔主演）的色艺双绝的上厅行首，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或者有人会说，李师师既然能说能唱，会写会画，那么在宋诗宋词的选集中为什么不见有几首她的作品？这也不难说个明白。宋词，在当时都有谱子，可以演唱。艺人在演唱之时，可沿用旧谱旧词，也可以根据旧谱填入新词。当时凡被称为上行首，上厅行首的艺人，大都色艺双绝，秀外慧中，颇有一点文化水平，能与文人学士诗酒唱和，既能自己演唱，又能动手填词，至少是演唱者与诗词作者共同斟酌，集体创作。《东京梦华录》卷五里所提到的出了名的小唱艺人如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人，必然有此能耐。在有喜庆节日，大型演出的时候，这些出了名的艺人所关心的就是她们的芳名是否能够列为“领衔主演”，能够挂几牌？至于演出中某一个节目的作者为谁，并不重要。以后经过千年岁月，整理淘汰，许多作品，也就没有列在名艺人的名下。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一些名艺人的文化水平都不低，她们之所以出名，“慧中”比“秀外”更为重要。不会像现在的“选美”，只看一张脸和三围数字，对于文化水平并无多高的要求，即使把中国四大发明的“火药”错成“火柴”，也照样可以被选出来。

    东京的天字第一号情妇

    宋代东京的女艺人，实在是生活境遇变化多端的一群人。她们有一点是不变的，自从列入乐籍的那一天起，就成了身份低贱的女奴。但是各自的境遇却不大相同，多数人为求生而挣扎，混迹在市井小民中依靠卖艺只求温饱，少数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机缘巧合迅速走红，成为名妓，富比王侯。一些达官贵人，浮浪子弟追捧起女艺人来，是不顾身家性命的。有的人要装高雅，为听清歌一曲，不惜一掷千金。一些上厅行首就能日进斗金，但是她们的发家的基础是不牢靠的。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兴衰祸福，变化只在旦夕之间。李师师虽然先后得到情人的捧场，高人的培养，十余年一路顺风，被捧为这个十里锦绣天街中的一位天人，人间欢乐场上的花魁娘子。她是皈依了佛祖的佛门弟子，深知尘世的繁华不过是梦幻泡影，又由一些姊妹们所身受的许多灾难得到启发，从扑面而来的暖风里觉察出其中的丝丝凉意。惟恐世事不平，不能久安；奢侈过甚，大难将作。就在她红得发紫之时，有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居然在不经意的时候闯进了她的生活。

    就在政和年间的一个深秋，傍晚时刻，一顶小轿悄悄来到东京金钱巷的李宅，后面跟着几位随从。他们敲门通报，说是有一位来京应试的书生，名叫赵乙，携带了自己的几副书画，想来向花魁娘子请教，随带一些薄礼，希望笑纳。李姥衡量来客礼品，虽称薄礼，其实不薄。客人不过30来岁，风流倜傥，品貌不凡，又能携带自己的书画求教，言语不俗，就擅自代师师做主，延请客人在客厅就坐。大约等了半个时辰，丫鬟出来传话，请客人到琴室见面，随从只在客厅等候。客人随着丫鬟穿回廊，进深院，跨进园门，来到琴室，但闻异香扑鼻，琴声戛然而止，师师起身迎客。只见她一身天青色的长裙，神态端庄，举止飘逸，望之好像仙人。琴室窗明几净，雕花桌椅上一尘不染，但见古书一卷，鲜果两盘。壁上挂的是米芾的水墨，苍松奇石，云烟苍茫。油绿窗帘之外，是一片假山修竹，抬头所见，全无一点俗气，使人如登仙境。

    这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极大的一件荒唐事。也可以说，这两个人本来就不应该见面。男主角是北宋王朝第八代皇帝，后来成为亡国之君的宋徽宗赵佶。这个女主角就是当时东京的名妓上厅行首李师师。这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从身份上来说，可以说判若云泥，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是身隶乐籍的女奴；从生活情趣来说，他们却能称为同道，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们又都是潇洒风流，不拘小节的人物，在贸然相处的时间里，师师并不震慑于皇帝头上的光环，而是不卑不亢，向他了解许多过去自己所不了解的国家大事。而且大胆直言，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过惯了宫庭生活的赵佶，长期接受许多嫔妃宫女的谄媚和奉迎，觉得厌烦，索然无味。这时他突然遇上一个伶牙俐齿，而且能够傲然保持自尊的女人，觉得十分新奇，对师师的气质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一夜就在师师的闺房里彻夜长谈，第二天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懒洋洋起床回宫。

    市井小民与梁山好汉（4）

    他们在高卧的时候，外面很乱了一阵子，才告平息，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据说赵佶第一次来找李师师的时候，是被几个佞臣陪同前来的，其中就有童贯在内。童贯当过太监，以后盘踞高位，老百姓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当晚赵佶与师师谈得高兴，竟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这真是海外奇谈。从古以来，哪有当今皇帝公开嫖娼宿妓的。李姥耽心有人冒充，害怕承担罪责，就告诉了街坊保甲。经过查问，他们在随从中认出了有名的“媪相”，一场误会终于平息。

    赵佶和师师的来往一事实在太稀奇了，也太戏剧性了。说起来总会令人怀疑：真有这么一回事么？我们经过认真查考，认为公私记载不少，可以相互印证。虽然添油加醋的传说很多，有真有假，但是其中的基本事实的确不假。当时宫中专设行幸局，负责管理皇帝到李师师家出行事务，秘书省正字曹辅大胆上书劝阻皇帝前往妓院，受到斥责，曹辅《宋史》有传。

    他们两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若说他们是狎客和妓女的关系，看到赵佶对师师那种迷恋的程度，显然不妥。如把师师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大艺人，可以破格收进宫里成为嫔妃。这样的例子，前朝也有，本朝也有，刘娥本来就是个摇拔浪鼓跳舞的小艺人。被宋真宗收进皇宫，后来成为临朝听政的皇太后。

    李师师与刘娥的情况不大相同。刘娥当年在市井中卖艺，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小艺人，自己毫无主见，她被宋真宗赏识，先入王府，再进皇宫，有幸平步青云，自然求之不得。而李师师初见赵佶时，已到中年，我们只知道赵佶的生年，估计师师比赵佶还要大几岁，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女性。师师在求学的年龄就已经开始和那些太学生、文人学士交往，所受的感染既有风流潇洒的一面，也有忧国忧民的一面。她虽出身微贱，对于国事，完全没有发言权，但是她的先后几位情人，都是倾向于司马光这一方的君子，与追随章惇、蔡京那一批以推行“新法”为名，谋求实惠的小人是对立的。赵佶上台之初，本想调和旧党共同治国，并不偏袒一方，但是不久之后就一头倒向，把一切反对的正人君子一律打成“口茭党”，榜示朝堂，引起了老百姓极大的反感。师师出身于市井小民，自幼就经历过艰苦与屈辱的生活，对于那些底层百姓，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对于那些达官贵人，虎狼胥吏，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她成名之后，做人慷慨，仗义疏财，有大丈夫气概。被称为“江湖女侠”、“飞将军”、“白牡丹”。她重乡情，重友情，重爱情，却不以富贵、钱财为念。赵佶和她往来，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和她谋划，希望带她进宫，都被她谢绝了。她既然已沦落风尘，也就不在乎什么身份、名位，不愿意一头钻进深宫，当一辈子的宫庭奴隶。只想常在民间，日子过得富裕一点，节俭一点，皆无不可。就想当个自由人。她不愿进宫的想法是真实的，绝不是故作姿态。

    赵佶的光顾，对于李师师来说，究竟是福是祸，还很难说。在赵佶被向太后全力推向皇帝的宝座之时，这个18岁的小皇帝将来会成为什么角色，是个大有作为的中兴圣主，还是败乱天下的亡国之君，谁也猜不准。除了章惇一人一口咬定，说是“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之外，满朝大臣都看不准赵佶日后究竟会干出些什么事来，更不要说一个风尘女子李师师了。到了赵佶初见师师之时，这位花花公子皇帝的许多毛病都已暴露出来。他满口说的都是漂亮话，要继承先帝（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力争富国强兵，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实际上是在重用小人，打击君子，奢侈腐化，一掷万金。师师的一些情人，先后都被“口茭党”牵连，有的罢官，有的流放。从他们的嘴里，师师听到了不少实情，朝政日非，民变蜂起，赵佶自己全无主意，对内对外许多大事，全由蔡京、童贯等小人做主，闹得四海翻腾，民不聊生。师师一开头就对赵佶有了不好的印象，以后接触越多，就越看出他的许多短处。赵佶初次来访，对于这种旷古未闻之事，师师不免有所震动，产生几分激|情；已知这位皇帝并非圣君，这种激|情也就有限。双方的文化素养相当，生活情趣也有相同之处，这就会产生一些友情；但是其程度绝对比不上与师师相交多年的老情人秦观、周邦彦之流。在了解赵佶这个皇帝既任性妄为又为人所左右诸事都不顺心的情况之后，师师对他还出现了几分同情，并且还产生了在可能范围之内争取帮他一把的几分热情。但是，这份爱情的基础是不牢靠的，无结果的，只不过在一时之间，李师师的身份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色艺双绝的东京上厅行首李师师一下子转变为东京天字第1号情妇李师师。

    这时的李师师已经很难说是“东京上厅行首”了，因为知道内情的人已经不敢再来拜访她了。如老情人晁冲之从此不敢登门。不管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或者拿现在的情况来比喻，都应该说师师已经是赵佶的情妇。是不是能说，师师已经成了赵佶所包养的二奶呢？也不能。赵佶还包不了她。因为在和赵佶往来的同时，她还在和老情人周邦彦交往，赵佶也奈何不了她。师师是个多才多艺而又感情丰富的人，赵佶虽也多才多艺，但是感情并不丰富，他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处处自以为聪明却一再败坏了国家大事。他的父兄的确是真心推行变法，要想富国强兵，他却被蔡京等小人所作弄，借推行新法之名在民间搜刮了五千万两财富大搞恶性腐败，结果是钱财挥霍完了，军政机构都因腐败的侵蚀而一片混乱，自己招来了敌国外患而造成北宋覆亡。李师师绝对够条件称为绝代佳人，但是赵佶与李师师的交往绝对构不成女人祸水的说法。在北宋覆亡这件大事中间，要追究责任，赵佶自己才是祸水，李师师不仅没有败坏他的国家大事，而且很想从旁帮忙，力挽狂澜。可惜赵佶和杨广一样，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赵佶对李师师发生兴趣，那是因为“朝饭选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享尽了人间富贵温柔，突然对李师师这个异味女人产生痴迷而已，热情一过，情分也就淡漠了。在国家大难将来的时候，赵佶这个大皇帝措置乖谬，祸国殃民，把自己也赔在里面。上厅行首李师师却慷慨献出家财十万，以助军饷，大义凛然。皇帝不如妓女，这是千秋定论，谁也改变不了。

    李师师的故事是太离奇了。茶余饭后，可资谈助。所以民间编出来的故事，比真实的记载要多得多。但是品位都不高。例如《宣和遗事》中所录的那一首《南乡子》，就不可能是李师师的作品，因为：“慷慨有大丈夫气”的李师师根本不会有这种软弱女人的想法：

    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类仙。暗想圣情浑似梦，追欢！执手兰房恣意怜。一夜说盟言，满掬沉檀喷瑞烟，报到早朝归去晚，回銮！留下鲛绡当宿钱。

    靖康乱后，李师师下落不明，没有人能拿出确证来说明她以后的去向，因此就给那些稗官野史、小说传奇留下了极大的编造空?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