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鼎第102部分阅读
夏鼎 作者:po18
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13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5石。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从官禄来看，明帝国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中国佃客农奴制度在明朝继续发展，明初由官家所占的官庄，其亩数已达全部民田1/7。明代皇室贵族的土地占有形式，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皇室占的土地，称为皇庄或宫庄。皇庄的收入专供某宫后妃和未就藩的亲王的日常用度。从天顺八年（1464）到正德九年（1514），北京附近的皇庄有36处，占地37595顷多。武宗即位伊始，就增设皇庄七处，随后又增设苏家口皇庄24处，前后不足六年，共增设31处皇庄。如果按弘治五处皇庄共占地12800顷，每处皇庄平均占地2560顷的标准估计，则增设的31处皇庄占地就有79300顷之多。皇庄如此急剧扩展，大批民田很快被吞没，田地上的农民不是被赶走就是沦为皇庄的佃户。
另一类是藩属庄田，洪武时分封诸王就藩各地时就已建立。朱元璋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他有24个儿子和1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明朝的藩王都有5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供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
明中叶以后，各地藩王除兼并民田扩大藩府庄园外，还以子孙众多，生活困难为由，向皇帝乞讨附近的官地，来扩展自己的地产。正统五年（1440）甘肃庆王家拥有土地一千顷，大部分由占夺而来。1605年，四川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代皇族亲藩大量兼并土地，而他们的土地享有免税的特权，造成全国1/2土地不纳税，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自天启年间（1621～1627）开始屡次向普通百姓加派“三饷”。1618～1637年，赋税竟增加了6倍。一亩农田产出只有6两银子，至少要交10多两银子的税。面对苛重税负，农地大量抛荒，农民流亡，最多时流民人数高达600万人之巨，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1/8，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
万历帝的爱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二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崇祯年间，河南一省有八个亲王：开封的周王有良田一万余顷；南阳的唐王、汝宁的崇王、禹州的微王、彰德的赵王、怀庆的郑王，每家有良田大约数千顷到上万顷。卫辉的潞王有良田4万顷，大部分土地是在湖广。他除在河南、湖广两省占有良田四万顷外，还有皇帝赐的盐引专利。
第三类是勋戚中官庄田。“勋”指有爵位的功臣、世家，大部分是所谓的武臣；“戚”指后妃公主皇亲家族；“中官”即皇帝周围的宦官。贵族利用皇帝赐田的机会，可以兼并比赐田大很多倍的民田，或者把民田诬指为无主荒地，借以圈占。勋戚贵族兼并农民土地较皇庄有过之无不及，勋戚庄田在北直隶和京畿分布比皇庄为多，所以其兼并的规模也比皇庄为大。景泰二年（1451），贵戚汪泉霸占官民田地共达3千余顷。一些有权势的贵族除奏请的土地外，还接受所谓“投献”来的土地。投献是指有些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苛重的赋役，自愿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贵族，而自己则充当贵族庄园的庄头或佃客，以求保护。一些人竟然把小户农民的土地强行投献给权贵豪强，自身充当管家。成化时，皇亲王源的庄园原有赐田27顷，但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1220顷有奇，可耕者366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
除这三类庄田外，还有遍于全国的寺观庄田，占有的土地数也相当庞大。各类庄田的共同特点是，无论皇庄、藩府庄田或勋戚中官庄田乃至寺观庄田，所占的土地一律属官田性质，法律规定不得买卖。各地的官僚乡绅对民田的兼并也十分严重，如江南华亭的乡绅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大约自成化以来，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出现一种现象：许多地区的农民，由自耕农或佃农的地位下降为一种类似农奴的佃仆。所谓‘佃仆’又称‘僮仆’，与地主不只是主佃关系，还有‘主仆名分’。他们虽然可以有妻子儿女和微薄家业，但社会地位犹如农奴。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许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奴婢。这种家奴大半用在家内使役，如被遣往庄田耕种，采用古代“免奴为客”的办法，便由奴认为佃，但与主人仍保持主奴关系，成为佃仆。”
明清两代的工商奴隶制十分发达，毕道村说：“马克思一再强调，只要工商业仍奠基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原始公社之上，商品生产就决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然而，中国封建工商业的主要基石恰恰是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明清两代，人们蓄奴之多令人咋舌。有名的如王锡爵、钱海山、徐阶、李钦、和珅；睢州的褚太初、宁陵的苗思顺、虞城的范良彦、无锡的大地主邹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刘、田、李等强宗右姓所占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数千人以上。蓄奴范围之广，乃至连一些中上层农民也占有不少的奴隶。”
明初，凉国公兰玉令家奴贩云南私盐一万余引。永乐时，各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和府州县官都收留大量的“军伴皂隶”，以“办纳钱财、买卖借贷”。宣德时，会昌伯孙忠以“家奴贷子钱于滨州”。景泰时，都指挥孙继宗、孙绍宗，指挥孙显宗及其侄子孙璘“起塌房”，“邀截客商，引盐发卖”，辽东巡抚都御史李纯放债催款：所用之人，全是家奴。彭城伯张瑾封王于江西，“道南京，令家人市货帛，载马船以归”。万历时，右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在无锡、苏州、常州开设典当十余铺，“每铺不啻二三十万金”。此外，著名官吏徐阶、朱国桢、徐显卿各以织布、缫丝、养蚕而闻名乡里，如其所述，这主要出于诸女仆之功。天顺时，常熟大户钱哗靠他的十三个奴仆发家致富。著名刻书商毛于晋，“家蓄奴婢二千指”，除用于耕种宅旁的二顷地外，主要用来刻书、校书。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商业集团，徽商、晋商、福建的海商，无一不是靠奴隶支撑其商业的。其中，徽商的资本最雄厚，而徽州同时也是中国奴隶最多、所受的奴役最严酷的地区。各家大姓，都蓄有大量的奴仆用于“营运”。明代各类史籍中提及的工商业劳动力，特别是官吏、地主、大工商业主在工商业中的劳动力，很少不是奴隶。类似“勋戚之家纵令家人开设店肆”，“今豪势之家用仆开店”之类的奏疏实是举不胜举。明代的各类小说，如《儒林外史》、《醉醒石》、“三言”、“二拍”等，凡是叙及行此事的，几乎都是奴隶。如《警世通言》中所讲的宋金，《醉醒石》中所讲的陈篪，都养了几个至几十个家丁专做私商勾”。
直至清末，曲阜孔府还蓄有经营着数十种手工业的几百名农奴工匠。掌握了土地并垄断了重要工商业的地主、官吏豢养了大批充当鹰犬的奴仆，将大批农民沦为各色农奴。如东汉至隋唐的部曲、徒附，唐宋之际的地客、火佃，明清的佃仆、雇工人等等。因此，以奴隶为其生产、经营骨干的中国各类地主工商业也同时基于农奴制度之上。奴隶制和农奴制之间的相互补充、协同。付衣凌先生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商业发达的社区，奴仆也跟着盛行起来。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闽粤等省，同时也是蓄奴最多最严重的地区。”
清代后期对蓄奴制度进行削弱。清律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实际生活中，地主拥有不同程度的超经济特权，欺压凌辱佃户的行为，极为普遍。1727年，河南巡抚田文镜鉴于地主视佃户为奴隶，私刑拷打，滛其妇女，地方官徇私助虐，请求朝廷立法禁止。吏部和刑部议定例文：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照违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80；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清律中，低于凡人的还有雇工和贱民。雇工不是自由的人，他对雇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其劳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大批农民工向着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过渡。
清代法令规定各级贵族占有的生产奴隶的最高限额为：亲王950名、郡王270名、贝勒215名、贝子170名、宗室公90名，其它各级臣僚都可合法地拥有数十名不等的壮丁奴仆。其限额远高于西汉，而这还仅是指生产奴仆，不包括家内奴婢。
崇祯11年冬至12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46万2300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36万9千人”（《清太宗实录》）。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顺治皇帝颁布命令，“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j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庄和贵族庄园中的“壮丁”。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备受虐待，毫无人身自由，壮丁反抗和逃亡甚多。以1745年的畿辅皇庄为例，460余名庄头所辖16800余名壮丁，大部分不从事生产劳动，庄头能驱使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仅290余名。清廷只好允许将各地皇庄上的壮丁交地方官“载入民籍”，共16000民壮丁拨出为民，只留290余名保留农奴身份。从雍正元年到八年，一系列的“除贱为民”的谕旨废除了相当众人的“贱籍”，但各地阳奉阴违，直到20世纪仍保留少部分的贱民。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颁布诏谕禁止奴隶制，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说：“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西方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成了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不这么看。“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汉人”。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满清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英国特使发现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大部分人全年只有一件衣服穿”，“我怀疑以前传教士（指明末传教士）的传记都是编造的”。要知道乾隆特意让英国特使去参观当时中国最富地区呢。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这些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说得很详细。
马戛尔尼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这个国家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杀了我们没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
自周初至清末，中国盛行家奴制。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国民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比比皆是。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一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
清代蓄奴养婢之风极盛。“仕宦之家，童仆成林”；“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乾隆时旗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僮仆以百计。司书籍之仆八人，装潢补订又另有人。湖南藩司郑源寿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三千名。光绪时之督抚司道灯官，买置田园，私蓄优人壮丁不下数百。州县地方官多置僮仆以逞豪华，亲戚往来，仆从杂沓，一署之内，几至百人”。奴婢主要有四种：一是入关前后战争中所获得俘虏；二是入关后汉人投充为奴；三是有罪发遣为奴；四是贫民卖身为奴。清初，前两种占极大数量，后来典身卖身成为奴婢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和当代。尤其是到市场经济时代，奴隶制似乎有复归的迹象。现在很多企业里，大都盛行“依附主义”，员工依附老板，下属依附上级，就象古代社会的奴才依附主子一样，员工们大气不敢吭一声，对老板和主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实际上这是现代版的奴隶主义。奴性已经再次成为整个民族的特征。
正文 草原丝绸之路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0 本章字数:6450
在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上，古代曾经有数条以美丽的丝绸命名的交通要道，它们跨越万水千山，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般认为，丝绸之路大致可以分为：1、草原丝绸之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道路；2、绿洲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为沙漠之路)，指从河西走廊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3、西南丝绸之路，指经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而到印度、东南亚以远的通道。近年来，中外学者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命题，指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航线。
本文所论述的，即是上述几条丝路中时代最久，对促进中外交流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古路又可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更广泛地说，草原丝绸之路是东起大海，横跨欧亚草原的通道，其纵横交错的岔路，又可南达中原地区，北与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接。
从考古学角度去探讨，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内蒙古东部区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已同西方交往。例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厂汗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女神像，与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女神雕像有相通之处，是原始先民们生殖崇拜的反映。在内蒙古阴山、乌兰察布、阿拉善、呼伦贝尔和赤峰克什克腾，分布有3万余幅岩画，其内容为古代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原始崇拜及生产活动等。此类岩画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反映出古代草原民族在广阔的活动范围内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在内蒙古林西县锅撑子山、白音厂汗遗址，出土有许多长条形细石器，这种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在4000多年以前，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细石器文化带。公元前20世纪，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土尔克曼形成两个青铜文化中心，对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产生了影响。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商代羊首曲柄短剑、敖汉旗的铃首曲柄短剑，可以从米努辛斯克文化找到相似的类型。公元前10世纪，北方游牧人驯养了马，他们骑马纵横在欧亚草原上，给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西周晚期，东胡称霸草原，并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东胡的游牧文化经西伯利亚向西，一直影响至波罗的海沿岸。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的触角式刀，以及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中出土的兽形柄青铜短剑，这两种类型的刀剑，分别发现于丹麦哈尔希塔特文化墓葬和俄罗斯的塔加尔文化遗址。
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以其名命名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在内蒙古北部，以及陕西、宁夏、山西、河北北部，包括欧亚草原地区均有发现，但时代最早的标本，出土于早商时期(公元前15世纪)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遗址的晚期墓葬中，这说明统称为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即起源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周围文化产生了影响，也吸收了周围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与欧亚草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草原地区不仅循草原丝路与西方往来，而且与中原地区亦有密切交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蚕，反映了养蚕业从中原向北传播的情况。而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型碧玉龙和小型玉猪龙，则说明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习俗，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发源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原与草原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内蒙古出土的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青铜礼器、丝绸残件、象牙雕尺、漆器等，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草原地区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兴旺，与草原上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匈奴全盛时，其政治中心在漠北草原，以龙城为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部)，该城遂成为中原文明、西方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彦乌拉匈奴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汉朝的锦绣织物，用彩丝绣出流云、鸟兽、神仙骑鹿的图案；还出土有安息、大夏、小亚细亚的毛织品，上面的图案有植物纹、鸟兽纹及人物纹。另外，在丝绸上还绣有形同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人物形象，这种把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丝绸刺绣，应是匈奴人的作品。这些考古资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密林西迁南下，建立北魏王朝，初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其政治中心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可以南控中原，北领草原上诸游牧民族。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突出地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中。其早期的“昙耀五窟”，佛教造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西部一带)艺术风格，还有中亚地区服装的特点。经考证，南北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的由长安西行的丝绸之路，在甘肃武威附近分出的道路联为一体，这条道路沿内蒙古阴山河套一线到达今呼和浩特和山西省大同市，又继续东行，经燕山、七老图山至内蒙古赤峰南部和东北各地。在这条路上，先后在银川、呼和浩特、大同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在宁夏固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还出土有产自西亚的金银器，等等。这些出土文物，证明沿阴山河套东行的草原丝路的南线曾相当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已经紧密联系为一体。
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全盛时期，唐太宗被草原各部尊为“天可汗”，各草原民族的君长来长安朝拜，多走阴山河套一线的“参天可汗道”，中原与草原丝路的联系畅通无阻。之后，唐王朝在北部疆域建五大都护府，直接控制中亚至辽东半岛的通道。其中，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土默川上建的单于大都护府(故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的政治地位最高。该城为突厥人阿思德为唐高宗的儿子李旦筹建，李旦后来做了皇帝(唐睿宗)，单于大都护府也成为通往草原丝路的商贸中心。土默川平原三面环山，一面向着黄河，有通衢大道与中原相连，在北方草原长城地带是一片形胜之地。考古工作者在土默川平原上，多次发现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出土了弯月形金冠饰片及东罗马商人的墓葬；在阴山山脉中，还发现有突厥人的石人墓，这些都是唐代北方草原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市敖汉旗，1976年曾连续出土了两批典型的波斯银器，有波斯银执壶和猞猁纹银盘等。银执壶顶端有一个鎏金胡人头像，高鼻深目，八字胡须，短发后梳，是典型的胡人形象；猞猁纹银盘则不见于中国传统工艺，也是中西交流中的输入品。因此，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这些银器都是公元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在东伊朗高原制作的工艺品。唐朝时期，诸多文化传入草原，对当时及后世的草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草原地区发现的聂斯托里派(又称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墓石，即是唐武宗灭佛后，在长安的景教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从长安逃至草原时传播来的。从唐代直至辽、金、元时期，北方草原的汪古部、乃蛮部、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
由契丹族所创建的辽王朝(907～1125年)，其活动中心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非常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先后两次率军从东部草原西征，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并且征服了分布在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诸回鹘政权，使通往辽朝上京城(故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北线，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据阿拉伯人卫马西记录出使辽上京道程，他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翻越葱岭，进入疏勒(喀什)、叶尔羌(莎车)、于阗(和田)、克里雅(且末)至沙州(敦煌)，然后进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蒙古国土拉河西岸巴音诺尔附近)，经乌独健山(肯特山支脉)南下，经庆州(巴林右旗)到达辽上京。辽上京汉城中设有“回鹘营”，专门接待远道而来的回鹘商人。五代人胡峤所著《陷虏记》一书，还记有辽上京城外有西瓜摊贩。据瓜贩所言，西瓜是辽太祖西征回鹘时，从西域引入辽朝种植的。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敖汉旗羊山辽墓，发现绘有西瓜等水果的壁画。我国《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刊登了这幅壁画摹本，称之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画”。辽朝草原丝绸之路的南线，仍与唐代略同，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行至辽西京(大同)，再东行至归化州(河北宣化)，又分为两路：一路正东行翻越七老图山至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另一路东南行至辽南京(今北京市)。草原丝绸之路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了交通干线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促进了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西域诸国的商人和使团，每3年来辽上京一次，使团的人数都在400人以上，带来大批西方珍奇物品进献。辽朝每次回赠物品的金额不少于40万贯。通过交流，西方的马球、金银器、玻璃器以及驯狮、驯象、乐舞、猎豹、瓜果、蔬菜等，均出现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并在内蒙古东部区的辽代墓葬、壁画以及佛塔雕刻上有所体现。作为交流，契丹的商人也携带着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商品，沿草原丝路万里跋涉到西域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阿拉伯诗人尤素甫在他成书于公元1069年的长诗《福乐智慧》中写道：“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当时，北宋王朝无暇经略西域，与西方贸易主要走海上丝绸之路，北宋和阿拉伯商船以广州为起点，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运往西方。契丹则在陆路，通过草原丝路与阿拉伯国家贸易，进行各种交流。因此，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kata)。即便是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13世纪，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公元1120年，金兵攻占辽上京，辽朝覆亡。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残部，沿丝绸之路从阴山土默川地区向西越葱岭到达中亚，建立西辽王朝，该王朝在中亚地区统治近百年时间，是中亚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当时，欧洲地中海沿岸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把西辽(契丹)当成中国，契丹也就成为拉丁语“中国”的称呼(kathay)。西辽立国中亚后，与占据东欧的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建立密切关系，中国内地的丝绸通过契丹转卖基辅罗斯。居住在东欧南部的契丹人，还陆续迁到基辅罗斯居住，并且充当西辽与基辅罗斯贸易的中间商，所以，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并不知晓统治中国的南宋和金王朝，误将西辽当成中国，故而将中国称为契丹，以致于俄语至今仍称中国为契丹(kntán)。辽朝在与西方交往的同时，与北宋王朝也保持密切联系，通使和贸易十分活跃。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欧阳修、苏辙、包拯等，都曾出使辽国。辽中京专有汉人养蚕织绸，作为送给宋朝的礼品。
蒙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蒙元时期，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仅在欧亚大陆北方，就形成了4条大道：1、从蒙古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道路，包括天山以北路线，准噶尔盆地以北沿线，越阿来岭，经新疆北端也儿的石河的路线。2、南西伯利亚各部间的东西交通路线。3、从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4、从中原内地通往中亚的道路，包括从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和林的驿道，从大都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的驿道)和上都至辽阳行省的驿道。自此，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大都“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马可·波罗游记》)。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诋，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元·袁桷：《开市十咏》，《清容居士集》卷16)。公元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进入中亚后，转经丝绸之路的南道进入河西走廊，考察了联系河西走廊与草原丝路驿道上的名城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又折回，转经河套进入天德(今呼和浩特)，踏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于1275年到上都觐见忽必烈皇帝。马可·波罗甚得忽必烈器重，曾奉命沿西南丝路赴云南及南洋一带巡视。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后，于1291年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乘船抵波斯湾，与伊儿汗国君主完婚。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上述陆地与海上丝路的情况，尤对草原丝路记载精确，是令人信服的亲历记。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发掘的大量汉白玉建筑构件，以及在呼和浩特和阴山以北敖伦苏木元代古城发现的景教碑，证实了马可·波罗对元上都的描述和对阴山南北景教流行情况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关于蒙元时期东西方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文物，在内蒙古还有许多发现。例如：在额济纳旗黑城南墙外侧，保存有元代清真寺遗址；在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发现钧窑大香炉和一批越州窑名贵瓷器；在乌兰察布明水元墓中，出土有纳失石辫线锦袍及绣有狮身人面像的刺绣图案；在赤峰地区发现元代伊斯兰教墓石和景教徒瓷质墓碑；在包头燕家梁、赤峰翁牛特旗等地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其青花颜料为西方产品；在赤峰出土有元代驿站印信“富裕站印”铜印；在乌盟四子王旗发现元代驿站遗址和巨型敖包等等。草原丝绸之路在元代确已达到极盛阶段。
历史进入14世纪下半期，明朝代元而立，与北方草原的战争不断，明朝修筑万里长城，设置边关重镇，一时隔断了草原与中原的联系。清朝时期，草原丝路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规模。但是，明清两朝中西交流以及草原与内地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明朝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徐光启译有《几何原理》，蒙古草原诸部与明朝由战转和，互通关市，内地汉族人民帮助蒙古人筑城建房，草原上出现了青色的城(即今呼和浩特)。清朝时期，对西方的丝茶贸易较为繁荣；土尔扈特蒙古部从伏尔加河流域，沿着草原丝路辗转回归；内地边民“闯关东”、“走西口”，来到草原地区垦殖谋生；从草原丝路北行再西去的山西籍旅蒙商队，往返于乌兰巴托、科布多和莫斯科之间，那一串串艰难行进的驼队和驼铃，唱出了草原丝绸之路古老乐章的尾声和余韵。
岁月悠悠，绵延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道；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如匈奴时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时代在东部草原，蒙元时代则横贯欧亚、纵贯南北。由于这种特殊性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往往比较分散，不像河西走廊的古道，在各个绿洲容易形成如敦煌莫高窟那样集中数代文化精华的艺术宝库。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这个特点显示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能够快速传递文明的信息，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此外，草原上的皮毛等畜产品，也是草原丝路上的主要贸易物，珍奇的珠宝金银在丝路贸易中，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这条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它为东西方各民族的交流带来了繁荣，也使内蒙古草原地区频频出现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正文 古代中国瓷器如何赚全世界的钱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3 本章字数:3711
中国自30年前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重新融入世界。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处于世界的大背景下，人们也越来越发现，在与世界的交往联系中，坚持自主性，保持自己的特色是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遭受影响的中国制造业，一个几年前便已提出的概念，又使人们获得了新的认识，这就是要自主创新，要自己掌握主动。现实的事情有很多现实的条件，没有绝对化的标准。从历史上说，中国古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其典型就是中国的瓷器。
中国的瓷器曾经为中国赚了多少钱，实在不好统计。从数量上说，销往欧洲的中国产瓷器，超过几亿件是肯定的。清朝时期，据中国的官方记载，每年销往欧洲的瓷器几百万件是常态。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统计它到底值多少钱。中国瓷器在欧洲最贵的时候，与丝绸一样，与等重黄金同价。但是，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在大海上颠簸飘荡的欧洲商人或船东们，赚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瑞典17世纪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