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鼎 作者:po18

    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故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宋孝宗（1163—1189）时，陆游曾在成都、蜀州（今四川崇州）为官多年。其对王、李事迹的记述，按《老学庵笔记》自称，来于“蜀父老言”。值得注意的是，陆游也始终只以“王小皤”称名其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佑（1034—1038）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阁门祗候。文琏，泉州人，康定（1040—1041）中告归泉州。予尚识之。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未甚详。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在沈括的记述里，“王小波”又别作“王小博”。而且，沈括自称是见于“李顺案款”，则其可信度似乎很高，尽管如此，“王小波”之文未必定是讹错。这不仅因为《国史》之类正史如此记载，黄休复、田况、曾巩、苏辙等人作为宋祁、沈括同时代人（黄休复、田况、苏辙三人且有川西生活的背景），其所记名之可信度亦当不在宋祁、沈括二书之下。王明清《挥尘后录》卷五在引用沈括原文的同时，将“王小博”改为“王小波”，说明王氏也是认同“王小波”的。

    其实，“小波”、“小皤”、“小博”并不冲突，如果将其视为某种称谓的注音。（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罗罗，即乌蛮也。……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府”：“土人称巫师曰大奚婆，遇有一切大小事，怀疑莫能决者，辄请巫师以鸡骨卜其吉凶。”（清）檀萃《说蛮》：“居水西者曰黑罗罗，亦曰乌蛮，……疾不医，惟事巫，号大奚婆。”田雯《黔书》：“居平远、大定、黔西、威宁者为黑罗罗，……病不延医，惟用巫，号曰大奚婆。”“奚婆”也作“觋皤”，天启《滇志》卷三十：“（罗罗）巫号大觋皤，或曰拜杩，又曰白马，取雏鸡雄者，生刳取其两髀束之，以占吉凶。……精者能知天象，断阴阳，在酋长左右，凡疑必取决焉。民间皆祭天，为台三阶，亦白马为之祷。”乾隆《易门县志》卷六：“爨蛮，……不信医药，疾病惟事巫祷，巫号大觋皤，或曰拜杩，又曰白马，取雄鸡腿骨生刮其皮肉，骨有细眼，刺以竹签，相多寡向背顺逆。以占吉凶。”凡此种种，彝族先民称其男巫为“奚婆”（“觋皤”）当已自明。推而广之，笔者以为此一称呼最早或是氐羌系民族对巫师的称呼，而不止是彝族先民。汉晋以降，川西横断山脉一直有氐羌系民族分布。“王小波”所出之味江本身即属横断山系东沿，且是通往“西番”的要道。宋祁以“蛮”称“王小皤”，透露出了其或为少数民族的信息。而“小波”、“小皤”、“小博”与“奚婆”、“觋皤”读音相近，应为同一称呼的另类音注。那么，“小波”、“小皤”、“小博”即都不当是人名，而是一种对巫师的称呼。“王小波”者，也就应是一个姓王的巫师。宋祁以为“小皤”乃尊称颇有见地，但以“皤皤黄发”取义又是望文生义了。

    在《王小波、李顺起义考索二题》一文中，吴天墀先生经过缜密的考证指出：“王、李起义的酝酿和发生，是与当地祠祀灌口的宗教风习有着密切关系的，只是这种关系在起义军的两位领袖中似乎主要限于李顺，而与首先发难的王小波的关系则不明显罢了。”[1]若以上辨释成立，则王小波起事也应利用了宗教的因素，作为一个著名的宗教领袖，虽不排除直接原因或为“贩茶失职”2。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释文莹《玉壶清话》卷四、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七《削平僭伪》、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三《太宗平李顺》、《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等并称李顺为王小波妻弟。有详细的材料证实，李顺曾是灌口神（水神）祠祀活动的群众领袖。倘王小波确然就是一个宗教领袖，其与李顺的特殊关系，并及选择李顺为其后继，便都有了一层宗教的意义。

    注释：

    1例如，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六《金宝化为烟》、田况《儒林公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曾巩《隆子集》卷六《赵昌言传》、卷二十《妖寇》、曾巩《元丰类槁》卷四十七《秘书少监赠吏部尚书陈公神道碑铭》、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论蜀茶五害状》、王辟之《渑水燕谈録》卷九、释文莹《玉壶清话》卷四、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五、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七《削平僭伪》、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三《吏贪致盗》、岳珂《桯史》卷二十四《李顺吴曦名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淳化五年正月甲寅”、卷三十六“淳化五年八月丁酉”、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癸亥”、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癸未”，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三《太宗平李顺》、卷二十八《哲宗》、陈均《九朝编年各要》卷四“淳化四年二月己未”、《两朝纲目备要》卷十“开禧三年二月乙亥”、《宋史》卷五《太宗纪》、卷一八六《食货志》、卷二五七《吴元载传》、卷二六七《赵昌言传》、卷二六八《王继英传》、卷二七六《樊知古传》、卷三○七《张雍传》、卷三○九《杨允恭传》等，即均为“王小波”。

    2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详细情形，可参见胡昭曦：《王小波李顺起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作者简介：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成都人，1958年生。1982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士；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同校同系中国古代史（宋史）专业，硕士；2003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系跨文化研究专业，哲学博士。段玉明教授1987年至2003年曾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云南无形文化保护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1992年被云南省破格评为副研究员﹐1996年再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并被列为云南著名社科人才；1995年至1996年度美国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特邀访问学者；1997年至2003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高级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现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四川峨眉山佛学院客座教授。

    附：王小波李顺起义简介

    中国北宋前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北宋初，川峡地区的土地大多被官僚、豪强、寺观霸占。许多农民沦为客户（包括旁户），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宋太宗即位后，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淳化四年(993)，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南)爆发了王小波王小波、李顺起义作战地图、李顺起义。《雷有终墓志》（北宋），记载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事实（陕西合阳出土）。王小波，青城县味江人，于淳化四年二月，发动起义，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旁户纷纷参加起义，很快攻克青城县。接着，直~~~插彭山，惩杀了贪暴恣横的县令齐元振，众至一万余人。此后，转战于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州)。十二月，起义军在江原县（今四川崇州东南）与官军激战，王小波被西川都巡检使张廌射伤，仍奋力杀死张廌，攻克江原。王小波终因伤重牺牲，其妻弟李顺被推为领袖。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猛攻成都，大败官军，郭载等逃走，卢斌退回梓州。十六日，攻克成都府。起义军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为大蜀王，年号应运。宋太宗急令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军从剑门入川；又增派雷有终、裴庄、尹元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门，进行镇压，并一再下诏招抚，命张咏知成都府，伺机入川。四月，王继恩军破剑州、绵州(今四川绵阳)、阆州、巴州(今四川巴中)；东路官军亦进入夔门，攻战于涪江流域。王继恩率军猛攻成都。十多万起义军撄城拒守，展开激战。五月六日，成都失陷，李顺于城破时被杀害(一说李顺撤出成都，辗转到广州，三十年后，在广州遇害)。成都失陷后，起义军仍在各地战斗，至道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不久亦告失败。王小波、李顺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次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对以后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爆发在北宋建国后不久的一次农民战争。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因而统治者一开始就公开纵容大地主进行兼并，土地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落后。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北宋政府建立后，对四川农民的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除常规赋税外，官府在成都又设置了“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织作冰绔、绮绣等精美丝织品，由“博买务”统购专卖，许多农民的副业收入被官府剥夺了，造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大量失业。以孟昶为首的后蜀统治集团，挥霍无度，甚至连溺器上都装饰以珍宝。四川还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农民大多数是茶农。官府垄断当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边茶”贸易，广大茶农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只得逃亡。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建立大蜀农民革命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起义军战士还在脸上刺“应运雄军”四字，以纪念胜利。大蜀农民革命政权坚决执行“均贫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财物，还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分给贫民。这时，北到锦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为农民革命政权所控制。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的“败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王小波，李顺起义遗迹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川“旁户”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现，博买务也取消了。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编辑本段]历史背景

    阶级矛盾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自唐末五代以来，一直为封建割据势力所把持。这里曾建立过前蜀、后蜀等割据政权，这些封建割据势力对人民极尽搜刮掠夺之能事。四川盆地，地处祖国西南部，峻岭环抱，关隘林立．地势险阻。唐末黄巢大起义转战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却没有扫荡到四川，因此这里的豪强大地主一直没有受到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力的打击，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

    赋役深重

    当年黄巢起义军逼近长安时，唐僖宗曾率领大批世族官僚逃窜到四川。五代时，唐朝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直到宋初，这个地区还保留着唐以前那种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兼并比中原地区更为突出，世族豪强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占有大批“旁户”，供他们进行残酷野蛮的役使和剥削，“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为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这种“旁户”即“佃户”，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被役使，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他们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纳地租，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旁户实际上是地位低下的依附农民。当时这种旁户数目占全区总户70％以上，有的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80％到90％。许多世家豪族往往拥有多达数千户以上的旁户。由于旁户所受的剥削较其他地区更加严酷，生活更加穷苦，因此他们要求tf地主的压迫和统治也就更加强烈。此外，宋灭后蜀以后，曾纵兵大肆掳掠。也给四川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宋王朝把后蜀府库里存放的金、银、珠宝、铜币之类的“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运往京城开封，号称“日进纲”。为此，强征了大量民夫，水陆兼运，化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运完，这就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四川成都一带，人多地少，农民“协稼不足以给”多兼营纺织、采茶等副业。

    巧取豪夺

    北宋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释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这就使得越来越贫困的农民不断丧失家业田产，许多小商贩被迫失业，农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广大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农民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终于奋起反抗，发动了武装起义。

    [编辑本段]起义经过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王小波的起义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张玘招架不了，就放起冷箭来。王小波没防备，被冷箭射中了前额。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宋军，把凶恶的张玘杀了。起义的队伍进占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死去。王小波一死，起义将士推李顺做首领，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在李顺的指挥下，起义军越聚越多，连续攻下许多城池，杀死了一批贪官污吏，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全都逃跑。

    [编辑本段]起义结果

    公元994年正月，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建立大蜀政农民起义军所用钱币权。李顺当了大蜀王，一面整顿人马，一面继续派兵四出攻占州县。从北面剑阁到东面的巫峡，到处是起义军的势力。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的“败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直到995年才最后失败。

    [编辑本段]起义评析

    失败原因

    大蜀政权之所以坚持半年就遭到失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顺在军事战略上犯了错误。他集中主力攻打梓、眉2州，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没有派重兵去攻打四川的北部门户——剑门，结果不但坐失消灭敌人的良机，而且使宋军顺利越过剑门闯入四川。宋初的中央禁军还是有战斗力的，他们用分兵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消灭了各地义军，最后包围了成都，使成都陷入孤立无援之地，导致了起义军的失败。

    起义成果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从公元993年青城起义到公元995年张余嘉州被俘殉难。前后持续了2年多，队伍达到几十万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在两年多的岁月里，它把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打得土崩瓦解，震动了朝廷。虽然时间不长，范围不广，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更为明显的标志。这次起义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经过这次急风暴雨的冲击，四川地区世族地主或转死于沟壑，或暴骨于郊野，或被镇压，或被驱逐．或成为农民的阶下囚。起义军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地窖”悉被荡平。“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旁户，在起义中大都挣脱了人身隶属关系的锁链，获得了人身自由。起义被镇压后。他们成为一般佃户或“浮客”。与过去相比，他们虽依然遭受地主的压榨，人身依附关系毕竟松驰多了，社会地位毕竟提高了一些，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来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农经济。自耕农的数量相应地增加了。特别是一部分旁户和城镇贫民，在起义军实施“均贫富”的过程中。分得一些“财帛”、“车马”、“屋宇”和“粮食”。多少改善了一些生活条件。这些对促进川峡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次起义完成了黄巢起义军在四川没有触及到而遗留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黄巢大起义的继续与发展。

    首创精神

    王小波、李顺起义第1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王小波、李顺起义口号，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标专。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唐以前的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思想已露端如赤眉军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的要求，黄巾农民起义要求建立“黄天太平”的理想社会，汉中张鲁权对“太平”的理想进行的一些初步实践，都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战争中的反映，但还不明显，处于朦胧状态。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自称“天外平均大将军”。黄巢自号“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平均”，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次较明显的表现。这次起义则首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更加鲜明具体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个口号虽然表述得很简单，但正如思格斯所说：“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均贫富”的口号如此鲜明地被写上农民战争的旗帜，把农民的斗争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反对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大飞跃，表明农民不仅仅要求维持生存，而且明确要求平均财产，反对封建剥削。这一纲领口号的提出，固然凝结着以往农民革命的经验，表现出王小波个人的卓识高见，但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宋代的经济条件之中，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如前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大地主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租佃制普遍推行，地主阶级主要采取出租土地、征收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农民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驰。随着地主土地私建剥削和租佃关系的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展开，封建剥削日益深重，社会财产不均与贫富悬殊的现象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明显、更加表面化。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从不明显发展到明显。“均贫富”的口号，就是宋代经济关系在农民起义中的反映。

    现实意义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第1次明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个“均贫富”的口号虽还没有直接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但它已经在财产上提出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分配制度。它表明中国古代的农民阶级，在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总目标下，由前期的反对人身奴役，发展到后期的反对财产不均了。这是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它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

    正文 宋代积弱积贫，主要是内政的问题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4 本章字数:1352

    此外，我赞同曾瑞龙在《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中阐述的观点：大宋倾向于[lor=red]高组织风险（军阵，多路并进之类），低战斗风险[/lor]。

    玩弄各种天衣无缝地策略，耗费国家粮饷，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大宋总是有很多“遗憾”的，“差一点”就成功的战役让人扼腕。

    太祖年间还有粮饷自专的边疆守将，太宗年间就不行了，[lor=red]越往后走，越是无限提高组织的复杂程度[/lor]，在人人有私心，现实条件限制那么多的时代，[lor=red]焉能不败[/lor]？

    因为这个偏好，许多可以通过[lor=red]专任武将（如岳飞），[/lor]通过承担战斗风险（当然，还有武将谋反的风险，不要忘了赵家就是这么起家的）而解决问题的选择，在宋代是基本不考虑的吧，例如[lor=red]直捣黄龙[/lor]，现在还有很多人指着岳飞的尸骨臭骂说是他吹牛吧，[lor=red]断了他的粮饷，把侧翼都撤掉，然后把让他没有出兵的机会，最后连人都杀了，当然说什么都可以[/lor]，没有实现的计划永远都可以被你说得一无是处，反正没有实现嘛。最近又[lor=red]有人站在皇帝的立场论证岳飞有取死之道，站在金贼的立场否认岳飞是民族英雄，[/lor]我实在太无语了。

    隔代的比较，汉代固然有一定的养马区，但马复令是通行全国的法令，并非只在所谓“养马区”才有。再说，和中国内地同纬度的地区，欧洲，也没有说哪个地区的就无法养马，也没有哪个地区养的马一定是烂马吧？马的好坏，饲养方法和马种才是最关键的吧。

    农业区生态条件比单纯的牧区更好，并不是绝对不能养马，而是养马可能会有高的成本，北宋朝廷不愿意付出这个成本，而更愿意去[lor=red]养冗官，养厢军，搞花石纲[/lor]而已。赵官家为了和官僚阶层达成妥协，宋代反腐力度应该是历代最低的吧？宋朝政府财政收入倒是创了记录了，老百姓呢？中国的老百姓忍不下去了就搞事，宋朝见诸史册的群体性~~事件不少吧，外地入寇，[lor=red]政府不能抵御外侮[/lor]，[lor=red]金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lor]而已。

    匈奴何尝不是统一了大漠东西南北，包括西域之地，就凭局域东北的辽国，就算有汉军相助，往高了估计，辽国的实力和匈奴只能说各有千秋。按说后来灭金之前的蒙古才真正是和匈奴可以相比的游牧强敌。

    隔代比较，[lor=red]不是匈奴弱小，辽国强大，而是汉朝强大，宋国弱小[/lor]而已。

    宋代所谓以文御武，文官政治是一种和现代体制接近的东西，但并不是适合当时客观条件的东西。

    华夏文明造极于赵宋，往后呢？由盛转衰了吧？[lor=red]这个转折点，谁来负责[/lor]？？既然是体制，自然要有[lor=red]统治者[/lor]来负责，自然是[lor=red]赵宋皇室[/lor]来负责！

    我的观点是，如果种族没有问题，[lor=be]以汉人人口基数之多[/lor]，[lor=red]宋代积弱积贫，主要是内政的问题，地理、气候、敌人强大与否都只是借口而已。[/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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