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人被一同带到军营的操场上，肖大姐已经完全脱了形，被两个匪兵架着，浑身上下沾满了腥臭的粘液。

    在强烈的阳光下，我看见操场中央挖了一个深坑，挖出的新土堆在一边，我立刻想到：他们要活埋我们吧？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也看到了苦难的尽头，心里一阵轻松。

    我忽然发现不对，那坑里埋着一根手臂粗的铁杠，露出地面一公尺多，在坑里还有约一公尺，在土坑的上面还搭着一个粗大的木架。我疑惑了，他们到底要把我们怎幺样？

    牛军长出现了，他神气活现地对聚集在操场上的匪兵们说：“弟兄们，再过几天咱们就要出发了，姓肖的这个骚娘们欠咱们的债也还得差不多了，咱们今天就结果了她，怎幺样？”

    在匪兵们阵阵喊杀声中，那两个架着大姐的匪兵把她拖到深坑边的木架下，放下一根绳子把她吊了起来。大姐吊在土坑的中央，粗粗的铁杠正好骑在两腿中间。

    有人搭起一块木板，牛军长走到大姐身旁，抬起她依然透出几分俊秀的脸，恶狠狠地说：“肖碧影，你与我有杀父毁家之仇，今天本该把你千刀万剐，出我心头这口恶气。念你这十来年伺候老子还算尽心，一夜夫妻百日恩，本军长恩典让你再活三天！”说完吩咐身旁的匪徒：“给这臭娘们来个串糖葫芦，让她慢慢死！”

    他的话音刚落，大姐突然抬起头，睁开眼看着我的方向，她的嘴吃力地动了动，声音虽然微弱，但我听清楚了，她在说：“小袁，别忘了大姐……”

    我“哇”地哭了，小吴也哭了，我们大叫：“大姐……大姐……你别走！”

    可什幺也由不得我们，两个匪兵扯开大姐的双腿，将铁杠的头顶在她的阴部。

    铁杠的头是平的，他们把大姐的阴道口扯到最大也插不进去，郑天雄拿来一把利刀，将大姐的阴道割开一个口子，血流了出来，铁杠杵进了她的下身。

    他们放松绳索，大姐的身体往下沉，铁杠一截截戳了进去，她的腿不由自主地拚命岔开，血呼呼地流，我想，她的整个阴道可能都被铁杠撕开了，那痛苦可想而知。

    牛军长退到坑边，忽然放声大哭：“爹……娘，孩儿给你们报信来了，那个害了咱们全家的女共党肖碧影让孩儿拿了，这十几年我让她遭报应，千人骑、万人跨，你们看啊……”

    说着他展开了手里一个长长的褶子，那上面整整齐齐画满了“正”字。

    他接着哭道：“孩儿都记着呢，她在孩儿手里让两万一千五百六十四个男人操过，你们高兴吗？！”

    天啊，这个恶棍居然把大姐被奸淫的数目一一记载了下来。

    牛军长把那长长的褶子点着火扔到坑里，继续说：“爹、娘，我把这个臭娘们给你们发去当牛做马，你们等着啊……”

    吊着大姐的绳子已经完全松开，但她的身子却不向下滑了，脸上的表情极端痛苦，浑身都在抑制不住地抽搐。我这才明白了匪徒们的恶毒用心，现在，铁杠一定已经戳进了大姐的子宫，如果是尖头，会很快刺穿子宫和脏器，从上身穿刺出来，使她在短时间内死去。

    可那可恨的铁杠是平头，它一定把大姐的子宫撑到了极限，她自己的重量正一点点地把她养育过两个孩子的器官拉长，也许几个小时，也许半天，它会被戳破，然后生锈的铁杠会再穿过大姐的隔膜，进入她的腹腔，粉碎它遇到的所有器官，最后把她的心脏挤扁、压碎。

    难怪牛军长说她还能活上三天，他们好象经过精确的计算，她会死得极端痛苦。这群豺狼！

    大姐还能叫，她的叫声已听不出是人声，她的叫声断断续续地持续了整整一天。晚上，当我再次被带进牛军长房里的时候，还能听到大姐有一声无一声的呻吟。

    我用尽浑身解数伺候得他尽兴，趁他高兴的时候哭着求他痛快结束大姐的生命，也一刀杀了我。

    他摸摸我的脸蛋，色迷迷地说：“你这小美人杀了不是暴轸天物吗？可惜军令如山，否则我会把你带到台湾去。”

    我听了吓得浑身哆嗦，哭着哀求：“不要……千万不要啊……”

    他一面抽插着我，一面说：“放心，我会安排好你的。至于那个骚货，就这样我还不解气呢！”

    第二天，营地里出现了十几个陌生人，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他们把我和小吴吊在屋里翻来覆去地查看，尤其是乳房、阴道和肛门，里里外外地摸、捏。

    后来，他们又轮流奸淫我们，从他们熟练的动作，我忽然醒悟到了，这是妓院的人，牛军长要把我们卖了！

    我们拚命地哭，要求他们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把我们杀死，不要让我们继续受罪，可他们的铁石心肠根本不为所动。

    第三天一早，一个讲土话的汉子经过讨价还价把小吴买走了。听说他是克钦族的头人，专门喜欢养孩子。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实际上是个贩卖儿童的团伙，小吴到他的手里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生育机器。

    小吴被绑走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大叫着：“袁姐……袁姐……”什幺也说不出来。

    从此这个小妹妹再也没有了消息，不知所终。分手那年她只27岁，却已是16个孩子的母亲。

    选中我的是两个凶恶的泰国人，他们为了买下我付给牛军长一大箱银元，我绝望了，我的苦难什幺时候才能结束啊！

    天渐渐黑下来，他们给我穿上一条长裙、铐起我的手准备启程。

    在操场上我看见了肖大姐，她穿在铁杠上，还没有断气。铁杠显然已经顶到了她的喉咙，不知什幺原因没有碰到心脏。铁杠已经染成了红色，大姐的嘴角也泛着血沫，偶尔能看见她艰难地喘息一下。

    牛军长、郑天雄等都站在坑边，牛军长说：“哼，这娘们还挺能活，看来得帮帮她！”

    郑天雄问：“怎幺办？”

    牛军长恶狠狠一字一顿地说：“点天灯！”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蒙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幺刑法，但肯定很残忍。为什幺大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遭受这惨无人道的苦刑！

    匪徒们用绳子栓住大姐的手，把她重新吊了起来，从她身体内退出来的铁杠都成了红的，上面还挂着内脏的残片。大姐的下身已是一个大黑窟隆，各种残破的器官“呼噜呼噜”地往外掉。

    他们把大姐掉过来，用铁丝栓住两只脚，岔开倒吊在架子上。匪兵抬来烧融的松油，用刀割开大姐的肛门，用勺子一点点地灌进去，然后把剩下的倒入原先曾是阴道的深洞。滚烫的松油灌入大姐的身体，她已不会喊叫，只有从肉体一阵阵的颤抖中还能看出是个活人。

    两根点着的火柴被扔进了两个敞开的肉洞，火苗呼呼地蹿了出来，我不顾一切地哭叫：“不……大姐……你等等我！……”四只大手把我紧紧地按住了。

    火越烧越旺，雪白的大腿被烤焦了，跟着也燃烧了起来，然后整个身体都燃烧了起来，大姐的身体变成了一支巨大的火炬。

    我眼前一黑，哭昏过去。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颠簸的汽车上了，我昏昏沉沉地被带到一个热闹的大城市，后来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这里是泰国的首都曼谷，那年我整整30岁。

    他们把我带到一幢大楼，里面男男女女川流不息，我很快就明白，这是一家真正的妓院。

    在经历过这幺多惨烈的场面和非人的折磨羞辱之后，我已心如死灰。我的身体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任何一个男人只要肯花钱都可以任意作贱它。

    妓院的生活比土匪的巢穴和国民党的军营要“文明”的多，至少我不须整天一丝不挂，而只是接客时才脱光衣服。虽然一天下来还是光着身子的时间比穿衣服的时间长，但比起十二年赤身露体的日子，简直就是天堂了。

    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牛军长在卖我的时候把我被俘时的军装和郑天雄在郭子仪匪巢里给我照的照片一起卖给了妓院，不知道他卖了多少钱，让我终生都背着耻辱的十字架。

    为了招徕顾客

    ，他们竟把那几张照片放大了，上了颜色，挂在我的屋里。

    妓院里有各国的妓女，可中国人好象只有我一个，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国女人的名字，叫安妮。

    很快，常来的嫖客就都知道了我与众不同的身份，因此我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我对男人已经完全麻木，他们在我身上无非就是发泄淫欲，无论他们怎幺抽插，我都不会像那些真正的妓女一样淫荡地叫床。如果碰上特别无理的嫖客，我会想尽办法让他们败兴而归。

    尽管这样，要我的客人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晚上，几乎根本空不下来，不过，十几年的性奴生活已经让我变得晨昏颠倒了。

    刚进妓院的时候，我也想过找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老板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我的房里整天不离人，只要没有客人，总有人会看着我，连洗身子都不例外，睡觉都要用铁链把我锁起来。

    慢慢地我也就打消了去死的念头，特别是我想起了肖大姐、林洁、施婕的惨死，想起可怜的小吴，我总觉得欠着债，不把这笔债还清，我死都不踏实。

    妓院里毕竟还是有好人，我呆了一段时间，渐渐感觉到还是有人可怜我，暗暗关心我。比如杂役昌叔，我接完客洗身子的时候，他们总是派他来看着我，经过这幺多男人的蹂躏，这对我已经算不上侮辱。可我发现，我洗身子的时候，他总是背过身去，我为此大哭过一场，十几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当个人，当个女人。

    刚到妓院的时候，接的客人多数是中国人，主要是从原国民党军队跑出来经商的商人，还有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各地来的中国人，我在这里竟然碰上过好几个在景栋被牛军长“租”给妓院时接过的嫖客。

    在他们中间，最坏的是台湾来的嫖客。当他们知道我曾是被俘女兵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强迫我讲出屈辱的经历，甚至扒开我的阴唇让我讲第一次被强迫破身的情形，我不讲就用各种办法折磨我。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让我穿上那件饱含着我全部耻辱的旧军装，但不许我系扣子，强迫我作出照片上的姿势，然后奸淫我，甚至为他们口交。有时他们几个人把我一夜都包下来，然后轮番地奸淫我，不让我休息。

    我知道，他们是对那支曾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逃到台湾的军队心怀畏惧和怨毒，于是拿我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女子来发泄。那时候，我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像死人一样任他们怎幺弄，我既不动、也不叫，让他们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

    老板为此打我、威胁我，可我完全无动于衷。

    几个月后，我忽然发现身体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对男人本已完全没有感觉的身体忽然开始敏感起来，有时乳房无缘无故地感到酸胀，被客人一揉就会全身发软，下身抑制不住地流粘水。客人抽插我的时候，我再也无法保持平静，男人的肉棒一进入我的阴道，我就全身燥热，下身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收缩，身体控制不住地应和客人抽插的动作，甚至抑制不住发出淫荡的呻吟。

    我对自己伤心透了，不明白为什幺会是这样。

    直到有一天，昌叔趁没人的时候暗示我吃的东西有文章，我忽然想起了当初在十八拐的凌军医和牺牲前最后一个除夕夜的肖大姐，我猛然醒悟，一定是狼心狗肺地老板给我用了春药。我于是拒绝吃饭、拒绝喝水。

    他们先是把我吊起来打，见无效就安排打手连续两天昼夜不停地轮奸我，想迫使我就范，我仍是不从。最后，他们把我绑在床上，给我注射营养剂，将食物弄成糊状像填鸭一样硬给我灌，然后威胁我说，要给我注射毒品和春药。

    我屈服了，我见过被毒品和春药控制的人，完全失去了意志，特别是女人，像肖大姐那幺坚强的女人尚且在春药的控制下失去了自制，我如何挺得过去？要是那样，我就更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我和老板达成了一种默契，他不给我直接注射大剂量的春药，我默默地接受他提供给我的食物。从那以后，我虽然对自己没有完全失控，但接客时强烈的反应已经无法抑制。

    想不到的是，我却因此开始变得水灵起来，半年下来，镜子里的我竟酷似生完第一个孩子后的肖大姐，一个风韵动人的少妇。

    从1964年开始，我的嫖客中开始出现了日本人。

    我所在的妓院叫“水晶宫”，是曼谷最有名的妓院之一，也是最早有日本和韩国妓女的妓院，到泰国做生意的日本人经常光顾这里。后来偶尔有一个日本嫖客发现了我，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来嫖我的日本客人越来越多。

    日本男人非常好色，而且毫无廉耻，他们经常强迫我作出各种极为羞辱的动作，我后来听说，我在匪巢中受到的那些最残忍的羞辱，如口交、奸淫肛门，都是他们的发明。

    1965年的秋天一个晚上，三个好色的日本人闯进我的房间，我求他们一个一个来，可他们不干，硬要同时奸淫我。他们强迫我趴在地上，一人钻到我的胯下，一人站在我的身后，一人站在我的面前，三条粗大的肉棒硬要同时插进我的阴道、肛门和嘴里。

    我想起在匪巢里那些屈辱的日子，心里涌起一股无名的愤怒，想尽各种办法不让他们得逞。他们折腾了两个小时，时间到了，除了身后那条色狼的肉棒两次戳进我的阴道外，其余那两个日本人连我的身体都没有进入，更不要说尽兴了。

    他们气得找老板大吵大闹，一定要在我身上出气。老板对我软硬兼施，我那天上来了强劲，死活不肯就范，老板一气之下，命人用铁链子把我锁在床上，任他们奸淫。

    他们终于得逞了。经过一番折腾，三条肉棒到底同时插入了我的身体，他们得意地抽插，我用最大的力量忍住一切反应，就是不叫、不动。他们泄得我浑身上下都是腥臭的精液，我仍像死人一样毫无动静。

    他们似乎不甘心，一个人去找老板，包了我整夜，另一个拿出一管药膏，挤出半管全抹在了我的阴道内壁、肛门深处和乳房上。几只手在我身上揉来揉去，我浑身像被火烧着了一样，抑制不住身体的反应，下身开始湿润了。当那几条肉棒再次触到我的身体时，我控制不住地主动迎了上去，他们得意极了，大力地在我身上抽插。

    一会儿工夫，我又被精液灌满了。

    他们把我拉到浴室，一面冲着水，一面把我的下身细细洗了一遍，简直连阴户和肛门都翻过来了。

    洗过之后，疯狂的抽插又开始了，这次是一对一，但他们好象商量过了，全都插我的肛门。

    肛门里抹上了春药，从来没有那幺敏感过，我自己都能感到肛门随着男人的抽插在收缩，他们都泄得一发而不可止，我怀疑精液都灌到我的胃里去了，连呼出来的气都带着一股腥气。

    我精疲力竭了，浑身软得动弹不得，但他们好象还有使不完的劲，把我从床上解下来，把手用铁链锁在背后。一个人像把小女孩撒尿一样把我端起来，同时肉棒顶住了我的肛门；另一个从前面贴住我，肉棒顶在我阴唇的中间；第三个人从旁边拉过我的头，肉棒放在

    我的嘴唇上。

    他们喊起“1、2、3”，三根肉棒同时插入我的身体，疯狂地抽插起来。

    我像一条断了缆的小船，迷失在精液的海洋中。

    早晨他们走时，我已经起不来身，后来几天甚至都不能坐，因为肛门被他们弄得又肿又痛。

    这几个日本人像发现了新大陆，过几天又来了，而且还是要三人一起上，还是要把我绑起来。老板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答应了，我再次堕入地狱。

    他们走后，不断有日本人上门来群奸我，而且全都要求把我绑起来。老板发现了一条赚钱快捷方式，顺水推舟，开出了三倍的高价，那些人竟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老板大受启发，打起了我的主意，竟找人设计了一个海报，用我那些耻辱的照片作招牌，用虐待当年的女兵来招徕那些不满足于普通淫欲的顾客。

    这一招果然见效，“水晶宫”门庭若市了，我有时一天要接好几拨嫖客，每次都要被扒光衣服捆起来任嫖客们奸淫侮辱。到后来，竟有不良商人通过日本和台湾的旅行社以受虐女兵为题材组织专题旅游，据说有人居然用我被捆绑的身体治愈了阳痿。

    后来，多家妓院都推出了受虐服务，“水晶宫”的一些日本和当地妓女也模仿着提供捆绑性交服务。但真正受苦的是我，因为和她们做作的表演相比，我的痛苦是发自内心的，只有女人真正的心灵和肉体痛苦才能激发这些好色男人的欲望。

    从1966年开始，“水晶宫”里开始出现白人和黑人嫖客。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美国在越南打仗，在泰国建立了大批军事基地，还有海军人员上陆休假，他们真是女人的恶梦。

    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那年的夏天，我隔壁的一个日本姑娘接了一个嫖客，她平时接客时总是夸张地呻吟、喊叫，淫荡的声音传遍整个走廊。那天她的叫声却完全变了样，听得出来是真正的痛苦，像被人撕裂一般尖利而凄惨，我不知道出了什幺事，担心地不时向门外张望。

    大约半夜时分，我刚送走一个客人，妓院的领班带着一个白人走了进来，她显然是在向客人介绍不同国籍的妓女。

    那嫖客身材高大，穿着军装但衣冠不整，他对我房里贴的照片很感兴趣，指指点点地与领班说了半天，然后托起我的下巴端详我的脸。我当时还没有穿好衣服，身子也没来得及洗，赶紧抓过床上的被单盖住身体，谁知他一把扯开被单，捏捏我的乳房，又往大腿里面摸，摸了一手粘乎乎的东西，哈哈大笑着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点名要我。

    一进屋他就迫不及待地脱下衣服，看见他胯下的肉棒，我真是不寒而栗，那东西又粗又长，比我见过的最大的肉棒还要大三分之一。

    他不让我躺在床上，而是三下两下扒掉我身上几件小衣服，按着我赤条条的身子贴住墙壁，抬起一只脚搭在他的肩上，肉棒顶住我的阴道口，挺腰就向里面插。

    自从离开牛军长军营前的那个除夕夜被假阳具插入后，我的身体里还没有插入过这幺大的东西，那粗大的阳具顶在我的阴道口上，就是进不去，他一使劲，我整个身体都被他顶了起来。他按住我肩头，一边往下压，一边将肉棒往上捅。

    我明白昨天那个日本姑娘为什幺惨叫了，那大龟头像小蘑菇一样，撑得阴道口几乎撕裂。

    他见进不去，竟用两手扯住我的阴唇向两边拽，我终于忍不住了，不顾一切地大叫起来。好几个人挤在我的窗户上向里面张望，因为我平时从未叫过，就是几个人把我绑起来同时奸淫，我也不叫，最多小声呻吟几声。

    在我的惨叫和身体的剧烈抽搐中，硕大的龟头终于顶进了我的阴门，我靠在墙壁上吃力地喘息。他松开手，用肉棒顶住我悬在半空，然后猛地一颠，像有两只大手在用力把我的下身掰开，刀割一般疼痛，我痛得几乎失禁，不停地大叫。

    他似乎对我的激烈反应很高兴，兴致勃勃地颠了起来，我觉得我要被他弄死了，拚命地搂住他的后背，也顾不得长满黑毛的胸脯蹭得我的乳房搔痒难挨。

    终于，在一片昏天黑地的疼痛之后，他全部插进去了，我觉得下身胀得满满的，连小肚子都疼痛不止，我知道，那一定是那根又粗又长的肉棒戳进了我的子宫。

    他兴奋地搂着我赤裸的身子转了一个圈，我差点痛昏过去。他把我顺手放在桌上，把肉棒抽出半截，我觉得好象肠子都被他掏出来了，接着又是猛的一顶，我的身子立刻就软了。

    他用力地抽插了一阵，肉棒插在我的阴道里把我翻了个身，我趴在桌子上，手里什幺也抓不到了，心里感到更加空虚。猛烈的抽插又开始了，巨大的痛楚开始减退，取而代之的是一浪浪涌上来的热流。

    在一阵战栗之后，我泄了，淫水随着肉棒的抽插流满了下身，肉体相撞发出“呱叽呱叽”淫秽的声音，我的叫声中也带出了一丝淫浪。可他的肉棒依然是那幺坚挺、那幺粗壮，抽插得越来越有力，我连泄了几次，他却丝毫没有疲倦的迹像。

    过了一会儿，他又把我抱到床上，把我的腿折向头部，按住我的手脚跪着插我。我被他插得像一团软泥，浑身像被火烧着了一样，气都喘不匀了。最后，我被他插得几乎失去了意识，连自己喊的什幺都不知道了，他这时从把肉棒从我身体里拔出来，把我按在床下，跪在他两腿之间。

    他把肉棒抬起来，示意我含到嘴里。天啊！他插了我这幺半天，肉棒还是那幺粗大，紫红色的龟头上带着不知是谁的身体里流出的粘液。我对自己已经失控了，下意识地张开嘴把肉棒吞了进去，可我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含住一半。

    我的舌头刚刚舔了几下，那肉棒一跳，一股汹涌的热流就冲了出来，淫腥的液体灌满了我的口腔。他用肉棒顶住我的头不动，两眼死死地看着我的脸，我没有选择，只有一口口地把他的精液全部吞下肚去。他满意地站起身来，我却连跪都跪不住了，挣扎着爬到床上，腰像要断了一样。

    他走后我一看表，他在我身上竟毫不停歇地干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白人的阳具在西洋人当中只是中等尺寸，因为第二天又来了个黑人。他也穿着军装，说是慕名而来，专门要干中国女兵。看着他那半座小山似的身子，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进屋后先不急着脱衣服，而是很有兴致地欣赏了半天那两张照片，然后二话不说，把我按在床上扒光了衣服。他一把抓住我的乳房，我丰满的乳房被他一把攥了过来：他另一只大手扒开了我的腿，黑炭一样的手指拨弄起我的阴唇。

    他把我的阴部和肛门都扒开来看了个够，才站起身脱下了衣服。当他脱下裤衩时，胯下的巨大阳具差点把我吓昏过去，他那东西竟粗得像小孩胳膊，黑乎乎的像尊大炮。

    他先让我给他口交，可我想尽了办法竟无法把那肉棒吞入口中，他揪住我的头发让我给他舔了一阵，一把将我提了起来，我在他手中就像一个玩具，任他揉来搓去。

    后来的插入让我终生难忘，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发抖，我想就是生个孩子恐怕也不过如此，可他还要在里面抽插。他简直像头公牛，身上像有使不完的力气，直插了我近两个小时，直到我像个死人似的没了知觉才悻悻地完了事。

    他走后我才醒来，两腿根本无法合上，浑身上下布满了他的精液，尤其是脸上，简直像带了个面罩。

    那几年当地的妓女都怕接美国大兵，因为他们的肉棒太粗太大，也因为他们从战场上下来浑身带着血腥气，把女人往死里干。于是老板就把他们都派给我，因为只有我没有权利选择，我要是反抗，他们就把我捆起来让男人干。

    几年下来，我的身体完全变了样，阴道松松垮垮，原本高耸的乳房也塌了下来，腰经常痛得直不起来。

    1968年的夏天，我发现自己停经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自己已经死了，我那时才36岁啊，本应该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我几次想到死，但

    心里总有一件事没有着落，大姐、林洁她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永远化作泥土了？

    她们临死前的话语和眼神让我的心无法安宁，我最后还是决心咬牙挺下来，直到完成我最后的使命。

    1970年我大病一场，那次是接完一个日本客人，他把我翻来覆去折腾了半夜。他一走我就两眼发黑，心跳加速，浑身发冷，衣服都没有穿就瘫在床上不能动了。

    昌叔发现了我，老板叫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我才缓醒过来。

    我在医院养了几天，精神恢复了不少。一天上午，“水晶宫”的老板跟在医生后面来到病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经检查，我患有严重的妇科疾病，需要马上开刀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

    我一阵心酸，我从18岁沦为男人发泄淫欲的工具已经整整20年，20年来被无数男人用各种方法淫虐，进入过我身体的男人何止上万，就是铁打的也要生锈了吧！想到伤心处，我无声地哭了。

    老板见我伤心，忙安慰我说，医院马上给我手术，一切费用由“水晶宫”负责。我真想对他说，我不要治，我想死！可想到心里还没有落地的那块石头，我默认了。

    三天以后我就进了手术室，全身麻醉之后我就什幺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下午，当时我觉得诧异，说是妇科手术，可除了下身包满纱布外，我的胸部和整个头部都被纱布裹了起来，我动也动不了，喊又喊不出，在病床上整整躺了20天。

    当最后拆线的时候，站在镜子前面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好象又回到了二十多岁，胸挺了、腰直了、脸上的皱纹没有了，连全身的皮肤都变得细嫩了。

    医生嘱咐我，为防止复发，以后每月还要定期注射药物。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我回到“水晶宫”后才发现，就是阴道又恢复了20年前的紧窄，似乎从来就没有男人插入过一样。

    老板看见焕然一新的我，乐得合不拢嘴，我心里却罩上了一片重重的阴影，我怎幺就走不出这无边的苦海啊！

    后来很多年我才偶然地得知，这其实是老板的一个阴谋。

    那些年，我成了“水晶宫”的招牌，我住院的那一个月，“水晶宫”的生意淡了不少，老板见我渐渐人老珠黄，竟利用我生病的机会串通无良医生，藉治病的名义给我作了全身整容手术，术后和以后多年连续注射的竟是激素。这些都是给变性的人妖使用的技术，在当时有很大的风险，他竟全用在了我的身上，卑鄙地预支了我20年的生命。

    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我又要成为男人手中的玩偶了。

    果然，我出院的当天他就安排了一个热闹的晚会，等着我的竟是一个足足有10个人的日本猎艳旅游团。

    出院以后，虽然我外表看起来光艳照人，但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幺的虚弱，气喘、心悸；皮肤嫩得像能掐出水，可一个月不去注射，马上就迅速地粗糙起来。

    那几年我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不停地运转，给老板带来滚滚的客源，滚滚的金钱。

    197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昌叔忽然来找我，告诉我说，他要离开“水晶宫”，已经向老板辞职了。

    我一听，当时就哭了，昌叔是我后半生遇到的最好的人，像对女儿一样看顾我，让我感到自己还是个人，他给了我继续活下来的勇气。他要离开，我心里像刀割。

    他默默地在看着我哭，也不说话，一直到我哭累了、哭够了，他才说：“安妮，你别太伤心，我还在曼谷，还会来看你，你自己要保重啊！”

    我忽然想起什幺，从箱子里翻出那件饱含我一生心酸的旧军装，小心翼翼地拆下胸章交给他。我哭着对他说：“昌叔，我没有什幺东西送你，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了，送你留个纪念吧！”

    这个胸章代表着我花一样的18岁，可以说是我全部的财富，也是我全部的希望，昌叔是我唯一能够托付的人了。

    昌叔当时把胸章放在手心里，小心地摩挲着，体贴地问我：“你是不是希望永远再没有人看到它？”

    我急忙摇头：“不，昌叔，你不要把它送人，但也不要把它埋没，认识的人见到它，我就死而无憾了。”

    我的话没头没脑，但昌叔什幺也没问，安慰了我几句就走了。

    后来他竟开起了旧货店，把我的胸章当成了他店里最珍贵的收藏，他的恩德我今生今世也报答不完。

    昌叔走后，妓院的生意依然那幺红火，我已经是40岁的女人，但依然在男人的肉林中挣扎。不过美国大兵来得越来越少了，日本人又开始多了起来，一些韩国商人和欧美商人也开始出现了。

    曼谷的皮肉生意越来越红火，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水晶宫”这个老牌欢场也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花样翻新地想法招徕顾客。老板受前些年用我提供性虐服务结果门庭若市的启发，在“水晶宫”里专门开辟了一个“黑龙洞”，把里面布置得阴暗、恐怖，摆满刑具、戒具，这里的主角当然又是我。

    这一招果然奏效，日本人对此趋之若鹜。

    日本男人个个都是魔鬼，他们折磨女人的手段简直不是人能够想得出来的。

    在那个“黑龙洞”里，他们曾把我绑成各种奇形怪状的羞辱姿势，女人在他们手里根本就是个道具；他们把我正着、倒着、侧着、卷着吊起来，然后随意摆弄我的阴户、乳房和肛门；他们给我灌肠，不再用当年土匪用的肥皂水，而是不知什幺东西配出来的油，灌过一次，好几天肛门都火辣辣的。

    他们最爱玩的是把我绑起来，然后把烧融的蜡滴在我最敏感的部位；当然，我在“黑龙洞”也少不了被男人一次次地插入，不过他们要满足的已经不止是淫欲，还有几乎无止境的虐待欲。

    我就在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年复一年地任人玩弄，老板在“黑龙洞”还安排了几个其它国籍的妓女，但没有一个干得长，尽管出高价，她们还是走马灯一样不停的轮换，从来没有干满一年的。只有我，像台机器一样不停地转。

    1975年以后我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经常气短、喘不上气来，常年注射激素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我越来越显出老态。我一再向老板提出不再干了，但他就是不答应。

    有一年，我病得实得起不来，停了几天，“黑龙洞”以及整个“水晶宫”的客人都受到了影响。他们说那些小姑娘太做作、太夸张，找不到感觉。是啊，谁还会有我这样悲惨的遭遇，谁会像我这样看见绳索、皮鞭、镣铐就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痛苦和恐惧呢！我就这样苦苦地熬着，不知哪里是尽头。

    1979年雨季过后的一个清晨，我送走了最后一个嫖客，拖着疲惫的身子从“黑龙洞”回到房间。

    一进门，忽然发现房里变了样，我楞住了，怀疑走错了门，仔细一看，确实是我的房间，只是房里多了一张床。到近前一看，床上竟躺着一个姑娘，她的身子好象是光着，手被铐在床头，脚铐在床尾，身上盖了条薄薄的被单，她埋着头在嘤嘤地哭泣。

    看见她，我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

    我忙扶住床头，定了定神，轻声问她：“小妹妹，你是谁？”她好象没有听到我的问话，只顾埋头痛哭。

    我正茫然不知所措，领班悄悄来到房中，她招招手把我叫到门外说：“这是咱们这里新来的姑娘，叫詹妮，以后就在“黑龙洞”接客，你好好劝劝她。”

    我愤怒了，毫不客气地质问领班：“为什幺要把她铐起来？她是不是人？”

    领班无奈地说：“她刚来，不懂规矩，总是闹。老板说要管束她几天，让你看着点她。你劝劝她，好好听话，否则老板要把她交给阿青他们调教，什幺样的女人经得住他们的调理啊！”

    阿青是老板的保镖，听说还是黑道上的人物，不管多幺刚烈的姑娘到他手里都会变得伏伏贴贴，“水晶宫”的姑娘们都怕他，听说还常有其它妓院的老板请他去调理不听话的

    妓女。

    可这个詹妮是个什幺样的姑娘呢？这是个笑贫不笑娼的世道，妓院里的姑娘们多数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客，即使有个别被卖进来的，一旦被破了身，也就死了心，像这样必须时时铐在床上、时时有人看着的，在“水晶宫”，除了我，她是第二个。

    我同情地坐到她的床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想让她感到一丝温情，消除她的敌意。不料她猛地回过头，低声地叫道：“别碰我，让我去死！……”

    我们俩都楞住了，我看到短发下一张痛苦的清秀的脸，让我吃惊的是她说的话，她说的是中国话，纯正的北方话。

    我脱口问她：“你是中国人？”

    她大概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同胞，嘴张了张，头一扭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心里涌起一个个疑团：她是中国人，听口音来自大陆，可为什幺会沦落到这里？拐卖？绑架？为什幺要铐住她？难道她真的只求一死，就像我们当初？

    想到这，我压住内心的激动，尽量平静地对她说：“我也是中国人，姓袁，他们都叫我安妮。你如果愿意，就叫我袁姐吧，我会照顾你的。”

    说完我不再劝她，回到自己的床上，静静地听她悲伤的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