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声起，姑娘们陆续挑帘而出。

    虽已是冬天，但她们穿着暴露，丰胸微颤，眼神顾盼，很是妖娆，比长安平康坊的歌妓一点也不差，其中两个似乎还带有西域血统，高鼻深目，皮肤甚白。

    最前面的一名歌妓，随舞而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窃笑道：“哈，我的《芙蓉楼送辛渐》！”随即在墙壁上写上：一绝句。

    随后，又转出一歌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高适看了看一旁半迷糊状态的王之涣：“唱的是我的《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也在墙上了写下：一绝句。

    第三个歌妓出场了，音乐声刚起，王昌龄就说道：“估计还是我的。”

    果不其然，只见那歌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的《长信怨》。他开怀地写上：二绝句。

    这时，王昌龄和高适把目光对准王之涣，后者此刻正拥着火炉，但酒已醒了一半。高适打趣道：“下一个歌妓马上就出来开唱了，你别太紧张啊。”

    “唱你们诗歌的那几个姑娘，姿色、气质都甚为一般，所唱也不过是下里巴人之词，不是阳春白雪之曲，我的诗歌，俗人哪敢接近！”王之涣凝望中堂，起身指着诸歌妓中姿色、气质最佳者说，“若此女所唱不是我的诗，我终身再不与你二人争先！若是我的诗，你二人应在我面前拜倒，以我为师！”

    不等王昌龄和高适说话，那最漂亮的歌妓已转至堂中，起舞弄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王之涣骄傲的神情。在三人的笑声中，这边陲小酒家有了一种独具大唐风韵的光彩与生气。

    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以诗齐名。尝游西陲，时天寒微雪，三子共诣旗亭小饮，有乐妓十数人会宴。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三人因避席隈映，拥炉以观焉。俄而一妓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妓唱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又一妓唱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笑而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中色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倘是我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须臾，妓踏舞歌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妓诣问，语其事，乃竞拜乞就筵席。三人从之，饮醉竟日。（《集异记》）

    旗亭画壁的三诗人中，高适的仕途最为亨通，官至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是唐朝所有诗人中官位最高的。王昌龄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被谤谪龙标尉。王之涣呢，性格放荡不羁，除了写诗外，最喜击剑、喝酒，有豪侠之气，但是，一生不得志，他曾长时间闲居在家，或旅行访友。这样看来，也许王之涣才是三人中最为纯粹的诗人。

    作为旗亭画壁的优胜者，王之涣作品不少，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六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关于他的诗歌，有人认为散失于“安史之乱”；有人认为，是他为了追求身后的不朽而做出了一个冒险的举动：把自己诗歌中最佳者，挑选出来六七首，然后将其他诗歌一举焚毁。作家格非在《凉州词》中曾作大胆推测，虽为小说之言，但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三人中性格上最像诗人的是王之涣，而作品最好的其实还是王昌龄。很多人说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唐诗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实在是夸大了，该诗其实并不如同题材的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从军行》组诗一共七首，摘录其中三首：“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王昌龄作为三人中诗作的最佳者，结局最惨：“安史之乱”中流离失所，遭横祸被杀。

    韩愈死亡的秘密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夏，“文起八代之衰”的唐朝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吏部侍郎韩愈，病倒在长安靖安里府邸。

    秋九月，韩愈病情趋重，因病退职。十一月的一天，韩愈正昏卧床上，恍惚中见一人，身高丈余，披金甲持长剑，腰佩弓箭，仪貌威然，立于床前，凝视着韩愈，良久开口道：“天帝命我与君商量一件事。”

    韩愈整冠而起：“我不幸染病在床，何敢以此见大王。”

    那人说：“威粹骨蕝国，与韩氏世代为仇敌，今欲讨伐该国，而力不足，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韩愈支撑着身子，说：“我愿跟随大王征讨威粹骨蕝国。”

    那人点点头，忽地便消失不见了。韩愈凝神，感到是一场梦，又如幻觉，凭着记忆，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写下来。反复揣摩，而不能解其意。到了这一年年底，十二月二日，韩愈死去。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志》）

    威粹骨蕝国？

    我们不知道这个王国在哪里，也许在韩愈的梦里。不过，他一生的梦，应该是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不说政治上的藩镇割据，单从思想上来看，便呈现出一种佛家思想盛兴，儒学衰退的现状。韩愈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倡导自由的秦汉散文，反对格律的六朝骈文；在思想上，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激烈地反对佛教思想，代表作《原道》和《师说》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韩愈一直在为理想而努力奋斗。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对韩愈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这一年，凤翔法门寺举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这种盛事每三十年一次。宪宗在这一年下诏，请佛骨入皇宫供奉，为此派人去凤翔迎接佛骨，并在长安举行了空前的仪式。

    韩愈坚决表示反对，并向皇帝递交了《论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也就是说，若佛灵降罪，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韩愈态度坚决如此。

    这让皇帝愤怒，欲杀韩愈，群臣求情，韩愈最终被贬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遥遥，至蓝关，诗人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后人可能远远低估了韩愈当时的孤独感。

    中唐时，儒学的处境比我们想象得要糟糕得多。当我们对魏晋时儒学的第一次崩溃念念不忘时，却忽略了它在中唐于佛教压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笔记《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往事，说韩愈晚年登华山绝顶，险途难返，发狂而痛哭。这何止是为前路？当如魏晋之阮籍，遇穷途而落泪，哭的是一种大的人生。韩愈华山之哭，更包含着对本土传统思想在中唐时遭包括佛教在内的各方面挑战的揪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的心灵格局的确发生了大变化。

    为期八年的动乱涤荡了各个领域内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图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内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高层士大夫那里，内心开始被进入全盛期的禅宗所侵染；中下层官员那里，价值观也已发生变迁，“义”开始大于“忠”。关于这一点，《独异志》中的一个故事可佐证。

    大历年间，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这样的身份还会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

    侯彝听后，揭庭砖猛击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

    御史沮丧，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己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藏身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罪行，但却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以上观念在“安史之乱”前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大动荡后，“忠”的对象（唐朝廷）已难以承载“忠”的意义，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荡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朝廷的暧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调为江西高安县县尉，由“从八品下”变成了“从九品下”，官阶降低了一品，职位本身却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唐帝国的秩序和价值观从下到上发生了混乱，这是最令韩愈悲伤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对此耿耿于怀。这种耿耿于怀是正史上的说法。晚年的韩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长庆四年的长安靖安里韩府。

    韩愈在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发了后世的议论。五代十国时陶谷著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

    说的是，韩愈晚年好女色，为强壮身体，吃一种叫火灵库的东西。火灵库是什么？喂公鸡拌有硫磺末儿的粥，吃后又不叫其与母鸡交配，以此养到千日，再将这公鸡烹蒸，效果如超级春药。

    按记载，韩愈大人隔一天吃一只这样的公鸡。

    韩愈死后，白居易写了首诗《思旧》：“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迟……”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终活了七十五岁，而反佛的韩愈五十七岁即逝，虽然也不算短命，但毕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以恢复儒学道统自居的人来说。

    后来，宋明理学建设者将韩愈视为先驱，因而极力反对《清异录》和《思旧》诗里的说法，认为韩愈是一贯反对服食丹药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证明，《清异录》里的说法是造谣，而《思旧》里的“退之”并不是韩愈。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卫中立的人，是当时的御史中丞卫晏之子，同样字退之。他们又认为：韩愈和白居易虽都是大家，但关系实在一般，甚至还不怎么好，一个反佛，一个尊佛，文学追求上也不一样，彼此相轻，因而白在诗中不会提到韩。持以上观点的人很是激动，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儒学斗士死于春药。

    但是，很多时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残酷的，《清异录》中的说法也许是真的呢？因为撰者离韩愈生活的时代不远，且该书的风格又非纯杜撰，而是一本记叙唐朝生活的实录。

    其实，很多时候，大人物的另一面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着来自原始人性的最简单的诱惑，而且晚年的韩愈身心疲倦，古文运动和反佛主张都失败了，从南方返回长安后不再锋芒毕露，战斗精神渐渐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尝可知。

    送塔过海的僧人

    唐朝儒释道三教并行。

    唐初时，太宗虽然信奉道教，但对佛教亦不反对，甚至还派玄奘西行取经。

    就这样，我们的唐僧，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岁那年，独自踏上西行求经之路。

    二十七岁是个神奇的年龄，有那么多伟大人物的人生在这一年发生巨变。

    孤身西去，荒漠万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的朝圣之路，也是一个唐朝青年的探险之路。但不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勇气，也不是每一扇大门都会为信徒而开。除了热爱外，还需要金石般坚忍之心。

    玄奘取经天竺，在那里学习多年。此日，他进入了著名的维摩诘方丈室。

    维摩诘，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亿金，而苦于修行，终为菩萨。他曾与文殊菩萨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他托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视。

    文殊：“此室为何没有一个侍者？”

    维摩诘：“一如佛土皆空。”

    文殊：“何以为空？”

    维摩诘：“人以为空，即空。”

    文殊：“既为空，何用再空？”

    维摩诘：“以无分别空，故空。”

    文殊：“空会有什么分别吗？”

    维摩诘：“分别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为空，你之疾应向何处求治？”

    维摩诘：“向佛陀之外的诸见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诸见解又当何求？”

    维摩诘：“当求于诸佛之解脱中。”

    文殊：“诸佛之解脱又当求于何？”

    维摩诘：“当向众生修心中求！”

    传说中，维摩诘的修行之室为一石屋，只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讲法时，却能容纳万人，以至无量。玄奘在进入该室前，已决定随后东归大唐，于是欲于其室壁上书写下年月日，以作纪念。他提笔上前，望见墙壁就在不远处，但“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长安。

    按《独异志》记载，玄奘西去取经的年岁，唐朝名寺灵严寺的松枝年年指向西边，及至大师返回，松枝才变换方向，皆指东边。虽然在维摩诘方丈室触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烁东土的大师了。一个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华赋予孤途和信仰的人，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取经回来的玄奘，讲经译经，佛教更为红火。后来，经武则天推动，到了中唐，再加上禅宗的崛起，佛教进入全盛期。但物极必反，晚唐武宗时，突然来了一轮灭佛运动，下面这则秘密故事从侧面说到这一事件：

    扬州栖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独异志》）

    公元840年，唐文宗终于幸福地死去。因为对这位被宦官控制的皇帝来说，死是一种解脱。文宗死前，太子本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专权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为树权威，废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颍王李炎为皇太弟。文宗死后，李炎为新帝，改年号会昌，是为武宗。

    武宗李炎于人生中最关键的二十七岁即位，是继宪宗后又一个强势皇帝。此人有主见，富于谋略，风格雄俊，脱颖于晚唐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数皇帝一样，也喜欢游乐于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换句话说，游乐时他是一个洒脱的玩家，办公时他又是一个严肃的皇帝。

    即位后，武宗以李德裕为宰相，从此开始了君臣相得益彰得时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权谋与兢兢业业，把武宗时代打造得可圈可点，会昌六年间被认为是晚唐鲜见的政治清明与果敢的时代。作为皇帝，武宗虽然是被权宦仇士良拥立的，但即位后却并未受制于仇。后者也意识到，武宗比文宗难对付多了，所以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个武宗时代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爆发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灭佛”，即三个谥号或庙号为“武”的皇帝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禁止行动：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二是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灭佛。

    三次灭佛事件中，“会昌法难”规模最大，按当时朝廷的法令，首都长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庄严寺。东都洛阳和其他州郡只象征性地保留两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还俗，否则严惩。当时，帝国境内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万人还俗，没收寺院田地千万顷。

    本故事说的是，扬州大明寺有栖灵塔，为整个唐朝最高的佛塔。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该寺被拆除前，发生了一件隐秘之事。

    当时有词人刘隐之，游于明州即今之浙江宁波，一日晚，在旅舍梦见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灵塔漂现海面。恍惚中，又见老朋友扬州僧人怀信站在该塔第三层，凭栏对刘隐之说：“我正送此宝塔渡过东海，过些天再返回扬州。”

    刘隐之懵懂问：“送塔过海？”

    怀信说：“佛门将有大难，护塔过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后，刘隐之回扬州，一日闲暇，游于怀信所在的大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