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经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管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13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极佳，认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权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个字的评价应验得很快。在康熙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就因为雍正即位而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为熹贵妃。乾隆即位之后，她又成了太后，尊号为“孝圣宪皇后”。

    更令她感觉有福气的是儿子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对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登基之后，国务繁忙，他仍坚持像以前那样“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乾隆帝及其时代》）

    刚刚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时生活中十分注意节俭，甚至拒绝臣子过年过节给自己进献贡品。但每一次母亲过生日，他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钱。特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岁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寿时的做法，在太后由圆明园返回宫中那天，组织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路边“瞻仰跪接”，一天下来，仅赏赐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银子十万两、绸缎七万多匹。至于六十大寿及以后的整生日，为了讨太后的欢心，乾隆更是花钱如流水，极尽铺张之能事。（《清高宗实录》）

    老太太身体硬朗，喜欢活动。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带上老太太一起观光，叫作“奉太后安舆出巡”。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管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因为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纯孝”之名，赫然史册。

    但有一点，乾隆从来没有掉以轻心，那就是绝不许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权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他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中太监宫女：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皇太后仁慈，抚爱朕躬，圣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间，岂有不告之理？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母后者，早已奏闻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钜，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清高宗实录》）

    说明白点，就是要让太后与政治绝缘，清除她干预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实证明皇帝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时提到，顺天府东面有座庙宇很灵验，不过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倒塌，要乾隆拨点钱修修。乾隆闻听，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下来。但是转过脸来，他就降下严旨，严厉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张保糊涂不知事务，陈福随侍圣祖多年，理合深知体统，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隆养尊，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理？”虽然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对他们不予严惩，但声明下不为例：“嗣后如遇此等事务，陈福等不行奏止，轻意举动，多生事端，朕断不轻恕。”（《清高宗实录》）

    这道严旨，表面上是颁给太监的，实际上是说给太后的。聪明的老太太从此长了记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违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关系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结局。

    不是乾隆对母亲过于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从第一个专权的太后吕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庄皇后，历史上母后专权和外戚乱政之事几乎每代都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乾隆很清楚，太后也许本身并没有干政之心，但是如果开启了太后影响国政的先例，必然就会有很多人伺机而入。自己“隆养”太后，尊礼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后的亲戚们趾高气扬，胡作非为。一旦太后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那时候再想处理，难度就大了。

    贯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条原则是大权独揽。他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如果统治者能牢牢掌握权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保持权力链上严格的分享顺序，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权力被侵夺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无序，各种势力杀成一团。换句话，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不够紧，那么狼群必然会炸了窝。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咬紧肥肉”，大权独揽，有效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

    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谈何容易。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年龄过小或者过老、个人能力不足、身体状况异常、对某些政治势力过于信任，导致皇权被盗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乱的状况，岂止出现过千百次。

    为了做到大权独揽，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亲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须防范的重点。历代以来，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纲，也是最容易引发政治战争的敏感人物。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过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儿子在为皇帝打天下的过程中争相卖命，也形成了亲贵手握重权的政治传统。爱新觉罗氏皇室宗族内部几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斗争，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在关外有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间的火并，有皇太极与四大贝勒的冲突。进关后，则有顺治与多尔衮之间的斗争，雍正与兄弟们的相互残杀。

    刚刚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个长远的决定，彻底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时，大部分已经早逝，只剩下弘昼和弘曕两个弟弟。

    前文已经提到，乾隆与弘昼年龄相同，二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手足之情甚笃。乾隆曾说：“（弘昼）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乐善堂全集定本》）弘昼也说：“同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乐善堂文钞序》）在弘历被康熙带入宫中的那半年，两兄弟彼此思念，“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可见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君臣之分压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和想做“孝子”的愿望一样强烈，乾隆希望他以一个仁爱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载入史册，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对两个弟弟在金钱、爵位上绝不吝啬，日常交往中也和蔼有加，“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即弘昼、弘曕），每陪膳赐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一副宽厚仁慈的兄长风度。但是政治权力，丝毫不让他们染指，并且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干政：“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啸亭杂录》）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贵胄身上往往都有许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触犯森严的礼法。对于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遥不可攀的“上位”，弘昼一时半会儿不太习惯。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宫中给八旗子弟监考，考试开始了，皇帝坐在那里迟迟不退席。弘昼大大咧咧地请皇帝回宫吃饭，说这里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们顽劣胆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点了点头，但还是坐在那里想再观察一会儿。弘昼见他的话不起作用，不高兴了，对皇帝发脾气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们买通了吗？”

    兄弟之间说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十分正常。但是在专制时代，对皇帝这样说话却已经是大逆不道。涵养极好的皇帝听了这话，一言不发，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昼才明白过味儿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请罪。乾隆对他说：“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弘昼这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时代》）

    作为前皇子现皇弟，弘昼性格骄亢，盛气凌人。有一次，他和军机大臣讷亲闹意见，竟然拔拳当众殴打讷亲。乾隆深知弘昼性格中的缺点，所以他不断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渐，使他认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的错误。一次，弘昼与弘曕到宫中给太后请安，母子闲聊之际，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后宝座旁边的藤席上。这件小事却犯了皇帝的大忌，因为这个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责备他们“仪节僭妄”，“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弘昼就被罚俸三年。（《清高宗实录》）

    生为御弟，在专制时代表面上荣幸，实际上却是天生不可触摸政治权力的“政治贱民”。他们虽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干，一生的任务却只有“混吃等死”。弘昼经此挫折，对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终日无所事事，醉生梦死，逐渐心理变态。他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即演习自己的丧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护卫侍从等陈设好各种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一边吃着供品，一边观赏家人侍从的哭相，以此为娱，玩到六十多岁老死，算是落得个善终。

    另一个幼弟弘曕就不这么幸运了。乾隆即位时，这个弟弟年仅两岁。对于这个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关照。果亲王允礼家产丰厚但没有后人，皇帝特意令弘曕出继，以继承他的财产。但自幼娇生惯养的弘曕性格缺陷很多，特别是他的任性贪财，屡为乾隆所不喜。因为那次给太后请安跪错了地方，弘曕被皇帝诸过并罚，革去亲王，降为贝勒，并解去了一切差事，永远停俸。弘曕经过如此挫辱，心生抑郁，居然因此身患重病，很快不治身亡，年仅三十二岁。（《清高宗实录》）

    对兄弟都如此严峻，对其他皇族，皇帝当然更不假辞色。雍正刚刚去世时，乾隆遵奉遗命，以自己的叔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顾命大臣，组成御前临时机构“总理事务处”。结束居丧期后，乾隆撤掉了这一临时机构，恢复军机处，以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军机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却被排除在外，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历经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慈禧时期才被打破。

    皇室贵族对乾隆的印象本来极好，因为他为雍正政敌恢复名誉的做法轻易赢得了整个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断亲贵干政的传统，却让他们认为新皇帝比老皇帝更为薄情。从努尔哈赤时期起，亲贵们已经习惯手握重权，如今突然让他们无所事事，不免要说说怪话，发发牢骚。

    康熙时的废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辈的几个叔伯兄弟，经常来到赋闲家居的庄亲王家，谈论朝政，发泄不满。耳目众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这一消息。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提前加以打击，以防他们酿成大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布以“结党营私，行动诡秘”为由革去庄亲王的亲王双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亲王，永远软禁，罪名之一是“胸中自以是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诞辰，制一鹅黄肩舆进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是他曾经找人算命，算当今皇帝能活到多大岁数。其他几个叔伯兄弟，也分别受到圈革处罚。（《清高宗实录》《乾隆朝起居注》）此举彻底熄灭了皇族对皇帝的反抗之心。

    为了彻底贯彻禁止亲贵干政的原则，乾隆不光牺牲过亲情，也付出过友谊的代价。

    青年时代的乾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学生时代最好的同学，叫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亲表哥，也就是北静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岳托的后代，世袭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聪明绝顶，很小的时候就被康熙所喜欢，带入宫中读书。对于皇孙来说，这都是异常恩遇，何况其他普通王孙。弘历上学之时，他又被雍正选中，做了皇子的同学。雍正对他极为欣赏，雍正十一年（1733年）年仅25岁时，福彭就被任命为“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当时清军与准噶尔蒙古作战大败，急需一位大将去收拾残局。满朝文武雍正都没看上，偏偏看上了25岁的福彭，命他为定边大将军，驰往边关。此人之才，可见一斑。

    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历与这位同学关系极好，称他为“知音”。年青时代，他写过许多诗文，表达对这位同学的赞赏、钦佩和想念。说他“年虽少而器识深沉”，“与言政事，则若贯骊珠而析鸿毛”。

    乾隆继位之后，立即召福彭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处。看来，皇帝非常赏识和倚重这位老同学，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随着皇帝下定决心铲除宗室干政的旧习，福彭的命运也就被意外地决定了。后来他只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事务，一直不曾大用。

    作为一个男子，在传统社会，献身政治是最光荣的追求。但福彭却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牺牲品，断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郁郁寡欢中病逝，年仅40岁。皇帝谕旨称：“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闻患病薨逝，朕心深为轸悼。特遣大阿哥携茶酒往奠，并辍朝二日。”（《清高宗实录》）

    对于一个郡王来说，这是特殊的礼遇，说明皇帝对这位昔日同学心中存有一丝难言的内疚。

    在中国历史上，乾隆也是防范太监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监是最容易破坏政治秩序的特殊群体，尤以汉代、唐代、明代为甚。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刚刚登上皇位两个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敲打太监。他发布上谕，提及雍正时期，一些太监不遵守既定礼制，妄自尊大。他举例说，雍正驾前的四品太监苏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与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前朕与和亲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礼时，值苏培盛等在彼饮食，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复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贪其口腹，与之同餐者。朕躬后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复在九州清宴用饭。”

    乾隆在这道上谕中严厉地说：“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尔等当自揣分量，敬谨小心，常怀畏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后尔太监等各自凛遵制度，恪守名分……寻常以公事接见王公大臣时，礼貌必恭，言语必谨，不可稍涉骄纵，以失尊卑大体。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许被詈之人，即行重责。至接奉内廷阿哥等事件，必当庄重敬谨，不可曲意顺从。”（《清高宗实录》）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了积累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除了详细规定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酒闹事、聚众赌博以及不慎火烛、大声喧哗、贪睡误班、失误损物直至请假逾期、当班迟到，都要被体罚重责，从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监稍有小错，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虽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与许多太监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但是太监一旦犯错，他决不宽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换夏衣时，由于太监未曾认真检查，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了一下手臂，于是龙颜大怒，立将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刑满之后罚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个夜晚，皇帝在睡梦中醒来询问时刻，发现在寝宫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监常宁、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们拖出去重责四十板。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乾隆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处太监高云从向当朝大臣们泄露了职官任免档案，乾隆皇帝异常震怒，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而太监高云从则立即被处斩。

    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所以终乾隆朝六十年，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任何干扰和威胁。

    二 驭臣之术

    相对以上几种政治势力，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绝大的难题。

    只有亲自坐到皇帝宝座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为了这个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觉是语言无法形容的，那几乎就是成为上帝的感觉。从父亲咽气的那一刻起，乾隆就发觉周围所有官员面对他时的神情都变了。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脸上散发出特殊的光辉，让他们睁不开眼睛。他明白这是因为从那一刻起，他手里握住了他们的一切：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们的“主子”，他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

    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的那样：“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旋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乾隆帝及时代》）

    乾隆没有头晕眼花。他深知，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这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不是异族，不是灾荒，而是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丧命于这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之手。

    这话听起来骇人听闻，事实上却千真万确。作为个体，再狡猾、再有实力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合成官僚集团，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本来，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关切。就像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虽然是主人所创造，却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作为熟读历史，对人情世故领会颇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宽”并不是毫无尺度的。在软的一手背后，他还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礼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多支个百十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就会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甚属乖谬。”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的罪名罢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正。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们欺骗的种种伎俩，就逃不过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阅读一份奏折时，一个大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告皇上：“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臣的“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会次次那么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的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说：“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恶痛绝的这一政治危害又实在是中国政治中最难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执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处理朋党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问题。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后期的内阁首辅，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经说过：“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张廷玉则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任文渊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被雍正称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鄂张二人留京处理。二人权势，一时远远超过雍正时期。但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容。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的火箭式干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啸亭杂录》）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之一例。

    在登基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苗疆事务”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党的味道。

    鄂尔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云贵总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归流后的贵州苗民因为官府剥削过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对鄂尔泰相当不满，认为是他“改土归流”中措施不当所致。遂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选择张照，有些不妥。因为张照与张廷玉关系颇深，素来是鄂尔泰的反对派。张照到了贵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时间搜集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的“错误”，不断汇报给皇帝，意图借这个机会，使鄂尔泰身败名裂。乾隆继位之初，接到张照的汇报后，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貌似公允的汇报背后的朋党背景。他在张照的奏折上批道：“张照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

    而且由于一意寻找鄂尔泰的把柄，无心军事，平叛战争一再失误。乾隆一怒之下，以“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为名，把张照调回京师，革职下狱，同时派张广泗代替张照去贵州平叛。

    鄂尔泰的朋友故旧闻此消息大为兴奋。因为张广泗与鄂家关系良好，被认为是“鄂党”之人。他们认为这是反攻“张党”的绝好机会，许多“鄂党”人物纷纷上疏，揭发张照的种种错误，企图制造大狱，把张照置于死地。特别是张广泗，他到了贵州后，不断汇报张照在贵州军事行动中犯下的种种“大罪”。

    乾隆对此早有预料。他在派出张广泗时明确警告说：“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张广泗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鄂尔泰）而有迎合之心。”虽然张广泗一再攻击，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的那样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第二年又授给他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复原职，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他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的操纵。有一年内蒙古额驸（附马）策凌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出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凌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凌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凌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清稗类钞》《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的张照担当此职。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皇帝“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照。他之防范朋党，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的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离不开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他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以为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恩？这并非中枢大臣所当为，而是植党树私的开始。由此他评价“是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他公开以此告诫鄂“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

    他直言不讳地说：

    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特别是鄂尔泰为人素来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当时使他不寒而栗，但过后又置于脑后。

    黄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却与鄂尔泰素来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尔泰趁乾隆出巡之机，抓黄的小辫子，以黄举荐的一名官员出了问题为由，说黄“滥举非人”，深入追究。为了确保对黄的打击成功，鄂尔泰特意关照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赶在乾隆回京前，审理结案，并提出建议对此人“降二级调用”的处理意见，上奏给乾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奏章应该不会太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心细如发的乾隆却从不会草率对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宫里，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回京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大臣们指出：“此议甚属错谬。明系与黄平时不睦之人必欲致黄于罪。”并指明是鄂尔泰假公济私：“此案审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题复，希图蒙混批准。这样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将视朕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办事此案之大学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这是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处罚。这重重的一击使鄂氏清醒了一些，从此谨言慎行，不敢再大肆为自己的党徒办事营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鄂氏敛手之后，他的党徒却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作为一名御史，他专门找张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时不明内中奥妙，还以为他为人耿直，颇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动机败露了，原来他弹劾张派大臣时，经常找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发。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尔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明显系党庇门生……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

    鄂尔泰闻旨以为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好在皇帝不想让表面上完美的君臣关系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让鄂氏一派一败涂地。他仅命鄂容安退出南书房，在谕旨中说：“若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之大臣。”同时却严办仲永檀，以其“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毙狱中。在这个案子之后，鄂党人物很长时间之内藏身敛迹，不敢再有任何举动。张党亦鉴前车之覆，谨小慎微，处处提防。朝廷之上一时风平浪静，乾隆治理朋党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实录》）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变趋势，以鄂尔泰的脾气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肯定不能得到善终，雍正帝生时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终不渝”的包票势必会被乾隆撕破。因为乾隆十三年之后的乾隆已经不再是即位初期那个凡事宽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尔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1745年）幸运地病死，总算基本上保全了名节，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得了善终的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