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8脸红心跳

更新自由的凭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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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在眼里,阿都里娜有时真的像暴风中的一颗小树苗,有些经受不住快要折断。我喜欢阿都里娜教授的这群脏兮兮的小孩子,因为这些小家伙长大之后,很可能就是抱着步枪,隐藏在大山里守卫疆土的战士,扞卫我父亲曾扞卫过的一切。当他们收到家书的时候,希望他们不会再看到进城务工去了的哥哥弟弟只有劳动权,而没有受偿权;不会看到姐姐妹妹只有被选择的权利,而没有夹紧双腿的权利。这是真的,遭受歧视,比忍受清贫更逼迫人。

    我拉过阿都里娜的手,把厚厚的人民币放在她热乎乎的手心里,面无表情地说:“有了这些钱,你的胃就会一直蠕动,你的自信和自尊就可以挺直了腰板。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把这个牌子插在你的教室门口,算是我能留给这群孩子们的一点心意。”

    阿都里娜听完我的话,眼泪滚落下脸颊,她抽泣着,拉开了包在牌子上的布条。上面写到:“不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看到当狗比做人更容易吃上肉!”

    “这……村长他家……”阿都里娜有些惊愕。

    我说:“这就是你的学生们和你的学校的座右铭,我的提笔。我给你钱,也是为了给你勇气。老村长要是看到牌子,你就说是我插的,在我回来之前,不许拔掉这个牌子。你放心吧,老村长不敢为难你。他很了解我。”

    阿都里娜装好了钱,抱着包裹起来的牌子回家了。我也告诉了她,不许把这笔钱交给父母,自己存到银行里去,而且用自己的户名。

    孝敬值得被孝敬的父母是美德;对不可能永远正确的父母搞一味的投降主义和顺从主义是愚昧。真正爱子女的开明父母,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懂得珍惜“自由”。我相信她听懂了我的话。

    道别了这位淳朴善良的山村女教师,我从村里雇佣了一辆马车,驮着我们的行李和装病的芦雅赶去了县城。傍晚时分,我们被马夫送到了县城医院门口。我给了车夫100元,匆匆将他打发回去。

    看着车夫的马车走远,芦雅这才止住了哼哼嗨嗨的装病模样,抱着伊凉开心地跳起来。我找了辆出租车,然后去了汽车站,连夜奔向了省会昆明。

    第二天早上,我在昆明市的一家宾馆起床后,分别去了农业、建设、商业三家银行,分流存储了500万人民币现金,然后再通过中国银行转账,汇集成40万美金。接下来直奔机场,买了昆明飞往日本东京的三张机票。

    晚上,当我坐在距离大地一万两千米的客机上,芦雅和伊凉已经兴奋了一天,她们俩这会儿头挨着头睡熟了。客机窗外,一堆堆的星星友好地眨着眼睛,仿佛要告诉第一次坐飞机的乘客,今夜不会有恶劣天气。

    当飞机跨越中国东海的时候,我也迷迷糊糊闭上了眼睛。次日清晨,我们在东京机场准时降落。走出机舱,一股清凉的海风扑鼻迎来。机场四处平坦开阔,五两托运行李的平板电车,沿着行驶线缓缓擦过,毫不在意一架庞然大物降落在身边。

    我让芦雅和伊凉裹紧衣服,随我走了出去。我第一次看到日本的首都,这里更像一座密不透风的水泥森林。这趟赶来日本,我并未提前告知杜莫,现在我还不想给他打电话,于是便拨通了池春在日本的手机电话。

    “莫西摩西,哇阿纳塔哇……”一句甜润的女人声,瞬间传进了我的耳朵。激荡起来的记忆告诉我,这是池春的声音。不等对方说完,我平静而淡淡地说:“it’sme.”

    电话那端停顿了一下,紧接着传来了女人的抽泣声。

    “我在东京机场,你开一辆私家车过来,只你一人。”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十五分钟之后,一辆崭新的绿色三菱商务车停在了机场门口。芦雅远远地就看出了车内那个戴咖啡色墨镜的时尚靓丽女性,正是大家想念的池春。

    我一眼就能看出,池春开来的这辆汽车,不是她平时的日用车。她知道我是一个“不安分”的男人,猜到我这趟来日本并非简单的看望她。

    我远远地对池春做了手势,示意她不要下车。芦雅和伊凉拽着行李,飞快地跑向了汽车。当我们坐进了汽车,池春妩媚的双眼已经哭得潮湿。她扑进我的怀里,久久不能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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