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主审的是翁曾桂，还有会审的两员司官，一个叫林拱枢，是道光名臣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一个叫刚毅，满洲镶蓝旗人，此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可又喜欢掉文，以至于常闹笑话。刑部公事常有的一句成语“草菅人命”，在他口中便成了“草‘管’人命”。不过他肯下死工夫，律例烂熟于胸，所以虽是直隶司的员外，亦奉命会办。刑部司官中，浙江籍的好手甚多，但一个都不曾派到，为的是怕他们心有成见，审问不公。

    这三位司官承办这样一件“名案”，兴奋之余都不敢掉以轻心，案情读了又读，凡有疑问，都用签条签了出来；下手的方法，亦都一致同意，抽丝剥茧，照案情发生的经过，从头问起。

    因此，第一堂只提传四个人，除正犯葛毕氏以外，其余三个证人是：房东王心培、岳父喻敬添，还有一个沈体仁。

    首先要问的是小白菜，这是意料得到的事，所以刑部各司的官役，都涉水来到“南夹道”——刑部在皇城西面，正对着西安门一条南北通衢，名为刑部街，街西自北而南，依次是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就是所谓“三法司”。刑部街的地势最低，春夏之间，积水是常事，所以京师有个说法，叫作“水淹三法司”。至于刑部的“南夹道”，是浙江司所在地，其时春雨连绵，流潦没膝，好事的都涉水而来，垫足翘望，为的是要看一看小白菜究竟艳到如何程度，到底像不像谋杀亲夫的样子！

    这当然妨碍问案，但拒之不可。翁曾桂唯有简略地问一问姓氏、年龄、籍贯，成亲几年、有无子女，随即吩咐还押，另问证人。

    第一个被提上堂的是沈体仁，问过他跟小白菜的关系，翁曾桂又问：“葛品莲管你叫什么？”

    “他也叫我干爷。”

    “葛品莲死的那天，你看见过他？”

    “是！”沈体仁答说，“那天是十月初七，我在大桥茶店吃茶。看见品莲过去，样子好像不大对，我赶出来叫住他问，问他是不是流火又发了？他说还好，又说肚子饿了，要去吃点心。”

    “所谓‘样子不大对’，是怎么不对？”

    “是发冷的样子。”

    “那天，天冷不冷？”

    “十月小阳春，一点不冷。”

    “以后呢？”翁曾桂问，“以后有没有再见过葛品莲？”

    “再见到他，已经咽气了。”

    “你把当时的情形说一说。”

    沈体仁一面想，一面回答：“那天是十月初七，吃过中饭不久，王心培来通知，说品莲病重。当时我正有事，分不开身，所以我‘家里’，就是品莲的亲娘先去。又过了个把时辰，来通知说是品莲死掉了，我才赶了去的。”

    “赶去以后，看到的是怎么一个情形？”

    “看到喻敬添夫妇都在，商量买棺材办丧事。”

    “尸体怎么样？”翁曾桂补充一句，“有没有什么异样？”

    “我没有看到，去的时候，死人的衣裳都换好了。脸上盖一块白绸子，我没有揭开来看。不过——”

    沈体仁突然咽住了。

    问官当然不肯放松，刚毅脾气急躁，拍着桌子喝问：“不过怎么样？快说！”

    “不过，”沈体仁嗫嚅着说，“我问过我家里，有没有中毒的样子？我家里说：看不出来。”

    这句话不尽不实。当时沈媒婆向丈夫回答得很清楚，皮肤好好的，没有中毒的样子。可是她到了杭州府变了口供，所以沈体仁亦就不能不含糊其辞，略略照顾到沈媒婆在杭州说的话。

    “这句话很要紧，不要漏。”翁曾桂向录供的书办叮嘱了这一句，随即吩咐带走了沈体仁，传问王心培。

    由于王心培是葛品莲的房东，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个证人很重要，葛品莲的死因，葛毕氏平日对待丈夫，以及跟些什么人交往的情形，只有他最了解，所以问得特别仔细。

    “葛品莲死的那天，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他浑身发冷的样子？”

    “不是我，是我女人在门口看到的。”

    “你什么时候看到葛品莲的呢？”

    “等我看到，葛品莲人已经不对了！”王心培说，“那时候我正在吃中饭，只听得楼上狂叫一声：‘你们来啊！’听得人汗毛直竖——”

    “慢，慢！”翁曾桂打断他的话问，“是不是好像突然之间，遇见怕人的事，才会喊出来的那种声音？”

    “是的。老爷说得一点不错。”

    “你再说下去，听见喊声以后怎么样？”

    “我跟我女人都丢下筷子，赶上楼去，只见品莲口吐白沫，两只眼睛往上翻，两条腿一抽一抽地，喉咙里呼噜、呼噜像拉风箱的声音，是在‘起痰’了。我就说，应该马上去通知沈媒婆。是我亲自去走了一趟。”

    “我问你，”刚毅是问小白菜的反应，“你上楼的时候，葛毕氏在干什么？”

    “什么也不做，站在那里发抖。”

    “葛毕氏的母亲呢？”

    “她来过一趟，后来走了，是去请医生。”

    “医生什么时候到的？”

    “等我陪着沈媒婆一到，医生也到了。”

    “沈媒婆是什么人？”翁曾桂问。

    “就是沈体仁的老婆，葛品莲的亲娘。”

    “当时在场的，还有什么人？”

    王心培想了一下答道：“还有喻敬添夫妇，医生就是他们请来的。”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是痧症。”

    “你记不记得，开的是什么药？”

    “没有开方子，只教拿万年青、萝卜子捣了汁灌下去。哪知道一点效验都没有。”

    “以后呢？”

    “以后就死了。”王心培木然地说，“医生还没有出门，病人就咽气了。”

    “医生有没有别的话？”刚毅插进来问，“譬如说，觉得病情奇怪，或者疑心有别样缘故，病才会发作得那么厉害。”

    翁曾桂觉得刚毅的话，是问在紧要之处，因而附和着也说：“你仔细想一想，想清楚了再说。”

    “没有！”王心培很快地答说，“医生来了，没有说几句话。到病人不中用了，问他到底什么毛病，他还说是痧症。”

    “那个医生医道高明不高明？”刚毅问。

    “是个‘乌花郎中’。”

    “你说什么？”

    刚毅听不明白。籍隶江苏常熟的翁曾桂却懂这句杭州府的俗语，便为刚毅解释，食物之类腐败发霉，历时既久还会长白毛，就叫“乌花”；所谓“郎中”即是北方人口中的“大夫”，为医生的别称。“乌花郎中”意即难得有人请教的医生。

    刚毅爽然若失，“照此说来，医道并不高明。”他说，“也说不定不是痧症，看成了痧症。”

    “这也可能的，还得仔细求证。”翁曾桂转脸又问，“王心培，你认不认识杨乃武？”

    “认识的。不过不熟。”

    “你们有没有来往？”翁曾桂想补充着更明确地问，“譬如你到他家，他到你家，以及婚丧喜庆的应酬之类。”

    “没有。见了面，大家点点头，没有往来。”

    “那么，”翁曾桂急转直下地问，“杨乃武有没有来看过葛品莲夫妇？”

    “没有！”

    “这句话出入很大。”刚毅又插嘴了，“你说话要负责，到底有没有见过杨乃武到葛家，你要想清楚了再回答。”

    “杨秀才没有来过。”王心培仍是很平静而负责的态度，“我家里总有人，杨秀才如果来过，就算我不知道，我家里总有人知道，会告诉我。”

    这也是全案中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由王心培的证供中可以确定，自从葛品莲迁入新居以后，杨乃武并未到过他家。果真杨乃武示意小白菜毒杀亲夫，则授毒应另有地点，这个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只有问杨乃武与小白菜自己了。

    接下来是传讯喻敬添。由于他是塾师，虽无功名，也算斯文一脉，所以翁曾桂对他比较客气，行礼以后，许他站着回话。

    “喻敬添，”翁曾桂说，“你是读书明理的人，应该知道，问案是虚中以听。你如果以为刑部提审，就是认定了杨乃武、葛毕氏无罪，那就错了！一切要凭证据说话，而证据就在你们嘴里！你们有一句，说一句，不造假，不隐瞒，真相容易明白，结果一定公平。倘或心存偏袒，自作聪明，以为问官可以欺骗，结果呢，欺骗不了问官，害了你们自己，证供不实是有罪的！”

    “是！这案的人证，不只我跟我妻子，一手遮不尽耳目，自然据实奉答。”

    “好！你把葛品莲暴毙当天的情形，根据你亲身的经历，从头细说一说。”喻敬添所陈述的情形，与王心培大致相符，一直谈到葛品莲咽气，告一段落。于是翁曾桂继续再问死者的后事。

    “葛品莲一死，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心里很难过，人世无常，品莲年纪轻轻的就去了！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不知道遗孀将来怎么样过日子！”

    “你不觉得死因可疑？”

    “不觉得，暴病而亡，也是常有的事。”

    “后事呢？”翁曾桂问，“是谁替他办的？”

    “是请王心培办的。”喻敬添说，“出力容易出钱难。死者生前的积蓄，只有十两银子，一场丧事起码要用三十两。我们两家境况都不好，为了凑钱买棺材，所以过了三天才入殓。”

    “你所说的两家是指你跟沈体仁？”

    “是！”

    “过了三天才入殓，那就是十月初十？”

    “是的。十月初十半夜，一交子时，就算十一的日子了。”

    翁曾桂想了一下，问到医生：“郎中是你去请的，叫什么名字？”

    “郎中叫杨敬斋，是相熟的朋友。”喻敬添说，“我妻子去探了病，回来很着急，说病很重，要马上请郎中急救，所以就近请了杨敬斋。”

    “以后呢？你有没有问过杨敬斋，到底是何病症？何以死得这么快？”

    “问过的。他说，死者平时体子不好，受了外感；因为天时不正，一下子发作，所以来势凶险。说是痧症，其实是时气毛病。”喻敬添又说，“跟堂上说实话，杨敬斋的本事有限，看也是匆匆忙忙看一看，病症说不明白。”

    对喻敬添的审问，到此告一段落。时已过午，翁曾桂结束了这一天的讯问。将全卷连同这天所录得的口供一起带回家，反复推求，总觉得找不出杨乃武授意、小白菜下手的迹象。不过沈媒婆是个关键人物，许多疑问由她造成，系铃解铃，要想澄清亦非细细盘问她不可。

    因此，第二天只传沈媒婆到堂。媒婆的一张嘴是拦不住的，问官不过提了个头，她就叽叽呱呱地自己都说了出来，一直说到发现儿子尸体口鼻流血，翁曾桂才打断她的话。

    他是因为她说得太快，而且有些不相干的枝节之词，夹杂在里面，怕书办的手远赶不上她的口，所以特意告诫，“沈喻氏，你慢一点！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跟案子没有关系的话，不必多说。”

    “是！老爷。不是我喜欢多嘴——”

    “好了！”这次是刚毅拦阻，“既不喜欢多嘴，就不要多嘴！”

    沈喻氏连碰了两个钉子，咽口唾沫，闭紧了嘴。于是翁曾桂问道：“你儿子断气以后，是你替他换的衣服？”

    “是啊！我媳妇哭哭啼啼啥事也做不来，亲家母到底不好看女婿赤身露体，只好我做亲娘的动手。”

    “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什么中毒的样子？”

    “仔细看过，没有。”

    “那么，以后怎么又要报官相验？”

    “啊呀，老爷，以后是以后，情形不对了呀！”沈媒婆指手画脚地说，“嘴里，鼻孔里，又是血，又是痰，脸色发青，老爷你想，换了你要不要起疑心？”

    “起疑心以后怎么样呢？”

    “我跟我亲家母两个人盘问我媳妇，她不承认，亲家母又帮着女儿骂我。一口气咽不落，而且尸首摆在那里，如果不报官相验，糊里糊涂下了棺材，叫我做娘的，怎么安得下心？”

    “报官是什么时候？”

    “十月十一大清早。”

    “有没有递状子？”

    “自然！”沈媒婆说，“打官司怎么好没有状子？”

    问官反倒受了抢白。刚毅很不高兴，翁曾桂却很有涵养，付之一笑，接着问说：“你状子是怎么写的？”

    “说是我儿子死得不明不白，请县大老爷来相验。”

    “是不是说你儿子七窍流血？”

    “没有！没有！”沈媒婆连连摇头，“这怎么好瞎说？验出来不是七窍流血怎么办？”

    “你状子里不是说，盘问你媳妇，是听了杨乃武的话，下的毒？”

    “哪里有这话？老爷，你去看状子！”

    沈媒婆初呈的诉状，就在卷中，翁曾桂早已看过，并无此语，只不过故意这样问一问而已。

    “你的状子我早看过了。”翁曾桂仍然和颜悦色地，“告状除了状子以外，总还有口供，当时余杭县传你问过话没有？”

    “传过的。”沈媒婆答说，“验尸以后，传我问话，只问了一句，问我儿子服毒的毒药是哪里来的？”

    “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不跟儿子同住，毒药哪里来，我不知道。”

    “还有呢？还问了什么话？”

    “没有了。就问了这么一句。”

    “既然这样，余杭县报杭州府的公事，怎么说你曾经提到，你向你媳妇盘出杨乃武用毒药的情节，所以进状子报官相验？”

    “我怎么知道？那要问余杭县的刘大老爷。”

    答语振振有词，又形成抢白，翁曾桂为之语塞。不过他秉性平和，不以为忤；而刚毅却看不下去了，悄悄写了张条子，摆在翁曾桂面前，要求由他来问。

    翁曾桂微一颔首，向沈媒婆说：“刚老爷有话问你，你要说实话。”接着，将面前的案卷，向旁边移了一下。

    刚毅的态度就不同了，摘下墨晶大眼镜，慢条斯理地先检沈媒婆的状子，跟余杭县初次申详杭州府的公文看了一看，方始开口。

    “沈喻氏，你到底在公堂上说过没有，你向你儿媳妇盘问出杨乃武用毒药谋害你儿子的话？”

    “那——”

    刚毅不容她迟疑，立即指破：“是在杭州府说过，是不是？”

    “是！”沈媒婆有些怯意了。

    “为什么在余杭县不说，到杭州府说？你是真话，还是假话？”

    “是，是假话。”

    “为什么说假话？”

    沈媒婆觉得很难回答，而看到刚毅咄咄逼人的气势，心存恐惧，平日一张利口，此时竟是只字不出，身子也不由得有些发抖了。

    翁曾桂认为刚毅的这种态度，正就是造成犯人或证人诬供的由来。不过，在此堂而皇之的场合，不便公然劝阻，只好安慰沈媒婆。

    “沈喻氏，”他说，“你不要怕，有话慢慢说。”

    “是，”有他这句话，沈媒婆才能略略安心，定定神想了一会儿答道，“我说假话，也是没奈何。杨秀才跟我媳妇受不过刑罚，自己都乱招了，我怕知府老爷也拿我上刑罚，所以信口胡说了一句。”

    这个理由欠充分，但可以不必追究，只要能证实她这句话确是胡说就行了，所以刚毅再问一句：“你是说，你儿媳妇并没有跟你提到杨乃武给了毒药的话？”

    “是的。没有。”

    “你状子上又说，你儿媳妇‘素性轻狂’。这句话什么意思？”

    “家丑不可外扬，老爷，请你不要问了吧！”

    “我不问你的家丑，怎么能断你的家务？”刚毅说道，“这样一场人命官司，由县里打到京里，你还顾忌什么？”

    “是！”

    沈媒婆便吞吞吐吐地谈平日风闻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暧昧，但都是“听说”，“别人这么在传”的话头，究竟有无奸情，并未确指。

    这些情形，在问官只能作为参考，所以等沈媒婆说完，刚毅不再多问。看了看所有人证的供词，由葛品莲得病到报案的过程，大致已经明了，以下就要问报案以后的情形了。

    “验尸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在场。”

    “相验的情形，你是不是都看清楚了？”

    “看不大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隔得远，而且乱哄哄的，一会儿县大老爷骂人，一会儿仵作跟沈二爷吵架——”

    “沈二爷？”刚毅急忙截住她的话问，“沈二爷是谁？”

    “是县衙门里的门丁。”

    “噢，是门丁！”

    门丁为何与仵作吵架？显然地，是门丁在干预公事。刚毅对这一点新发现，相当兴奋，随即吩咐：沈喻氏饬回，传余杭县仵作沈祥。

    到堂的沈祥，浑身在发抖。因为这一案的症结，就在相验不真，平时大家谈论，都说仵作是罪魁祸首。

    这些话在沈祥已听了不少，扪心自问，一时马虎，闯出这么一场大祸，自疚自悔，一直提心吊胆，如今是真的逃不过这一关了！

    上堂磕过头，刚毅见他如此害怕，心知必得好言抚慰，才能问出真情，便和颜悦色地说道：“你别怕！

    一切有本司替你担待。你只要说了实话，就没有你的事。”

    这多少是哄人的话，果然相验失实，罪名不轻，何得无事？而沈祥居然信以为真，感激地答说：“是！

    小的一定说实话。”

    “葛品莲的尸首，是你经手验的？”

    “是。”

    “当时尸首是怎么一个样子？”

    “尸首已经发变了。尸身胖胀，头肿得很大，口鼻耳朵里都流血水。身上有青黑的毒斑，还起水泡。

    手指甲也是发青发黑。”

    “这就是中了砒毒以后的样子吗？”

    “是中毒。”

    “什么毒？”刚毅紧盯着问，“砒毒？”

    “不是！”沈祥嗫嚅着说，“尸身软而不僵，是乌烟的毒。”

    “乌烟”就是鸦片，刚毅知道浙江有此称呼。为确实起见，补问一句，“你是说，中的是大烟的毒？

    既然是烟毒，为什么说是砒毒？”

    “老爷，”沈祥有些激动了，“我的冤枉就在这里！当时门上沈彩泉跑上来跟我说：‘怎么会是烟毒？

    下毒药当然是下砒霜，哪里会用乌烟？你再看看，肚皮上发青发黑，也是砒霜中毒的样子。’我说：‘砒霜中毒，七窍都会流血，恐怕不是。’沈彩泉还说是砒霜。他是刘大老爷面前得宠的人，我只好照他的话，喝报砒毒。”

    这段口供，刚毅听得很仔细，而且还关照录供的书办，只字不可遗漏。不过砒毒是毒，烟毒也是毒，如照沈祥所说，葛品莲乃是中毒而死，似乎已无疑问。然则，鸦片从何而来？如何到得葛品莲口中？是有人硬灌，还是他自己厌世服毒？疑云重重，案子变得更复杂了。

    刚毅定神想了一会儿，要言不烦地问道：“你认为葛品莲是中烟毒而死，有哪些个证据？”

    这一下将沈祥问住了。当初认作烟毒，一半出于揣测，要问证据，只记得一样：“尸首软而不僵。”

    “还有呢？”

    沈祥思索了一会儿，又想起一样：“指甲发青发黑。”

    “就这两样吗？”

    “是！”

    “那么，如果是中的砒毒，指甲会不会发青发黑？”

    “会。”

    “原来凡是中毒，指甲都是青黑色，照此说，这算不得是中了烟毒的证据。”

    刚毅将摆在手边的《洗冤录》翻开来，看目录上并无有关烟毒的叙述，不免奇怪——这就是他少读书之故，不知道鸦片在宋朝还未传入中土，而《洗冤录》却是宋人的著作。

    不过，《洗冤录》所载一般验毒的方法，应该还是适用的。这在刚毅不须查书也知道的，最普通的一种方法是“银针探喉”。当即问道：“你用银针试过没有？”

    “试过的。”

    “怎么样？”

    “有一点点黑。”

    “只有一点点黑？”

    沈祥没有听懂那个“只”字，答一声：“是！”

    “这就不对了！”刚毅对例案很熟，记忆力也很强，想起有一件恶媳凌姑，服鸦片自杀的案子，以彼例此，找得漏洞，“烟毒而死，说来都是自杀，要吞好些大烟，才能送命。烟膏子在嘴里不管喝多少水，总有剩下的，银针一试，一定很深、很深的黑颜色。你怎么说只不过一点点黑呢？”

    “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

    “你当仵作多少年了？”

    “小人是同治十二年春天正式补上名字的。”

    “这样说，替葛品莲验尸的时候，你才当了半年仵作？”

    “是！”

    “那就怪不得了！”刚毅得意地说，“我倒考考你，银针探喉之前，应该先做怎么一道手续？”

    “小的，”沈祥嗫嚅着说，“小的不知道。”

    “银针探喉以前，先要用皂角水洗过，莫非这一点你都不知道？”

    沈祥越发惊惶了，结结巴巴地回答：“没，没有听说过。”

    “唉——”刚毅这口气叹得很长，一半也有些做作，是表示他的得意，“你这样子胡闹，真正是草‘管’人命！”

    他又念了个白字，误“菅”为“管”。不过沈祥听不懂，就是听懂了也不敢笑他。

    刚毅自觉这一天颇有所得，退堂以后，找到翁曾桂细谈经过。林拱枢虽然也奉派会审，但以手头另有案子，这两天的审问，始终不曾参与。翁曾桂认为应该跟他谈一谈，也问问他的意见。

    于是，又将林拱枢请了来，拿两天的口供给他看，也作了必要的口头说明。林拱枢听完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一问，指出了全案最主要的症结。过去所认为所须推究的是，杨乃武曾否指使，并以砒霜供给小白菜毒杀亲夫？对于葛品莲之中毒而死，似乎并无疑问。现在如果能查出真正的死因，若非砒毒，则杨乃武毫无干系，就不辨而自明了。

    “如果是死于烟毒，则案中有案，另起波澜！”

    “果真有此案中之案，恐怕很难水落石出。时间隔得那么久，从何查起？”翁曾桂搓着手说，“案子可能很棘手，如之奈何？”

    “我看，”刚毅却很乐观，“连烟毒都不是。用大烟谋害人命的事，还没有听说过。大烟味苦，上口就知道，怎么害得成？”

    “然则除非葛品莲自尽！可是，”林拱枢质疑，“第一，何以厌世，是不是有何冤屈？第二，为什么用大烟？先祖遗志未达，至今毒逋天下！”他是为他祖父林则徐禁烟一事，顺便发两句感慨，“烟膏也很贵，葛品莲就要自杀，又何必挑这个既花钱又受罪的法子。第三，葛品莲从发病到咽气，不像中了烟毒的样子。中烟毒只会昏迷不醒，不会像打摆子那样，浑身发冷。”

    “是的！”刚毅接口说道，“银针探喉，未用皂角水洗过，发一点点黑，不足为凭。据仵作所供，亦只是尸身软而不僵，疑似烟毒而已。总之，证据薄弱，情理不通，烟毒之说，可以不论矣！”

    “那么！”翁曾桂问，“是不是再追究砒毒？不是砒毒，中的是什么毒？”

    “也可能根本不是中毒。”林拱枢说。

    “莫非，”翁曾桂笑了，“真的如那‘乌花郎中’所说，是痧症？”

    “为什么不可以是痧症？痧症种类很多，俗语所谓的瘪螺痧、绞肠痧、吊脚痧，夺命都在顷刻之间。”

    话虽如此，到底只是可能如此，而非必然如此。发病之初，见到葛品莲的几个人，都不懂医药；唯一能鉴别病症的，只有一个“乌花郎中”，却反不在人世了。即使在世，能够传案作证，亦不见得一定确实，因为这个医生，手段既不见得高明，又未经详细诊断，说的话未必可信。

    因此，目前仍应假定葛品莲中毒而死，只是既非砒毒，又不似烟毒，是何种毒物？很难研求。这一来，便只有找漏洞去探索了！

    这是林拱枢的见解，翁曾桂也同意了。“好吧，”他说，“我们从很明显的几个疑问去追究‘为什么’！”

    “第一是门丁沈彩泉，”刚毅问道，“为什么仵作说烟毒，他要说砒毒？”

    “这是有意要拿案子闹大来！”林拱枢说，“非如此，不能在这场官司中，大大地弄些好处。”

    “想弄谁的好处？穷家小户，哪里来的油水！为什么要拿案子闹大？”

    “这不用说，当然是想把杨乃武牵连进去。”翁曾桂说，“我听好些浙江的朋友谈过，杨乃武的刀笔收入甚丰，而且平日好与刘大令为难，宿怨甚深。凡此都是刘大令想借此报复的动机。”

    “照这样说，第一，是蓄意造成冤狱；第二，沈彩泉当然是由于主人的授意，才敢在大庭广众间，公然干涉仵作。”

    对于刚毅的看法，翁、林二人都觉得第二点理所必然，第一点则持论太苛了些。林拱枢比较率直，便唤着刚毅的别号说：“子良兄，说刘大令蓄意造成冤狱，倒也未必；不过，心有所蔽，眼就不明了。只看他对杨乃武并未刑求，只是按规定期限解到杭州府去审，就可以知道，并无一手遮尽耳目，锻炼成狱的打算。”

    “他在县里没有刑求，是因为革杨乃武的举人，毕竟要学政做主，事未定局，不敢用刑。”

    “话是不错！”林拱枢说，“不过第一天传杨乃武到案，第二天就动公事请革杨乃武的举人，其间并无可以私下接头的时间。这样做法，相当鲁莽，是出于一时意气，而非从容部署，逐步逼紧的老吏手法。

    所以‘蓄意’之说，似乎还有推敲的余地。”

    “我有同感。”翁曾桂很恳切地说，“子良兄，此案演变成今天不得开交的局面，就因为刘大令当案发之初，便有了成见，以至于一步错一步，如入泥淖，越陷越深。今天我们重审此案，亦不宜有丝毫成见，横亘胸中，不然，只怕难求真相。”

    刚毅气量很狭，听得这番话，心里不大舒服，因而局面显得有些僵。翁曾桂性情平和，见此光景，不免失悔，为了弥补感情起见，便改换口气，把刚毅很恭维了一顿，说他目光如炬，折狱精到，而又熟于律例，办这一案仰仗他的地方正多。

    于是刚毅的不快消释了，提出一个建议：行文浙江传沈彩泉到案，问他何所据而断言葛品莲中了砒毒。

    彼此重新推究全案的真相，认为传唤沈彩泉到案是必要的。但沈彩泉是秉承主人的意旨行事，所以又必须刘锡彤到案。可是现任的县官，除非解职听勘，不能传案对质；而县官解职，又必须确有重大嫌疑，专折奏准不可。所以眼前还不到传唤沈彩泉的时候，等爱仁堂的人一到，必有他人所未知的证供，那时就不但要传沈彩泉，还得传刘锡彤以及案内所有有关的人证。此时有所行动，变成一番手续两番做，徒劳周折犹在其次，打草惊蛇，更为不智。

    杨乃武终于解到了。提堂之日，是个艳阳天，因而刑部上上下下，以及刑部官员吏役的亲友来看热闹的，比那天看小白菜的人还要多。

    杨乃武却不像个死囚。他本来生得俊美，在狱中三年，难得晒阳光，所以皮肤格外地白，益显得温文儒雅。加以此行，昭雪有望，心情大宽，脸上总带着微笑，十分可亲。因而很多人总有这样的感想：怪不得小白菜会看上他！还有人说：难怪小白菜这么迷他，甚至谋杀亲夫亦无所顾忌了。

    不过，杨乃武身体上的苦楚，却只有自己知道，一条腿已经瘸了，内伤太重，每逢阴天，浑身酸痛，彻夜不安。可是，比起昭雪沉冤，得保活命，这些苦楚也就容易忍受了。

    到堂是由翁曾桂主审，首先问到他自己的诬供，杨乃武便抖露出一段内幕。

    这段内幕，翁曾桂已经听人说过，但出自杨乃武的口中，感觉自然不同。“翁老爷，”他说，“三木之下，不但何求不得，而且唯恐拂了问官的意，或者怕问官不肯完全相信，又动大刑，所以自诬的口供，编造得比真的还要真。真人真事，或许还有记忆不清、细节含糊的地方；假编的‘真人真事’，有名有姓，有地有时，首尾俱全，枝叶分明，而究其实际，完全不是这回事。因此，杭州府不传爱仁堂店东到案，率尔定谳，乃武死不瞑目。不幸的是，爱仁堂店东，已经为余杭县刘大老爷跟余杭县的生员陈竹山逼死了！”

    这就有内幕，翁曾桂问道：“为什么逼死爱仁堂店东？”

    “爱仁堂姓钱。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为了求其逼真，捏称名叫钱宝生。当时杭州府交代余杭县传钱某到案查问，刘大老爷唯恐钱某不承认，先托余杭县章训导写信开导，随后又由陈竹山与沈彩泉威胁利诱。钱某怕官，更怕讼累，勉强承认有卖砒霜给我这件事。这一来坐实了我的诬供，沉冤至今。现在蒙皇上天恩，准由刑部诸位大人老爷提审，刘大老爷怕钱某说破实情，所以派陈竹山去威吓。钱某平日就受乡里责备，想想说实话不可，不说又不行，左右为难之下，上吊而死。推原论始，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实在是我害了他！”

    说罢放声大哭。这一哭，声似山崩，泪如河决，几乎震动整个刑部衙门。真所谓“暨伤逝者，行自念也”。这副眼泪不仅哭钱老板和他自己，也是为了小白菜及普天下所有受了冤屈的人，一泄悲愤。

    这就没法儿再审了。因为要止他的哭声就很难，即令收拾涕泪，而胸部抽搐，喉头哽噎，亦无法说话。

    倒不如暂且退堂，等他息一息再说。

    杨乃武一收监，看热闹的人亦就纷纷散去。他这一哭，发生了不曾预期的效用，原来认为他冤枉的，自信更深；而存疑不置可否的，一变而为同情。因为这副眼泪，假造不来；这般激动，更非做作。

    不但旁观者如此，问官亦有这样的感觉。因此，到下午再秘密提审时，翁曾桂格外体恤，本来叫他站着回话，由于一条腿不方便，不耐久立，特为给了个椅垫，让他半跪半坐地答供。

    “你说刘知县、陈竹山逼死爱仁堂的店东，是怎么回事？”翁曾桂问，“这陈竹山可就是陈湖？爱仁堂的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是。爱仁堂的店东名叫钱坦。当初传唤时，钱坦的胞弟钱恺不知道遭了什么官司，因为陈湖常在县衙门走动，包揽诉讼，所以特为进城去托他。其时刘大老爷也知道，乃武所供并不实在，但有意要弄假成真，也托陈湖会同他的门丁沈彩泉，在门房里硬吓软骗，逼钱坦承认有卖砒情事。然后写了一张本案与钱坦无干的‘谕单’给他。是故，在浙江一审再审，始终未提钱坦到案对质。这一次，部里驳胡学使的复审，指出爱仁堂店东是紧要人证，亟应传案讯究。刘大老爷怕钱坦到堂说了实话，全案完全推翻，所以派陈竹山到仓前威胁钱坦，不准他说实话。钱坦良心不安，唯有一死了之。”杨乃武一口气讲到这里，犹复余勇可贾，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明鉴，倘或钱坦果真他卖过砒霜给乃武，问心无愧，又有县官撑腰，尽可到堂，侃侃而谈，与乃武对质，何用自杀？”

    听到最后，翁曾桂与刚毅都暗暗点头，怪不得说他是刀笔，这几句话驳诘得十分有力，看来钱坦的死因是非常清楚的了！

    可是，“这些情形，你人在狱中，”翁曾桂问，“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一问，在杨乃武的意料之中。当然不能说实话——原来在由杭州起解时，詹善政便作了安排。买通了押解的差役，以及海轮上的“买办”，将案发以后，三年来的种种经过，一切传闻，用蝇头小楷写成始末，逐日传递一段，让杨乃武如厕时仔细阅读，读完随即销毁。此所以钱坦被逼自杀一事，他能知道得这么详细。

    这时不能说破在海轮上如厕的内幕，可是也不难回答。“这都是平时狱中的传闻。”他说，“海行途中，也听好些旅客谈起，说来不假。”

    刘锡彤指使陈湖，逼迫钱宝生作伪证的情节，大致是弄清楚了，但动机却犹不明。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一点亦须澄清，才能明了整个错误铸成的由来。

    这一次是由刚毅发问，他的语气一向锋利得近乎鲁莽，开口便问：“杨乃武，你可是跟县官的大儿子有争风吃醋的情事？”

    这一问很厉害，杨乃武心想，说了实话，多生枝节；不说实话，显得心虚，使问官误会他说的真话亦不实在，关系不浅，因而迟疑未答。

    “说啊！”刚毅咄咄逼人地追问。

    杨乃武一急之下，逼出一个计较，不全真也不全假，只说一半。“是有的！”他这样回答，“这也是乃武不自检点，以致跟刘大少爷结了怨。如今刘大少爷已经不幸遇难，我不能批评他什么。再说死无对证的事，老爷们也不能听我的片面之词。总之，刘大少爷结怨之事，与本案无关，求老爷不要再问了。”

    这番话答得很得体，犯人既已声明与本案无关，刚毅自不便再问，“那么，”他问到刘锡彤，“如说县官是陷害你，总有个原因。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乃武不敢凭空揣测。”

    “好！那么我问你答。”刚毅问道，“可有索诈的情事？”

    “至乃武入狱为止，并无其事。”

    “以后呢？有没有问你家里要过钱？”

    “乃武亦不知道。”

    “莫非你家里的人，没有告诉过你？”

    “乃武没有见过家人，只起解的时候，遥遥相望而已。”

    这是假话，但无可驳诘。刚毅心想，既非索贿，自是报复，便又问道：“说你在余杭县很不安分，常常包揽诉讼，可有其事？”

    “包揽诉讼的是陈湖。”

    “莫非你就没有替人写过状子？”

    “那是有的。”杨乃武说，“只限于替人写状子，从未走动衙门，说合官司。”

    这就是了！只写状子，不走衙门，当然是跟刘锡彤硬碰硬地评理论法，这就无怪乎要结怨了。

    “我再问你，”刚毅直截了当地说，“你得罪过县官没有？”

    “有的，而且不止一次。”

    “你倒说来听听。”

    “一次，是县官浮收漕粮，乃武纠合同道，上书请命；一次是县官想将文庙的大松树砍下来卖给富人建屋，本县士绅大为不满，亦是委托乃武执笔写了公禀，上呈省里，方得制止。为这两件事，刘大老爷对乃武颇为不满。”

    “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不满？”

    “曾传乃武到县，当面申饬，警告乃武，不得惹是生非，否则要动公事给学官，革了乃武的秀才。”

    由这番供证，可以了解到杨乃武亦不是个安分守己、谨饬自持的读书人，他的被祸是有由来的。但也因此之故，问官认为亦不能完全听信他的片面之言，还有许多细节，需要逐一研讯。

    “你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份亲供，说葛品莲死的那一年八月二十四，有个催粮的差役何春芳，跟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打了妻子一顿。这话，你是眼见，还是耳闻？”刚毅又问，“你的意思，可是暗指何春芳下手毒杀了葛品莲？”

    最后这一问很厉害，也很重要。外间原有传说，毒杀葛品莲是何春芳的主谋，而由桂金下的手，连小白菜都不知道。而杨乃武的亲供，指何春芳与小白菜调笑，为本夫撞见，两者之间，蛛丝马迹，不无关联。

    是不是杨乃武确知何春芳有此阴谋，只以事无佐证，只能隐约其词？如今认真追究，能问出一点什么来，说不定案中有案，别成天地，那里面才是真正的真相。

    杨乃武是深谙刑名律例的，知道这一问的分量，如果答得不好，很容易别生枝节，等追根究底问清楚，已耽误了好大一段工夫，不但对自己非常不利，也加重了案内无辜人证的讼累，于心何安？

    因此，他决定作一个有力的澄清，伏身先磕个头，用请罪的语气说：“请堂上老爷宽恕乃武情非得已。

    《会典》载明，非有原来并未问到的情节，不能上控。乃武沉冤压抑，无由上达，不得不捏造这一段情节，不能耸动听闻。八月二十四葛品莲打妻子，是何原因，乃武并不知道；所谓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一节，既非耳闻，亦非目见，全出于乃武的饰词。”

    这一回答，颇出问官的意外，也加深了对杨乃武供词的怀疑，“你的花样很多！”刚毅直抒所感，“案子又这么重大，一定要多问、细问，才能根究真相。你今天的口供，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若是以后再问，口供与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可以动刑的！”

    “是，是！乃武不敢。”

    于是，等发下口供单，杨乃武伏地细读，要求改动了几处错误，随即画押——这次是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的名字，不再使用暗藏“屈打成招”四字的花押。

    爱仁堂的人证到京了。本来传唤的是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刘锡彤深恐据实答复会引起误会，加深咎戾。正不知如何处置时，忽然由钱坦的老母钱姚氏出面具呈，自愿随带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进京作证。

    明知这样的自告奋勇，对他不利，可是刘锡彤不敢不准，否则就更显得自己不明不公，招来更大的麻烦。当然，钱姚氏不惮此千里长行，是有原因的——杨大姐早就下了功夫，经常到仓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叫得非常亲热。这样的情分，使得钱姚氏不能不有所报答。

    “大小姐，”钱姚氏一直这样称呼杨大姐，“老二有病不能进京，不要紧，我去。”

    这是杨大姐求之不得的一句话。但事先难以出口，而等人家说了出来，她却又有顾虑：第一，上了年纪的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倘或中途得病，又没有亲人照应，实在可忧。第二，此案上通于天，一旦平反，连巡抚都会处分，所以浙江的官场，颇为紧张；而爱仁堂的人证，关系全案出入，倘或有人不愿钱家出面作证，阻拦不住，下手暗算，钱姚氏的性命不保，亦非意外。

    想来想去，不能不劝劝，“干娘，说实话，你老人家肯出面，我家乃武的一条命，就是一半保住了。

    不过，千里迢迢，实在放心不下。我看，”她很吃力地说，“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去的好！”

    “要去！我自己愿意去的。”钱姚氏的态度很坚决，“我无病无痛，身子健旺得很，路上辛苦还吃得起。再说，我也趁此去逛一逛，活到六十五岁，总算京城里也到过，死也死得过了。何况，我不去，官司不能了。大小姐，你不要拦我，只等我走了，店里要托你照应照应。”

    “那当然。”杨大姐想一想答道，“既然干娘这么说，路上一切我来托人照应。”

    杨大姐说到做到，从余杭到杭州，一路打点，等巡抚衙门派出一位解送的委员，候补县丞“侯老爷”，更大大地送了一个红包。至于为钱姚氏送行，除了一笔充足的盘缠以外，还派了一名老家人，一个很能干的女仆去服侍。因此，钱姚氏此行，十分风光，就像官宦人家的老太太，到儿子任上去就养似的。

    至于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同行，一则是为了便于照料“东家”；再则因为当初杨乃武光顾爱仁堂，就由杨小桥接待，曾否买卖砒霜，除去钱坦，便得问他。

    “你在爱仁堂多少年了？”翁曾桂问。

    “差不多二十年。”杨小桥答说，“我十三岁到爱仁堂学生意，今年三十一岁。”

    “那么，你对药性一定很熟悉了？”

    “是！普通的药都晓得。”

    “你店里卖不卖砒霜？”

    “砒霜也是药。”杨小桥答说，“不过有毒的药，不是随便卖的。”

    “譬如像砒霜，要怎样的情形才卖呢？”

    “要郎中的方子，或者晓得情形，相信得过的才卖。”

    “怎么叫‘晓得情形’？”

    杨小桥想一想答说：“好比打鱼的，大雪天亦要赤身露体下水。不吃一点点砒霜，身子吃不消。像这种情形，如果不卖砒霜给他，就不对了。”

    “还有别的情形没有？”翁曾桂闲闲地补一句，“好像买砒霜回去毒老鼠之类的。”

    “那也要看情形，请老板做主。”

    “杨乃武是不是到你们店里买过砒霜？”

    问到这一句，杨小桥有些紧张，不过他马上记起“老奶奶”——爱仁堂上上下下对钱姚氏的称呼——的告诫：“一字入公门，九牛拨不转”，到了公堂上，说话要小心！慢一点不要紧，想停当了再说，切忌慌忙，忙中有错。因此，他定一定神答道：“我不清楚。”

    “浙江来的公事上说，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你接待的，所以送你到京来做人证，你怎么不清楚呢？”

    “老爷，是这样的。”杨小桥慢条斯理地答说，“那天杨秀才上门，是我招呼。后来我们东家看杨秀才一表人才，上前搭话，才知道他就是杨秀才，新科举人，请到店堂里吃茶，就没有我的事了。”

    “嗯，嗯！”翁曾桂问，“那么，在你手里买了点什么药呢？”

    “记得是一包豆寇，一瓶诸葛行军散。”

    “你们东家有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

    “我没看见。”杨小桥说，“想来不会的。”

    “为什么呢？”

    “爱仁堂从来不卖砒霜给陌生人的。”

    翁曾桂觉得该问的都问到了，细想一遍，还有日期要问：“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哪一天？”

    “记不得了！大概是十月初，天气很热。”

    “以后有没有来过？”

    “没有。”

    “好！你先站在一边。我提杨乃武上来，你不要开口！等我问你，你再说。”

    于是铁索锒铛地提上一个人来，杨小桥一看，两只眼就睁大了。越看越困惑，双眼乱眨，便待呼喊，却为翁曾桂摇手止住了。

    这是特意试验。因为翁曾桂亦已听说，杨家在爱仁堂很下了功夫，而杨小桥的供词，果然对杨乃武有利，怕是预先串通好的，所以特为提个不相干的重犯来试杨小桥。见此光景，不必多问，便知杨小桥是真的见过杨乃武的，所以翁曾桂挥挥手，命差役仍将原犯带回。

    第二次提上堂来的，才是杨乃武的正身。手铐已经除去，神态平常，不像个囚犯。

    “杨乃武，”翁曾桂指着杨小桥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杨乃武定睛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面善得很！”他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倒仔细想一想。”

    杨乃武攒眉苦思，好久，好久，突然间眉掀目扬，欣快地说：“想起来了，他就是仓前爱仁堂药店的伙计。”

    “不错！”翁曾桂吩咐，“杨乃武还押，杨小桥带下去。传钱姚氏上堂。”

    照律例，若非万不得已，不传妇女上公堂。如今是钱家老奶奶自告奋勇，挺身作证，情形特殊，所以问官颇为优遇。等白发皤皤的钱姚氏上堂，特为给她一个坐垫。

    “你娘家姓姚，夫家姓钱？”翁曾桂问。

    “是！”

    “钱姚氏，”翁曾桂先作一番开导，“杨乃武的案子，本来是传你儿子来作证的，你儿子有病，你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肯来吃一趟辛苦，实在难得。不过，打官司跟亲戚朋友有啥纠纷去调解是不同的，情面上的话用不着，要讲真人实事，有一句说一句。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决不会难为你证人。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翁曾桂的话带着江南的口音，钱姚氏完全听得懂，却故意答说：“有几句听不懂。”

    “如果有听不懂的，你马上就问。”翁曾桂看了看案卷说，“你有两个儿子，叫啥名字？”

    “一个叫钱坦，一个叫钱恺。”

    “钱坦另外有个名字，叫钱宝生？”

    “只有一个名字。”钱姚氏答说，“我真不懂，怎么会叫他宝生？”

    “你是真话？从没有宝生这个名字？”

    “我自己的儿子，怎么不知道！从来没有过。”

    “这要具结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具结？”

    “我懂。”

    于是，翁曾桂命书办即时写好一份“所言是实，若有虚假，甘愿领罪”的“甘结”，念给钱姚氏听了不错，打上手模。办完这道手续，方又再问。

    “你儿子钱坦牵涉在杨乃武这件案子里的情形，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好！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形说一说。”翁曾桂又提醒一句，“慢慢说！有一句说一句。想不起，说不全不要紧，不要自己去添枝加叶！”

    “我不会，有啥说啥。”钱姚氏一面回忆，一面缓慢地叙述，“那年是同治十二年，冬天。有一天，县衙门里的差人上门，说县大老爷叫我家老大去问话。全家都吓一跳，不知道为啥吃官司。差人倒很客气，说没有啥要紧事，去一去就可以回仓前的。老大一走，我越想越不放心，叫老二进城去打听。”

    “你说的老二，就是钱恺。”

    “是的。”钱姚氏答说，“到了吃晚饭的辰光，兄弟双双回来了。问起情形，老大才告诉我，说杨秀才在杭州府招供，在我们爱仁堂买的砒霜，毒杀豆腐店姓葛的。老大说没有这回事，县大老爷就劝我家老大承认，又拿出章先生一封信——”

    “章先生？”翁曾桂打断她的话，“哪个章先生？”

    “章先生是我们仓前有身份的人，在县衙门有差使。名字，”钱姚氏用手指敲敲太阳穴，“人家跟我说过，就是想不起了！”

    “是不是叫章抡香？”

    “对，对！章抡香，章抡香。”

    “章抡香的信上怎么说？”

    “章抡香，”刚毅插嘴问说，“是不是写过信给你儿子？”

    “我家开药店，章举人是做官的，他怎么会写信来？照我家老大说，县大老爷拿出章举人的一封信，说是劝他承认。我家老大回他一句：不认识章举人。所以才请陈秀才跟我家老大商量，写了一张公事，包我家老大不受牵累。老爷，”钱姚氏说到这里，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老倒想想看，我们做小生意的人，县大老爷这样说好话，又有陈秀才的情面在里头，怎么好不答应？除非，我家这爿爱仁堂不想开了！”

    这是她为长子钱坦解释当时不能不作伪证的苦衷，话很实在，情有可原。而且此刻亦无须追究钱坦的责任，所以翁曾桂安慰她说：“这一点，问官都知道。钱坦已经不在世了，就算他做得不对，亦不要紧。

    跟你们亲族更不相干，你不必顾虑，只说实话就可以了。”

    “钱姚氏，”刚毅一下子又问到关节上头，“你儿子钱坦是怎么死的？”

    这也是问到了她伤心的地方，钱姚氏强忍眼泪答道：“是上吊死的！没法子做人了，只好去寻死路。”

    “为什么没法子做人？”

    “这话也不是一天了，唉！”钱姚氏叹口气，“从小白菜谋杀亲夫这件案子闹大以后，就常常有人来问我儿子：你到底卖了砒霜给人家没有？我儿子说不出的苦，只有含含糊糊，敷衍过门。到后来大家都说杨秀才是冤枉的，就有人骂过我儿子，你为啥要害杨秀才？其实，我儿子哪里会害人？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后来呢？”翁曾桂说，“你只讲今年的事好了。”

    “今年正月里，陈秀才到爱仁堂来，说这件案子还没有了，要传我儿子上公堂——以前一直传过，我儿子只当没事了，不过心里委屈。哪知弄到头来，还是要去吃官司，心里就很不自在。老爷，苦啊！”钱姚氏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自从他们这场官司打到京里以后，我儿子忧忧郁郁，一两年没有开过笑脸。”

    这一下，有点问不下去了，翁曾桂恻隐之心大生，特准陪伴她来的人，也就是杨大姐所派的那个丫头，上堂来劝慰，同时退堂暂息，等钱姚氏喝茶休息了好一会儿，悲痛稍杀，方又再问。

    “钱姚氏，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知道你儿子是忠厚老实人，只要这件案子审明白，你儿子的苦衷大家都会原谅，他死了也可以安心了。”翁曾桂问，“当时陈竹山怎么说？”

    “是啊！老爷，我也就是为了要洗刷我儿子的冤枉，才拼老命到京里来的。”钱姚氏想一想答说，“陈秀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只听我家老大说，他叫我家老大咬定以前说过的话，不改口，包管没事。”

    “钱坦呢，答应他没有？”

    “我家老大说，现在不说实话，没有机会说实话了。如果我不说实话，仓前也没法子住了，只有搬家。

    老爷想想看，一爿药店，还是我们钱家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几十年的老店，要搬，谈何容易。”

    迁既不可，住又难安，钱姚氏声泪俱下地追述钱坦生前所遭遇的困境，但不曾提到杨家用人情软逼的情形，这当然有着回护的意味在内，但并不影响案情，问官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判断：钱坦是在刘锡彤授意，陈湖与沈彩泉架弄之下，作了子虚乌有的伪证，坐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求免除刑罚之苦而自诬的伪供，变成不易推翻的“铁案”。

    听罢司官的陈述，桑春荣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唯一的疑问，就在这里。”翁曾桂答说，“卖砒之说，既是无中生有，看起来是病死的。”

    “病死又有什么佐证？什么病？得病的经过如何？医生如何诊断？语焉不详，何以复奏？”

    “是！”翁曾桂看一看林拱枢与刚毅，从眼色中又一次征得了同意，方始答说，“司官已经商量过了，案子问到这里，无可再问。上谕指明‘须彻底根究’，所以只有请旨：第一，余杭县应该到案；第二，尸棺应该提进京来复验。”

    话未说完，桑春荣已大为摇头，“这样子办，太离奇了！”他说，“将来会搞得没法收场！”

    三人一听这话，大为诧异。刚毅忍不住开口：“大人的意思，不大容易明白。”

    “你不明白？”桑春荣老气横秋地说，“将来要你坐上了我这个位子，就明白了！办案不能任性胡闹，你们说要余杭县到案，将来是不是还要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也到案？案子不是余杭县一个人定下来的，前后几次审问，结果都是一样，就都有责任，不能光传余杭县一个人到案。”

    话倒也有些道理，可是刚毅年轻气盛，而且身为旗人，自觉不必太迁就汉官，所以脱口相答：“果然有此必要，就让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到案，亦无不可。”

    这是公然顶撞，桑春荣勃然色变，但毕竟忍了下来，冷笑一声答说：“像这样的情形，倒还没有听说过。这要请旨！你想，上头会不顾体统吗？”

    刚毅还想争辩，林拱枢抢在前面说道：“让余杭县到案，也是为了作证。其实也不光是余杭县，主要的是要传他的门丁沈彩泉，跟余杭县的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指使钱坦承认卖砒的情形。这一层情节，只有刘锡彤一个人该负责；自知府以上，并无责任可言，亦就谈不到应该到案不到案了！”

    这番辨析，针对桑春荣的话而来，理由充足，不易驳倒。桑春荣便略而不谈，只说：“刑部提尸棺到京复验，可有前例？”

    “这要查！”翁曾桂答说。

    “那就先查清楚了，若无前例可援，根本不必考虑。你们要知道，恶例不可开，一开了这个例，后人受累无穷。切记！切记！”

    一顿官腔，将承审的司官打了回去。刚毅愤愤不平，当天就到档房里去查案，希望找出可援之例。

    刑部档案归书办管理，司官无从查起，如果要想知道某案的处理经过，或者某案某项处理办法，过去有无成例，须向书办查询。客客气气打交道，书办亦不致刁难；倘或摆出司官架子，书办回一句：“没有这样的案子！”或者故意胡说一起，往往无奈其何。至于直接到档房查案，更犯大忌，到头来一定自讨没趣。

    刚毅的性情，约略如其名字，自负熟谙律例，平时对书办的词色颇为严峻。这天走到档房，开口便说：

    “你把嘉庆戊辰年，江宁候补知县李毓昌到山阳令查案被谋杀的全案，调出来我看！”

    “嘉庆戊辰年？”书办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快七十年了！哪里去找？”

    “有年份，有地方，有案由，怎么会找不到？”

    “不错！不会找不到，不过一下子找不到。”

    “那得多少时候？”

    “刚老爷，你倒想想看，天下十八省，一年有多少案子报部？一年一年积下来，一件一件检起来，起码也得一年半载才有下落。”

    “瞎说八道！”刚毅厉声喝道，“别位老爷听你们摆布，我可不吃你们那一套，你把门开开，我自己找。”

    “那再好都没有。”书办前倨而后恭，“刚老爷请你费神，自己来找！”

    刚毅心中得意，此辈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必跟他们客气。这样一面想，一面跟着书办到了贮存案卷的档库，开锁推门，一股霉烂气味，扑鼻而至。屏气往里看去，一排一排的木架，高接天花板；地下灰尘积得极厚，一踩上去，好深的一个靴子印。

    “哪一架是嘉庆戊辰年的？”

    “顶里面。”

    其时七月天气，秋老虎正厉害，刚毅走进这门窗紧闭、灰尘弥漫的档库，汗下如雨，湿透了小褂子，心里倒有些懊恼，不该自讨苦吃。但既来之，则安之，唯有硬着头皮往里走。

    “戊辰是嘉庆十三年。”书办指着一个架子说，“嘉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档案都在这里。刚老爷，你要找哪一省的？”

    “两江的。”

    “两江的在顶上。”

    语声甫落，书办已用一枚长竹竿往架子顶层上伸过去。一搭一拉，砰然大响，一大包档案掉了下来，寸许厚的灰尘，飞成一道浓密的烟幕。那书办是有防备的，很快地闪在另一个架子后面。刚毅却搞惨了，满头满脸的灰，沾住汗水，成了一个泥人。

    这个哑巴亏吃得不小。刚毅忍气吞声，知难而退。到底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由书办找到他要找的一套档案，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又花了几乎三天的工夫，刚毅才将这件案子的首尾曲折弄清楚。事起于嘉庆十三年，因为运河失修，堤防崩坏，淮阳发生大水灾，朝廷特拨巨款办赈。事后有人密告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侵冒赈款，两江总督铁保便派了一名委员下去密查。

    这名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李毓昌，山东即墨人。奉到委札，随带三名仆人到了淮安，不受当地招待，借住在寺院中。依照赈户名册，遍历各乡，逐户访问，查出许多弊端，或者浮开赈户，或者以少报多，贪污的情节相当严重。

    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见此光景，大起恐慌。他有个听差叫包祥，李毓昌有个听差叫李祥，两祥是好朋友，所以王伸汉通过包祥的关系，由李祥手中得到一本李毓昌笔记的抄本，上面细载查获的种种弊端。

    如果李毓昌据实复命，王伸汉立刻便有家破人亡的祸事。

    于是王伸汉将李祥找了来，托他去探查口气，如果李毓昌志在索贿，则进一步问一问，要几何数目，方餍所欲？结果是等李祥刚一开口，李毓昌便峻然训斥。口风严紧，点水都泼不进去。

    王伸汉得报大惧，以重金买通了李祥弑主。十一月初，李毓昌事毕回江宁，王伸汉为他置酒饯行，薄醉而归，口渴要茶，发觉气味有异，当然要追问缘故。事机败露，李祥露出狰狞面目，与另一名同事马连升，将那碗有毒的茶，硬灌入主人口中。

    不消片刻，李毓昌一阵抽搐，七窍流血，仆地而死。李祥及马连升，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合力举起尸首，作成悬梁自尽的姿态，然后连夜赶到山阳县去报案。

    王伸汉心中有数，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去相验，随即买了一口棺材，匆匆盛殓，暂寄原处，然后备了一角公文报到府里，说是检验结果，“委系自缢”；又说传询李毓昌仆人，都道主人时有厌世之语，作为解释李毓昌无故自尽的原因。

    过了十二天，李毓昌的一个叔叔李泰清到了山阳。他是应胞侄之约，特地来叙亲情的。一到才知叔侄已是幽明异路，便去看王伸汉，询问死状。

    “是上吊死的。”王伸汉答说，“我亲自验过，不错！”

    “听差呢？”李泰清问，“舍侄写信告诉我，一共带了三个听差。”

    “那可不知道，大概都走散了吧！”

    李泰清无奈，只有设法盘灵回乡。王伸汉送了他一百两银子，又说，“死者已矣！入土为安。”劝他妥为李毓昌安葬。灵柩到了即墨，已在年底，当然不是安葬的时候，暂时寄存在城外。李家亲友，都觉得死因可疑，但是谁也无从着手去探索真相。直到有一天李毓昌的遗孀收拾丈夫的遗物，才发现一条线索。

    原来李毓昌生前所穿的一件深蓝湖绉面子的羊皮袍，襟领之间，微显异色，入水浣濯，水成红色，再细嗅色异之处，是一股血腥味，足以证明衣服沾了血迹。于是李太太奔告李泰清，此人是个武秀才，做事很鲁莽，但亦很有魄力，决定自己先开棺检查。

    开棺一看，尸首因为正值隆冬，而且时间不久，毫未腐烂，但脸上却涂了石灰，胸前摆一面小铜镜，还有一道朱书的符录。

    再细看时，指尖发青，身上心腹之间，亦然如此。剥去脸上的石灰，是一张可怖的青脸。这一下，便都明白了，李毓昌确是死于非命。脸涂石灰，并非为了遮掩异色，只因为石灰可以收燥，借以吸收七窍所流的血水。而铜镜符录，无疑地是一种镇厌，以防冤魂化为厉鬼，去向凶手索命报仇。

    然则凶手是谁呢？李泰清唯有告到当官，请求昭雪。于是山东巡抚古纶，行文两江总督衙门，而王伸汉已经得到消息，筹集了一大笔现款，从淮安府一直打点到江宁。又因为江苏巡抚亦算本省长官，而全省钱谷虽分隶江宁、江苏两藩司，但全省刑名统归江苏臬司所管，所以苏州的两个大衙门，“烧香”亦要烧到。这一来，纵非倾家荡产，而悖入悖出，在山阳县贪冒赈款所得，亦花得差不多了。

    如俗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李泰清的呈控，在江苏只落得一个毫无结果。王伸汉自然无事，追缉恶仆，亦不过一纸具文而已。

    于是李家决定京控。由李泰清以死者胞叔的身份作原告，在都察院进了一张状子。此不比寻常命案，而是职官奉委查案而遇害，即使死者家属不出面呈诉，地方大吏亦当自动查办。如今江苏方面竟是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足见失职。所以上谕下来，一反交本省复审的常例，改派山东巡抚吉纶“提李毓昌尸棺，详检具奏，原告李泰清发交山东备质”。

    王伸汉当然又要到济南去打点。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开棺复检之日，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尽皆到场。首府办差，挑了最好的仵作下手。先用水银洗刷尸首，已是遍体青黑，毒伤显然；再剖解尸身，剔出骨骼，上笼蒸过，只见两面肋骨与肩上两块锁子骨，其黑如墨。李毓昌乃是被毒而死，确凿无疑。

    古纶奉到的上谕是，“详检具奏”，至此任务完成，只须复奏，至于审问是刑部的事。复奏到京，奉旨提全案人犯进京，交刑部审问，李毓昌的沉冤，终于得雪。案内人犯，定罪甚重：李祥，凌迟处死，并派刑部司官押解他到山东，在李毓昌的坟前，先上夹棍受活罪，然后处死，摘心致祭。包祥、马连升及王伸汉斩决。淮安知府王毂包庇罪重，判了绞刑。两江总督铁保革职，充军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以及江宁藩司、江苏臬司亦都丢了纱帽。

    可是看完全案，刚毅却大为失望：他的记忆有一处失真，而失真的这一处，在他恰恰是顶要紧的一部分——李毓昌被毒一案，虽由部审，但未提棺到京，无例可援，如之奈何？

    细细想去，虽无提棺到京的成例，但复检一层，却可比附陈词，很有一番理由可论。于是跟翁曾桂与林拱枢去谈，彼此意见相同，约齐了去见桑春荣。

    陈述了案情，刚毅提出他的意见，“此案的真相大白，就因为开棺复检之故。”他问，“如今葛品莲一案，死因既然不明，岂不是也要开棺复检？”

    桑春荣最近刚接到杨昌濬的一份礼，四色浙江的土产以外，另有“冰敬”，是有“财神”之称的胡雪岩所开阜康钱庄的一张银票，纹银一千两整。看这笔重礼面上，必得设法维持原案，所以听完刚毅的话，大摇其头，只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何谓此一时，彼一时？”刚毅立即追问。

    身为尚书，在司官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自觉难堪。如果没有理由驳他，面子上下不去。这样一急，倒急出一番话来，“你谈的那件案子，时间是在冬天，为时不久，所以开棺详检，有点用处。这一案呢，历时三年，尸体早腐，情形不同。”他得意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道理在此！”

    “尸体虽腐，骸骨犹在，不愁检验不出。”

    “这话也很有理，”桑春荣只好用强词来夺他的理了，“如果检验不出结果呢？”

    “不会检验不出。果然中了毒，骨头会发黑！”

    “不然，不然！”桑春荣定定神说，“那李毓昌，当时为恶仆强灌毒药，即时七窍流血，倒地而亡，中毒极深，历时未久，所以检验得出。照葛品莲的死状，如果中毒，毒亦不重；时久毒消，倘或检验不出一个结果，事情反倒僵了，所以如今还是严穷砒毒为是。”

    “就因为砒毒并无来历——”

    “不，不！”桑春荣打断他的话说，“药店卖毒药有罪，所以不肯承认。你还是要从正犯上去追究，譬如杨乃武跟葛毕氏的奸情，至今并未审出详细情形。这一层，交代不过去。”

    “回大人的话，律无指奸明文。”

    “不是要你指奸！”桑春荣怫然不悦，“你倒去问问浙江的京官看，谁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明来暗往，并非一日。杀机往往起于奸情，你们从这一层上头，仔细去审，一定可以审出一点什么来！”

    见他这样执持己见，翁曾桂料知其中必有缘故，再争无益，便扯一扯刚毅的袖子，暗示他暂且歇手，另作道理。

    刚毅性情褊急，偏不肯罢休，“大人，”他说，“要追究砒毒，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必得到案。”

    “噢，”桑春荣问，“谁啊？”

    “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

    “此人有何关系？”

    于是刚毅从厚厚几大叠的杨、葛全案中，找出仵作沈祥的供词，提高声音，念了一遍，然后指出应传沈彩泉到案的理由：“仵作验得是烟毒，沈彩泉愣说是砒毒，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干预，发生争执。大人做官四十多年，可见过这样的怪事？”

    “你的意思是传他来问，为什么干预公事？”

    “不是。”刚毅答说，“我要问他，凭什么说是砒毒，还有，爱仁堂店东，不肯承认卖砒毒，他软哄硬逼人家承认，是为的什么？”

    桑春荣心想，这件案子如果想要回护某一个人，确非易事，因为牵扯太多，从任何一条线索去追究，都可以拿原问官拉出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牵连不断，最后当然是归结到杨昌濬身上。为今之计，辨不胜辨，不如暂且搁置为妙。

    主意一定，换了副让步的神态，“好！”他点点头，“等我想一想。眼前还得你们三位费神，正本清源，拿杨乃武、葛毕氏的奸情审问清楚。”

    有此结果，做司官的即不便再争。三个人退下来又悄悄交换意见，大家的看法相似，桑春荣意在拖延，最好能就现有的范围中结案，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

    侦讯的范围必须扩大，是一致的结论。但所提出的做法各不相同，刚毅主张继续力争，不达目的不止；

    林拱枢则以为硬争不如坚持，结案是有限期的，到得拖无可拖，桑春荣就不能不尊重问官的意见。

    “两位的做法，都是正办，不论哪一种做法，最后都可以做通。不过，旷日持久，未免吃力。如果看清楚此案发生阻力的症结所在，因势利导，对症发药，则事半而功倍，可以有最圆满的结果。”

    “能有最圆满的结果，自是求之不得。”林拱枢答说，“想来成竹在胸，何不见示。”

    “此案的阻力，一是牵涉及于大员，本案一翻，杨制军、胡学使，皆有未便；一是碍于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本部堂官，亦有顾忌。”

    “是，是！症结是了然了。请问，如何因势利导，对症发药？”

    翁曾桂觉得语言不便太显豁，想了一会儿，含蓄地说：“自下而上办不通，就只有自上而下了！”

    林拱枢与刚毅都会意了，是设法从极峰下降一股压力，迫使桑春荣就范。这个想法很好，“可是，”

    林拱枢说，“做起来不容易。”

    “缓缓图之，急亦无用。”

    翁曾桂是真的成竹在胸，所以出此闲豫的语气。林拱枢与刚毅，亦约略有所意会：他有个两朝帝师，已调户部侍郎的老叔翁同龢，是当朝的红人，必有斡旋之力。

    翁同龢到底是读书人，是非之心是有的；何况此案是从他手里驳回浙江的，如今各种证据，在证明他驳得不错，当然要尽力支持，才能实现初衷。

    此外他还有一种隐忧，自平定洪杨以来，各省督抚的权柄日重一日，自己练兵、自己筹饷、自己用人，往往在一切都有成议以后，方始奏报朝廷，名为“请旨”，实同“报备”，逐渐形成割据之势。而在朝中，皇帝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两宫太后虽能德才相济，到底深居禁中，昧于外势，国政全靠军机大臣撑持。

    恭王固贤，又全靠文祥做帮手，才能勉强对付得了一班跋扈的督抚。不幸地，文祥久病，终于在这年五月间去世。朝廷痛失柱石，益觉孤立难支，长此以往，大权旁落，成为所谓“强枝弱干”的局面，绝非国家之福。因此，翁同龢觉得削减督抚的权柄，是件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而杨乃武一案之所以不肯迁就杨昌濬，亦正是借题发挥，在暗中为朝廷争权。

    这番苦心，如果不为恭王了解，任令桑春荣内顾宝鋆的面子，外受杨昌濬的嘱托，将一驳再驳，提京部审，闹得轰轰烈烈的这件逆伦疑案，弄出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不但成了个大损朝廷威信的笑柄，而且各督抚亦将因此而更轻视朝廷。这关系太大了！

    为此，翁同龢一直想跟恭王谈一谈这件案子，却苦于不得其便。因为恭王与宝鋆是密友，凡是翁同龢能见到恭王时，几乎总有宝鋆在里，无法深谈。这样一直到了八月初，才有一个机会。

    这天是恭王奉了两宫太后之命，到皇帝读书的毓庆宫来查问功课。这是常有的事，但每次都有宝鋆陪着，只有这一天是恭王一个人。在毓庆宫，师傅本月两位，而夏同善奉旨派充顺天乡试主考，料理入闱，不在书房，这样就更便于进言了。

    时候也巧，恭王来时，正是功课将完之时。等皇帝回宫进膳，翁同龢便说：“王爷，就在这里便饭，如何？”

    “好啊！”恭王欣然相许，并且吩咐侍卫，将两宫太后照例赏赐的食物取来，一同享用。

    恭王这顿午饭，一向很费工夫，因为，一则四更起身，五更上朝，到此时又饿又累，全靠从容享受一顿午饭，补充精力。再则，亲王仪制尊贵，王府中很少接待宾客，内廷行走的人有事要见他，或者恭王要约见什么人谈事，都是此时借杯酒相叙。翁同龢是深知这些情形的，所以入座以后，并不亟亟，只是陪着恭王把杯闲谈。

    谈来谈去，谈到左宗棠与李鸿章，微有酒意的恭王叹口气说：“左季高西征，要多少多少饷，无法筹措，只有跟洋人举债。举债要担保，李少荃又反对，联络沈幼丹一起密奏，变成跟朝廷为难。唉！不用他们不行，用了他们又不受节制！你道如何是好？”

    “是！”翁同龢乘机说道，“既然不用他们不行，就只有想法子加以节制。”

    “难！”恭王摇摇头。

    “不难！”翁同龢几乎是应声而答，针锋相对的意味显得格外重。

    “噢，”恭王很虚心地问，“倒要请教！”

    “朝廷自有纪纲，纪纲一立，草偃风从。纵有跋扈之臣，及时裁抑，他人自知警惕。”

    这话也无非老生常谈，了无异处。恭王便点点头，不再问下去了。

    见他是不以为然的模样，翁同龢心知正论失于空泛，得举实例，才能打动他的心。于是想了一下，故作惊人之语：“从来皇纲有失坠之虞时，必得杀大臣立威！”

    果然，恭王大吃一惊，“杀谁？”他问，“杀大臣可是绝非两宫所愿，而且时当承平，何由能杀大臣？”

    看他已倾注了注意力，翁同龢便微微笑道：“不是真个要行诛戮，略师其意可耳！”

    “这倒可以。”恭王很有兴趣地问，“如何师法？叔平，你倒画一条策看。”

    翁同龢不即答言，举杯相敬，对干了一杯，方始徐徐开口：“王爷，我先说段掌故你听。高宗慧贤皇贵妃是汉军旗，本姓高，这是王爷知道的？”

    “是啊！慧贤皇贵妃的父兄，不就是高斌、高恒父子吗？”

    “是！我要讲的，正是高恒的故事——”

    高恒是椒房贵戚，在乾隆初年，干过好些阔差使，乾隆二十二年任为两淮盐政，这是举国第一个肥缺，高恒当了八年之久。乾隆三十三年，整顿两淮盐务，高恒在任内除照例的陋规以外，额外贪污至数百万银子之多，事发定罪，高宗朱笔亲批“斩决”！

    其时军机领袖是孝贤皇后的胞兄傅恒，当时便为高恒求情：“高恒是高贵妃的胞兄，请皇上推恩，免他一死！”

    高宗立即答说：“贵妃的兄弟犯法，应当免死；皇后的兄弟犯法，又当如何？”

    一听这话，傅恒浑身发抖，面无人色，终其一生，战战兢兢，勤慎当差。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手段。

    恭王听完，默默无语，好久才说了句：“若能破除情面，纪纲自然可立。”

    “是！是！”翁同龢急忙接口，“王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但是，这也需有机会才行，总不能无缘无故把脸去撕破。”

    “机会多的是，眼前就有。”

    “噢！”恭王想了一下说，“我想不起有这样的机会。”

    “杨乃武一案，就是机会！借杨石泉以儆督抚，是个好法子。无奈中间有关碍。”

    “什么关碍？”

    “就是情面。”翁同龢说，“此案须从余杭县下手，而余杭县刘某别有背景——”

    “啊，啊！”恭王脱口插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知道其中的障碍是一回事，肯不肯动手移去障碍，又是一回事。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王爷，还想知道些什么？”

    “案情。”恭王只说了这两个字。

    这便很难回答了。全案经过，颇为复杂，一时哪里讲得完？只好再问一句：“莫非王爷对这件案子的始末，竟一无所闻？”

    “不是，你误会了！”恭王答说，“我是指案情中最要紧的地方。杨乃武是不是负冤？”

    “是的。”

    “那么，那个什么小白菜，也是冤枉的啰？”

    “正是。”

    “这么说，她丈夫不是她毒死的？”

    “不是。”翁同龢又说，“照目前审问所得的口供来看，死者究竟是被毒而死，还是病死，都大成疑问。”

    听得这话，恭王很注意了，“然而，何以初验、复审，都执定是中了砒毒？”他问。

    “这就非问余杭县刘大令不可了。不但要召刘大令到案，还得提尸棺到京，详细复检。”

    “噢！”恭王想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没有看到刑部的奏折。”

    “关碍就在这里！刑部不能破除情面，所以至今还未复奏。”

    “这倒也不一定是情面上有关系，保全善类，朝廷责无旁贷。如果地方官平日奉公守法，偶尔有一两件事处置不当，亦不宜过于苛责。”恭王问道，“这余杭县姓刘的官声如何？”

    “那就不知道了！”翁同龢提醒他说，“军机章京中，杭州人很多，王爷何不找他们问一问？”

    恭王会意，余杭县官声不佳，只是翁同龢既非浙江人，又不曾亲履其地，不便直说而已。因而点点头想了一会儿，又问到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中两主犯，到底有奸情没有？”

    “这，这恐怕不免。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不能说他们有奸情，就认定有合谋毒杀本夫之事。听讼如有此成见，天下将不知有几许人含冤负屈！”

    “嗯，嗯！”恭王深以为然，对他自己这一问，作了解释，“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有妇人负此重谤奇冤，后世必以此推断我辈跋扈弄权，以致以两宫之尊亦竟不能庇护区区匹妇！所以，这一案，我一定要上奏请懿旨。如果小白菜果真清白，话就更容易说了。”

    “王爷能有这样的看法，顾及千年万世之名，实在令人钦佩。”翁同龢肃然起敬地说。

    “案情症结，我全明白了。不是我跟宝佩蘅私交很好，替他辩白，平心而论，他并无故意偏袒同年的心，至于他人如何想法，非他所能负责。我再跟他提一提就是。”

    光提没有用，翁同龢心想，得要宝鋆亲口交代桑春荣才好。这样想着，便即问道：“王爷打算怎么跟宝中堂说？”

    恭王反问：“你要我怎么说？”

    “请王爷关照宝中堂，能够对桑公有所表示，不须有何顾忌。”

    “那还不如我来交代桑白斋。”恭王答说，“宝佩蘅本来就未曾袒护刘某人，我那样说，似乎有疑他之意，不大妥当。”

    “是，是！”翁同龢急忙答说，“若得王爷亲口交代，当然更有力量了。”

    对于恭王交代的话，在桑春荣看，就等于是上谕。“不必顾忌”这句话，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宝鋆以外，杨昌濬与胡瑞澜亦不在顾忌之列。桑春荣虽觉得人钱财，不能与人消灾，自不免疚歉，但既是恭王的特饬，事出无奈，亦有一句话可以推托。这样一想，内心也就释然了。

    于是他找了翁曾桂来问，案子审到如何程度？翁曾桂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答说：“非提尸棺复检，并传刘锡彤、沈彩泉以及余杭县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明白，不能结案。”

    “既非如此不可，只好奏闻请旨。不过，做事还是要留退步，该当怎么样一个步骤，请你们好好商量，切忌冒失。”

    翁曾桂与林、刚二人商量结果，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是咨行浙江巡抚，将陈湖列为被告，即行革去生员，监管解京；第二是奏请提验——刚毅毕竟找到一件成例可援，措辞就更方便了。

    奏折一上，立即便有了一道上谕：“刑部奏：承审浙江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援案请饬提验一折，着杨昌濬将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解任。其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押解送部。传令刘锡彤跟同检视，以成信谳。”

    这道上谕，并未交内阁明发，由军机处交兵部寄到浙江。读毕“廷寄”，杨昌濬知道乱子闹大了，心境十分沉重，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唯有找幕友来问计。

    他的幕友，倒是谨饬识大体的人居多，都以为事到如今，唯有恪遵朝旨，谨慎将事。如今的责任是将刘锡彤等人及葛品莲尸棺“押解送部”，须防别生枝节。案内人犯，可能会畏罪自杀；检验尸骨结果，是刘锡彤祸福所系，或者会异想天开，移花接木。倘或出了事，必不为清议所谅解，而朝廷亦必有处分，在这件官司上先输了一招。

    杨昌濬此时的气概，已非昔比，也觉得凡事小心为妙。因此，特选了一个很能干也很靠得住的候补知县袁来保为押解委员；另外又派一个姓吴的候补知县去署理余杭知县。刘锡彤解任听勘的公事，就由袁来保与吴知县带到余杭，当面交付。

    两人轻骑简从到了余杭县，一直到县衙门拜访刘锡彤。等把公事交到他手里，刘锡彤颜色大变，袁来保少不得有番话安慰，说他只是暂时解任，而到京亦只是让他亲眼看着开棺检验，并非到案被讯，大可放心。

    这个宽慰的说法，目的是要将刘锡彤稳住。署理的新知县也很客气，请他的家眷仍旧住在县衙门里，自己另找公馆。不过印把子得要立刻抓住，当天就接了事，放炮升堂将接印的红布告贴了出去，随即传见刑房与礼房的书办，交代两件公事：第一件是提解葛品莲的尸棺；第二件是看管陈湖。

    葛品莲的尸棺一直未曾下葬，提解之前，先要加封，四道盖了余杭县大印的封条，由袁来保监视着，满浆实贴在棺身与棺盖接缝之处，同时派定差役，轮班看守。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余杭县立刻又轰动了，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虽然，此案的结果还不可知，但已是一片称颂朝廷圣明之声，大足以鼓舞人心了。

    至于陈湖，由于还具有秀才身份，新知县对他很客气。而袁来保跟他亦不曾对面，所以他内心虽然惶恐，表面却还能保持镇静，甚至为了表示自己与本案无涉，照常到他每天必至的春记茶馆去喝茶。

    “陈先生，”有人问他，“听说刘知县革职了？”

    “不是革职，是解任。”陈湖答说，“解任者暂时不当县官而已。”

    “为啥暂时不当呢？”

    “听说要押解葛小大的棺材到京里去。”

    “莫非葛小大的棺材还要打开来验？”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不经意地加了一句，“就打开来也验不出啥来的。”

    “何以见得呢？”

    “三年多，皮肉都烂光了。”

    “可是骨还在啊！”

    陈湖知道自己失言了。验毒本就重在验骨，他不能说，时隔三年，中毒的痕迹必已消失。如果这样说法，他人反问一句：你又不曾眼见，怎能断定毒迹必已消失？那时无话可答，便显得自己是明知葛小大非中砒毒而死。因此，他笑笑不答。

    但对方却不肯放过他，接着又问：“陈先生，都说爱仁堂的老板，本来不肯承认卖砒霜的，是你帮着刘知县逼得他不能不承认。可有这话？”

    “哪里来的这话，跟我毫不相干。爱仁堂姓钱的，弟兄两个，老大死了，老二还在，你们倒去问问他看！”说到这里，陈湖有些恼羞成怒了，狠狠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你简直胡说八道，混账之极。”

    就这时候，走来县里一个差人，拍拍他的肩说：“老陈，到衙门里去一趟。”

    这一下，不但陈湖，连旁边的闲人都觉诧异。县里的差人，一向称他“陈先生”或者“陈大爷”，至少也得叫一声“陈秀才”，何以此刻管他叫“老陈”呢？

    众目睽睽之下，陈湖的感觉自然很窘迫，便将脸一沉，气冲冲地说：“你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

    那差人也变了脸，似乎对陈湖的态度，颇感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的模样。愣了一下，暴声说道：

    “姓陈的，你神气什么？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知趣的，乖乖儿跟我走；如果不知趣，还以为是刘大老爷在‘马上’那样，县衙门里随你直进直出，你就错了！走！”

    陈湖一听“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这句话，顿时矮了半截——别人不明白，他心中有数，“一报还一报”，就像当年杨乃武那样，自己的秀才身份必是已被革掉了。诚如所言，自己如果不知趣，一条铁链子一抖，套在头上，拉了就走，还不是白白吃个眼前亏？

    念头转得很快，不待旁人想透那差人的话，他已自找台阶而下，“走就走！”他霍地站起，“我倒不相信，为什么现在我不是秀才？”

    说罢，开步就走。那差人冷笑一声，跟在他身后监视着。陈湖的步子很从容，为的是要向差人表示，他很坦然，并没有开溜之意。这样由大街折入冷巷，他才站住脚有话说。

    “老哥，恕我眼拙，你贵姓？”

    “我亦姓陈。”

    “啊，啊，五百年前是一家，那就好说了。”陈湖拉过表情，用商量的语气说，“陈头，我们商量件事，我先回家通知一声，行不行？”

    “不行！上头立等回话。你快走吧，问过三言两语就放你回家，何必多跑一趟。”

    这是骗他的话，而陈湖没有不信的道理。到得县衙门，先在班房落座。往日到此，不管书办、捕快、皂隶见了他，多尊称一声“陈大爷”，敬烟倒茶，客气得很；这时都浑似素昧平生，面无表情地望望然而去之，谁也不睬他。

    见此光景，陈湖冷了半截，料知想打听也打听不出什么来，不必再讨没趣，只是默默地心里思索，新署任的知县会问些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儿，原差来唤：“跟我走！”

    一直走到花厅，这是他极熟的地方，不过，昔为座上客，今成阶下囚，一进花厅，便听值堂的皂隶唱道：“见大老爷磕头！”

    这就证实了自己的秀才已被革，不然皂隶不会这样说——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公门中人，不能不知道这个规矩。

    话虽如此，陈湖却不肯就此承认，仍旧朝上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晚生陈湖，参见老公祖！”

    新知县人很平和，平静地答说：“听你的口吻，还以秀才自居。陈湖，你的秀才革掉了，公事已经到县。”

    “噢，噢！”陈湖心乱如麻，明知该下跪见礼，但两条腿木强万分，就是弯不下去。

    幸好，新知县并未迫他行百姓见父母官的大礼，只问：“你的号叫竹山？”

    “是！不过，”陈湖恭说，“本县还有两个陈竹山。”

    “同名同姓的多得很。只要你是陈湖，号竹山就是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被革掉秀才？”

    “不知道。”

    “好！我让你知道。”新署知县喊道，“请袁大老爷！”

    于是，袁来保被请了出来，坐在炕床上首的客位上。照例亦问一问陈湖的姓名年籍，然后告诉他说：

    “刑部有公事，你牵连在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之内。逼迫爱仁堂店东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情节确凿无疑，所以革掉你的秀才，解到刑部，归案审办。”

    听得这一说，陈湖才知事态严重，顿时觉得头上冒汗，“这一说，”他问，“我变了犯人？”

    “一点不错！”袁来保转脸对新署知县说，“此人要费心寄押在贵县。”

    “是，是！”

    “大老爷，冤枉！”陈湖极口喊道，“我不过是刘大老爷托我开导爱仁堂的老板，案情缘由，全然不知，若说其中有弊，应该是刘大老爷的责任。”

    “刘大老爷解任听勘了。”

    “还有他的门丁沈彩泉呢？”陈湖问道。

    这一质问，袁来保一时无话可答。因为谈情节，论责任，沈彩泉比陈湖更重，陈湖是犯人，沈彩泉又何能不是？但刑部给浙江巡抚的咨文，只提陈湖，未提沈彩泉，袁来保并无权力将他亦当作犯人。不过，上谕中有“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拘解送部”的话，袁来保认为沈彩泉虽无犯人之名，而在处置上，却有犯人之实。

    这样一想，觉得倒是被陈湖提醒了，当即答说：“沈彩泉亦要拘解到京，并不能置身事外。”

    陈湖再也没有可抗议的了。他知道争亦无用，袁来保并非问官，只是奉命拘解人犯，自己是否犯罪，唯有到刑部申辩。反正由余杭县到京，这趟苦头是吃定了。

    收押了陈湖，袁来保又请新署知县，派人看管沈彩泉。这件事很容易办，不必传沈彩泉，只交代刑房书办，沈彩泉虽非犯人，但奉旨“押解送部”，所以不能不看管。倘有疏虞，不是寻常事故。责成刑房书办，监督差役将沈彩泉禁制在班房中，日夜派人看守，防他畏罪自尽，亦要防他为人谋害灭口。

    所谓“为人谋害灭口”的这个“人”，当然是指刘锡彤而言，因为沈彩泉是此案的关键人物，砒毒之说，即由他而起。此人一死，再无对证，刘锡彤便可饰词搪塞，减轻责任，所关不细。

    陈湖下监，沈彩泉被严密看管，刘锡彤益发自危。不过，有何责任是到京以后的事，眼前的面子已被撕破，启程之日，百姓围观笑骂，这场羞辱，一想起来，便觉心悸。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老着脸皮去向押解委员说好话，讨个方便，让他悄悄先走，在省城等候袁来保，看是如何北上，再作商量。

    这使得袁来保很为难，他跟刘锡彤素昧平生，不知道他的性情，也不知道他是否信用。倘或到了省城，出何差错，自己的责任不轻。难的是这番顾虑，不便明言。

    不过，他在浙江官场有“能员”之名，做事既稳妥又漂亮。多想一想，便有了计较。当即不慌不忙地问道：“刘大哥在省城可有公馆？”

    “哪里敢在省城里再立个门户，多一份开销？”刘锡彤苦笑道，“只好找个小客栈暂住一住。”

    “那太委屈了。”袁来保说，“刘大哥如果不嫌怠慢，就在舍间下榻好了。”

    “不，不！没有这个道理！万万不敢打扰。”

    “刘大哥见外了！患难相扶，要朋友做什么呢？”

    穷途末路之际，以彼此绝不相同的地位，刘锡彤听得这两句话，又是一口一个“刘大哥”，真有感激涕零之感，觉得再要推辞，便是不通情理，当即一躬到地，抬起头来时，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刘大哥，不必如此。”袁来保说，“这样，我想明天上午动身。刘大哥如果要避人耳目，最好天不亮就走，我派我的听差袁凯陪着刘大哥到杭州。我们下午就可以见面了。”

    “好，好，准定如此。”

    于是第二天五更时分，一叶轻舟，悄然发航。袁凯名为陪伴引导，其实奉有主人的密命，监视着刘锡彤，到了杭州，在袁家暂住。刘锡彤送了一份礼，东西不多，但极贵重，是一支吉林老山人参与一挂蜜蜡朝珠。

    傍晚时分，袁来保也到了。回家之前，已办了好几件公事。第一件是将葛品莲的尸棺，连同陈湖、沈彩泉请钱塘县看管；第二件是谒见藩、臬两司复命，决定尽快启程进京。

    “刘大哥，”他说，“尸棺笨重，起旱不便，只有走水路，打运河到了北通州再说。冬天水浅，总要毛两个月才到得了。”

    “是！”刘锡彤说，“有一年，我公差过京，也是冬天由水路走，实足走了七十天。”

    “水路很辛苦。沿路又有公事交代，麻烦得很。所以我跟上头说，刘大令可以不必吃此辛苦，请另外派人陪着，由上海经海道进京。哪想到，上头另有意见。”

    “噢，”刘锡彤急急问道，“上头怎么说？”

    “说是上谕，着刘某人跟同监验，这样就该人不离棺，棺不离人。不然，检验的时候，如出了什么疑问，刘某人说，尸棺长行，他没有在一起，或许是掉了包，亦未可知。那不是麻烦？”

    “哪有这样的事？”刘锡彤气冲冲地说，“真把我看成什么人？”

    “不过，对我来说，倒是得其所哉！”袁来保微笑着说，“漫漫长途，旅况寂寞，得有老兄做伴，一路聊到京城，那是太妙了！”

    听这一说，刘锡彤的不快消失无余，急忙答说：“正是，正是！我是因为大府苛刻，一时气昏了，竟忘了经随老哥，畅叙到京，亦是一桩乐事。”

    于是，商谈旅途的细节。这当然要配合公事，而“提解”人犯，在《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中，有极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一章叫作《递解人犯通例》。像这一案，既是钦命提解，又指明说派员押解，与寻常只派官差“递解”不同，适用“解送紧要官民重犯”之例。至于解送尸棺，如何处置，虽无明文规定，自然亦是比照“重犯”办理。因此，袁来保向藩司陈明，在城守营拨了一名把总，八名兵丁，另由钱塘县拨出四名差役，一共十三个人，都归他指挥差遣。

    解送人犯，亲属照例可以同行，当然是自己花钱，不但沿路食宿自理，而且还得供应官差，以免被解送的人犯受苦。如果犯人的家境不坏，特别是纨绔子弟犯了人命重罪，押解归案，这趟解送的差使，就颇有油水可以掏摸。可是，这一次的差使，情况很特殊，犯人只有陈湖一个，沈彩泉只好算半个，刘锡彤的身份更不分明，此外只有一具尸棺，而葛家并无任何人伴送。至于押解的官兵差役，总计倒有十四人之多，藩库所领的盘缠有限，明摆着是桩必须赔累的苦差使。

    刘锡彤久任州县，此中曲折，十分明了。照整个情况，事由己起，陈湖的境况并不好，且有个儿子随行，张罗自己的两份盘缠，已很费劲，哪里还有余力去贴补官差。想来想去，自己义不容辞，但亦不肯全解私囊，写封信给署任知县，表示自己解任赴京，跟同复验葛品莲的尸棺是公差，尸棺笨重，须多用人夫照料，要求多拨差费。

    州县官有个多年相沿的规矩，后任顶替前任弥补亏空，但离任以后，除非家属回乡缺少盘缠之类的情形是个例外，否则是相应不理的。不过，刘锡彤的情形又不同，解任听勘，照例并不开缺，虽然看样子刘锡彤的职是革定了，但就此时来说，他仍是余杭县在任，所以要拨差费，无可拒绝，拨了二百两银子。

    刘锡彤自己又凑上二百两，打成银票，用红封套封好，亲自送给袁来保。有此一番“意思”，自然更蒙礼遇，袁来保请刘锡彤合坐一条官船，坐卧都在一起，俨然两名押解委员。

    他的门丁沈彩泉连同也沾了光，与把总称兄道弟，混得极熟。陈湖可就不同了，是住在装运尸棺的船上，而且加上手铐，幸好还有个儿子照料，但父子俩每天愁颜相向，境况亦很凄惨了。

    一共三大一小四条船由杭州循运河开航，当天到了海宁，泊舟过夜。照定制，这三大一小四条船的安全，便得由地方官负完全责任。

    泊舟之处是个小镇，虽属海宁州管辖，但离吕留良的家乡石门县反来得近，所以，袁来保除了派人向海宁州投文，缴验通行及要求支援供应的“勘合”与“火牌”以外，另以私人关系跟石门县打交道——石门知县余丽元是他的好朋友，得到信息，立即派了典史带着差役来料理，人犯寄监，尸棺加封条，随从的膳食，都不用袁来保费心，还派了轿子接引他到县城叙旧。

    “刘大哥，”袁来保很诚恳地说，“一起去看看老余。”

    “不，不！”刘锡彤连连摇手，“你一个人请吧！我跟余大令不熟，未便作不速之客。”

    “那有什么要紧？我跟老余的交情够得上。莫说彼此同官，就是不相干的人，只要我带了去，他亦一样竭诚招待。”

    “是，是，多谢盛情。我还是留在船上的好。”

    “何必固执？你不去，我也不去！”

    “那没有这个道理。”刘锡彤不安地说，“一路相处的日子正长，老兄这样客气，就是见外了。”

    “不是客气。讲好做伴同行的，我一个人去逍遥，留下你在船上，于心何安？”

    照道理说，袁来保如此坚持，刘锡彤应该勉为其难。但他实在有隐衷，让袁来保逼不过，只好吞吞吐吐地透露了。

    原来他是怕人问起杨乃武的案子。这是他痛心之事，最好不谈，但如筵前提起，不能不答，而以身份尴尬，措辞颇为不易。

    “老兄倒想，在这种情形之下，盛馔当前，亦难下咽。结果呢，说一段传奇为人下酒，而我在那里受罪。何苦来哉？”

    这最后的一个结论，说得相当坦率。袁来保深为同情，当即抱歉地说：“刘大哥有此苦衷，我竟不曾想到，是我的疏忽。既然如此，我谢绝了他。”

    “不，不！那一来又增加我的不安。你还是应约的好！”刘锡彤拱拱手说，“只望谈到杨案，替兄弟略留余地。”

    “言重，言重！”袁来保想了一下说，“好，我就去一趟。”

    上岸坐轿到石门，一回一往得要两个时辰，加上宴叙的时间，刘锡彤估计他起码要到二更时分才能回船。谁知刚刚起更，袁来保就回来了。

    “何以如此之速？”

    “我坐得一坐，就告辞了。”袁来保答道，“我跟老余说了老实话，有刘大令同行，我邀他来，他不肯。只想早点回去，如果你肉痛这一桌菜，我有个法子，不如拿食盒盛了，让我带回去，跟刘大令一起享用。老余当然同意，还送了一坛五十斤的好花雕，我们可以一路吃到江苏。”

    刘锡彤大为感动，“老兄这样子待人，实在不能不教人感激。可是，”他说，“我又不懂，老兄为什么这样子待我？”

    这话问得很率真，但袁来保却决不可说实话，一说实话就不值钱了。第一，是防着刘锡彤暮年而有此一场祸事，忧急羞愤，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自己既要干这一桩漂亮差使，就得百端譬解，多方抚慰，才能将他安安稳稳送到京城。第二，是看这四百两银子的分上。第三，是上峰交代过，要多加照应。而最重要的是第四，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这座靠山很硬。倘若无事回任，他自然感恩图报，会替自己跟宝鋆拉关系；即或不免落个革职的处分，或者罪名更重于此，但一路照料之德，他是不会忘记的。甚至不必他开口称颂，宝鋆知道他如此关顾穷途落魄的刘锡彤，心里亦会感动，自己出一封八行给浙江大僚。那一来署缺就有份了。

    这四个原因，论起来都是出于私心，说穿了不值半文钱，将自己一路所花的心血消折得干干净净。因此，他只笑笑说道：“刘大哥，你何必这么认真？四海之内皆弟兄，何足挂齿？”

    “不然！不然！世态炎凉，像老兄这样古道热肠，我又何能不认真？”

    “算了，算了！刘大哥你不必再说，再提就见外了。”

    刘锡彤沉吟了一会儿，慨然说道：“好！我就不提，横竖我心里知道就是。”

    船到通州张家湾该起旱了。好办，陈湖跟沈彩泉往刑部一交，自己跟刘锡彤住客栈。差官兵役，让他们搭“回空”的漕船回去。可装着葛品莲尸首的那口棺材难办。

    好的是自己雇来的船，多停一两天不要紧。袁来保泊舟已停，上岸去拜访州判，亲自投文。那位州判姓赵，恰好是安徽小同乡，叙起来还沾着点一表三千里的亲，彼此以“老表”互称，话就好说得多了。

    “老表，我在通州前后十二年。通州这个码头，南来北往，往来各省各式各样的差使都见过，像你这一趟，却是初见。”赵州判说，“京城里规矩大得很，你这样抬着一口棺材起旱进京，只怕到处都有人打你的官腔，找你的麻烦！”

    “说的是！”袁来保笑道，“总算我五行有救，遇着你老表，这没啥可说了，一切仰仗！”说着，拱拱手作了个大揖。

    “当然，当然，我替你想办法。”赵州判说，“城里不准进棺材，京城里这个规矩更严，除了梓宫，哪怕亲王死在京外，都不准抬棺材回王府治丧。像你的这口尸棺，势必至于只有在外城找地方安置。明天一早我派个人陪你进京，你先到刑部去接好头，人交何处，棺材抬到哪里？回来我替你找伕子，再派八个兵送了去，一趟头都把它办妥。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比我自己想得还好！”袁来保又是一躬到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赵州判派了一名熟谙各衙门规判的职差，陪着袁来保进京，直投刑部浙江司，由林拱枢接见。看过公文，听明来意，觉得袁来保顾虑周详，很会办事，不过，尸棺停在何处，却无法给他确实的答复。

    “老兄知道的，刑部没法子替你找地方。遇到这种由刑部复审的案子，照例通知大兴、宛平两县办差。”

    林拱枢停了一下说，“老兄这趟公事，沿路各州县都要帮忙的，你先找地方官，办不通再想法子。如何？”

    “见教甚是！地方官当然要找的，没有地方官验印，也交不了差。不过，我有个想法，也是为了刑部将来方便，说出来请阁下指教。”

    “是！是！请赐教。”

    “我先请问，开棺检验之日，刑部各位大人，是不是要到场？”

    “当然！钦命案子，本部六位堂官，都要到场的。”

    “检验以后呢？是不是当时就审？”

    “是的。当时就要审问。”

    “既然如此，得要找一个大地方。”袁来保说，“阁下请想，六位堂官，就是六张公案，还有各位承办的司官老爷，地方小了，转身不开。而且，此案人犯众多，再加上开棺检验，说不定还要安置火炉，上笼蒸骨。那得多大一块地方？”

    “啊，啊，说得是。”

    “还有，此案在浙江轰动一时，这一趟，沿路也有人打听其事，料想刑部六堂亲临检验复审，一定会招来无数看热闹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不但里面小了不行，外面四周也得空旷，才能容纳得下那许多看热闹的闲人。”

    “嗯，嗯！老兄想得很周到。”林拱枢踌躇着说，“这个地方倒不容易找！钦命案子又有限期，似乎非着落在大兴、宛平两县头上，上紧去找不可。”

    “阁下既是如此打算，我倒有个想法：尸棺挪动亦很麻烦，不如等部里找停当了，我遵示谕将尸棺押送到指定地点。省得移来移去，徒费周折。”袁来保又加了一句，“这是两便之事。”

    的确，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事。林拱枢明知这是袁来保怕大兴、宛平两县推托敷衍，害得他不上不下，进退维谷，所以想借刑部的势力压迫两县就范，而仍旧心悦诚服地愿意照他的意思去做，一半也是佩服袁来保为人设谋，亦能尽心。当即约定，让袁来保将陈湖、沈彩泉先解送到部，尸棺暂时摆在通州船上，等找好地方再说。

    袁来保一辞出，林拱枢立即动手办了一通下行宛平、大兴两县的“札子”，说明钦命提解葛品莲尸棺，业经到京，着即觅妥宽敞地方，以便开棺检验，刑部大审，并限两日内具报。

    办好公文，才去找到翁曾桂与刚毅，一起上堂回禀，然后派一名得力书办，带着札子到大兴、宛平两县去接头。

    到得第二天便有结果，挑定的地点是朝阳门外的海会寺。于是袁来保托赵州判雇人将封条重重围住葛品莲尸棺，抬到海会寺，由林拱枢派一名当办，四处细看棺材接缝之处，毫无异状，方始验收，发交大兴县所派的差役看守。

    陈湖与沈彩泉是早经收狱的，刘锡彤虽非犯人，但为证人，亦须到案待质，因而林拱枢要他具一张结，说明现寓东河沿理源客栈，自愿随传随到。

    “这张结我不能具。”刘锡彤一口拒绝。

    “噢，”林拱枢很客气地问，“乞道其故。”

    “上谕上只说，跟同检验，开棺的时候，我到场就是。”

    这也是个理由。林拱枢心想，反正人已到了京里，总有办法让他就范，当即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强人所难。不过，兄弟有句话声明在先，此刻，我们是商量着办，将来要召请贵县到场时，恐怕不会这样子客气了。”

    刘锡彤虽是老州县，熟谙公事，但对部中办事的规制，却不甚了了，所以无法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心里只是在想，反正奉旨行事，就绝不会错。

    “你叫沈彩泉？”是由刚毅主审。

    “是！”

    “你在刘大老爷那里几年了？”

    “前后七年多。”

    “你管些什么公事？”

    “门丁嘛！”沈彩泉说，“无非收发之类的公事。”

    “刘大老爷信任不信任你？”

    “信任。”

    “呃！”刚毅问道，“为什么？”

    “因为小的公事上头很谨慎。”

    “好！”刚毅讥嘲地说，“刘大老爷总算运气不错，用着你这么一个好门丁。”停了一下，他又问，“陈湖你认不认识？”

    “认识。”

    “他是不是常到县衙门里来说合官司？”

    “那倒不大清楚。不过，是常到衙门里来，因为他懂医道，上房里太太、少奶奶有点不舒服，总请他来看。”

    “照这样说，陈湖穿房入户，跟刘大老爷的交情很深啰？”

    沈彩泉突然警觉，这是题外之话，自己说得太多了，犯了言多必失之戒，因而答说：“跟刘大老爷交情深不深，小的不知道。”

    “嗯，嗯！”刚毅问道，“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是哪个来告的？”

    “是葛毕氏的婆婆沈媒婆来告的。地保陪了来，说她儿子死因不明，请县官相验。小的叫她补一张状子，当时就送了上去。”

    “沈媒婆的状子准了没有？”

    “人命报相验的案子，没有不准的。”沈彩泉答说。

    “相验的时候，你跟了去没有？”

    “跟了去的。”

    “是不是每一次县官相验，都是你跟了去？”

    “是。”沈彩泉又补了一句，“刘大老爷差不多每次都叫我跟去的。”

    “为什么非要你跟去不可呢？”

    “因为上上下下联络，都要找我。”

    “这样说，”刚毅特意钉着问，“你是一把抓？”

    “也不敢说一把抓。不过，大老爷还相信我就是。”

    这是第二次提到刘锡彤对他信任有加。刚毅心想，刘锡彤是奸猾老吏，又自恃靠山，而目前只是解任，尚未革职，仍有官符可资凭借，以致相当难制。倒不如先在他亲信身上，将案子结结实实地追一追，到时候教他毫无遁饰的余地，便可一讯而服。

    这样转着念头，便大兜大转地先不问相验的情形，由有关的人犯问起：“余杭县的仵作叫什么名字？”

    “叫沈祥。”

    “只有他一个吗？”

    “原来有两个。”沈彩泉说，“一个告退了，没有再补，只好由沈祥挑大梁。”

    “挑大梁？”刚毅问道，“意思是说他不大挑得动？”

    这一问，沈彩泉初次出现了迟疑的神色，想一想答说：“沈祥是学习仵作升起来的，没有经手过多少案子，本事差一点。”

    “只怕有些地方，还没有你懂得多？”

    这是故意套他的一句话，沈彩泉很乖觉，立即否认，“不，不！回老爷的话，我没有学过，”他说，“验尸我不懂。”

    “既然你不懂，怎么知道他本事不好呢？”

    “是听别人说的。”

    “谁？”

    “原来的老仵作。”沈彩泉答说，“也就是沈祥的师父。”

    “他怎么说？”

    “他说沈祥本事没有学到家，常常看走眼。”

    “如果是这样，县官审命案不就常常审不清楚了吗？”刚毅作个补充解释，“譬如上吊，常常有人把尸首移到仇家那里，好诬赖人家。如果相验不真，官司不就难断了吗？”

    “这，这种情形倒没有过。”

    沈彩泉的回答很巧妙。刚毅是举个例，而他只就例子来作答，避重就轻，将难答的话避开了。刚毅因而有所警觉，此人亦不易对付，须得格外小心。

    于是，他突如其来地问：“杨乃武你认不认识？”

    一听他说，沈彩泉似乎有些慌张，“认识，认识的。”他点点头，“因为杨秀才在余杭县很有名气。”

    “杨乃武是不是常常到县衙门里来？”

    “不大来。”沈彩泉摇摇头，“很少。”

    “在你们余杭县，都说杨乃武是个恶讼师。可有这话？”

    “听说过。”

    “照你看呢？”刚毅问说，“杨乃武算不算恶讼师？”

    沈彩泉不即回答，是在思索的神情。刚毅心想，必是在想杨乃武的劣迹，会举一两个详细的例证。

    然而不然，沈彩泉的回答是：“我不大清楚。”

    显然的，这是经过考虑，认为以不多事为妙，所以这样答供。刚毅是决心要探索刘锡彤跟杨乃武结怨的原因，便又问道：“杨乃武替人进的状子多不多？你是门丁，凡有诉状都经过你那里，一定知道，要说实话。”

    “是！说实话，不太多。不过——”沈彩泉突然住口。

    这是他失言了，刚毅岂肯放松？立即钉着问：“不过什么？”

    “不过，”沈彩泉只好实说，“都是很大的案子。”

    “很大的案子？”刚毅问道，“这就是说，不是命案，即是盗案？”

    “盗案很少，命案也不多。”

    “咦！那么是什么案子呢？”

    “大多是很麻烦，很难审的案子，像几十年争财产的老案，公公告媳妇忤逆，媳妇又说公公‘扒灰’，这种乱七八糟、纠缠不清的案子。”

    “什么叫‘扒灰’？”刚毅不解地说。

    “就是，”沈彩泉很吃力地解释，“就是公公爬到媳妇床上。”

    “噢！”刚毅心领神会地笑了，“杨乃武专门管这种很麻烦的案子，那么官司是胜的多呢，还是败的多？”

    “胜的多。”

    “为什么？”刚毅问道，“他是不是私底下托了人情？”

    “没有。杨乃武从来不托人情的。”

    “那么，官司怎么胜的呢？”

    “他的一支笔厉害。明明没理的事，偏偏他讲的歪理就驳不倒。”

    “你们大老爷举人出身，人很能干，又是多年州县官，经过手的案子不知多少。难道就驳不倒他？”

    “是啊！就是驳不倒。没法子，只好算他那面赢。”

    问到这里，刚毅了然了。杨乃武是很厉害的刀笔，而又自负其笔如刀，不大买刘锡彤的账。而像争产，以及“新台之丑”之类的案子，必有一方到县衙门去活动打点，而往往因为杨乃武的刀笔，使得刘锡彤想帮忙帮不上。换句话说，杨乃武挡了刘锡彤的财路，这可能是结怨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便问到相验的情形了。刚毅的第一句话是：“葛品莲是不是中毒死的？”

    这话问得沈彩泉一愣，心里想回答：“是的！”但话到嘴边，及时醒悟，改口答道：“回堂上老爷的话，我不是仵作。”

    这总算他脑筋清楚，可是刚毅是盘算好的，话中正反皆有陷阱。如果沈彩泉答一声：“是！”他就会驳问：“你不是仵作，怎么知道葛品莲中毒而死？”而照此回答，刚毅却又有话可驳。

    “既然你不是仵作，为什么认定葛品莲中的是砒毒？”

    这下沈彩泉才知道上当了。心想这话赖是赖不掉的，当时与沈祥争执，声音很大，在场的人如葛、毕两家的亲属，共见共闻，都会作证。然则，这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快说！”刚毅喝道，“从实招供，免得皮肉受苦！”

    这是以用刑威吓，沈彩泉当然有些怕，心里亦就更急。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有句话可答。

    “是的。我说过是砒毒，也跟仵作沈祥争过。不过，”他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验尸的时候，沈祥喝报：‘七窍流血。’如果是烟毒，不会七窍流血。所以我跟沈祥说：‘你不好瞎七搭八，前言不符后语！七窍流血，不要中的是砒毒？’我是提醒他仔细，并非认定葛品莲中的是砒毒。”

    这话言之成理，使得刚毅颇有意外之感。翻开案卷，看一看沈祥的供词，随后又问道：“那么，沈祥怎么说呢？”

    “沈祥说是让他再验一验，验下来果然是服毒而死。”

    “没有说砒毒？”

    “没有。”沈彩泉紧接着说，“用砒霜毒杀的话，是葛毕氏自己供出来的。”

    “葛毕氏作供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场？”

    “在。”

    “她怎么说？”

    “她说，杨乃武拿给她一包毒药，叫她分几次给葛品莲服下去。她问杨乃武是不是砒霜，杨乃武不响。”

    “意思是承认了？”

    “是的。”

    “我问你，葛毕氏说这话是在动刑以前，还是用刑以后？”

    “用刑以后。”

    “用的什么刑？”

    “记不得了。”

    刚毅突然发怒，大声说道：“来啊！拿棒子打！打到他记得为止。”

    沈彩泉知道自己话说错了。当时在场，能记得葛毕氏说的什么话，会记不得她受的什么刑？这话未免说不过去。

    因此急急喊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想起来便可免打。沈彩泉实说，小白菜是上了拶指以后，方始供出砒毒。其实，州县官作威作福，有理无理，对犯人上了刑再说，也是常有的事。如今经沈彩泉这样先隐瞒，后吐实，弄巧成拙，反显得欲盖弥彰，等于告诉他人，小白菜经不起苦痛，信口诬供，不足为凭。

    这一段情节，过去反复推究，原已明了，此刻不过更作一番求证而已，关系不大。刚毅觉得最需要弄明白的是，刘锡彤跟杨乃武之间的恩怨。报复固为刘锡彤时刻在心的念头，但此人有贪墨的名声，而杨乃武从刀笔上挣来的不义之财，亦复不少。既然如此，刘锡彤就很可能抓住把柄，想大大敲杨乃武一下，只为所欲未遂，而案子放开去却收不拢，可又有许多漏洞，于是不断弥缝，便不断扩大，以至于演变成今天的局面。

    他觉得自己这个设想，是很合理的。要求证不妨从沈彩泉开始。想停当了便问：“杨乃武是什么时候传唤到案的？”

    “记不太清楚了。”沈彩泉答说，“大概是在葛毕氏招供以后不久。”

    “传唤是怎么个情形？”刚毅说道，“那时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你们大老爷对他应该比较客气，是派人去请他到县衙门里来说话呢，还是直接出票派差人去传唤？”

    “是直接出票派差人去传唤。”

    “杨乃武来了没有？”刚毅问，“是马上就到，还是隔了一段时候才来？”

    “是坐轿子跟着差人来的。”沈彩泉答说，“跟刘大老爷在花厅里见的面。”

    “你在不在场？”

    “在场。”

    “刘大老爷说些什么？”

    “刘大老爷把葛毕氏的供状拿给他看，问他怎么说，”沈彩泉回忆了一下说，“杨乃武不承认，不但自己不承认，还怪刘大老爷不该对女人用刑。样子是很回护葛毕氏。”

    “啊！”刚毅很注意地问，“刘大老爷怎么样呢？”

    “刘大老爷很生气，马上就端茶碗送客了。”

    “没有什么要收押，或者要他交保的意思？”

    “没有。”

    “有没有另外派人去看他，劝他说实话等？”

    “恐怕没有。”

    “怎么叫恐怕？”

    “因为，”沈彩泉说，“因为我不晓得。也许另外派了人去，也说不定。”

    刚毅想了一下问：“那么，杨乃武的举人是怎么革掉的呢？”

    “是刘大老爷亲笔做的公事，派人到省城里去见学台。”沈彩泉答说，“事情办得很顺利，大约三四天工夫，就把批回带回来了。”

    “以后呢？”

    “以后，”沈彩泉毫不经意地说，“当然用不着客气了！”

    “你是说对杨乃武？”刚毅问，“是怎么样的不客气？”

    “当他老百姓一样在大堂问案，杨乃武要跪下来答供。”沈彩泉说，“不过三四天工夫，刘大老爷对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

    “在这三四天里，刘大老爷有没有派人去看过杨乃武？”

    “不敢说，大概没有。”

    “那么，”刚毅问道，“杨乃武呢，有没有托人来跟刘大老爷说情什么的？”

    “那是不会有的事！”沈彩泉很快地说。

    照他的语气，可以猜想得到，杨乃武对他的这位父母官是颇为傲慢的。看起来刘锡彤这样对他是报复的成分多，索贿的成分少。

    于是问到杨乃武受审的情形。沈彩泉说他依旧不肯招认，及至传小白菜却言之凿凿，交毒药不但有时间，还有地点，就在他家后门附近，土地庙后面。

    “那么，杨乃武呢，依旧不承认？”

    “是的。”

    “用刑没有？”

    “没有。”

    “交保没有？”

    “也没有。”沈彩泉又加了一句，“这种案子怎么好交保。”

    “起解呢？”刚毅问，“是哪一天解到杭州的？”

    “很快。大概只有三天工夫。”

    “这三天当中没有再问过？”

    “没有。”

    “杨家有没有托人出来跟刘大老爷接头？”

    “接头！”沈彩泉问，“接什么头？”

    这是刚毅问得太率直，照道理说，这样问法，便有故意罗织刘锡彤索贿之罪的嫌疑。所以不便进一步再问，顾而言他。

    “全案人犯解到杭州，是谁押解？”

    “刘大老爷亲自押了去的。”

    “你有没有跟去？”

    “没有。”

    没有跟去，就不必问他在杭州的情形了。刚毅只问，“刘大老爷是哪天回来的？”

    “记不清楚了，没有几天。”

    “回来之后，是不是立刻就传爱仁堂的店东到案问话？”

    “是！记得是第二天。”

    “问的时候，你在不在？”

    “不在。”沈彩泉说，“我在门房里，另外有公事。”

    “陈湖是在什么时候去看你的？”

    “就在问钱老板的时候。”

    “陈湖怎么跟你说？”

    “陈秀才带了一个后生来，说是钱老板的兄弟，名叫钱恺，为他老兄传到县衙门里，不知道吃了什么官司，不大放心，特为来打听。”沈彩泉想了一下说，“我就告诉他，是为了杨乃武那件案子。杨乃武在杭州府已经招了，砒霜是爱仁堂买的，所以大老爷传钱老板来问。”

    “钱恺有没有说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问到要害上头来了！一路上，刘锡彤跟沈彩泉有好几次见面的机会，谈过这一案的“毛病”，都认为钱坦误作钱宝生，是杨乃武下的一招高棋，足为翻案的张本。事到如今，唯有给它来个硬不承认，才能站得住脚。好在钱坦已死，并无对证；而钱恺因病，亦未到案，无从对质，撒谎是不怕拆穿的。

    “没有！”他回答得很爽脆。

    “没有？”刚毅另有计较，丢开这一节问说，“那么，钱恺呢？怎么个说法？”

    “钱恺很着急，说他哥哥是冤枉的。陈秀才就安慰他说，照杨乃武的供单，说在爱仁堂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是去害人，关系不大。钱恺听了这话，像是放了心了。”

    “以后呢？”

    “以后，”沈彩泉很谨慎地说，“陈秀才托我到花厅里去看一看，案子问得怎么样了，我进去一看，刘大老爷已经问完了，叫我把钱老板带下去——”

    “慢慢！”刚毅打断他的话，“刘大老爷问完了，对姓钱的总有个结果，是释放、交保还是归案？”

    这是不能不说实话的，沈彩泉答说：“刘大老爷是这么交代钱老板的：既然你一口咬定，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只好拿你解到杭州府，你自己去申辩。”

    “那么，刘大老爷叫你把他带下去是什么意思呢？是叫你办公事拿他解送杭州府？”

    “是的。”

    这句话露了马脚，“这可透着新鲜！”刚毅笑了，“有刑房书办，有差役，不管收押也好，办移解的公事也好，管你们门丁什么事？”

    沈彩泉知道自己说得口滑，犯了大错，心里懊悔不迭。不过，他的机变也算快，立即答说：“堂上老爷明鉴，各衙门办事的规矩不同。本县刘大老爷对不明事理的犯人，总是想法子开导。当时对钱老板，不交差役收押，叫我带下去，意思是先把利害关系说一说，钱老板如果听劝最好，不听劝，自然照规矩办，拿他交给刑房，先扣在班房里，办公事，派差人，解送到杭州府。这是一定的道理。”

    “原来如此！你很会辩。”刚毅对此不作深究，接下去问，“后来，姓钱的听劝了没有呢？”

    “听劝了。”沈彩泉说，“是陈秀才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些时候，他兄弟也劝他。这样，钱老板才出了一张甘结。”

    “甘结上具的名字叫什么？”

    “钱宝生。”

    “嗯！”刚毅问，“你们刘大老爷是不是出了一张本案与钱某无干的‘谕单’？”

    “是的。”沈彩泉料知瞒不过，硬着头皮答应。

    “谕单是谁起的稿子？”

    “陈秀才起的稿子，我拿进去给刘大老爷看过，才写了给他的。”

    “上面怎么说？”

    “记不太清楚了！”这是沈彩泉的实话，“大意是说，这案子与钱老板不相干。”

    “怎么叫不相干？”

    “不相干就是不会吃官司。”

    “嗯，嗯！好。”刚毅问道，“你识不识字？”

    “做门丁，自然识字。”

    “我也知道做门丁应该识字，不过，你们这班人的花样太多，我不能不问问清楚。你既然识字，拿供单细细看一看，有记错了的地方，要指出来。如果不错，而你以后要翻供，我可不饶你！”

    这几句话声色俱厉，沈彩泉不免害怕，因而看供单也就不敢丝毫疏忽，看了又看，提出几处地方需要修改，大致都是将肯定的答供，改为活络的语气。而刚毅也就能从他要求更改之处，猜到他心里顾忌的是什么。

    陈湖是由两名差役扶上堂来的。他是肺病复发，这个病俗称“馋痨病”，在狱中想吃这样，想吃那样，狱卒只要有钱，供应周到，而他却是浅尝辄止。每每向人念诸葛武侯的那两句话：“食少事繁，其能久乎？”有人问他：“食少是不错，在监狱里怎么会事繁？”他说，他心里的事很多。

    生这种病的人，气息奄奄，而脑筋却很清楚，所以刚毅不敢轻视他是个病人，问话之先，亦用过一番心机。

    “你懂医道？”

    “是！”陈湖答说，“先世是儒医。”

    “这样说，你是家学。”

    “不敢！”

    “陈湖，我问你，照你看，葛品莲会不会是因病而死？”

    “这不敢说。”陈湖从容答道，“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

    这个回答在刚毅意料之中，点点头又问：“你跟杨乃武认不认识？”

    “认识，很熟的朋友。”

    “那么，杨乃武，照你看，为人如何？”

    “很能干的人。笔下来得，人也漂亮。”

    “这个人是不是很阴险？”

    “这就难说了！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跟他，”刚毅以不经意的语气问，“有没有结过怨？”

    “朋友熟了，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不过，争过，吵过，也就算了。”陈湖答说，“我不知道杨乃武对我怎么样，在我，我是不记他的怨的。”

    “你跟你们县里的县太爷呢？是不是三天两头里往来？”

    “刘大令一家大小，有病都是我看。当然，不过伤风咳嗽这些小毛病，如说要请医生，未免过于郑重其事，所以总是打发一个人来，请我去看一看。”

    “这样说，你跟刘大令是通家之好？”

    陈湖想一想答道：“也可以这样说。”

    “每一趟去，是不是都跟刘大令见面？”

    “不一定。不过见的次数也不少。”

    “谈些什么呢？”

    “无非时局之类。”陈湖答说，“有时也谈谈民生疾苦。”

    “那不就是谈公事了吗？”

    “这要怎么看？如说我干预地方公事，我不敢，刘大令也不会听我的。不过县官勤求民隐，像我们忝为衣冠中人，当然要为地方上说几句公道话。”

    “此外呢？你有没有诉讼之类的事，托过刘大令？”

    “有的。”陈湖答得很快，“不多！大致都是受了冤枉的。知道刘大令还看得起我，特为来托。

    论起来非亲即故，情不可却，只好替他们跑跑腿。”

    这一路下来的供词，无懈可击。在刚毅亦无非只要了解他跟刘锡彤的关系，同时拿他的话跟沈彩泉的供词相互印证，发觉他自己并不讳言跟刘锡彤的交情甚密，反倒是沈彩泉似乎有意要把他们说成泛泛之交。

    其故安在？值得玩味。

    不过，此时却无暇去细想，翻一翻案卷继续问道：

    “葛家第一次进状子，报请相验，你正在刘大令那里？”

    “是的。”

    “刘大令有没有跟你谈到这件案子？”

    “谈到的。”陈湖答说，“刘大令问我——”

    “慢点！”刚毅突然打断他的话问，“刘大令是不是常常跟你谈他接到的状子？”

    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是陈湖所不曾意料到的。一直很畅顺的问答，第一次出现了顿挫。陈湖把他这句问话的用意想明白了，方始答说：“很难得。”

    “那么，何以这件案子问你呢？”

    “这要问刘大令。”陈湖答说，“偶然之事未可深究。”

    “好！题外之话，不必深究。”刚毅很深沉地说了这一句，回入本题，“当时刘大老爷怎么问你？”

    “刘大令说：一个豆腐店的帮伙，总不见得会有人谋他的财，怎么会生死不明？必是仇杀！我说，这姓葛的我认识，为人懦弱，从不敢跟人结怨的。刘大令就问我，那么是何原因呢？这时候，唉，”陈湖自怨自艾地叹了口气，“我不该多了句嘴，说，姓葛的死因，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他妻子替他惹的祸？刘大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葛毕氏平素的行为，略略说了些。”

    这问到紧要地方，刚毅自不容他闪避，紧钉着问：“你说葛毕氏如何？”

    “葛毕氏艳名四播，人人皆知，并非我造她的谣言。”

    “我不问你是否造谣，只问你当时是怎么跟刘大令说的？”

    “我说了些葛毕氏的艳史。”

    “何谓艳史？”

    高坐堂室的官儿，何能连“艳史”二字都不懂？无非是逼他细说，陈湖大感窘迫，结结巴巴地答道：

    “是，是葛毕氏不安于室的传闻。”

    刚毅却真是丝毫不肯放松，立即又问：“如何不安于室？”

    “说她有外遇。”

    “外遇是谁呢？”

    “都，都，”陈湖被逼得不能不松口，“都说是杨乃武！”

    话一出口，不知是自己感到事态严重，还是逼问太凶，受了刺激，陈湖突然咳嗽不止，接着吐出一口血来。见此光景，不便再问，赶紧将陈湖送回监狱。刚毅又请了典狱的提牢厅主事来，郑重嘱托，说陈湖是个关系极重的人犯，务必为他延请名医诊治，特加照护。

    到了第二天，翁曾桂与林拱枢到部，跟刚毅见面，问起前一天的审问经过，也看了沈彩泉与陈湖的供词，都觉得其中的漏洞很多，而且也同意刚毅的看法，陈湖是本案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全案的真相，说不定从他身上追索，便可大白。

    “陈湖的供词虽不完全，不过，大致已可以想象得到，刘大令本来不知道与杨乃武有关，而是陈湖首先提出来的。陈、刘二人都跟杨乃武不睦，为了修怨，把这件案子架弄在他身上。”林拱枢说，“照这样看，恐怕非请刘大令到案有所说明不可了！”

    “也可能是心有成见，以杨乃武平日的声名，必定是主谋。胸有所蔽，就不知道自己一直是往错的路子上走，说起来，也是其情可悯。”

    对于翁曾桂的恕词，刚毅并不同意，“不然！”他说，“沈彩泉一切以主人的意旨为意旨。如果不是为了报复或者索贿，仅仅是有成见，沈彩泉会提醒主人。此人脑筋很清楚，而且也能左右刘大令。我想，在他身上好好追追，等一切都弄明白了，再找刘大令来对质，大概以一讯而服。”

    “对质？”翁曾桂说，“恐怕不行吧！”

    “为何不行？”

    “身份不侔。”翁曾桂说，“两造对质，不是原被告，就都是被告，刘大令恐怕会有话说。”

    “如果他不肯就范，”刚毅说道，“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请堂官出奏，拿他革职归案。”

    “这是认定他有罪，须有站得住的证据。”

    “当然有——”

    “子良，”林拱枢怕他跟翁曾桂发生争执，赶紧拦在前面，“我赞成你的办法，先尽量在沈彩泉、陈湖身上追，将案情彻底弄明白，刘某渎职的证据，自然会出现。只要有了足够的证据，怎么办都可以。此刻也似乎先不必研究出奏这一节。以为如何？”

    “好！就照此宗旨去做，先把刘某搁在一边再说。”刚毅接着吩咐值堂的差役，“请提牢厅的老爷来。”

    提牢厅的主事一共两名，一满一汉，听得浙江司有公事，不敢怠慢，双双应邀而至。原来六部分曹办事，编制不同，吏、礼、兵、工四部，皆以职掌分司；唯有户部与刑部，以地域区分，大致一省一司，除掌管本省的钱漕或刑名以外，各司皆有所谓“带管事项”。户部广东司，刑部贵州司，带管部员到部分司，及平时点派差使等事，号称为“首领司”，最为神气。

    “首领司”之外有“大司”。大司之为大，不一定是由于管大省的缘故，“带管”之事繁重，亦为大司。在户部，山东司管盐课，云南司管漕粮，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利薮所在，称“四大司”。

    这是洪杨以前的话。

    咸丰年间，东南糜烂，漕运停废；鼓铸制钱则历来都靠云南运铜到京，此时亦因烽火遍地，关河阻梗无法供应；至于关税收入，倒是比军兴以前增加了几十倍，但来自海口新设的“洋关”，归恭亲王所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管，户部无法过问。因此，滇、桂、黔之司都降为小司。比较之下，陕西司兼辖甘肃及新疆，管理宗室与京官文武俸禄，京中各衙门经费，以及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不管长毛骚扰、完整无缺的顺天府与直隶省的钱粮，算是任重事繁，油水较足，与山东司并称为“三大司”。同治三年，洪杨既平，南漕北通，云南司勃然复起，于是“四大司”之名复见。户部提到“山陕云福”，都不免另眼相看。

    在刑部，各司职掌不比户部的变迁那么大。浙江司一直是大司，因为它的带管事项中，正有“本部”

    ——刑部官吏犯罪，归浙江司审问，尤其是“监毙人犯”需经浙江司审核汇报，等于是提牢厅的顶头上司。

    “不怕官，只怕管”，所以提牢厅的主事，对于浙江司的司官，是不能不买账的。而况，虽同为司官，品级上有差别，翁曾桂、林拱枢是郎中，正五品；刚毅是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是正六品，而提牢厅主事又一向由额外人员中补授，地位更低一等，所以见了刚毅，格外谦恭。

    “杨乃武一案，在押的余杭县陈湖，病情怎么样？”

    “不太好。”提牢厅主事之一的郭长清说，“良翁吩咐，请名医，用好药，无不照办。无奈这个陈湖是本源病，一时难望有起色。”

    “那不急人吗？”刚毅皱着眉说，“关键都在他身上，如果他不能过堂，案子就要停下来，误了钦限，麻烦很多。”

    “是的，”郭长清紧闭着嘴，思索了一会儿，方又开口，“良翁预备哪一天提堂？”

    “随时要提！”刚毅答说，“不过提上堂来，他没有精神答供，也是枉然。”

    “这是不言可知的事。良翁且先不必提这一层，只说要过几堂？”

    “至少还要过两堂。一堂细问，一堂对质。”

    “那是很耗精神的事！”

    略略相谈，郭长清便已完全了解刚毅的意思，希望陈湖能够早日提审，不但提审，还希望陈湖有足够的精神，能够答供。这件事不容易办到，但如办到了，论公，公事很漂亮；论私，放了交情在那里，以后遇事关照，得益匪浅，所以他决定要大大地出一番力。

    “请问良翁，三天之后提审，如何？”

    这话使得刚毅惊奇，“三天行吗？”他说，“我总以为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提堂。”

    “良翁的吩咐，不敢不尽心尽力。希望三天之后，能够提堂，真的不行，我再来通知良翁改期。”郭长清说，“万一效劳不周，要请良翁多多包涵。”

    “好说，好说！承情之至。”

    辞出浙江司，郭长清随即换上便衣，到太医院去访他的一个好朋友。此人姓刀，是个吏目，在太医院已经三十年了，耳濡目染，亦明医道，肚子里装了许多诊治疑难杂症的故事。而且他跟御医尽皆熟识，可以请教。郭长清所以敢在刚毅面前，大包大揽，一口应承，就因为有这个朋友可恃之故。

    找着了刀吏目，邀到“大酒缸”去欢叙。两杯莲花白下肚，郭长清道明来意，又说：“老大哥，这件事你无论如何得帮兄弟一个忙！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三天以后提堂，你可别让我丢脸。”

    “那还用说，怎么样也得给你想法子。”刀吏目问，“病人是怎么个样儿，能不能起床？”

    “勉强可以。”郭长清将陈湖的病况，细细讲了一遍。

    “病是很重了！不过，这种本源病，时好时坏，也没有准儿。”刀吏目喝着酒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法子是有，不过有点缺德。”

    “怎么样呢？”

    “拿他的精神吊一吊。”刀吏目说，“像这种病，本该静养，培元固本，真所谓‘病去如抽丝’，三年五载，才有功效可见。如今拿他的精神吊起来，一过了那个劲头儿，更加坏！这好有一比，就仿佛这壶里，还有小半壶酒，慢慢儿喝，也能消磨老半天；一下子喝干了，就得撒手走路了！”

    “那不管他！”郭长清说，“他这个病，在监狱里反正是好不了啦！”

    “既然这么说，我替你去找药。”

    “找什么药？”

    “这会儿还说不上来，我得去问人。”刀吏目说，“想当年，咸丰爷在热河的时候，也是痨病，每天那么多公事，到晚来还要找妃子陪着睡，三天两头还要听个戏什么的，那得多少精力来应付？不照样也拖了年把才驾崩？”

    “那，是用什么东西来吊精神呢？”郭长清说，“听说咸丰爷常喝鹿血。”

    “不错！不过，那是其中的一样，还有许多药。”刀吏目笑道，“说实话，那个方子我不大清楚，就有那个方子，也不能告诉你。”

    “是，是！”郭长清明白，御医就凭几张“大内秘方”混世，当然不肯轻易传授于人。

    “我只能告诉你，”刀吏目又说，“方子里头有几味很贵重，而且很难找的药。”

    为何“只告诉”这两句话呢？郭长清立即想到，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俗语道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太医院当差的，平时就仗着替宝贵人家泡药酒、熬膏滋药，找些外快。如今给陈湖服的这服药，不但贵重，而且难找，当然不比午时茶、万应锭这类，可以白送。

    不仅不能白送，看样子，还不是三五两银子的事。这笔钱从何而出？不能跟犯人要，更不能跟刚毅算，出于私囊，却又难舍。至于向公家报销，且不说从来没有这个规矩，公家也未见得有地方可以出账——六部号称“富贵威武贫贱”：吏贵、户富、刑威、兵武、礼贫、工贱，刑部占个“威”字，其实与礼部一样是个穷衙门，能花几十两银子替犯人买一服药服？

    这样沉吟着，不免有为难的神色。刀吏目知道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想替他开条路，便即问道：“那刚子良在部里是红人？”

    “刚红起来。”郭长清答说，“听说快要派秋审处了。”

    刀吏目也知道，派充刑部秋审处的总办、会办的差使，都是司员里的尖儿、脑儿，手操生死大权，笔尖儿的出入关系极大。既是这样一个人就好办了。

    “好吧！我放个交情给他，送他一服药！”

    这下倒提醒了郭长清，略想一想答说：“老刀，我知道你很够朋友，不过你要跟人去讨方子、讨药，人家不认识我们这面，凭什么放交情？如果你赔了精神还要贴钱，显得我这个朋友太不够味了！我看这样，你们太医院能够救人，我们刑部也能救人。你去找件案子，我帮你从中说合，说成了，好处全归你。最好是浙江司该管的，更为省事。”

    刀吏目一听大喜，“好处亦不能全归我。”他说，“不过，要找浙江司该管的案子，可不大容易。”

    “怎么不大容易？你以为浙江司只管浙江的事？不止，不止！浙江司是大司，管的事多。”郭长清停了一下说，“我只说两件事，第一，本部的书办，归浙江司管；第二，南城御史问案，归浙江司管。”

    “原来南城的都老爷问案，归浙江司管！”刀吏目失声说道，“可这巧了！正有件案子在南城御史手里。”

    原来京师地面上的刑讼之事，与各州县完全不同。各州县是知州、知县兼理刑名，而京师由巡城御史“平其狱讼，诘其奸慝，弭其盗窃”。京师地面，五城十坊，巡城御史分东、西、南、北、中五位。例定“杖罪以下，自行完结；徒罪以上，送部按拟”，这“按拟”之权就在浙江司。

    “老刀，你说我听听。”郭长清问道，“不是人命盗窃案子吧？”

    “不是！不是！是家务。不过，”刀吏目笑笑，“是桩奸情案子，谈起来很有趣。”

    “那，”郭长清提起酒壶扬一扬，大嗓子喊道：“伙计，再来两壶！”

    “有两家结亲，男家姓张，女家姓朱。新郎官身子很弱，朱家的小姐很不愿意，可是没有法子，因为……”

    因为朱家受过张家恩惠，结这一门亲，朱家原有报德的意思，何可反悔？所以尽管朱小姐日夕以泪洗面，而做父亲的责以大义，做母亲的苦苦相劝，始终不肯向男家提出退婚的要求。

    及至迎娶日近，而新郎官病倒在床，女家要求展期，而男家不允，认为花轿进门，可以“冲喜”，同时对于朱小姐嫌新郎体弱之事，亦微有所闻，所以掩饰了新郎的病势，对外扬言，不是怎么了不起的病，到了佳期，自能痊愈。哪知事与愿违，佳期越近，病势越重，竟至不能起床成礼。

    “张家做的粮食生意，很大的买卖，独生子娶亲，又是冲喜，当然铺张扬厉，大散帖子，光是通州，就把‘仓户’都请到了，喝喜酒还有从关外赶来的。如说新郎不能起床行礼，喜事办不成，这笑话可大了。

    因此，张掌柜想了一计，拿新郎官的妹子，扮作新郎，代兄成婚，送入洞房。到了半夜里，出了大笑话了！”

    讲到这里，刀吏目慢条斯理端杯在手，不往下说。郭长清正听得入味，便即催他：“老刀，老刀！出了什么大笑话？你快说啊！别卖关子。”

    “不是我卖关子。我得想想，怎么说，才能让你听得明白。”刀吏目想了想说，“这样，从洞房说起吧。”

    到得夜静更深，张小姐有点犯嘀咕，因为代兄成礼，瞒着女家。而在洞房中，照例得新郎先开口，若一开口是女人的声音，岂不吓坏了新嫂子？只有到得床上，在枕边私语，说明不得已的苦衷，求取新嫂子的谅解。于是只好默不作声，希望新娘子先上床。

    “世间哪有个新娘子不等新郎官三催四请，就自己卸了妆，宽衣上床的道理？张家小姐这不是痴心妄想？嗨！”刀吏目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天底下就有那种怪事。新娘子居然就匆匆卸下头面，脱下凤冠霞帔，脸都不洗，一头钻到被窝里去了！”

    “这不很好吗？”

    “是啊！”刀吏目说，“张小姐瞧在眼里，虽有些纳闷，不过到底是解消了一大难题，所以也就一言不发，解衣上床，一头睡下去。听得新娘子的鼻息很重，心里还在想，新娘子的呼吸，怎么像个爷们儿，倒要仔细看看，不要长得又粗又蠢吧？等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那么一瞧，可就差点喊出声来了！”

    “怎么回事？”

    “你道她瞧见的是什么？”刀吏目仰起脖子，摸着喉头说，“是个喉结！”

    “怎么？”郭长清一双眼瞪得很大，“是个男的？”

    张小姐自是大惊失色，但心惊而不乱。想到好些贺客还在作长夜之饮，就是洞房外面，也有些至亲在窥探动静，如果一喊将起来，不仅是个绝大的笑话，也是件绝大的丑闻。所以只低声厉喝：“你是谁？怎么假扮我新嫂子？”

    “我是没奈何。我是我姐姐——”

    “你姐姐是谁？”张小姐打断话问。

    “自然是你的新嫂子。”

    听得这一句，张小姐放了一半心。“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为什么替你姐姐出嫁？”

    “我叫金哥。我是男人，怎么能代我姐姐出嫁？”

    想想不错，只有妹代姐嫁，弟弟何能代替？张小姐自己也觉得好笑了。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张小姐虎起脸说，“你可不许说一句假话，不然，拿你送到衙门里一顿板子打得你死去活来。”

    “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我原是不肯的。”金哥委委屈屈地说，“你家花轿到门了，我姐姐不肯嫁到你家来。她把她自己锁在套房里，手里拿一把雪亮的剪刀，跟我娘说，谁要把门打开了闯进去，她就一剪刀把自己扎死。我爹急得要上吊。也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说金哥跟他姐姐模样儿差不多，把辫子梳成发髻，戴上头面，也混充得过去。”

    趁金哥停下来喘息的空隙，张小姐紧钉着问：“你就昏天黑地混充来了？”

    “哪里！我不肯。我娘好说歹说，就差点跟我下跪了。你说，到底是父母，有难能不救吗？”金哥突然问道，“你又怎么变了女的呢？”

    “你别管！”张小姐不讲理地说，“我只问你，莫非你就能一辈子混充你姐姐？”

    “当然不是。”金哥答说，“我娘跟我说，等上了床，别等事情拆穿，先跟我姐夫赔不是。只为场面绷在那儿，不能不想个救急的法子先搪一搪。我父母再劝我姐姐，好歹要让她做张家的儿媳妇的。”

    “那么，你怎么等事情拆穿了才说？前言不搭后语，可知是撒谎！”

    “我没有！我没有撒谎。”金哥答说，“这话我说不出口。”

    “为什么？”

    “问你自己啊！你又不是我姐夫。”

    “噢，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张小姐问，“你是打哪儿看出来的？”

    “好些地方是漏洞。你看，”金哥伸手去摸她的耳垂，“你穿着针眼，有爷儿们打算戴耳环的吗？”

    “咄！”张小姐色变，“你可别存着混账心思，动手动脚的！”

    “噢，对不起，对不起！姐姐！”金哥满脸惶恐，“我不是故意的。姐姐，你别生气！”

    “谁是你姐姐？你姐姐在家寻死觅活呢！”张小姐停了下来，觉得她跟她家遭遇了极大的麻烦。

    看到金哥涨得满脸通红，那种像孩子做错了事为大人责备似的惶恐神态，使得张小姐大为不忍，脸上不由得就浮起了一脸的怜慰歉疚。

    可是声音却仍旧是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啊！”她催促着。

    “我看到姐姐耳朵上有针眼，再看姐姐的——”金哥把话咽住了。

    “又是什么毛病？话说半句！”

    “看姐姐穿鞋子走路的样子，跟别人不同，猜想是一双小脚。总而言之，处处都显得姐姐是女扮男装。”

    “瞎说！”张小姐不服气，“你是说我装得不像？别人看不出来，就你看得出来？莫非那么多客人的眼力，都不如你？”

    “那是因为，”金哥吃力地答说，“因为别人没有我跟姐姐那么亲近。”

    “谁跟你亲近？”张小姐又犯小心眼了，将身子往外挪一挪，拉远了跟金哥的距离，“你说下去。”

    “我看姐姐这样子，心里就在想，是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

    “你说什么？”张小姐重新靠近，因为距离拉远听不清楚，却又不便让他提高声音，只好自己凑上前去。

    “我是说，咱们俩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我是替我姐姐扮新娘子；你是替我姐夫扮新郎官。家里教我的话，是要跟姐夫说的；如今换了姐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要什么紧！你就当我是真的新郎官，有话原样儿照说就是。”

    “好！我就原样儿照说。”金哥想了一下说，“姐夫，我叫金哥，我是我姐姐的弟弟。只为我姐姐心思拧了，不肯上轿，事由儿逼在那里，没法子，只好让我扮一回新娘子来跟你冲喜。姐夫，你千万别生气，我姐姐不肯上轿，倒不是为别的，为的是姐夫的身子该当保养。可见得我姐姐心里，把姐夫你看得多么重！

    如今没有别的，只请姐夫体谅我姐姐的苦心，忍耐一时，多多保重。”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听不懂。为什么新郎官的身子该当保养，新娘子就不能上轿嫁过来？”

    这道理，守礼谨严的处子想不明白，在金哥也是一知半解，老实答说：“我也不大懂，就像姐姐一样，拿这话问我娘，我娘说：‘你别多问，你只要照这么说，你姐夫心里自然明白。’”

    张小姐愈觉玄虚，但已相信金哥不是假话，不妨暂且丢开，静静想了一下，提出最主要的一个疑问：“你替你姐姐装新娘子，能装一辈子吗？”

    “那怎么行？就行，我也不干！”金哥答说，“我爹娘还在劝我姐姐，无论如何要劝她回心转意。然后到了回门那一天，再把真的新娘子掉回来。”

    “法子倒不错。可有一层，三朝才回门，明天见礼怎么办？”

    “这就得改一改了。我娘说，回门，甚至‘住对月’以后再见礼，也作兴的。”

    “回门”是天下通行的风俗，京中谓之“姑爷认门”，不限于三朝，过个四天或者六天，都可以；但“庙见”可在回门以后，与亲族长幼见礼，则必得在三朝以内，不然，男家岂非又得办第二次喜筵请至亲？

    至于照京中特有的习俗，嫁后一月归宁，在娘家“住对月”，纵非真个住满一个月，至少亦得十来天，那时再跟亲族正式见礼，更是情理所不许的事。

    难题来了！其实难题又何止明日见礼一事？张小姐觉得事态严重，顿如芒刺在背，非起身不可。

    “姐姐，姐姐！”金哥有些着慌了，拉着她的衣领问，“你要干什么？”

    “我得去告诉我娘！”张小姐说，“你放手！”

    金哥也坐了起来。红罗帐里，有梳妆台那对烨烨花烛的光晕透进来，张小姐见他头梳宝髻，涂脂抹粉，身上穿一件粉红绸子的小棉袄；而双手按着膝盖，两肘外撑，那种大马金刀的样子，却完全是爷儿们的坐相，觉得滑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我哪里不对？”

    “全不对，哪一样都不对，若要见礼，处处露马脚。”张小姐说，“你先沉住气，睡在床上别动，我去告诉了我娘再说。”

    金哥吸一口气，心事如麻。“姐姐，”他心虚地说，“二大爷脾气大，不会叫人揍我一顿吧？”

    张小姐“扑哧”一声又笑了！“哪里会有这种事？”她说，“从来也没听说过，哪家老爷子把个当天刚进门的‘儿媳妇’就揍一顿的！”

    金哥口中的“二大爷”就是张掌柜。听女儿说完经过，虽不至于将新娶来的“儿媳妇”揍一顿，可是气却生得不小。

    “这姓李的老小子，可真混账啊！弄个‘带把儿’的小子，混充闺女——”

    “别嚷嚷！”张太太赶紧拦住，“什么‘带把儿’不‘带把儿’的，多难听！”

    “多难听！哼，你倒不说多难看！出这种荒乎其唐的大笑话，我的脸，给丢完了。”张掌柜突然想起，“二妞，你，你让那小子给……”他结结巴巴地，不知说些什么。

    二妞——张小姐却明白了，将脸一沉，“爹！”她很不高兴地，“你在说什么呀！”

    张太太也明白了，“你别胡猜！那是决不会有的事。”她说，“金哥是挺老实的孩子。”

    “人家可是规规矩矩的人！”二妞接口又补了一句。

    “那好！不过，”张掌柜皱着眉沉思，脸上的懊恼之色，越来越浓，最后顿一顿脚说，“嗐！反正这件事儿没法儿了啦！除了打官司，没有别的。”

    “干吗打官司呀？”张太太也着急了，“慢慢儿想法子。”

    “慢慢儿想法子？天都快亮了。”

    “爹！”二妞忍不住说，“你别老吵架行不行？”

    二妞长得很美，而且极其能干，张掌柜最服她，所以压一压怒气答说：“好吧！你们想法子。”

    “第一，见礼是只好压一压了——”

    “那怎么行？”张掌柜又吼了起来。

    “爹！”二妞有点生气了，“你到底容不容人说话？”

    “我怎么不容？你想，哪里都是三朝见礼，唯独我家娶儿媳妇例外，且不说传出笑话，也不吉利。”

    “这些话都不去说它了。爹的意思是新娘子是假冒的，走不出去，不能见礼都是人家的错。可是，爹，你倒再想一想，见礼是‘双拜’，哥哥不能起床，莫非我再冒充新郎官，替哥哥去见礼？”

    “是啊！”张太太帮腔，“也不能全怪人家。”

    “依我说，这策倒是救了我家一场困窘。”二妞紧接着说，“如说新郎官一时没法儿‘双拜’，不能起床，将这一节盖过去。至于留到将来见礼，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等哥哥好了，新嫂子过来了，再大大地请一次客，不就结了吗？”

    张掌柜的气平了些，“不过，”他说，“女家这样子搪塞，其情实在可恶。而且，新娘子不肯到我家来，莫非是看得他女婿就——”他将“不会好了”这半句话，硬咽了回去，因为不吉利。

    “爹，这可别冤枉人家，新嫂子不肯上轿，为的是哥哥的身子该当保养。”

    “这话从何说起？”

    “是金哥说的。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说，他也不明白，又说——”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不懂，我跟你爹懂。”张太太将丈夫拉到一边，悄悄说道：“看起来，朱家的女儿，脾气虽刚一点儿，倒是很懂事，很有决断。大宝这个身子，决不能跟新娘子同房，眼不见为净，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张掌柜大不以为然，“你让新娘子就一直住娘家，直到大宝好了为止？”

    “也不是这么说。新娘子自然是想拧了，不过，我觉得意思是好的。”

    母女俩都同情对方，使得张掌柜无话可说，前前后后想了好一会儿说：“慢点！现在新房里藏着一个假新娘子，偏偏新郎官又是假的，曾经在一张床上睡过。这个名声传出去，我还做人不做人？”

    张太太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麻烦，思量无计，只有把二妞再找来商议。

    这牵涉到二妞本身，心思就有点乱了。回想到与金哥面对面，连呼吸都能听见的情形，不自觉地脸上飞起一片红霞。而想到外间得知其事，沸沸扬扬说些不负责任的流言，顿时心又往下一沉，异常着急，自觉无脸见人了。

    “怎么啦？二妞！”

    二妞越想越窝囊，突然间顿一顿足，说得一声：“坑死我了！”随即放声大哭。

    “别哭，别哭！”张太太去捂她的嘴，二妞也知道哭声惊动了留宿的宾客，诸多不便，强自忍住了。

    “你！”张掌柜面色凝重地看着妻子，向二妞努一努嘴。

    张太太会意，将女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二妞，你别急！细细告诉娘听。金哥欺侮你了没有？”

    “没有。”

    “碰了你哪里没有？”

    “什么哪里？”二妞睁大眼问。

    “傻丫头！”张太太又好气又好笑，“还有哪里？”说着，在她胸前捏了一把。

    二妞脸一红，“没有，没有！”她说，“他不敢！”

    “你怎么知道他不敢？莫非，莫非有那个意思？”

    二妞不答她母亲的后半句话，只说：“他说，他是瞧见我耳朵上的针眼，才看出我来的。一面说，一面来摸我耳朵，让我给喝住了。”

    “他呢？他是不在乎的样子，还是有点害怕？”

    “当然害怕，赶紧缩回了手，涨得满脸通红，跟我说‘对不起’。”

    “本来嘛，我说金哥是很老实的孩子不是。”张太太轻松地说了，“好了，没事！”

    “怎么说没事！名声传出去多难听！”

    “不会的。”张太太说，“就有什么，也是以后的事。眼前，可得赶紧想个法子才好。”二妞还是觉得心有不甘，但母亲所说的，也是实话，事有缓急，只能就要紧的先办。想一想说：“我看除了‘新娘子’装病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倘或新嫂子已经回心转意，能悄悄儿接了来，把人换回去，那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娘，何不把朱家的人，叫来问一问。”

    伺候洞房，照例是新娘子带来的丫头，称为“伴房”，也有新娘子的乳母或者嬷嬷跟了来的。朱家就是如此，伴房的嬷嬷姓吴，看出麻烦不小，正在屏营待命，所以一唤即至。

    “吴嬷嬷！”张掌柜沉着脸说，“你们朱家来这一手可真绝啊！”

    吴妈是在家里商量好了来的，不管张家说什么，只要事情一叫穿，就先赔罪，因而一面趴下来磕头，一面说道：“亲家老爷，亲家太太，千不是，万不是，是我家的不是。”

    “这不是说一句就可以了的事。”张掌柜问道，“三天见礼，我办这么一场喜事，弄到临了连个新娘子都不知道在哪儿！成话吗？”

    “亲家老爷别生气，这也是事由儿逼的。好歹请亲家老爷、亲家太太包涵。朱家的小姐，是张家的少奶奶，这件事是决不会变的。”

    “算了，算了！这样的少奶奶，我张家高攀不起！”

    “爹，别说气话嘛！”二妞拦住她父亲，推一推她母亲，“娘，你跟吴嬷嬷说！”

    张太太性情比较平和，也能体谅儿媳妇的心情，所以问的话不带丝毫火气，只说这样李代桃僵，不是办法，得赶紧想法子挽回。可是，得到的答复，不着边际。女家的下人除了一再替主人赔罪以外，并不能作何确实的保证。看起来，交涉若非两亲家当面去办，便得找媒人说话了。

    “我自己去！”张掌柜说，“好就好！不好咱们打官司。”

    亲家变成冤家，对簿公堂，官司当然可以打赢。可是就打赢了，也必是两败俱伤，所以张太太母女极力拦阻；而张掌柜意不可回，非找亲家理论不可。

    “这样，”二妞迫不得已，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不如请娘去看看朱家姻伯母，顺便也问新嫂子，到底是怎么个主意？”

    “不行！”张掌柜说，“你娘不会说话。”

    “那就请一位能说会道的，陪着去。”

    “对了！”张太太跟丈夫说，“二妞的话不错。你去不如我去，可以当面问一问新娘子。再请二婶陪着，她的口才好。”

    张二婶很能干，有她陪着去，张掌柜觉得比较放心，意思便有些活动了。

    “爹，就这么办吧！时候不早了，早办早好。”

    “好吧！就请二婶来。”

    张掌柜兄弟三人，住得都不远。张二婶从睡梦中被唤醒，不知道大房里出了什么事，拉着丈夫，匆匆而来。听知经过，一时也都愣住了，觉得事情十分扎手。

    “如今只好委曲求全。想劳弟妹的驾，陪着去一趟。弟妹，你的口才好，交涉请你办。”张掌柜也指着他妻子说，“她不过是去摆摆样子的。”

    张二婶看一看丈夫答说：“大哥，这件事责任很重，交涉怕办不下来。咱们先得想好了，要人家怎么样，人家不肯又怎么样？”

    “一句话，赶紧把新娘子抬来。如果抬不来，”张掌柜想了一下，突然微露狞笑，“我也不跟他们打官司，反正有个假新娘子押在这里。请你问他，他还要儿子不要？如果不要，我就把他阉了！”

    真是语惊四座，听得最后一句“我把他阉了”，无不吓得一哆嗦。唯独二妞例外，悄悄向她母亲问：

    “娘，怎么叫把他阉了？”

    “你不懂，少问！”张太太努一努嘴，示意她回避。

    二妞知道了，这不是一句好话，赶紧低着头往后房走。只是人影回避，双耳却仍管用，前屋的声音，清晰可闻。

    “大哥也别说气话。”张老二劝道，“平心而论，老朱不是不讲理的人，又受过大哥的好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心里一定也很着急。咱们不能逼得太厉害，不然会出事。”

    “是的。大哥，我在想，还是要好好儿谈。”张二婶说，“主要的是要劝得新娘子回心转意。你先别着急，我陪着大嫂去一趟再说。”

    张二婶本觉得办这种交涉不同于说媒，不妨从长计议，一步一步拉拢。此行有着兴师问罪的意味，而且等着新娘子见礼，所以或是或否，必得即时有个结果。因而希望了解，朱家小姐如不肯过门，应该如何？

    或者虽未决裂，而饰词拖延，又当如何？自己心里先有个底，进退之际，才能拿得住分寸。如今见张掌柜态度激烈，不敢多问；而私底下的打算，是想直接跟朱家小姐打交道，能劝得她回心转意。

    这番意思，张太太完全同意，张掌柜的态度也缓和了。到底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只要一冷静下来，就会有办法拿出来，他认为做事应该有步骤，亲家亲自上门，显得缺乏缓冲的余地，此刻不妨只请张二婶一个人去。如果交涉欠顺利，再请媒人出面理论；倘或媒人去了亦无结果，最后一步便是拉出媒人来做证人，跟女家打官司。

    说停当了，张二婶正待动身，二妞忽然开口，“娘！”她的神情很尴尬，“那个荒唐笑话，可不能传出去！”

    大家都是一愣，而且也都被提醒了。刚才所谈的只是如何能把朱家闺女弄来做新娘子，却忘了自己家的闺女，没来由地跟金哥同过一回床。这个荒唐笑话传出去，名节有关，非同小可。

    “是啊！弟妹，”张太太关照，“这可是关乎二妞终身的一件事，你别露风声。”

    张二婶顿时感到为难。她的原意是想利用这个荒唐笑话，张大其词，说朱小姐闯了大祸，必得赶紧设法弥补；而对朱家老夫妇来说，因此而益增歉疚，就更得逼女儿就范。如果不露风声，就没有什么手段可耍的了。

    幸好，张掌柜跟妻子的想法不同，“怕什么？”他说，“咱们二妞清清白白，行得正，坐得正，不愁没有人争着要。如果瞒着这件事，倒像无私有弊，做贼心虚似的，反而会有人乱造谣言。”

    “爹说得是！”二妞脑筋很清楚，经父亲提醒，一下子就想通了，“请二婶照实说，他家的金哥很规矩。”

    “当然。”张二婶欣然答说，“你不必关照，我还能弄个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

    于是，张二婶由朱家的伴房嬷嬷陪着，由后门坐轿，悄悄出发。到得朱家，不过天色微明。朱家老夫妇一宵未睡，预期着男家可能会打发人来联络，如何将金哥掉包掉回来，所以听说张二婶到门，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很殷勤地接待。

    彼此原是通家之好，一向以兄嫂相称，但此时朱太太仍旧管张二婶叫“张二嫂”，而张二婶却改口称朱太太为“亲家太太”，同时问说：“亲家老爷呢？”

    “在外面——”

    “请进来吧！也不必分内外了。”张二婶说，“我来谈件事，非得让亲家老爷也听听不可。”

    “是，是！”朱老大原在窗外，应声而进，“这个时候，劳张二嫂的驾，真是过意不去。”

    等朱老大进来见了礼，张二婶面无表情地说：“亲家老爷，我家差点出人命！”

    朱家夫妇不约而同地失声惊呼：“张二嫂。”朱老大问，“办喜事怎么会出人命？是我家——”

    “是你家金哥——”

    一言未毕，朱老太太摇摇欲倒。她以为是金哥差点送命，大概是挨了揍，揍得还不轻！心疼独子，不觉大受刺激，故而有此现象。

    “怎么啦？你！”

    朱老大急忙扶住妻子。朱太太定定神，挣扎着站住，急促地说：“张二嫂，怎么回事？请你快说！”

    “事情都凑到一起了！我家由二妞替她哥哥拜堂，入了洞房，上了新床——”

    “糟了，大糟特糟了！”这回是朱老大着急，一急非同小可，自己扶住了桌子，坐了下来。

    张二嫂不知这对夫妇犯的什么毛病，只管自己编她那套说法，“二妞上了新床，才知道睡在一头的不是新嫂子！又着急又生气，要拿刀抹脖子。从来妹妹替哥哥拜堂是有的，弟弟代替姐姐做新娘子，可是从来没有听过。今天还等着见礼，新娘子走不出来。这件事，真是亲家老爷说的话，大糟特糟了！”

    听得这话，朱太太先松了口气，因为爱子无恙；而朱老大却更为惶恐，只不住搓着手顿着足说：“太对不起人！太对不起人了！”

    张二婶正希望他有此态度，便接下来说道：“既然成了至亲，也不必说什么谁对不起谁的话。如今第一要紧的是，赶紧办正事。这话是不是呢？”

    “是，是！请张二嫂吩咐。”

    “不敢当！我是替我家大哥大嫂来求亲家老爷、亲家太太，无论如何把你家小姐抬了过去，一切就都遮盖住了。”

    朱家夫妇，面面相觑，无以作答，这表示朱小姐迄今不受父母之命。张二婶心想，看起来有得一番大大的唇舌要费。

    一念未毕，朱老大霍地起立。“我去！”他说，“如果再不听劝，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你不要这样子！”朱太太又着急了，“慢慢劝，意思是有点活动了。事缓则圆。”

    “怎么能缓！”朱老大吼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比火烧眉毛还急，一刻都缓不得。”

    “亲家老爷，”张二婶说，“要不要我去劝一劝你家小姐？”

    “好，好！”朱太太立即应声，“我陪着张二嫂去，好歹要劝得她听话。”

    话还未完，听得有个丫头在喊，“来啊，来啊！你们来啊！”声音惊惶无比，显然是出了意外了！

    二妞寻死是假，朱小姐寻死是真。不过发觉得早，刚要在床头上吊时，就为丫头看到了。

    原来这不过是朱小姐的一条苦肉计。其实亦根本没有什么床头上吊的事，只是丫头串演得认真而已。

    但张二婶再精明，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出把戏，只觉得十分无趣，默默地告辞回家，将所见所闻的情形，都告诉了张掌柜。

    这时，在病榻上的新郎官，已经尽知始末，将父母请到床前，慨然说道：“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朱家小姐怕做小寡妇，也怪不得人家，就退了婚吧！如果爹娘命中有我这个儿子，将来不愁没有好媳妇；倘或儿子福薄不孝，一命呜呼了，弄个有名无实的儿媳妇在家里，想想害了人家一辈子，不但爹娘觉得好像欠了人家一笔还不清的债，没有舒服日子过，儿子做鬼也不安宁。本来，名为冲喜，实在我心里很不过意，反倒添了一桩心病。如今既然是人家对不起我们，退了婚心安理得，说不定我的病还好得快些。”

    这番话通达透彻，张掌柜心悦诚服，但对朱小姐不肯嫁过来，却颇以为憾。心里在想，也许是有了私情，这面退婚，那面正好别嫁！这不太便宜她了？因此，决定暂不退婚，只将金哥送了回去。对来贺喜的亲友，只说新娘子的母亲得了急病，回娘家等送终去了，改期见礼，再来奉邀。就此避过一个尴尬的场面。

    纠纷本已告一段落。不道二妞对金哥，半夜的假凤虚凰，已是情有独钟，先还含着不言，及至有人来提亲，方始逼出隐情。

    来求亲的男家，不但门当户对，且本人是个名次很高的新秀才，都道他举人已是囊中之物，连捷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玉堂归娶。那时张掌柜有了这样一个女婿，身份便大不相同。因此，对这门亲事，中意极了，一口答应。

    在他想，二妞亦一定很高兴。哪知不然，不但不高兴，居然板着脸说出三个字来：“我不嫁！”

    这太出人意外了！问她是嫌男家哪一点不好？二妞认为男家无可批评。然则原因何在，却又死不开口，惹得脾气本来就不大好的张掌柜，暴跳如雷，差点把屋顶都要掀掉了。

    张太太也觉得事有蹊跷，到夜来母女同榻，做娘的大掉眼泪，二妞这才透露了一句，道是金哥跟她同过床了。

    同床又不是真的做了夫妻，何必认真？张太太陡然想到，莫非那晚上假戏真做，到底失身给金哥了？

    这一来，把眼泪都吓回去了。严词盘诘，二妞指天罚誓，那夜两人干净，毫无越礼之事，甚至愿意请稳婆来验，证明清白。

    尽管二妞引用记不得哪本书上看来的一段故事，说古时候有个公主，宫廷遭难的时候，曾经有一名卫士将她背负而逃，得以脱险。后来老王要替她选驸马，她只说得一声，某人曾经背过我，表示从一而终，不曾接触过第二个男子，方算贞洁。可是，知女莫若母，张太太知道她是托词。

    张太太对于女儿的选择，并不以为然，不过深知女儿的性情，一经做了决定，很少有更改的可能，逼得太急，会出变故，所以叹口气不作声。

    到了第二天，张掌柜也知道了真相。这一次一反常态，居然并未发脾气，因为情况太严重了，自知不是发一顿脾气所能了事的。他也了解二妞不好对付，光是劝，没有用；釜底抽薪之计，莫善于让她自己知道，决不可能做朱家的儿媳妇，死了想嫁金哥的那条心，才能为她另外选个好女婿。

    于是，他托人做了一张状子，将朱老大告到南城御史那里，亲家一打官司，变成不折不扣的冤家，那就不但二妞知道自己姓不了朱，朱家也不会再愿意结这门亲。这一着确是很厉害，但却弄巧成拙了。

    张掌柜原以为朱家女儿，依旧不肯过门，所以状子上只说，新妇于吉期之日，托词老母病危，归宁至今，不返夫家，请求勒令朱家将女儿送回。朱家办不到这一层，官司就打起来了。哪知南城御史传被告到堂一问，朱老大居然表示，愿遵堂谕，将女儿送回夫家。

    这个变化是张掌柜所意想不到的。本以为是朱老大怕当堂受责，故意耍一记花枪，作为招架。细一打听，方知是朱小姐真的回心转意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张家将放回金哥时，新郎说的那番话，通情达理，十分厚道，朱小姐颇受感动。第二，新郎的病势日渐痊愈，朱小姐不至于进门不久，便成寡妇。而又咎歉于心，很希望早归夫家，善尽妇道。只是当时寻死觅活，态度太过分了些，自己怎么样也回不了头。

    难得有此峰回路转的机会，正好趁势收篷。

    可是，她想回夫家，夫家却不肯再要她。尽管张太太非常愿意接纳，但张掌柜却执意不允，一则赌气，再则欲南反北，恰好造成了亲上加亲的一种情势，这口气更咽不下。

    话虽如此，既经南城御史堂断，表面上来说，官司还是打赢了，要想出尔反尔，拒绝朱家送女儿回来，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张掌柜为此召集至亲密友，商量了好久，才想出一个办法，再进状子，告朱老大“妄冒”。

    状子上说，朱家女儿过门拜堂以后，因为新郎体弱，当夜虽入洞房，并未成亲；第二天黎明，新妇即返母家，前后在夫家不足一昼夜，又是严装之下，所以新妇的面目，认不真切。现在才知道，朱家之女不愿为张家之妇，当时朱老大是命他儿子金哥乔扮新妇，妄冒成亲。既然如此，张家亦不愿要这个新妇，免得成了怨偶。请求依“婚姻妄冒”律处断。

    情节虽离奇，理由很充分。南城御史打算依律处断，但他手下的吏目，却有不同的解释。

    原来南城御史属下有个书办，已经打听到张、朱两家婚姻中的纠葛隐情。张掌柜家道殷实，正好从中架弄是非，敲诈勒索，所以故意挑剔，讲出一番不算“妄冒”的道理。

    《大清律》共分七类，第一类是“名例律”，专讲通则及程序，什么叫“五刑”，什么叫“十恶”，什么叫“八议”，什么叫“公罪”，什么叫“私罪”，累犯如何加重刑罚，自首如何得以减刑之类。其余六类，照朝廷六部、州县六房来分，即称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

    婚姻属于户律。诉讼中所谓“户婚田土”乃是小事，可由初审的官员，限期自行审结。因为如此，户婚田土的纠纷，便成为贪官劣幕恶吏，舞文弄法，颠倒黑白去捞钱的机会。本来，审断的规矩，有律依律，无律照例；律例皆无，比附办理，其间斟酌轻重，全看问官的修养。可是问官“读书不读律”，一件疑难案子到手，应该引用哪条律法，已感踌躇；至于案例，不知几何，更是两眼漆黑，茫然不辨。这样，就必得请教幕友，而刑幕对一部《大清律》固然读得滚瓜烂熟，可是案例太多，未必尽知。况且例有新旧，出一新例，旧例即不适用。何时何地出一新例，往往无从得知，唯有刑部的书办才清楚。引例不当，即遭驳斥，所以刑部书办，是连各省的臬司都要买他的账。

    像张家所告的“妄冒”成婚，依照户律：“若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追还财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南城御史准原告的状子，打朱老大八十板子，退婚追还财礼，并不算错。可是书办坚持不能这么判，说是这不算“妄冒”。

    怎样才算妄冒呢？照这个书办的解释，譬如有一家闺女，身有残疾，相亲的时候，由姐妹代替；成婚之时，男家才发觉新娘子身有残疾，这是女家的妄冒。如果新郎官有类似的情况，由兄弟代为相亲，那就是男家的妄冒。总之，妄冒是自知有为人嫌弃的缺点，隐瞒对方，到头来的目的，是想弄假成真，结成婚姻。朱家金哥，是假扮新娘，并非“嫁”到张家，与妄冒成婚的原意，完全不符。

    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则应该怎么判决呢？那书办认为张家所告，或许不实，必得传两造到堂，审问明白，才能处断。

    所谓两造，不是指张掌柜与朱老大，而是张家的儿子与金哥，也就是新郎官与假新娘子。同时又放出风声去，张家新郎官根本不曾拜堂，也是妄冒，自己妄冒而又告人妄冒，其情可恶！官儿会重重办原告的罪，替被告申冤。

    这一下，将张掌柜吓得盛气全消。细细想去，所谋大左！如果真相毕露，不但自己妄冒在先，犯了诈伪的罪，而且二妞代兄扮新郎，入洞房，与金哥曾经同床共枕的秘密，亦会成为轰动遐迩的笑话。至于对二妞来说，究竟白璧有了微瑕，很难嫁得出去了。

    当然，这还是以后的话，眼前最急要的事，是要避罪。这关键就完全在金哥身上，他要将二妞供出来，整个官司就输定了。

    “还是托二婶去疏通疏通吧！”张太太劝她丈夫，“凭良心说，人家朱家也很受了委屈，冤家宜解不宜结，何苦？”

    张掌柜摇摇头，叹口气，好久才说了一句：“一直都是占的上风，亲家变成冤家，现在要我倒转去求人家，这张脸实在抹不下来。”

    张太太深知丈夫的性情，替他想想，实在也有为难之处，只好私下跟张二婶去商量。

    “这也容易！”张二婶说，“等我去一趟！一定能拿事情办通，面子圆上。”

    果然，张二婶很有手段。等她去了回来，紧接着就是朱老大来拜访张掌柜。

    两人本是好朋友，却从结亲以后，变成冤家，就再没有见过。只是张掌柜视朱老大为冤家，而朱老大却不是这么想而已！

    “大哥！”他一见面便是一个大揖，“种种是我不对！小女脾气太强了一点，我又教女无方，以至于替大哥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变成恩将仇报了！”

    这样卑恭的措辞，张掌柜不能不感动，急忙还礼，满脸惶恐地说：“言重！言重！老朱，你知道我的臭脾气。老朋友，请包涵，请包涵！”

    “彼此，彼此！”朱老大说，“言归正传，大哥，这场官司，要赶快了。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使得使不得。”

    “尽管请说！”

    “第一，女婿不能上堂，不妨托病。”

    “女婿”二字，有些刺耳，但亦只好默认，“是的！”张掌柜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金哥——”

    “那，”朱老大抢着说，“那全在我！”他拍一拍胸脯，“金哥这孩子，别无长处，最忠厚，最听话，到堂上，要他怎么说，就怎么说，决不会胡乱拿令嫒出乖露丑。”

    听得这话，张掌柜宽心大放，拱拱手说：“能够如此！真是感激不尽了。”

    “患难弟兄，谈不到这些。不过，大哥，”朱老大问说，“他们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想，总还要打点打点。”

    提到这一层，张掌柜气又来了，“老朱，我不是不通人情的人，要个三百五百银子好商量。他们也托人递了点子过来，可是，狮子大开口，没法儿谈了。老朱，”他伸出一个手指，“他们要这个数！”

    “一吊？”

    一吊就是一千。“一千银子？哼！”张掌柜冷笑，“加十倍。”

    朱老大伸一伸舌头说：“要一万银子？未免心太黑了一点！”

    “亲家，”张掌柜改口了，“既然你有这番意思，我也赞成，加几个把事情了掉，也好。”

    他的心思活动了，两亲家的意见也更接近了，很快地决定了几个步骤：第一是如原议，金哥应讯，而新郎告病，请求免予传证；第二是送三千两银子的红包；第三是原告再进一张状子，撤销原诉。

    原诉是请求离异，撤销原诉，即表示和好如初，张家仍旧要朱家的女儿做儿媳妇。化干戈为玉帛，不仅是朱老大此行的一大收获，也是两家的喜事。

    于是按照预定步骤，一面由金哥到堂应讯，证明新郎并未妄冒；另一方面由张掌柜托人去“斟盘”。

    这次是由南城御史属下的一个兵马司副指挥，也是姓张的出面谈判，表示这件案子虽不麻烦，但知道的人很多，连大兴县衙门都得分润。看在彼此姓张的分上，愿意打个对折。

    对折就是五千，而张掌柜愿照原数加一倍，送两千银子。中间有三千银子的上落，彼此让步一凑合，可望“成交”。中间人回来一说，张掌柜倒也很痛快，说是：“他让一半，我加一半，三千五百银子！”

    人人都以为这个数目情至义尽，对方必能接受，而张太太则以为既然已经和解，不如让新媳妇早早进门，因而催促丈夫，赶快把撤销原诉的状子递进去，一等批准，立即就可第二次请客，让小夫妇与亲友见礼，正式确定了名分。

    她这样心急，还有一层用意在内，因为儿子亲事定局以后，便可进一步谈二妞与金哥的亲事。对于这一层，张掌柜表面虽未说话，暗中却已默许，所以考虑下来，觉得不妨顺从妻子的要求，将一张撤销原诉的状子递了进去。

    这张状子进坏了。对方换了另外一个人出面，铁心冷面，一开口便执定非一万银子不可，少一文也不行。这一下连中间人都大为光火，回来据实转告，反劝张掌柜听其自然，料想南城御史是读书人，而且官声不坏，不会不明事理，官司仍有八分的把握。

    哪知胥吏衙役另有一套手法。南城御史确是个君子人，君子可欺其以方。他们把张掌柜请求撤销的状子压了下来，向南城御史建议，男家理由充足，女家证人答供，亦与原诉相合，应准离异，并知照大兴县衙门备案。

    这个批示，在南城兵马司那个小衙门的墙壁上，贴在很显目的地方。张、朱两家，得知消息大惊。欲合判离，而且在大兴县衙门备了案，婚姻便不合法。如果两下和好，固然小夫妻还是小夫妻，亲家也还是亲家，但是后患无穷。最明显的是，如果小夫妻失和，男家可以休妻再娶；女家将女儿接了回去，亦可另嫁别人，皆不算犯法。

    张掌柜已是这样的想法，而朱老大对此事看得更为严重。女儿嫁了过去，不道男家是奉准离异的，名不正则言顺，女儿在张家一无身份可言，不但太觉委屈，而且毫无保障。别样事情可以让步，有关女儿的终身大事，岂能马虎了事？

    其实这些话就是朱老大不说，张掌柜也能想象得到，当然要设法补救。使他困惑的是，既已进了撤销原诉的状子，何以又有这样的结果。一打听，才知是被压了下来。显然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若要挽回，还是得花钱。

    “事情弄拧了！”南城御史那里的书办，一个劲儿摇头，“没法子扳回来了！”

    这还是故作姿态。事实上呢，如果八千银子一个不少，还是有法子可以撤销原判。只是张掌柜咽不下那口气，敬酒不吃吃罚酒，而且是掐住脖子硬灌，不太窝囊吗？

    因此，他决定还是按正道办。撤销原诉的状子被压了下来，不要紧，可以进一张。这张状子上说，彼此误会已经冰释，仍愿与朱家联姻，原判离异，请求注销。同时又向大兴县衙门进状，张朱两家的婚姻，请准备案。张掌柜心想，只要县衙门承认，不管南城御史怎么批示，都不在乎了。

    他的这两步棋，早在积年滑吏的估计之中，预先就堵塞了他的路子。首先是向南城御史的煽动，说这姓张的为富不仁，是个刁民；与朱家联姻一事，三翻四复，要如何便如何，既利用官势，欺侮姻亲，又是视官府如无物，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

    南城御史也觉得张掌柜莫衷一是，其情可恶，便听从手下的话，提笔批道：“该民视婚姻大事如儿戏，反复无常，足见刁顽，所请不准，原状掷还。倘再渎诉，必依妄告律从重治罪，勿谓言之不预！”

    当然大兴县的书办衙役，是互通声气的，这种大有油水的案子，更是桴鼓相应，勾串甚严。所以张掌柜在县衙门的状子亦被驳了，理由是：“前准南城御史文移，如该民所请断离有案。所呈各节，应仍向南城御史呈诉，本县碍难受理。”

    这一下，真的推车撞壁，成了僵局。张掌柜想过好多法子，一个法子是搬家，到另一位巡城御史那里呈诉，但“户婚田土、赌博斗殴”，《会典》上称为“细事”，只准由犯事地方案员审理，其他地方衙门，不得干预。

    至于“越诉”，就是向上一级的衙门呈告，更是于律不合，法所不详。

    “是这么一件衙门里看来的小事，而当事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大事。”刀吏目说，“你能不能想个法子？”

    “怎么不能？不过，老刀，”郭长清说，“这案子可也不小噢！”

    “怎么呢？不说户婚田土细事吗？”

    “七八千银子出入，也不算是小事了！”

    一听这话，刀吏目又惊又喜，声音也就压低了，“你看怎么样？”他说，“我也是有人这么托我，我想你老兄在刑部，顺便提一声。说实话，并不指望着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这件案子你能拿得下来，咱们不妨谈谈。”

    “也许能拿得下来。谈谈不妨。”

    “是的。”刀吏目说，“南城御史，听说是位很方正的老先生，水都泼不进去。如果你能拿得下来，我可以给你去说，多少银子包了下来。可是得有把握。”

    “当然有把握。”郭长清说，“你先问问对方，能出多少。”

    “好！”刀吏目说，“这件事我虽不是直接经手，不过我知道人家很急，递过话去，很快就有回音。

    准定明天晚晌，仍旧在这里见面好了。”

    订了后约，由郭长清做东付了账，各自散去。第二天中午，刀吏目突然来访。一见面便笑嘻嘻地递上来一份请帖，具名的是个陌生人，叫作张三义。

    “这是谁啊？”

    “就是那位张掌柜。”刀吏目说，“他的意思很诚，请你务必赏光。”

    郭长清考虑一下说：“老刀，我也老实说，这种事，吃了人家一顿，话就不便谈了，谢谢吧！”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先谈。人家已经开了盘子了，总共出四千银子，你看怎么办，就听你一句话好了。”

    “四千银子都在里头了？”

    “是的。”

    “你的一份呢？”郭长清问。

    “当然也在里头。”刀吏目紧接着说，“不过，我这一份可以不算。”

    “那没有这个道理。”郭长清心知对方另外会酬谢刀吏目，不过自己另有事求教他，不能不尽道理，当即说道，“这个数成不成，要谈起来看。咱们俩都是居间的，有好处大家均分，二八回扣，可以提八百两银子，每人分四百，你看如何？”

    “当然好啰！不过，数目也差不多了，尽四千银子去办；如果不够，我这一份就贴补在里头好了。”

    说来说去还是四千银子包办，郭长清觉得可以办得下来，便点点头说：“好吧！再不够，我那一份也贴补进去。”

    “这不好意思吧！”

    “彼此都是为朋友，无所谓。”

    “那么，晚上仍请赏光啰！”刀吏目说，“倘或另外有朋友，约了来也不妨。”

    “好吧！”

    等刀吏目一辞去，郭长清立刻到都察院看一个朋友，打听南城御史袁承业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位袁老先生，字绍庭，山西人，科名很早，咸丰三年的翰林。新放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就是他的同榜。”

    这位袁都老爷清廉耿介，贿赂请托，一概谢绝，只是胸中不大有主张，易于偏听。郭长清心想，照这样情形看，不必托浙江司的同事去打招呼，否则白卖一个人情之外，反将事情搞得更僵。

    回到部里，跟手下一个姓刘的司狱商议，刘司狱笑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容易得很！仍旧找南城御史的那个书办好了。”

    “可是，怎么找法呢？”

    “找浙江司的书办。”

    郭长清被提醒了。南城御史审理的案件，既都归浙江司复核题奏，那么，那里的书办一定跟浙江司的书办打交道，不论公私，皆有交情，正是一条极好的路子。

    于是郭长清说道：“老刘，我手里有件案子，弄妥帖了，大家都有好处，每个人起码也能弄个二三百两银子，就劳你驾去一趟吧。”接着将张、朱两家那件事，约略说了一遍。

    听说有二三百两银子的好处，刘司狱当然起劲，到浙江司去了一趟，笑嘻嘻地回来说：“都弄清楚了。”

    刘司狱将案子的始末，以及南城御史那里，经办此案的书办姓名都弄清楚了，问郭长清是不是约地方见面？

    “当然！”郭长清说，“我做个小东，喝杯酒，见见面。就在正阳楼吃螃蟹吧！”

    正阳楼之会，一共四个人，主人以外，主客是南城御史的查办，姓杨，陪客是前司狱与浙江司的张书办。持蟹把杯，且饮且谈，张书办穿针引线地渐渐引入正题。

    “谈到这件案子，都怪姓张的自己不知趣。”杨书办说，“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越闹越大，想沾手的人很不少，彼此牵制着，越来越扎手了。”

    “那还不是在你！”张书办递过一句话去，“只要你报上来，我们那里不会挑剔。”

    公事上有了保证，杨书办的语气便不同了，“那倒可以想法子。不过，”他喝口酒，慢吞吞地说，“我也得回去商量商量，人太多！”

    “嗯，嗯！”郭长清跟刘司狱交换了一个眼色，刘司狱向张书办努一努嘴。于是郭长清便向张书办说道：“你们谈谈去。”

    张书办受命将杨书办引到一边，悄悄说道：“这件案子是浙江司一位掌柜的司官所托，一大半是人情。

    你老哥不能当一桩买卖，只当放个交情在那里。”

    “是的！”杨书办说，“我懂交情。”

    “是的，我知道你老哥很够交情。不过另外还有人，不能不敷衍。人家预备送这个数，你老哥一总包涵吧！”

    说着，伸出两个指头，杨书办觉得两千银子太少了，面有难色。

    “另外，”张书办见风使舵，“对你老哥当然也有一份谢礼，打算买两支人参的，我看，倒不如折干还痛快些。”

    杨书办实在有些不甘心，原来就有三千五百银子可以到手的，经过一番周折，反倒减少了一大截，这话该怎么说呢？

    “算了，算了！”张书办极力相劝，“行得春风有夏雨，这趟委屈，下趟我补。”

    就这样软求硬逼，终于以两千五百银子成交。约定第二天仍在原处过付，先付一千，杨书办交代怎么做法，等事情办成，再付余数。

    于是重新入座，欢然快饮。散席以后，郭长清跟刘司狱、张书办又有一番交道要打。总数四千银子，先抹下五百，下余三千五，除了付杨书办之外，还剩下一千，既然表示三一三十一照分。刘司狱倒是外场人物，认为张书办很出力，自愿少拿，结果定规郭、刘各取三百，张书办独得四百银子。

    到得晚来，郭长清叨扰了张掌柜一顿盛馔，带回来了两千银子，也带回来刀吏目交付的三帖药，说是每帖药可以服三煎，一天一帖，到第四五天，包管病人精神旺盛，大概可以维持十天工夫。

    “有十天的工夫尽够了。”刚毅很高兴。不过，他亦不无怀疑，带笑问道，“京里有几句挖苦几个衙门的话，老兄想来听说过？”

    “是‘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的医方’不是？”

    “还有‘翰林院的文章’。”刚毅说道，“会不会有名无实？”

    “不错，‘太医院的医方’跟‘翰林院的文章’一样，看起来很像样，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拿来的不是药方，是药，那就不同了。人家指着这个养老婆孩子，独得的秘方，当然跟公然开出来的方子不同。”

    “啊，啊，不错！”刚毅踌躇着说，“那，这三帖药，人家也不能白给吧？”

    “不相干，是我托南城御史那里一个朋友弄来的，交情够得上，分文不花。将来有事，请司里关照一下，就补了人家的情了。”

    “好！就这么说，有事你来找我。”

    有这句话，跟杨书办会面谈事，就顺利了。他将刀吏目的来头，以及刚毅的表示，细说了一遍。杨书办心想，这倒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且留着这个人事，到有什么案子出来，浙江司准驳之间，关系出入甚大时，打这么一个招呼，也许值一万银子都不止。

    因此，他的脸色就不同了，“郭老爷，张家这件案子，你老的吩咐，我没有不尽心的。”他说，“我本来的意思怕说不清楚，打算请郭老爷的张掌柜跟他亲家当面谈，如今就跟郭老爷说也一样。”

    这意思是即使成交了，他也还有刁难之处，不能那么痛快。郭长清心知其意，表示领情，拱拱手说：“我知道，我知道。就请你告诉我好了。”

    他的办法说穿了分文不值，是由朱老大进一张状子，表明他的女儿不仅不是不愿嫁到张家，而且矢志从一而终。如今男家要求退婚，虽经判决，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但他的女儿仍以为生是张家人，死做张家鬼，誓以丫角终老。志不可夺，情实可怜，而男家亦已谅解，请求离而复合，仍准与张家结亲。

    郭长清如言照办，由经手人一层一转达。张掌柜做事心急，自己托人替亲家做了一张状子递了进去。

    那位“袁都老爷”看状子，嗟叹不绝，觉得朱家女儿，贞洁可风，立即传唤张掌柜来问，可愿与朱家复结姻亲？等张掌柜有了承诺，随即批准，还做了一首诗，赞美其事。

    状子一批准，一切手续本来可以节节留难的，因为红包已到，畅通无阻，前后不过三天工夫，大功便已告成。张家大张盛宴，为儿媳与亲友见礼，郭长清、刀吏目自然都是坐首席的上宾。

    在这三天之中，服了药的陈湖，虽然咳嗽如旧，而胃口特佳，精神旺盛。刚毅知道药效只能维持十天，所以不敢耽延，复又提堂审问。

    当时是问到陈湖向刘锡彤指出，葛毕氏不安于室，而外遇是杨乃武，陈湖便即当堂吐血，此时便接着未完的话问。

    “陈湖，关于杨乃武，你当时是怎样跟刘大令说的？”

    “记不得了！”陈湖答说，“只说，外面风言风语，传闻很多。”

    “刘大令没有问你，是些什么传闻？”

    “记不得了！”

    两个“记不得”将刚毅的火气引了起来，拍桌喝道：“你是有意不说实话！别以为你有病在身，我不会打你的屁股。”

    “不敢。”陈湖有些怕了，“实在因为旧疾复发，精神委顿，神思恍惚，不大记得清楚。”

    “我再问你，刘大令听了你的话，作何表示？”

    陈湖想了一会答说：“记得刘大令说，要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当然是打听杨乃武与葛毕氏可有暧昧情事。”

    “以后呢？”

    “以后，我就告辞了。”

    “那几天没有跟刘大令再见过？”刚毅紧接着警告，“你如果再说假话，可留点儿神。从旁人口中问出真情来，我不饶你。”

    陈湖本想回答，那几天没有见过刘锡彤，听得刚毅后面的那两句话，便改了口：“那几天大概还见过一两次。不过，刘大令很忙，所以虽见了面，也没有闲谈的工夫。”

    “闲谈没有，这件案子总谈过吧？”

    问到这里，可以说是告一段落。照刚毅与翁曾桂、林拱枢的研判，陈湖在这件案子中，有两处地方要负责任：

    第一，刘锡彤虽与杨乃武不和，但当起之时，如果不是陈湖提到杨乃武，说他是葛毕氏的情夫，刘锡彤就不会心生存见，以为奸杀相连，贸然认定葛品莲死于奸夫淫妇之手。

    其次，全案的最大疑问，在于葛品莲是否中砒毒而死。砒霜来自爱仁堂钱坦之手，而钱坦本不肯承认，是因为陈湖的劝导，方始就范。如今钱坦已死，则陈湖就成了关键人物，事实真相唯有从他的口供中，才能确定。至于陈湖本人的责任，当然要看他的动机而定，如果知情而帮同刘锡彤胁迫钱坦勉强作了伪证，其罪甚重。因此，关于这部分的审问，不仅关乎全案的最后结果，对陈湖本人来说，出入关系亦很重。

    就为了先有此了解，刚毅不敢马虎，如何入手，先作过一番研究，认为应该先加开导，劝陈湖尽量说真话，才能省好多事。此际，就到了要开导的时候了。

    “陈湖，你总知道，沈彩泉已经据实招供了。此外还有爱仁堂钱姚氏跟杨小桥的供证，更是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不必忌讳撒谎的。拿他们那些口供合起来看，事实真相，了如指掌，就不提你到堂来问，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你自己应该明白。”

    “是！这一案本来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陈湖！”刚毅沉下脸来说，“你这样子的态度，就不对了！你的关系很重，你自己肚子里明白。怎么说，与你没有关系？你是自欺乎，欺人乎？我告诉你，我提你到堂，是给你机会。你如果态度诚恳，肯说实话，并且有悔悟之心，国法不外乎人情，自然可以从轻发落；倘或支吾其词，多方闪避，到头来你又瞒不住什么，那时候我想把你的罪名拟轻一点也办不到了！”

    这几句话很有力量，把陈湖的心打动了，也打乱了！一时虽还不以为该说真话，但觉得说假话也难。因而怯意大生，不由得就现出瑟缩的神色。

    见此光景，刚毅的心一宽，知道不难问出实情，但不宜开门见山，问到要害，以免逼得他闪避。

    想停当了，便闲闲道：“余杭仓前地方，你熟不熟？”

    那地方他很熟，但以不知问官的用意，陈湖便出以模棱之词：“不太熟。”

    “不太熟，就是说，去过几次？”

    “是！”

    “你跟钱恺是朋友？”

    “是的。”

    “既然是朋友总常常往来？”

    “是的。”陈湖答说，“偶尔在一起吃吃茶、吃吃酒。”

    “是在仓前喝茶喝酒？”

    “有时候在仓前，有时候在城里。”

    “这样说，”刚毅问道，“你们是很熟的朋友啰？”

    “不算太熟。”陈湖依旧抱着折中的宗旨，好为自己留退步。

    “钱姚氏说，你常到爱仁堂去的？”

    这是诈语，钱姚氏并无这话，陈湖不知是计，不由得就分辩：“一塌刮子去过两次。”

    刚毅是生长在京里的旗人，不懂什么叫“一塌刮子”，便追问一句：“你说什么？什么两次？”

    陈湖省悟了，重新说一遍：“一共到爱仁堂去过两次。”

    “那么，总也见过钱宝生啰？”

    不说钱坦而说钱宝生，又是刚毅在使诈。陈湖虽还不曾觉察到他的“陷阱”，可也没有上当，故意避免提到名字，只说：“爱仁堂的老板见过一回。”

    “爱仁堂有几个老板？”

    “名义上是两个，其实只有一个，凡事都由他家老大做主。”

    “老大是谁？”刚毅加一句，“叫什么名字？”

    这一下陈湖省悟了，问官要逼他说爱仁堂老板的名字，是钱宝生还是钱坦？若说钱宝生，本是无中生有的三个字；如果道出真名，又与谕单上的名字不符。为了并顾，唯有两存，便即答说：“叫钱坦又叫钱宝生。”

    刚毅诧异，很快追问：“他有两个名字？”

    “是的。”陈湖很狡猾，知道有钱姚氏、杨小桥在，可以拆穿他的谎话，特意先编一番说辞，道在前面，“不过宝生这个名字，他自己是不肯承认的，因为他用这个名字跟人借了一笔钱，后来赖债赖掉了，自然不便再用这个名字。”

    听此一说，刚毅越发诧异，不过细想一想亦无足怪，陈湖知道钱坦与钱宝生的姓名不符，是全案的一个漏洞，早就斟酌出一个得以两全的说法。可是天下作伪之事，岂能天衣无缝？剜肉补疮，弥补了一处伤痕，势必留下另一处伤痕。细心去找，一定仍有漏洞。

    “既然宝生这个名字已经不用，何以他又肯告诉杨乃武呢？”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答说，“也许因为杨乃武是陌生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告诉他了。”

    最后两句话画蛇添足，恰好又为刚毅捉住漏洞：

    “不错，对杨乃武说，没有关系。可是，在县官面前承认自己就是钱宝生，能说没有关系吗？”

    刚毅紧接着说，“不说别的，只说他的那笔债，钱宝生这个名字，落在县衙门里文书上面，铁案如山，他能赖得掉吗？”

    这番话理颇直，气更壮，应以慑服堂下，陈湖唯有嗫嚅着说：“那就不知道什么道理了！”

    “哼！”刚毅使劲将桌子一拍，“我开导过你，劝你要说真话，你还是不听，刁猾成性，自讨苦吃！”

    时已过午，而审问又可说是发生了波折，所以在另一间屋子里一面阅卷一面听审的翁曾桂，便写一张短笺，派人悄悄递向公案，不说请刚毅暂且退堂，明日再审，却说他太辛苦了，邀他小酌，借为慰劳。

    刚毅当然能够会意，停止了这一天的审问，与林拱枢一起应翁曾桂之约，就近找了一家“京酒店”，喝着一种产自良乡，名为“干榨”的白酒，谈论案情。

    “这个家伙很狡猾，明知道他是胡说八道，可是细细想去，竟无奈其何！子良，”翁曾桂问说，“你道我这话是与不是？”

    “钱坦又名钱宝生，这在钱姚氏跟杨小桥能不知道吗？”

    “是的！不过陈湖可以分辩，因为有钱债纠纷，故意不承认，这话也说得通的。”

    “那么，总不能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吧？”

    “不错，还有人知道。人在浙江余杭县，他可以随意指两个名字，请问是不是行文到浙江去传唤证人呢？”

    “就行文，”林拱枢接口说道，“一来一往两三个月，案子也拖下来了！”

    刚毅闭着嘴不响，脸上颇有负气的样子——当然是跟陈湖赌气，“好！”他重重地说，“我还是有办法教他服罪。”

    “子良，”林拱枢问，“是何办法？”

    “对事不对人！”

    “对！”翁、林二人都表示同意。

    于是第二天将陈湖提堂，根本不谈钱坦是否又名钱宝生，而且，一开口让陈湖大感意外。

    “你把沈彩泉的口供单，给他看！”

    等录供书办检出，沈彩泉所作有关陈湖部分的口供单交了下去。他当然看得很仔细，一面看，一面想，眼珠乱转，显得颇伤脑筋的样子。这一下，刚毅得意地暗笑了，他的作用就是要扰乱陈湖的心思。

    看完收回，刚毅问道：“你仔细看过了？”

    “是！”

    “沈彩泉的口供，与当时的实情，可相符吗？”

    “有的相符，有的不相符。”

    “噢，你倒说，哪些地方不相符？”刚毅从书办手里，取过陈湖刚看过的那份口供单，放在面前，预备检讨。

    “譬如，”陈湖很用心地说，“沈彩泉说，钱恺知道他哥哥卖了砒霜给杨乃武，很着急；说我安慰钱恺，‘照供单上说，杨乃武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去害人，没啥关系，不必怕’。这话，我没有说过。”

    “那么，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掉反而不好！”

    “那时候，你还没有见到钱宝生，也不知道他在花厅里供些什么，是不是？”

    “是的。”

    “既然如此，你怎么知道钱宝生耍赖，不肯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呢？”

    堂上很厉害，堂下也不弱，陈湖辩说：“这是料想到钱家老大可能会赖，所以我预先关照一声。老百姓胆子总是小的，大凡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十之八九，先赖掉了再说。”

    “一点不错！”刚毅针锋相对地，借他话的讽喻，“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十之八九赖掉了再说。”

    陈湖不敢作声。但显然地，面对着这位善于捉漏洞的问官，他已心余力绌，感到弥补破绽很不易，因而虚火上升，两颊飞红，额上亦微微见汗，现出肺痨病人潮热的特征。

    而刚毅却愈有把握了，想好了一连串的疑问，不容他喘息。“陈湖，”他问，“沈彩泉拿钱宝生带了出来，你跟他说了一些什么？”

    “是他兄弟先跟去说的，说托了我来替他打听案子，不要怕。”

    “以后呢？”刚毅说道，“你自己把当时的情形讲下去，不必等我问一句，答一句。”

    问一句，答一句才有回旋闪避的余地，要他自己道明经过，就无此方便了。因此，陈湖更感吃力，说是钱家老大告诉他，刘大老爷要拿他解到杭州府自己去申辩。在县里都申辩不清楚，到了人地生疏的杭州府，更会吃亏，无论如何要请陈湖替他设法。他呢，为了与钱恺交好，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他尽力。

    絮絮不断，翻来覆去只是谈他自己不能不管这桩闲事的苦衷，对于案情的揭露，毫无帮助。刚毅心知这是他借故拖延，恰为情虚的明证，便打断他的话说：“好了，好了！我亦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不问到你是不肯说的，还是我来问。钱宝生承认不承认他卖了砒霜给杨乃武？”

    “承认了，不承认不会出甘结。”

    “好！辩得好！”刚毅冷笑，“他是自己承认的，还是你劝他的？”

    “钱恺劝他，我也劝他。”

    “你怎么劝他？”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不掉的，不如说实话的好。”

    “就是这两句话？”

    “是的，就是这两句。”

    “那么，”刚毅看着面前的口供单问，“沈彩泉怎么说，你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一会儿？”

    “那是沈彩泉瞎说。”

    “照你说，钱宝生听你一劝就听了？”

    “也因为钱恺劝他说陈秀才不会叫你上当的，听他的劝，没有错。”

    “于是，钱宝生就听你的话，自己写了一张甘结？”

    “是的！”

    “自己具的名字？”

    “是的。”

    “你没有教他怎么写？”

    “是的。”

    “是他自己写出钱宝生这个名字？”

    这一问将陈湖问住了，说得上口滑，失去照顾，又出了漏洞。

    但事已如此，唯有硬着头皮依旧答一声：“是的！”

    “哼！”刚毅冷笑，“钱坦既然如你所说的，因为有债务纠纷，宝生这个名字早已废弃不用，而且他在花厅上跟县官表明，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何以在甘结上自己出尔反尔，写上钱宝生的名字？这不是前后不符？陈湖，你别以为死无对证，当时在场眼见的，还有个沈彩泉！等问出来是你胡说，小心你的皮！”

    这下，陈湖着慌了！心里思量，这个漏洞应该赶快把它补起来。可是已经没有机会，因为堂上问到别的事情上头了。

    “钱坦写完甘结以后怎么样？”

    “写完甘结，”陈湖嗫嚅着说，“自然释放，由他兄弟陪着回家。”

    “没有给他一张县官出名的‘谕单’吗？”

    “啊，啊！有的。”陈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张谕单？”刚毅问道，“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是——”

    “慢着！”刚毅大声打断，“你答供以前，想一想沈彩泉的口供，也想一想沈彩泉当时在场，此刻在监狱里，随时可以提出来问。”

    这是提醒陈湖，现有人证在此，撒谎无用！或者，撒谎先要照顾到沈彩泉的口供，如果与沈彩泉的口供抵触，而又无法证明沈彩泉的口供不实，大可不必白费心思去撒谎。

    陈湖转念到此，不觉气馁，戒备警觉的心思，一下子落了下来，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表示领会。

    “好，你说下去，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预先讲好的。”

    “怎么讲来的？”刚毅问，“是不是当作一个条件，拿县官的谕单，换钱坦的甘结？”

    “是，是这样，钱宝生——”

    “钱坦！哪里有什么钱宝生？”刚毅厉声纠正，将陈湖吓得心跳不止。

    “钱坦，”陈湖不由得改了口了，“钱坦说：‘写了甘结，不就要到杭州府吃官司去了吗？’沈彩泉就说：‘不会！刘大老爷可以写一张与你无干的谕单给你。’这样，钱坦才具了甘结。”

    “那么，谕单呢？”刚毅问说，“是否你写的？”

    “是的。”陈湖解释，“沈彩泉说：‘谕单如果请黄师爷去写，今天就拿不下来了。不如请你写一张，我拿到里头去盖上大印，让钱老板随手带走，大家省事。’因此，我就写了一张。”

    “你的意思是，沈彩泉就是县官，你就是县衙门的刑名师爷？”

    “这，这话不能这么说。”

    “不这么说，怎么说呢？”

    刚毅的话没有错，沈彩泉可以替刘锡彤做主，而他是替黄师爷代劳，两人不就像一个是县官，一个是刑名师爷？陈湖无话可答了。

    “陈湖！”刚毅认为他辞穷理屈，内心必已动摇，此时晓以利害，可以促使他彻底悔悟，所以和颜悦色地说，“我替你想想很可惜，也很犯不值！你无非身为余杭县的子民，又蒙刘大令器重，有可以效力之处，尽力而为，即有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并不是从中架弄是非，乘机敲诈勒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处处掩饰，处处破绽，仿佛蓄意要冤枉杨乃武、葛毕氏，这情形就不同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替人受过？”

    这“替人受过”四字，打中了陈湖心坎，力量很大，不由得失声长号：“堂上明见万里，我真的是替人受过。”

    “不要紧，不要紧！”刚毅急忙安慰他说，“你答的话很多，不过还没有画供，就不算落案，补救还来得及！”

    “是。”陈湖重重点头，用软弱求援的眼色，望着刚毅。

    “只要你自己愿意补救，本司与人为善，一定给你机会。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补救？”

    “请堂上明示。”

    “很简单，你说实话就可以补救。”

    “是！”陈湖嗫嚅着说，“不知道哪几句话不实？”

    刚毅笑一笑，随又放出庄重的脸色，“这因为你不实的话太多，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停了一下说，“本司既然答应给你机会，只好破费工夫再问一问。”

    于是从书办那里取来陈湖的供词，从头细看以后决定，挑最有关系的两件事，重新审问。

    “钱坦一名钱宝生，你是听别人所说，自己也记不清楚，是不是？”

    这是替他开脱的问法，也是为了便于他改口，陈湖当然懂得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地答说：“是的。”

    “他本人当然不肯承认，是吗？”

    “是！”

    “既然如此，他甘结上一定不会自己写钱宝生这个名字。你恐怕记错了，倒再想想看！”

    不用再想了，既然已决定说实话，正好以话搭话，“是的，我记错了！”他说，“当时钱老板要写上钱坦的名字，我说，你这样写了，等于不写。杨乃武供的是钱宝生，不是钱坦。后来钱恺也帮着劝，说这张甘结无非装个样子，用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钱老板才照办的。”

    “嗯，嗯，这才是情理中的事。我再问你，钱坦在县官面前不肯承认卖砒霜，而经你们一劝，肯写甘结了，其中一定有个他不能不写的道理。这个道理，照沈彩泉的口供看，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陈湖答说，“钱老板所怕的，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堂，不肯写这张甘结，杭州的官司吃定了；肯写这张甘结，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官司可免，钱老板当然愿意。”

    “钱坦的意思是，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就不肯出具甘结？”

    “是的。”陈湖答说，“钱坦跟我说，我不能‘自绊石头自压脚’。”

    “那么，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一时想到的。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我只说，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动笔写谕单了？”

    “不是！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就算我写了，没有大印也没有用。”

    “照此说来，是先问了刘大令的？”

    “当然。”

    “谁去问的？是你自己？”

    “不是的。我告诉沈彩泉，沈彩泉说：‘这要问问大老爷看。’就进去了。”

    “出来以后怎么说？”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勾串药证，铁案如山。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很可以奏请革职，归案讯办！”

    此言一出，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承办的三司员，却是大为宽心。袁葆恒的态度，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就算讨价还价，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总可以办到了。

    果然，皂保还价了，“我看，”他说，“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

    “先传他来问一问，亦未尝不可。”

    “是的。”绍祺附和，“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亦不妨对质。”

    “就这样吧！”袁葆恒问道，“两公对这件钦案，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

    由于“钦案”这顶大帽子笼罩着，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

    这一下刘锡彤吃紧不小，跟袁来保去商量，是否可以拒绝，因为他并非案中人犯，亦非证人，自觉不该与杨乃武、葛毕氏在一案中被讯。话是有道理的，但袁来保劝他要考虑后果。

    “如果说，刑部司官一定要请老兄到案，他们自然有法子。奏请上裁，是一法；行文浙江巡抚，下札子给你，也是一法。不过，”袁来保说，“那一来除了耽误工夫以外，对老兄一定大为不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没有意思了！”

    “这杯‘敬酒’，可也不容易喝噢！”刘锡彤苦笑着说。

    “总比捏着鼻子灌好得多。”袁来保说，“老兄问心无愧，去一趟怕什么？”

    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刘锡彤如果一定不肯应讯，先就显得情虚，这样，宝鋆即使肯帮忙，也会觉得无所措手。转念到此，只好硬着头皮到刑部浙江司去报到。由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三个人一起接见。

    总算很客气，不是堂上、堂下很明显的审问的样子，是用东西双方，宾主相对的会晤方式，不过，“主人”后面另一张小桌，坐着录供的书办。

    “杨乃武、葛毕氏一案，传唤人证，逐一研审，案情大致已经明了了。”翁曾桂说，“不过还有几点疑义，非请贵县来说明，不能了解。”

    “此案纠葛甚多，”刘锡彤答说，“本县是初审，命案有钦定的限期，所以总以符合功令，尽速申详为宗旨。有许多情形，本县都是奉命办理，并非故意罗织。”

    这番话已有将责任往杭州府推的意味，翁曾桂便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是的，要请教贵县的，正就是贵县奉命办理的两件事。第一，贵县所传唤的爱仁堂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锡彤料到必有此一问，随即答道：“杭州府的公文，说杨乃武向爱仁堂店东钱宝生购买砒霜，本县出票传唤，自然是传钱宝生到案。”

    “钱某到案以后，曾经声明，他不叫钱宝生，名叫钱坦，是不是？”

    “不是！”刘锡彤断然否定，“钱宝生没有说过这话。”

    “是没有说过，还是说了，而贵县没有听清楚？”

    这实在已有开脱之意，所谓“避重就轻”，而刘锡彤是抱定宗旨，预备硬赖的，所以高声答道：“没有说过，并非我没有听清楚。”

    “那么，钱坦具有甘结以后，贵县可曾给过一张谕单？”

    “有的。不过，”刘锡彤很清楚地说，“甘结、谕单上的名字，都是钱宝生，不是什么钱坦！”

    做“主人”的三位司官都愣住了！他们的感想相同，刘锡彤居然如此硬赖，问下去不会有结果。翁曾桂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又问：“贵县所出的谕单，何以能说此案与爱仁堂店东无关？”

    “本就无关。”刘锡彤以一种傲岸冷峻的语气回答。

    “你答应他不必过堂？”

    “既然无关，自然不必过堂。”

    这就问不下去了。再问下去，就会变成争执法理，各持一端，难有定论。翁曾桂立即做了决定，结束这一天的询问。

    “是了！”他说，“贵县的意思已经了解了。还有些小小的疑义，回头我们商量一下，如果能够弄清楚，最好，否则，明天还要劳贵县的驾。大概也就是明天再向贵县请教一次，就可以结案了。请贵县听招呼吧！”

    等刘锡彤辞出，刚毅首先就忍不住骂：“这个老小子，真不要脸！这么明明白白的事，居然硬赖！”

    翁曾桂成竹在胸，微笑说道：“子良，少安毋躁！走，还是我请你喝‘干榨’。”

    翁曾桂特做这个小东，是不愿在部里谈公事，因为他已发觉，满汉两尚书，对于传询刘锡彤的情形，都很关心，派了人在打听。而翁曾桂所设计的办法，是不能泄露的。一泄露，传到刘锡彤耳朵里，他会设法规避，譬如报病之类，那时再要弄他到刑部来，就得大费手脚。

    “事情明摆在那里，这位刘大令软硬两不吃。不过，软硬之间，比较起来又是吃硬不吃软，所以像今天这样给他面子，一点用处都没有。”

    “着啊！”刚毅觉得翁曾桂的话，说到了他心里，痛快无比，干了一杯酒说，“早就该给他一个下马威。”

    “先礼后兵。今天这番客气不可少！”林拱枢说，“这样做法，两位尚书知道了，也没话说。”

    “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翁曾桂说，“客客气气问他，他不肯说，那就只好公事公办了。明天我们坐堂，还要传沈彩泉、陈湖对质，就那一堂把要问的都问了，然后开棺检验，赶在年里便可结案。”

    “好！”刚毅又干了一杯酒，“这样才干脆。”

    “不过，看样子，刘大令决不肯甘心到堂受讯，所以我们这番布置，明天临时再提出来。今天，大家只字不提，免得泄露风声。”

    “怪不得！”林拱枢笑道，“老兄今天对他那样客气，原来是条缓兵之计。”

    “不是缓兵之计，是稳住军心。”翁曾桂说，“回头我们三个人联名写封信，请他明天到部一谈。只要把他骗了来，就不怕他放刁撒赖了！”

    傍晚将信送到，刘锡彤大为得意，向袁来保夸耀，说那些司官都是欠缺阅历的后辈，不知轻重深浅，越对他们客气越坏事，正合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俗语。只有像他这种态度，反倒能使他们改容相谢。

    因此，刘锡彤第二天一早到部，还是毫不在乎的神色，可是被引入浙江司的公堂，一看正面陈设公案，后面并列三椅，书办录供，差役伺候，那种“三堂会审”的格局，不由得颜色大变。

    “这是怎么回事？”他神色凛然地问。

    “请你老听审！”

    差役很客气，而且端了张椅子摆在公案左侧，刘锡彤的气就消了一大半，不过心里着实有些发慌，不知道要审什么人？

    就这当儿，翁曾桂、林拱枢、刚毅联袂出堂。刘锡彤本想站起来，但心中万分不愿，迟疑之顷，三司官已经入座，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见此光景，刚毅大为不快，灵机一动，要给刘锡彤来个下马威，当即问道：“是谁值堂？”

    值堂的差役名叫毛刚，闪出来躬身答道：“毛刚在！”

    “取戒尺来！”

    毛刚一愣，但只能答应一声：“是！”将戒尺取来，交到刚毅手里。

    “别走！”刚毅让毛刚站在公案旁边，“问案有问案的规矩，听审有听审的道理。县官七品，见了五品的司官，坐在那里动都不动，那叫什么规矩，什么道理？刘大老爷没有做过京官，也没有到刑部来过过堂，不能怪他；你值堂的就该拿这些规矩道理，告诉刘大老爷才是！来，把手伸出来！”

    毛刚听得这顿责备，莫名其妙，不过司官老爷动怒，不能抗拒，眼前的几记手心不肯挨，马上就会换来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因而虽觉万分委屈，仍旧乖乖地将手掌伸了出去。

    “我打你个不懂规矩道理！”刚毅拿起戒尺，重重打了两下，然后喝道，“下去！你再不懂规矩道理，我还要打！”

    刘锡彤见此光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而毛刚也终于明白了，刚毅是借题发挥，自己无缘无故替刘锡彤挨了打，这一口怨气非出不可！

    于是，他走到刘锡彤面前，请个安说：“多谢刘大老爷的栽培！”说完，掉头就走。

    刘锡彤又羞又气又恨，脸上一阵阵青红不定，而翁曾桂却开口问了。

    “刘大令，我问你——”

    “你问我？”刘锡彤突然跳了起来，像疯病突然发作似的咆哮着，“我是奉旨来会同检验的，不是来受审的！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做什么司官？真是岂有此理！”

    堂上堂下，无不诧异。翁曾桂倒还沉着，“你不用忙！”他说，“开棺检验也快了！”

    不管是发威还是发脾气，必得有人响应、附和或者相劝，固可助长威势，哪怕对吵对骂，亦可以持续。

    如今堂上堂下都出以冷静，只有翁曾桂这样冷冷地答一句，刘锡彤就想再闹也闹不起来，颇有难以落场之势。而刚毅却更刻毒，仿照“审头刺汤”陆炳对付汤勤的办法，断然撤座。不过不必出声，只做个手势，那挨了打的毛刚，立刻就把刘锡彤的椅子移走了。

    这一下搞得刘锡彤更为尴尬，欲待发作，只为刚才的脾气发得太过，劲道一泄无余。想想只有拂袖而去，才是保全面子的办法。

    谁知他刚一移步，翁曾桂已经开口：“带沈彩泉！”

    听得这一声，刘锡彤的脚步不由得就是一顿挫，刚毅却以揶揄的口气问道：“刘大令，你不听听你的门丁供些什么？”

    “听就听！”刘锡彤负气答说。还有半句话，“你以为我情虚怕听？”却是到了口边，又咽回去了。

    等到差役将沈彩泉带上堂来，他一看刘锡彤气鼓鼓地站在那里，不由得便有些畏缩。刚毅便拉一拉翁曾桂的衣服，表示让他来问。翁曾桂会意，而且也有自知之明，若论从文书中去研判案情，他并不逊于刚毅；谈到笔下，更远胜于刚毅；可是坐堂问案，刚毅的敏捷明决，却自叹不如。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

    刚毅是在想，刘锡彤的气焰大挫，就这堂便可将他问得哑口无言。但沈彩泉见了主人，不免畏惧，如果吞吞吐吐说得不实在，刘锡彤的气焰复长，便成了波折，再要传刘锡彤来问，便成妄想。那时说服堂官，用严厉的手段，迫使刘锡彤就范，固无不可，但很费手脚。所以，他决定给沈彩泉来个“下马威”，要教他怕问官甚于怕主人，局面就可以彻底控制了。

    “来啊！”他威严地喊，“伺候大板子！”

    “喳！”管行刑的差役，将一条五尺五寸长的大竹板，使劲往青砖地上一摔。

    “沈彩泉！”刚毅清清楚楚地说，“你的口供都在这里，你是识字的，口供经过你自己看过，画过押，都是你自己承认的实情。现在我再问你，如果你有一句跟前供不符，看我不打烂你的两条腿！”

    “是！小的不敢。”

    “谅你也不敢胡乱翻供。”刚毅说道，“你把当时验尸的情形说一说！”

    沈彩泉第一次如何答供，已不能记得很清楚。他心里在想，只要照实答供，总不会错。因而从到现场说起，沈祥如何喝报，他如何“纠正”沈祥，不应是因烟毒而死，以及葛小大尸首肿胀，口鼻间有血水的情形，供得比第一次更详细。

    这一下，立刻就出现了与余杭县报杭州府公文不符的情形。

    “余杭县刘大老爷，”刚毅改用一种道员、知府对县官的客气称呼，“原验葛品莲的尸身，仅不过口鼻流血，你报府的尸格，填的是‘七窍流血’。口鼻只有两窍，还有五窍是怎么回事？”

    改填“七窍流血”是陈湖出的主意，但责任却完全在刘锡彤身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怎么样解释也无用。刘锡彤将心一横，扭过脸去，不理不睬。

    “哼！”刚毅冷笑，“谅你也无话可说。”接着又吩咐：“沈彩泉，你把传爱仁堂店东钱坦到案审问，一直到释放的经过说一遍。”

    前面验尸的那一段，刘锡彤还不大在乎，及至听沈彩泉讲这一段，如何陈湖陪着钱坦来询问案情，如何拿杨乃武在杭州的供单给他们看，如何受托到花厅去探看县官审问钱坦的情形，如何将钱坦领出来加以威吓，倘不承认卖砒霜便要解到杭州府，如何由陈湖劝钱坦出具承认卖砒霜的甘结，越听越紧张，越听越愤怒，心惊肉跳，大为局促了。

    及至听到沈彩泉说，陈湖拟好一张与钱坦无干的谕单，送到签押房时，刘锡彤心恨出卖主人的恶仆，再也忍不住了，抢步上前，握紧老拳往沈彩泉脸上捣了过去。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账东西！”刘锡彤口沫横飞地厉声喝骂，“满嘴喷粪，胡说八道！”

    一面骂，一面揪住沈彩泉乱打，堂上当然看不过去，齐声叱斥：“住手，住手！”

    刘锡彤恼羞成怒，什么都不顾了，将头上七品顶戴的一顶官帽取下来，狠狠摔在地上，跳着脚大吼：

    “我拼老命了！你们参革我好了，随便怎么处置我好了！”

    到此地步，已无法再往下审了，实际上亦无须再审了。翁曾桂做主，先行退堂，沈彩泉还押，刘锡彤饬回。然后一起商量，都认为案情已经明了了大部分，钱坦不曾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杨乃武亦不曾指使葛毕氏毒杀亲夫。至于葛品莲死后检验，并无七窍流血的情形，口鼻之间有血，大概是由于天时炎热，停尸未殓，以致发生尸变。不过，葛品莲虽可确定不是死于砒毒，究竟是病死，还是另有其他死因，却无从研判，那就只有开棺检验之一法了。

    “案子到此地步，杨乃武、葛毕氏的沉冤大概可以昭雪了！”袁葆恒说，“不过最后这道检验，是全案定谳的最大关键。万一年深月久，检验不出确实结果，仍旧成了疑案，无以折服民心。这一层不可不防。”

    “是！”翁曾桂答道，“类似案情，尚无前例，能不能检验出确实结果实在难说。司官在想，这一案只有尽其在我，尽量开诚布公，共见共闻。至于检验一事，当然也要力求慎重周详。”

    满汉两尚书亦同意袁葆恒的看法，检验必须慎重。因此，承办的三司官商量下来，决定行文顺天府，传齐所属州县的仵作，共同检验。至于检验的地点，自然以停放葛品莲尸棺的海会寺为宜。

    凡是类此公事，照例责成首县办差。顺天府的首县是大兴县，海会寺在朝阳门外，亦为大兴县地界，更是责无旁贷。因此，除了由刑部行文以外，翁曾桂特地去拜访大兴县知县汪家勋，当面商洽一切。

    “用海会寺有点麻烦。”汪家勋说，“东城两处施粥厂，一处就在海会寺，每天去领粥的贫民，总有上万之多，拥挤不堪，诸多不便。果然要用海会寺，只好请各位大人将就。”

    “能将就当然将就。请教，是怎么个将就法？”

    “第一，地方很脏；第二，那万把人的粥施舍完，已经大天白亮了，收拾地方，陈设公案，也得个把时辰，早了不行。”

    “这倒不要紧。”翁曾桂说，“就正午检验也不妨。日正当中，阳光充足，检验反而合适。”

    “这一说就从容了。”汪家勋说，“到时候，我先备饭，吃完午饭再动手。”

    “太费心了！我先替本部六位堂官谢谢。”

    “这是分所当为。怕不中吃，请六位大人，众位老兄包涵。翁兄，请问，是三法司会审，还是光是刑部各位，人数一共多少，请给我一个确数，我好预备。”

    “此番不是会审，只是检验，本部六堂都到，司官大约七八位，不过差役很多，顺天府的仵作全要到，请汪大老爷格外招呼一下。”

    “全到！”汪家勋深为讶异，“顺天府所属五州十九县，仵作全到就是二十四名，何用如此之多？”

    “无非因为钦命案件，而且此案已经通国皆知，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已。”

    “是，是，”汪家勋又问，“检验定在哪一天？”

    “早了，各州县的仵作赶不及到京；迟了，大家要过年，也不合适。如今定在十天以后。”

    “今天十一月二十九，十天以后就是十二月初九？”

    “是的。”

    顺天府所属，除大兴、宛平、西京县以外，二十四名仵作，在十二月初七那天就到齐了。刑部的仵作王七，是他们这一行的“龙头”，又是地主，少不得要摆酒相迎。是在“砂锅居”请吃白肉，筵开三席，吃饱喝足，就在那里商量正事。

    “浙江余杭县这桩案子，各位弟兄想来都听说了。我听司里的老爷们说，这一案如果真的翻过来，红顶子都得坏一两颗！如今案情是大致清楚了，可是光问不管用，到头来还是要看人是怎么死的！所以这件案子到底冤枉不冤枉，全得看咱们的眼力，凭咱们一句话。这个关系，可真不轻！”

    酒酣耳热之余，听得这么几句话，自足以令人兴奋。仵作这一行，算得是天下最无趣的行业之一，执业时目之所及，鼻之所接，手之所触，无一不令人作呕；而责任却又甚重，命案关乎疑犯生死，一点马虎不得。验出了真正的死因，命案破得漂亮，判得公正，“青天大老爷”的名声是县官的；若是验错了，如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便得千里迢迢，来吃官司。真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当到仵作，没有一个不是自怨入错了行。如今能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仵作口中的“喝报”，可以喝掉一两颗红顶子，总算有露脸吐气的一日，实在是一番绝大的安慰，然而，也要显得出本事，才能露脸吐气。时隔两年的尸首，怕是早已化成一堆白骨。蒸骨验毒之法，师弟相传，已历多年，但也只是口耳授受，谁亦不曾有过实务的经验，倘或辨认不清，二十几名仵作，全如废物，那不但不能露脸，反将这一行的脸都丢尽了。转到这一念头，每个人心上都拴了一个疙瘩。

    其中有一名来自涿州的仵作，虽非“龙头”，行辈甚高——北五省各州县的仵作，大多出自刑部一个已经告退的老师仵作顾良的门下。顾良亲自教导的徒弟而还在当差的，已只剩下三个，这涿州的仵作魏振魁，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站起来说道：“这趟差使，要办得漂亮很不容易。二十几位弟兄会同检验，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我都想不出，应该怎么个验法？你看一看，他动一动，一个说病死，一个说中毒，这样子乱七八糟，可不是一回事。咱们得定出一个章程来：第一，要验得真；第二，要说得准，譬如中毒，中的是什么毒？也要说得明白。最要紧的是，咱们得推出一位来动手，另外也可以推几位做帮手，可是喝报只能一个人。一切都听他的！”

    大家都以为是，而且魏振魁的行辈高，就推他动手主验，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魏振魁却另有主意。

    “承蒙各位弟兄抬爱，本来不应该推辞。不过，一个人能吃几碗饭，自己知道。这趟差使，我实在没有把握。”魏振魁略停一下又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顾二太爷当过五十多年的差，见多识广，像这样的案子，他手里一定经过；再说，顾二太爷辛苦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子露一露脸的机会，我的意思，想捧他老人家一场。各位弟兄的意思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说的？”众口一词地回答。

    “话虽如此，是怎么个捧法呢？”魏振魁成竹在胸，但是此刻还不能细说，因为先要去问一问顾良。

    如果他也没有把握，那把他请出来，就变成害他出乖露丑了！

    既这么说，便只有一个办法，一切都请魏振魁安排，到时候听他的招呼。

    十二月初九一早，朝阳门的城门简直塞住了，不过出城的多，进城的少；而出城的，十之七八是到海会寺，为的是看热闹。

    久住京城的人，自称是在“天子脚下”，凡事讲究“有谱”，特别重视所谓“独一份”。验尸动用到二十余名仵作，不说绝后，至少空前，此事就可上谱，当然不容错过。

    因为如此，这天赶早到粥厂的人也格外多，打算着喝完施粥，晒晒太阳，既饱且暖，到中午看看这“独一份”的热闹，也是一乐。

    到得十点多钟，海会寺里里外外已挤得水泄不通。大兴、宛平两县及步军统领衙门，都派出差役兵丁，维持秩序。十一点刚过，绿呢后档车陆续而来，刑部六堂官，满汉尚书，左右侍郎皂保、桑春荣、绍祺、袁葆恒、麟书、钱宝廉都已到齐。司官八位，除了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以外，还有秋审处的总办，以及总司庶务的堂主事，与提解人犯的提牢厅主事，是早就在伺候差事了。大兴县办差，备了六大碗，一火锅的三桌午饭，吃完开审，正好是午正时分。

    公堂设在大雄宝殿前面，有现成的粥厂席棚可用，正面摆三张长桌，是“六堂”的公座；左右各设两张长桌，八司官相向对坐；司官后面是书办，除了录供的有一张小桌以外，其余的都站着伺候。

    到得刑部六位堂官升座，两廊及南面叠成好几层的人墙，顿时肃静无声，因而西配殿传来的哭声，隐约可闻——这是沈媒婆在哭儿子，小白菜在哭自己。系狱三年有余，可望重见天日，激动得泪流不止。

    于是桑春荣咳嗽一声，左右看了一下，说道：“动手吧？”

    “是。”皂保答说，“请老前辈主持。”

    桑春荣点点头，略略提高了声音说，“请浙江余杭县的刘大老爷上堂。”

    刘锡彤也在西配殿，跟有关人犯葛品莲的尸棺在一起。上得公堂，照州县见督抚的礼节“庭参”，递上“手本”，自己报名，一跪三叩，起身站在旁边，半斜着身子望着桑春荣，等候问话。

    “刘大老爷，”桑春荣说道，“上谕派你跟同检验葛品莲的尸棺，回头你可要自己留意，倘或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赶紧要声明。”

    “是！”

    “好！你先请下去。”

    等刘锡彤退回西配殿，桑春荣向坐在西面的浙江司三司官问道：“仵作传齐了没有？”

    “传齐了。”

    “都叫来！”

    于是东配殿出来一队人，刑部的仵作领头，魏振魁紧跟在后，二十几名仵作，个个昂首阔步，到得公案前面，排齐了磕头。接着便由提牢厅主事，依照名册，高声点名，也就等于为堂官引见。

    “今天是什么差使，你们都知道吧？”

    “喳！”大家齐声答应。

    “这件案子，已经天下闻名了！”桑春荣说，“所以惊动到朝廷，牵延到今天，都因为当初验尸马虎的缘故。如今也还是要靠你们检验之后，真相才能水落石出。你们的责任很重，一点都马虎不得！”

    “喳！”又是响亮的齐声。

    “本部承审钦命案件，格外慎重，所以把你们顺天府属的所有仵作都邀了来，会同本部仵作，一起检验。想来你们总商量过，应该怎么下手？”

    “是！”刑部仵作王七答说，“回大人的话，仵作人数太多，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也得耽误好些工夫。差人几个商量过，部里传唤当差，亦无非怕一两个人识力有限；或者各有所长，有的善看斗殴而死的，有的善看上吊而死的，有的善看服毒而死的，如果验出来有什么异样，总有人可以看得出一个究竟。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经过二十几个人的手。所以，差人们商量，公推涿州的仵作魏振魁动手，如果他有什么看不准的地方，大家再帮他。”

    “好！”桑春荣深深点头，“你们的办法很好！谁是魏振魁？”

    于是，王七将魏振魁推了一下，他便踏出来请个安答应：“小的就是魏振魁。”

    “你是涿州的仵作，当差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那是老手了！”桑春荣问，“你以前经手过类似的案子没有？”

    “没有！”魏振魁说，“不过，陈年的尸骨，看过许多。”

    “噢！”桑春荣问，“是怎么看到的呢？”

    “因为常有盗墓的案子，陈年的尸骨，每每丢得满地皆是，甚至于男尸、女尸，混杂不清。小的要把它归理清楚，按照人身上的部位，拼凑好，重新埋葬。”

    “这样说，你倒是泽及枯骨，积了许多阴功！”说到这里，桑春荣转脸看着翁曾桂问，“我们也要先验一验吧？”

    翁曾桂起身答说：“定例只准复检，不准三检。今天验过，以后不准再验，关系很重。司官的意思，请哪位大人看一看，以昭慎重！”

    桑春荣随即指定袁葆恒检验，由翁曾桂与秋审处总办余撰陪着，在殿前走廊上设了临时公座，身后站着司官及奉旨跟同检验的刘锡彤。所有的仵作，亦由王七与魏振魁率领，在东面一字排开，伺候差使。

    “把葛品莲的尸棺抬出来！”袁葆恒说。

    就这一声，四周看热闹的人，立刻都向西配殿注目，不一会儿，八名杠夫抬出一具贴满了封条的棺材来，头东脚西，横着放好，可以开始检验了。

    “请大人先验封条！”翁曾桂说。

    “好！”袁葆恒回身看了一下，“刘大老爷，请你也来，仔细看一看。”

    “是！”脸色憔悴异常的刘锡彤，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了回来，先向袁葆恒请个安，跟着到了尸棺旁边。

    其实，尸棺的外表是无须查看的，因为五花八门，宽狭长短的封条，重重叠叠，都贴在棺盖与棺身接合之处，绝无如外间所传说的，棺中葛品莲的尸首，已被掉了包。但手续不能不做，袁葆恒略微看了看，转脸问刘锡彤：“可是原封未动？”

    “是！”刘锡彤答说，“卑职一路押运了来的，绝无毛病。”

    “那就好！开棺吧！”

    说完，袁葆恒转身回座。刘锡彤却仍旧站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何滋味。

    “刘大老爷！”带领下手来开棺的魏振魁说，“你老请让一步，我们好动手。”

    等刘锡彤一让开，魏振魁先抹了一阵鼻烟，方始指挥下手开棺。江浙的棺材，做得很讲究：棺身上方做一道凸槽，棺盖下面则挖一道凹槽，盖棺时由一端将棺盖推入，名为“落槽”。然后上榫头——榫头一共四枚，两头宽，中间细，形如线板。棺身两侧，各有同样形状的两个槽，槽身一半在棺盖，一半在棺身，及至将榫头嵌入，严丝合缝，正好将棺盖棺身锁住。若要启棺，除非劈开，以为可以取出榫头，推开棺盖，那是决不可能的事。

    此时开棺，当然也要用到刀斧。先将棺身两侧合缝之处的油漆刮掉，然后用一把利斧斩断榫头，这就等于开了锁，棺盖可以移动了。

    这时才是魏振魁亲自动手。手持斧头，刃口向上，只用斧背，走到棺材底端，看准了地方，使劲一击，棺盖略有些活动的意思。心中宽慰，手上却停了下来。

    “各位老爷！”他大声说道，“棺盖马上要开了！里面作兴有气味冲出来，请各位老爷，最好先拿鼻子塞一塞。”

    于是，有的取手帕捂鼻子，有的从荷包里掏出一粒辟瘟丹塞在嘴里。等大家准备妥当，魏振魁在棺盖上连着击了数下，棺盖一寸一寸地往另一端推移。约莫分离三四寸的程度，魏振魁又住手了。

    这是因为槽道上已相当圆滑，无须再作敲击。魏振魁招呼手下，用手将棺盖推开，自己捂着鼻子往棺中探看。

    葛品莲的尸首，已只剩下一堆骨头，但皮肉虽消，衣服却还没有完全烂光。至此，魏振魁的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按照规矩，向翁曾桂打个千儿说：“尸棺已开，请目验！”

    翁曾桂觉得有些头晕，不敢走近尸棺，怕有污浊之气上冲，便向刘锡彤说：“请刘大老爷看明白。”

    刘锡彤的心情很矛盾，想看而又怕看。他怕看的原因与翁曾桂不同，并非为了怕闻到腐尸所积贮的邪浊之气，而是怕见真相。但真相如何，关乎个人的祸福穷通，却又舍不得不看。

    就这迟疑之际，发觉万千条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顿时警觉，自己这种畏缩的神情，便是情虚的模样，大非所宜。转到这个念头，怕看的心思完全被驱散，踏上两步，探头向棺中望去。

    遽然一望，眼花缭乱，因为棺中杂物甚多，一时分辨不清，便向魏振魁问道：“哪是尸骨？”

    “这不是！”魏振魁用手中所持的火钳一指。

    刘锡彤仔细看去，不觉惊喜，原来尸骨已经发黑！这不是毒死的明证？随即又想：这件事有点奇怪，莫非案外有案？葛品莲确是中了毒，不过毒物不是来自爱仁堂，而指使的亦非杨乃武？果然如此，自己担何责任？应该持何态度？

    事出意外，一时想不明白，只是发愣。翁曾桂却在催问了：“刘大老爷！你看明白了没有，可是葛品莲的尸首？”

    刘锡彤定定神答道：“葛品莲的尸身皮肉，已经腐蚀不存了，只能从衣饰去辨认。死者入殓时，是何服饰，我不知道。”

    “这么说，要传死者的亲属来辨认？”

    “这，不必了！”刘锡彤说，“棺材不错，里面的尸首也不错。”

    “是葛品莲尸首的正身？”翁曾桂追问一句。

    “是的。”

    “那好！刘大老爷你请过来。”

    翁曾桂领着他到一旁刚设置的、准备填写尸格的小桌边，请刘锡彤自行具结，验明葛品莲的尸棺，并无任何异状，棺内亦系葛品莲尸首的正身。办完这手续，方去请堂官来自验。

    袁葆恒勇于任事，亲自下座察看：发觉尸骨发黑，亦颇讶异，便问魏振魁：“这是不是中毒而死的样子？”

    “回大人的话，要验了才知道。”

    “那就赶快验吧！”袁葆恒吩咐了这一句，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这到了揭露真相的时候，堂上堂下莫不屏声息气，视线随着魏振魁的动作而转移。只见他用火钳夹出几块尸骨，放在下手所持的一个木盘中，然后用新棉花蘸着烧酒，擦洗了好一会儿，方始翻来覆去地映照察看。

    旁观的人当中，最关心检验结果的是刘锡彤，双眼一直盯在魏振魁的脸上，想从他的表情中窥知消息。

    谁知魏振魁深沉之极，脸上任何暗示都没有，平静而沉默地看完，方始有了一种表示：微微摇头。

    “翁老爷，”他说，“除非有一位老司务来，谁都验不出结果。”

    “噢，”翁曾桂急急地说，“谁啊？”

    “原是刑部的老仵作，也是小的业师，姓顾，单名一个良，如今已经告老了。”

    “顾良！啊！”翁曾桂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告老了，怎么办？这位老司务，今年多大岁数？”

    “七十八。”

    “七十八！”翁曾桂怀疑，“这么大岁数，眼力还行吗？”

    “行！翁老爷问王七就知道了。”

    于是，翁曾桂招招手，将王七唤了过来，拿魏振魁的话告诉了他，王七随即答说：“翁老爷，顾老司务是我们这一行的老前辈，今年虽然七十八岁，行动有些不便，不过耳聪目明，精神还是很好，小的本来就在想，这件疑难大案，必得把这位老司务请出来，差使才能办得漂亮。不过——”他面有为难之色，没有再说下去。

    “你说，”翁曾桂问，“不过什么？”

    “顾老司务本人倒无所谓，他的儿子不肯。”王七解释原因：“他的一个小儿子是武举人，买卖做得很发达，所以顾老司务在家纳福，日子过得很舒服。他儿子说：这一行的身份不高，从前部里有名字，身不由己；既然告老了，何必还要见官磕头去当差？又说：老人家行动不便，如果磕磕碰碰，出点什么纰漏也不大好。”

    “那，”翁曾桂说，“这也不能强人所难。我且问你们，是不是另外还有好手？”

    “有啊！可是太远，曹州府的仵作林猫眼，也是有名的。”

    “曹州府在山东，不必去谈他了！”翁曾桂很清楚地问，“除了顾司务，别人就验不明白？”

    “是！别人一定验不明白。”魏振魁的回答，亦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一个是他徒弟，一个是他后辈，他就算帮你们的忙，也不能不出来啊！”

    “翁老爷说的是。顾老司务为人热心，倒是肯的，无奈他的小儿子不肯。”王七停了一下说，“如今只有再去商量商量看。”

    翁曾桂环视四周，堂上堂下都是等得不耐烦的神色，何能让王七去从容商量？“你看，”翁曾桂指一指周围，“照这个样子，非把顾司务马上接来不可！你定得想法子。”

    王七略停一下，做出一种下定决心的神态，“这样，翁老爷，”他说，“请你老到上头说一声，能不能请桑大人派车接他一接？赏了这个面子，顾家不能不识抬举。”

    “那容易，只要你有把握。”

    “有把握。”

    “好！”翁曾桂问，“顾司务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朝日坛附近。”

    “那不远嘛！好，我马上去回。”

    上堂回明，桑春荣自然允许。于是，立即派车去接顾良，在此等待期间，暂且退堂休息。而看热闹的人，却已传开了消息，说是确为中毒，但中的什么毒，还不明了，须请高人来鉴定。

    由此传说，又引起另一个传说，说是刑部尚书奉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如果小白菜谋杀亲夫，审问属实，即时凌迟处死。因而便有人悄悄商议，只等检验有了结果，证实葛品莲是中毒而死，不消说得，必是小白菜下的毒，那就得赶紧到菜市口先占一个好位置，细看小白菜千刀万剐。

    辰光就在这些荒诞不经、毫无根据的流言，被津津乐道、辗转传布之中，不知不觉地打发了。唯有刘锡彤的感觉，真个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听得辘辘车响，都道：“来了，来了！”刘锡彤的感觉又一变，如待决之囚，既希望早知结果，却又怕结果是判了重罪，因而茫然地随众望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辨是何滋味。

    终于，在拥挤的人丛中，出现了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王七，殿后的是魏振魁，中间一个长髯飘拂的老者，就是顾良。他行动迟缓而精神奕奕，穿一件老羊皮袍，戴一顶“三块瓦”的皮帽，手里持一根旱烟袋，在全场注目之中，从从容容地走着。到得与浙江司三司官近了，站住脚向魏振魁招招手。

    “振魁，把你的大帽子给我。”

    “大帽子”就是红缨帽，差役仆从见官，戴红缨帽是一种尊敬的表示。顾良换戴了帽子，正待请安行礼，刚毅已经扶住了他。

    “顾司务，”刚毅问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顾良答说，“我告老的那年，刚老爷刚刚到部。”

    “这样说，”刚毅指着翁曾桂与林拱枢说，“这位翁老爷跟林老爷，你大概没有见过。”

    “是！不过，没有见过可听说过。翁老爷是翁师傅的侄少爷，林老爷是两广总督林大人的五少爷，都是大有来历的人。”说着，作了个罗圈揖。

    “好说，好说！”翁曾桂一面摆摆手作为还礼，一面指一指上面，“我带你去见六位大人。”

    这时刑部六堂，包括袁葆恒在内，都已回归原座。等官带领，王七与魏振魁将顾良扶上堂，桑春荣大声说道：“顾良，你的腰脚不便，不必行礼了！”

    “刑部大堂，威严要紧，礼节不可以随便！”顾良向左右说道，“你们扶我磕头。”

    到底还是磕了个头，方始起立回话。“顾良，”桑春荣说，“你的精神倒还好！”

    “是！托大人的福。”

    “眼力呢？”

    “看远的不行了。”

    “这样说，看近的还是可以。”桑春荣问道，“把你接来帮忙，你总知道了，是怎么一件案子。”

    “是，知道。”

    “你看，葛品莲的死因是什么？”

    “回大人的话，要看了尸骨才知道。”

    “不错！就费你的心了。”

    “是！”顾良作个揖，“趁阳光正好，顾良马上动手。”

    于是，顾良长揖而出，仍由王七与魏振魁扶到殿外，与翁曾桂等人，坐在一起。二十余名仵作，都是他的后辈，纷纷前来问讯道好，“老师父，老师父。”喊得洋洋盈耳，着实有一番威风。

    “各位少礼，公事要紧！”顾良喊一声，“老七！”

    “是！”王七答应着。

    “余杭县原验的仵作在不在？”

    “在。”

    “好！”顾良转脸说道，“三位老爷，我想找原仵作来问几句话。不知道行不行？”

    “怎么不行？当然行！”刚毅便着人将沈祥带了上来。

    沈祥脸色灰败，瑟缩不安地先给三司官行了礼，然后向顾良作了个揖，“老师父！”他说，“你是老前辈，总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苦楚，身不由己。”

    “我知道，这些题外之话，暂且不谈。我先请教你，当初你验出来的死因是什么？”

    “不瞒老师父说，我没有啥经验，实在看不准。”沈祥答说，“看样子是中的烟毒。”

    “烟毒？”顾良问，“银针上是什么颜色？”

    “有点发黑。”

    “师父，”魏振魁插嘴，“这不足为凭！他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洗过。”

    “嗐！”顾良说道，“你学这一行，还没有满师嘛！”

    “没有法子。县官不肯另外补人，只好——”

    顾良没工夫听题外之话，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也不必谈检验的规矩、诀窍了。我只问你，当时表面看到些什么？”

    沈祥想了一下答道：“尸身因为隔了两三天，天气又热，有些发胀了；肚子上青黑色的水泡很多，一按就破；口鼻有血水。”

    “噢！”顾良问道，“水泡按破了，里面的肉是什么颜色？”

    “红中带紫。”

    “红中带紫？噢，噢，好！费心，费心。”顾良喊一声，“振魁，你取捡一块腮门骨来！”

    “是，师父！”魏振魁问，“就是一块腮门骨？”

    “对！就是这一块好了。”

    于是，魏振魁走到尸棺前面，略略看了一下，捡起顾良所要的那块骨头，用个朱漆盘托着，送了过来。

    这就是检验了！全场肃静无声，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顾良。只见他站起身来，将那块灰黑色的腮门骨，取在手中，用大拇指擦了两下，定睛一看，随即抬起头来，看一看阳光——日色向西偏，他面西北而立，用左手遮在眼旁，挡住斜射的阳光，右手两指拈住那块腮门骨，映日照看，看完一面，翻过来再看一面，不过抽一袋水烟的工夫，便将那块骨头，放回托盘。

    “请三位老爷领我上堂。”

    三司官无不惊异，也无不怀疑，莫非这么一下子就有了结论？其中刚毅比较性急，忍不住发问：“顾司务，你已经看出来了？”

    “是！”

    “怎么样？”

    也不知是顾良没有听见他的话，还是装聋作哑，有意卖关子，竟不作回答，只转脸问魏振魁：“带着剉刀没有？”

    “带了。”

    这时，翁曾桂想了一件事，向刘锡彤招招手说：“刘大老爷，请你一起来！”

    “是，是！”刘锡彤求之不得，急忙答应。

    于是，王司官领头，王七捧着盛了尸骨的长盘，魏振魁搀扶顾良，跟在后面，后面还有一个步履蹒跚的人，就是刘锡彤。

    堂上望见人影，亦复惊奇。“看样子，鉴定了！”袁葆恒赞叹着说，“到底姜是老的辣！”

    “只怕不尽然。”桑春荣表示怀疑，“如果是这么容易的事，又何至于惹出这么多的纠葛？且听他回复了再说。”

    一行数众，上得堂去，翁曾桂躬身说道：“回六位大人的话，顾司务检验了死者的一块腮门骨，结果已经有了。”

    “噢，”桑春荣问道，“可有中毒的迹象？”

    “没有！”顾良朗声答说，“此人是病死的！”

    此言一出，刘锡彤突然一哆嗦，神色大变，浑身越抖越厉害。林拱枢眼尖，赶紧指挥值堂的差役，将他扶住。

    公案后面的六堂官，此时不由得身子都往前倾。桑春荣放下手里的鼻烟壶，先指一指托盘，方始问道：

    “从何见得？你说个道理看！”

    “是！”顾良向王七做个手势，示意将尸骨送上公案。

    “骨头是黑的。”

    “是！”顾良答说，“表面发黑，是因为棺材里头石灰包摆得少了，潮气未净，长了霉斑。倘或中毒而死，骨头里外都是黑的。大人，这块骨头，外黑里白！”

    “里白？”袁葆恒的信心动摇了，将尸骨用两只指头夹住，就亮处照看了一下，不解地说，“怎么看得出来，里头是白的呢？”

    “大人当然看不出来。”顾良笑道，“如果看得出来，就用不着仵作了。大人如果不信，当场试验。”

    “对！”翁曾桂接口，“你试验给堂上看。”

    顾良点点头，向魏振魁说：“你去剉开来给诸位大人看。”

    魏振魁点点头，踏出来先朝上打个千，然后起身走到公案前面，一只手拿剉刀，一只手拿尸骨。原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但双手却微微发抖，因为心里紧张，万一剉去表面，里头也是黑的，那就不知道师父怎样才能下得了公堂？

    就在这心神不定之际，突然想到，师父说尸骨表面是受潮所生的霉斑，且先看看，这话可准？

    魏振魁的眼力，虽不及他师父能够看透内部，表面的情况不能看不明白，而况已被提醒，更易明了。

    定睛注视，果然不错，确是霉斑！

    这一来，信心大增，手上也就很利落了。一刀剉下去，欣慰不已，只觉得剉面白得可爱！于是翻过那块腮门骨来，又是一剉刀，两面尽皆莹白，与未剉的部分对照，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大人请看！”魏振魁将尸骨放回盘中，双手捧起，得意地说。

    由桑春荣开始，刑部六堂官递相传观，个个惊异欣慰，唯有刘锡彤的脸色，跟尸骨上的剉面一样的白。

    “顾司务，你好眼力！好本事！不过，你肯不肯具一张结？”桑春荣说，“具结复检不误，确是病死。”

    “是！是！这是公事上一定的规矩。”顾良答说，“照规矩，仍旧要节节检验，填具尸格，以魏振魁动手，顾良具结就是！”

    “好！”桑春荣突然提高了声音喊一声，“刘大老爷！”

    “是！是！”刘锡彤张皇失措地，“卑职在。”

    “刘大老爷，刚才顾司务的话，你总听见了？”

    “是！听见了。”

    “上谕派你跟同检验，你把这块骨头仔细看一看。”说着，桑春荣将托盘往前一推。

    这是自己祸福所系，刘锡彤当然要看个明白。从腰里挂着的眼镜袋中，取出一副铜脚玳瑁杠的老花眼镜戴好，取起尸骨，仔细检查。

    “这里面，也不能说全是白的，有点发黄。”

    “不管发黄发白，反正不是发黑，表里不一，是不是？”

    刘锡彤很吃力地答一声：“是！”

    “不是发黑，就不是中毒而死，是不是？”

    “那，那要看《洗冤录》。”

    这一下恼了袁葆恒，“白公请看，”他向桑春荣说，“到此地步，他还不肯认错！我看非参不可了！”

    桑春荣点点头，对堂下直呼其名了：“刘锡彤，你早肯看一看《洗冤录》，又何至于搞出这么一个大乱子！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下去听参吧！”

    刘锡彤到得此时，才知一着错，满盘输！勉强答一声：“是！”一步重似一步地退了下去。

    其时外面已经得到消息，只听一片“嗡嗡”的声音，都是以兴奋惊异的神色，在小声议论，有的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夸奖顾良的本领，有的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庆幸，有的大骂刘锡彤，有的歌颂朝廷圣明，有的赞扬刑部官员，而一致关切的，则是此案作何结束？

    就这样议论纷纷，秩序有不能维持之势，不得不嘱咐大兴、宛平两县派来的差役，上紧弹压。先是大声呼喝：“别出声！别出声！”继之以用长长的皮鞭，向出声的人头上挥了下去。不消三五下，顿时又肃静无声了。

    这时已经下午三点钟，冬日昼短，天黑在即，要赶快结束退堂。这天重在检验，但虽有结果，还有道手续要办，除了顾良以外，顺天府属所有的仵作，以及一干人证，包括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以及杨、葛两家亲属在内，均须一一询明，对检验的结果“骨白无毒”，有无异议。

    谁也不会有异议，连沈祥亦俯首无言。既无异议，便也要具结。等这些手续办完，宣布退堂，暮色已现，刑部六堂官先套车回家，留下司官，收拾残局，直到天色黑透，方始竣事。

    “总算有了结果！”累得精疲力竭的刚毅说，“这一下，可以轻松几天了。”

    “不然！”翁曾桂拦他的兴头，“检验虽有结果，棘手之事，方兴未艾。”

    “怎么呢？”刚毅愕然。

    “你想，这一案要牵连多少人？”

    “我知道。”刚毅答说，“咱们按律拟罪，不管巡抚、学政，公事公办！”

    “好吧，子良兄，你试试看。”

    刚毅听得翁曾桂的话，不免有点赌气。第二天很早就上衙门，拟了一个奏稿，约齐翁曾桂与林拱枢，抱牍上堂，要求判刑。

    桑春荣看这个奏稿，除了说明检验经过以外，奏请之事：第一，刘锡彤革职；第二，杭州府知府及所有被委复审的官员，解任听勘；第三，请旨饬浙江巡抚杨昌濬及浙江学政胡瑞澜，何以未能审明真相。

    看完奏稿，桑春荣大摇其头。“不必这样子大张旗鼓！”他说，“刘锡彤革职是应该的，其余的不必牵涉太多。”

    “大人！”刚毅抗声说道，“昨天的情形，大人看得很清楚吧？此案朝廷威信所关，本部观瞻所系，非比等闲，应该切切实实办一办。”

    “切实不错，孟浪不可。你们三位，”桑春荣把奏稿递了过来，“请照我的意思，重新拟稿。”

    刚毅还想再争，翁曾桂拉了他一把，示意他不必多说。回到司里，这样劝他：“子良兄，事缓则圆。

    上头既然承认应该办得切实，咱们一步一步走，不更切实吗？”

    “好！一步一步走着瞧！”刚毅也想通了。

    于是重新拟好奏稿，只请革刘锡彤的职。奏折一上，立刻便有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莲尸身系属服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属之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革职。”

    对于案情本身亦有指示：“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莲何病致死，葛毕氏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

    这道上谕传播得很快，也很广，连监狱中都知道了。陈湖一看刘锡彤革职，知道自己的牢狱之灾，不过刚刚开始。这一夜忧急交加，口吐狂血。等郭长清得报，请了医生来诊治，已是第二天早晨的事。陈湖奄奄一息，六脉将脱，延到中午，终于病毙在狱中了。

    “案子快点结吧！”翁曾桂说，“上谕所指示的三点，葛品莲是时疫致死，葛毕氏畏刑诬认，情节都很显然。至于说刘锡彤一上来就有故意将葛品莲勘验为中毒而死的情弊，亦不见得。我想我们亦不必再提堂，就照上谕，‘按律定拟’，中途有疑问，临时再提人出来问一问好了。”

    “这样好！”林拱枢表示同意，“我想，既然验得葛品莲不是中毒而死，则爱仁堂卖砒之说，完全不确，钱姚氏与杨小桥毫无干系，应该通知他们，不必再听候传讯。”

    这是很合理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说他不对。谁知偏偏就有刑部尚书皂保，独持异议。“还不能这么办！”

    他说，“说不定还要传唤到堂。”

    “还要传唤到堂？”刚毅的性情率直躁急，立刻便问，“大人的意思，砒毒这一节，还要再查究？”

    这意思等于在质问，皂保是不是要替刘锡彤翻案，但事实上已有传说，宝鋆将皂保请到家，以刘锡彤重重相托，如今看来信而有征。但将刘锡彤的罪名，设法拟轻些，可以办得到；如果再来一个反复，仍要咬定葛品莲死于砒霜，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幻想！因此，刚毅便这样锋利地一问。

    皂保当然不便公然承认，同时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刘锡彤翻案，只是本性庸愚，既无见事通明之才，亦无巧为敷衍之术，只觉得把爱仁堂的那两个人羁留着，就好像刘锡彤有指望似的。因此，他含含糊糊地说：“再看看，再看看！反正案子不也快结了吗？”

    “结案可没有那么快！”袁葆恒忍不住开口，“今天腊月十七，转眼就封印了！过了年，总得过了元宵才能动手。这件案子很复杂，覆奏是一通‘万言书’，斟酌尽善，缮正呈递，是二月里的事了。”

    “是！”刚毅不自觉地称颂，“袁大人真明白！”

    “提到过年，咱们倒真应该体谅人家。除了情罪重大，确凿无疑者以外，一干不相干的人证，或者情罪轻微的，都不妨具结或者交保暂行释放，好让各人去投奔亲友过年。”

    这比司官所要求的更多，而皂保反倒默默无言。这一下，三司官把他料透了，原是个无用的人，只要据理力争，不怕他不听。

    “我看就这样吧！”袁葆恒径自做了决定，“你们只管去办，白公那里有我！”

    这个举措，当然普遍博得好评，而刑部官员吏役，在“与有荣焉”的感受之下，走出去也神气得多了！

    不论到哪里，问起来是在刑部当差，立刻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只是桑春荣与皂保，却颇为不安，一个是怕牵涉到杨昌濬，一个是怕刘锡彤判刑太重，在宝鋆面前不好交代。

    尤其是桑春荣。他在本案中，始终是主持的长官，好话虽听得很多，责备却也不少。最使人难堪的是，丁宝桢公然斥责。

    丁宝桢是山东巡抚，本人固然清廉能干，是个好官，但享大名的一件事是，杀了慈禧太后所宠信而违反祖制、私自出京的太监安德海。照情理说，慈禧太后应该恨他，然而不然，因为丁宝桢奉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后所下的密旨，将安德海在济南正法以后，特地曝尸，让百姓晓然于安德海是个没有“那活儿”的真太监，因而得以洗刷了宫闱中无可究诘的一些谣言，使得慈禧太后大为赏识。所以当慈禧太后母家的恩人，四川总督吴棠病故出缺，立即降旨，以丁宝桢调升。

    督抚调动，照例要请旨“陛见”，以便“请训”。丁宝桢到京之时，正赶上海会寺那一场盛举，他本来就对刑部干预此案，深表不满，认为刑部过分侵犯督抚的权责。此时得知复验结果，便越发生气了！

    “这简直是胡闹！”他在朝房里，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人已经死了三年啰，毒早消了，骨头自然发白。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

    丁宝桢这么说，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群起而和，因为这一案中，杨昌濬是湖南人，而胡瑞澜原籍湖北，两湖大同乡，正找不出法子救杨、胡二人，听得丁宝桢的议论，自是深中下怀，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不免着急。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想作个解释，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盛气说道：“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白公，你真糊涂！时局不靖，督抚非有生杀之权，不足以镇抚地方。已经定谳的案子，到了刑部，全盘推翻，将来外官做不得了！”

    这一下，桑春荣才知道，此案平反，得罪了所有的督抚，越发恐惧。回到部里，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这一案，旨在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既已昭雪，就适可而止吧！”

    翁曾桂、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刚毅却率直地问道：“请大人的示，何谓适可而止？”

    “意思是，不必牵涉太多。”

    “是！”刚毅答说，“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

    杨昌濬、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力主依律定拟罪名，不须有任何顾忌。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这一案，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已经牵涉到大局了！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这种争执，如果不设法化解，就会像明朝末年，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再是内外之争。从平定洪杨以来，督抚的威权日重，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督抚应该抑制。这本是既定的主张，做得也很顺利，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跟丁宝桢是同年，交情一向很好。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李鸿章特遣专差，迎接到天津，盘桓了好几天。谈到做督抚的甘苦，必然会议论此案，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

    这一来，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往往受苦，李鸿章声威赫赫，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令出如山，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籍隶安丘，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

    他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使人怀疑，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现任江南道御史，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

    这道奏折，开宗明义就指出：“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取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这是一道“明发之谕”，人人可以看得到，有人称快，有人发愁。逗留在京，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一看有此上谕，不免为杨昌濬担心，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尽快送回浙江。

    最快的途径，便是由天津上海轮，经上海到杭州。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到了第二年——光绪三年的元宵，杨昌濬派了人来了。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携带重礼，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官。袁葆恒与绍祺辞而不受，浙江司的三司官，亦复如此。见此光景，桑春荣与皂保等人亦就不敢受礼了！

    一开印，翁曾桂便即着手草拟复奏。动笔之前，先跟林拱枢与刚毅商量，杨昌濬与胡瑞澜应该得何罪名？

    “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应该请旨。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事实上等于我们在定拟处分。”

    翁曾桂说，“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请教两位老兄的高见，宗旨定了，我才好下笔。”

    “原奏指杨中丞目无朝廷，在刑部来说，是题外之话。”林拱枢答说，“照我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不涉其他。”

    最后商量定规的三点宗旨是：第一，案子一定要弄清楚，疑问一定要有明白的解释。第二，就事论事，不涉其他。第三，从刘锡彤到杨昌濬，能够开脱的尽量开脱；如果证凭确凿，亦就无所用卫护。

    接着，又将职司分配了一下，翁曾桂主稿草拟复奏，亦就是草拟全案的判决书；林拱枢负责整理供词，查看律例；刚毅则主持审判，因为案情虽然已很明白，但犹有许多疑问，必须澄清，譬如葛品莲病死的经过之类。

    这样一面审，一面草拟复奏，到了二月初，终于可以结案了。翁曾桂的复奏，洋洋洒洒，何止万言之多。光是叙述案发经过到胡瑞澜奉旨复讯，以至王书瑞、边宝泉等人的参奏，首尾之间，就花了许多笔墨。

    最要紧的部分，当然是刑部提审的经过，首先是提出疑问：“臣等自提到犯证宗卷，先将全案详加综核，因其谋毒本夫，虽属秘密，总由恋奸情热而起，何以学政讯时，王心培供词，坚称未见杨乃武到过葛家；且沈喻氏控县原呈，亦未提及杨乃武一字？钱宝生卖砒霜既系杨乃武在杭州府供出，自当提到钱宝生与杨乃武质审，何以仅在余杭县传讯取结，即行开释？葛品莲果系毒发身死，沈喻氏当时即应看出情形，何以事隔两日，始行喊控？案情种种可疑，虚实亟应根究。”

    接下来便应解决关键性的疑问，即是葛品莲到底中毒也未。复奏上说：“讯出银针颜色未经擦洗，仵作门丁互执尸毒，则县官之相验未真。钱宝生出结，系幕友函嘱、生员劝诱，则砒毒来历未确。当经奏提葛品莲尸棺到京，复加检验，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取具原验知县、仵作甘结，声称‘从前相验时尸已发黑，致辨认未确，误将青黑起泡，认作服毒’。讯据尸亲邻佑人等，佥称尸身发变，由于天气晴暖。检查学政七月间讯取沈体仁供词，亦有‘天热’之语，是原验官仵作称因发变错误等情，尚可凭信。”

    这是确定了葛品莲病死而未毒死，初次相验时，辨认不真。何以辨认不真，是否知县意图索贿？这一点，对刘锡彤的关系甚大。如果意图索贿，则是有意失之，罪在不赦；倘无此动机，就是无心之失，情有可原之处。翁曾桂这一层上头，很帮刘锡彤的忙。他说：“复经提犯环质，得悉全案颠末，历历如绘，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索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之杨乃武，亦称前供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

    妄供杨乃武买砒霜一节，更应有详细的交代：“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霜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钱姚氏供称：伊子名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至原题据陈鲁、刘锡彤会详，有沈喻氏向葛毕氏盘出听从杨乃武谋毒情由报验一节，检查沈喻氏控县初呈，并无是语。严鞫刘锡彤，供称因沈喻氏在杭州供有是话，率谓该氏原报不实，遂凭现供情节叙人详稿，致与原呈不合，委无捏造供词情事。提质沈喻氏供认府谳时，曾妄供有盘出谋毒报验之语，与刘锡彤所供尚属相符。反复推究，矢口不移。”

    因此可以下一结论：“是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宝生；因钱宝生被诱捏结，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濬照依起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办审不实，皆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先后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原验官仵作，亦无有心捏报情事。”

    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为起祸之因，不能不作说明：“至杨乃武与葛毕氏同住逼奸等情，检阅浙江案卷，供吐明晰，似非无因。屡经详审杨乃武、葛毕氏，坚不承认；质讯沈喻氏、喻敬添等，佥称葛品莲仅见杨乃武与葛毕氏不避嫌疑，教经同食，料有奸私，并未撞破等语。既无奸所捕获确据，律有‘不准指奸’明文，应毋庸追究，照例勿论。”

    叙毕案情，判明责任，自然依律定罪，是从余杭县仵作沈祥开始：

    一、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入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央入死罪，”但以职位低微，“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二、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虽讯无挟仇索贿情事，惟始则任听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并嘱令章浚致函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依‘失于死罪未决本律’拟结，殊觉轻纵，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三、杭州府知府陈鲁，“于所属州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及解府督审，凭刑讯供，具详定案；复不亲提钱宝生究明砒毒来历，实属草菅人命。应依‘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拟革职。”

    四、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拟革职。”

    五、候补知县郑锡滜，“系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拟革职。”

    六、浙江按察司蒯贺荪，“失入死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免议。”

    七、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承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至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八、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四年。”

    九、训导章濬即章抡香，“系余杭县幕友，受刘锡彤之托，向钱宝生药铺函嘱，亦有未合，革去训导。”

    十、陈湖即陈竹山，“劝令钱宝生诬认卖砒，本干律议，业经监毙；应与在籍病故之钱宝生，均毋庸议。”

    这些人的罪名，翁、林、刚三人，一致同意。此外还有五个人，应作何处置，可就意见不一了。反复辩论，总算又有三个人有了着落，第一个刘锡彤的长子，虽然许多地方都隐隐约约牵涉在内，但既已在福星轮遭海难时葬身鱼腹，不必再议。

    另外两个是杨昌濬与胡瑞澜。一二品大员有罪，应得处分，定制，除了奉旨交议以外，不得擅拟。但指出的罪名，为处分的依据，仍旧大有关系。刚毅主张从严，拿王昕所指责的那些话，叙入文内；但翁曾桂认为事实应该分明，而语气不妨平和；最后由林拱枢折中，才决定这样措辞：“浙江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重辟。惟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这一来，大费躇踌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葛毕氏。

    “这两个人有没有罪呢？”承办之司官不断这样自问问人，最后意见取得一致，是有罪的。小白菜的罪状是，不该诬供！虽然此诬供是出于万不得已，但诬供杨乃武授予砒霜，则杨乃武就大受其害。因为意图自己免刑，而累及他人，这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能免除责任的，所以有罪。

    杨乃武的情形，亦相仿佛。同治十三年四月，他为了想翻案，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个亲供，指称“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固然无足为非，但说“有何春芳在葛家顽笑，余杭县长子令阮得索诈”等情，并无证据。其后自己在浙江司供认“图脱己罪，捏词妄诉”，这“妄诉”就是杨乃武的罪名。虽然何春芳、阮得等人，并未受到牵累，但不能不说他是做了一件律法所不许的事。

    不过，有罪是一回事，能不能原宥又是一回事。而原宥到如何程度，更是需要衡情度理、斟酌至当的一件事。为此，翁、林、刚三人商量过好几次，但看法不一，总无结果，而复奏的限期，却一天一天地越逼越近了。

    于是，翁曾桂说：“我们拣一个比较闲一点的日子，下定决心，把这一案做个结束。”

    “哪一天都忙，要特意找闲日子，除非封印以后。”刚毅性子急，“拣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咱们拼着一宵不睡，也得弄完它。”

    当时约定，由翁曾桂做东，在他家晚餐，饭后烹茗剪烛，摊开案卷，开始作最后一次的研究。

    “我们先谈杨乃武。”翁曾桂说，“诬指平人，有违定制，依律应杖一百。这一点，两位都同意了？”

    “是的。”林拱枢答道，“子良跟我都同意。”

    “已经受过好些酷刑，再打一百板子，恐怕舆论不服。”

    “在法言法！”刚毅很快地说，“管什么舆论？”

    “不然！”林拱枢的声音缓和，而语气却很坚决，“刑期无刑，舆论不能不顾，否则，就不能收儆戒之效。”

    一上来意见就相左，翁曾桂怕闹成僵局，急忙自我转圜，“我说错了，不是谈舆论，还是论法。”他问，“法有可原否？”

    “谈到这一点，”刚毅让步了，“当然有可原之处。”

    “那就是了。”

    “如何原谅，”林拱枢说，“大有出入。若说因为受刑已多而免责，这话当然也说得过去，可是，杖责宽免了，杨乃武的举人呢？”

    “举人？”刚毅不解，“什么举人？杨乃武的举人不是已革掉了吗？”

    “就因为革掉了，才有疑问。”林拱枢想了一下说，“我作个比方，譬如甲欠乙一笔钱，乙又毁坏了甲的一样古董，如今乙不要甲还那笔钱了，可是毁坏了人家的古董，不应该赔吗？”

    “那就两下扯个直好了！”

    “对了！扯个直就是个理由。”

    “好了！”翁曾桂提笔说道，“我赞成这个理由。”

    接着，他在纸上写下来：“杨乃武诬指各节，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这很顺利。”翁曾桂很高兴地说，“再谈葛毕氏，作何处置？”

    “若说情有可原，她比杨乃武更值得同情。纤纤弱质，在拶指敲打之下，何求不得。我觉得决不能再对她有何处置了。”

    “不然！”这一次是刚毅驳林拱枢，“依律而论，她比杨乃武的罪，重得太多！”

    “是的。”翁曾桂附议，“难就难在这里。”

    翁曾桂指出，本案有三个人诬告，一个是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沈喻氏，怀疑儿媳行为不端，与葛品莲的死因有关；一个是杨乃武，在狱中所做的亲供，说余杭县长子到他家索诈等；再一个就是小白菜。

    小白菜并非首告杨乃武，而在供词中“咬”出杨乃武，即与诬告无异。按她的诬告性质来说，似乎与杨乃武相似，都是情急无奈，但此一诬告所应负的责任，亦即从诬告的后果而论，应该与她的婆婆相比附。

    “诬告反坐”，是多少年来不变的一个宗旨。所谓“反坐”，就是告人家什么罪名，判了什么刑，如果审明的是诬告，就应该受什么刑。其间又分已决、未决，诬告获准，被诬的人已经判决，并已处刑，后来发觉诬告，判刑必重。譬如诬告他人为盗，因而判了死罪，并已处决，则诬告的人，照道理说，应该偿命；如果未决，则错误比较易于弥补，诬告的人的罪过就轻得多。

    杨乃武诬告之罪轻，则因为第一，所诬的罪不重；第二，审明诬告，并没有人受害，即是未决。再看沈媒婆，情形就不同了。

    对沈媒婆所拟的罪名是：“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

    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看来是十分可原谅的事，但仍旧判了四年的徒刑，可说很重，何况是在丧子以后，又入囹圄，处境更为悲惨。

    “然而这是没法子的事！”翁曾桂说，“沈媒婆请县官相验没有错，错在杭州府那一堂，明知砒毒之说，大成疑问，居然供称，如何向儿媳妇盘问，逼出她如何下毒的情形，完全是撒谎。这一下不但是诬指她的儿媳，间接亦等于诬告杨乃武。结果，杭州府判了一个凌迟，一个斩决，这诬告的关系太重，所以判沈媒婆徒刑四年，是她罪有应得。”

    这番分析，刚毅自然同意，林拱枢亦无话说。从而想到小白菜的诬指杨乃武授予砒毒，足以致人于死，而且亦已判了死罪，是为“已决”，情况与沈媒婆相同，则诬告之事，亦应同科。

    “话虽如此，若要再判小白菜入狱，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事。”林拱枢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冤狱已经平反了，而结果如此，观念一定大变。刑法不能收教化警劝之效，又何贵乎有此刑法？”

    这话将刚毅也打动了。他一向重视执法惟严，但更重视个人声名。如果这件大出风头的事，一变而为遭人唾骂，他是怎么样也不能甘心的。

    “可是，在法理上也要交代得过去。”翁曾桂说，“我们三个人办这件案子，花的心血不少，凡是想得到的疑问，固然都有解释；就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漏洞，我们亦都一一找到，究问到底，确可以毫无愧怍地说：已做到了‘毋枉毋纵’四个字。但如小白菜的应得罪名，略而不提，未免轻纵，就有瑕疵为人指摘了。”

    “不是轻纵，是情有可原！”

    “对！”翁曾桂接着林拱枢的话说，“不过，情有可原，也得有个理由啊！”

    到此地步，意见才算趋于一致。但是，要找个情有可原，而且原谅到可以免罪的理由，却非易事。因为，不是很正当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苦思久久，终于是刚毅突有灵感——是从一个疑问上牵引出来的。他问翁曾桂和林拱枢：“小白菜熬不住刑，只求能够免于受苦，一切后果，皆所不问，这话不错。但个人死生固无所顾惜，牵扯到别人，总要转一转念头，譬如，有人告我是江洋大盗，问官刑讯窝家是谁？我总不会说是翁某人或林某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翁曾桂反问，“小白菜为什么不咬别人，而咬杨乃武！”

    “对！”

    这一下，翁、林二人也恍然大悟了！小白菜不诬指他人授毒，而指杨乃武，当然因为本有奸情之故。

    照此说来，就是情有可原了！换句话说，倘无奸情，平白受诬，致人于大辟极刑，则是万不可原谅的一件事了。

    “好吧！”翁曾桂向林拱枢说，“有奸情一节，势非叙入不可。”

    林拱枢原来的主张是，妇女以名节为重，暧昧之事，既然双方都不肯承认，而依律例又不准“指奸”，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可以略过。如今既有诬指无辜须受重刑的关系在内，替小白菜设想，两害相权取其轻，林拱枢只好放弃原来的主张了。

    于是，仍由翁曾桂动笔，将小白菜的罪名拟为：“葛毕氏提供杨乃武商会谋毒本夫，讯由畏刑所致，唯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过妇道，拟杖八十。”

    虽说“杖八十”，事实是可以宽免的。林拱枢对“虽无奸私实据”这一句，颇感满意，认为这样处置，应该说是非常公道的了！

    奏稿呈上堂，桑春荣与皂保都不肯即时画行，托词原奏太长，而案情复杂，关系重大，需要细看，一搁搁了五六天。

    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刚毅还想去催问，翁曾桂认为不必，复奏的限期一到，自然会发下来，此时不妨静以观变。

    这样迁延到二月初，袁葆恒与绍祺二人，忍不住发话。桑春荣与皂保无奈，只好将奏稿画行，缮正呈递，不过另外录了一个副本，送交宝鋆。

    宝鋆所关心的只是刘锡彤。但案情有连带关系，定罪亦互相比附，除非有特殊原因，不能将同案犯人的某一个判得过轻或过重。因此，宝鋆要帮刘锡彤的忙，只有一个办法，为杨昌濬与胡瑞澜设法减轻处分。

    这两个人的官阶最高，他们的处分一轻，以下就会照比例连带递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刘锡彤就可望不致充军。

    于是，找个私下相处的机会，宝鋆将这一案的结果，细细告诉了恭王，然后表示他的看法：“杨石泉怕会革职。果然如此，处分嫌重了一点，而且容易引起误会。”

    这是怕引起左宗棠的误会。第一，杨昌濬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拿他革职，仿佛是对左宗棠的打击；

    其次，左宗棠为了筹饷方便，一直想扩张地盘，前几年甚至攻掉了他的亲家广东巡抚郭嵩焘，奏保他的亲信蒋益澧继任。不久，蒋益澧落职，广东巡抚这个肥缺，仍然由朝廷控制，而左宗棠就只剩下浙江一个地盘，似乎应该为他保留。

    恭王与宝鋆的私交特厚，益应为他进言。因此，当两宫太后每日照例召见军机，谈到这一案的处分时，他便替杨昌濬求情。

    “杨昌濬罪名甚重，不过左宗棠西征，用兵正在要紧的时候，如果拿杨昌濬革了职，于左宗棠的面子上，似乎不好看。朝廷优容勋臣，可否请两宫太后格外加恩，从宽处分，将杨昌濬革留。”

    “革留”是“革职留任”的简称。这个处分，看似严重，其实甚轻，远比降级来得便宜。因为一降了级，要按部就班升回原来的品级，得要相当的时间；而“革留”则只要找个机会，随时可以撤销，尤其是封疆大吏，这种机会甚多，譬如剿平一股土匪，照例报奖，“革留”的处分便可轻易消失。所以恭王作此建议，当然是帮了杨昌濬极大的忙。

    无奈两宫太后已经商量过了，认为刑部所审出的情节，颇为明确，而王昕的奏折，更觉动听。此时便由慈禧太后回答恭王，“六爷，”两宫太后对行六的恭王，在比较随便的场合，都是用这个称呼，“左宗棠的面子上不好看，咱们另外想法子帮他补过来，杨昌濬可是非革职不可！不然，言官还会说话。”接着，慈禧太后朗诵王昕折中奏的警句：“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

    “大臣”不分内外。如果军机大臣为督抚缓颊，亦就是“朋比之势”，恭王心生警惕，只好答应一声：

    “是！”又说：“胡瑞澜的处分，也要请旨。”

    “当然也是革职。其余的，都照刑部所拟定罪。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军机章京立即承旨写了一道上谕，送呈两宫太后看过，当天便由内阁明发，牵延了三年有余一件大冤狱，终于正式昭雪了！

    上谕中说：“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复讯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意存瞻徇，特派胡瑞澜提讯，据该侍郎仍照原拟具奏，经刑部以情节歧异议驳，旋据都察院奏浙绅汪树屏等联名呈控，降旨提交刑部审讯，经刑部提集人证，调取葛品莲尸棺，验明实系因病身死，并非服毒，当将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革审。并据御史王昕所奏，承审大员，任意瞻徇，复谕令刑部彻底根穷。兹据该部审明定拟具奏，此案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因误认尸毒，刑逼葛毕氏、杨乃武妄供因奸谋毙葛品莲，枉坐重罪，荒谬已极！着照所拟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

    “前杭州知府陈鲁，于所属知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并不究明确情，率行具详，实玩视人命。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府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承审此案，未能详细讯究，草率定案；

    候补知县郑锡滜，经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含混禀复，均着照所拟革职。

    “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既不能查出冤情；迨京控复审，又不能据实平反；且于奉旨交胡瑞澜提讯，复以问官并无严刑逼供等词，哓哓置辩，意存回障，尤属非是！侍郎胡瑞澜，于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与原题不符，未能究诘根由，详加复验，率行奏结，殊属大负委任。杨昌濬、胡瑞澜均着即行革职，余着照所拟完结。

    “人命重案，罪名誉出入攸关，全在承审各员，悉心研鞫，期无枉纵。此次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巡抚等审办不实，始终回护，几至二命惨罹重辟，殊出情理之外。嗣后各直省督抚等，于审办案件，务当督饬属员，悉心研究，期于情真罪当，不得稍涉轻率，以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

    一案之中，坏了九颗顶戴，实在耸人听闻。所以上谕一发，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有人以为复审的知府、知县，一例革职，有欠公平，其中陈鲁与郑锡滜所负的责任更重！如果说，陈鲁在小白菜与杨乃武诬供之后，能够传唤钱坦到堂，与杨乃武对质，案情真相，即不难由此大白。而郑锡滜奉令密查，竟与被查的刘锡彤勾结在一起，以致杨昌濬耳目为之所蔽，一错再错，更是大负委任，说起来，杨昌濬的前程，一半断送在他手里。

    当然也有人觉得刘锡彤可怜，革职固是罪有应得，充军则“年逾七十”，本应格外邀恩，而律例反有“不准收赎”的规定，未免太不合理。

    原来赎罪分为三种，有一种叫“收赎”，凡是老幼残废以及妇女，都适用这个规定。但罪犯年在六十九以下，判刑服役，到了七十岁，便准收赎；而七十岁以上犯罪，反而与规定不合，不准收赎。因此，宝鋆除了厚赠川资以外，对刘锡彤别无可以援手之处。

    也就是因为这个“收赎”的规定，沈媒婆跟小白菜，都可以免予杖责。照规定杖六十，赎罪银三两，以后每十杖加银五钱。婆媳二人各杖八十，每人缴四两银子，便可无事。

    这八两银子是谁来替她们缴纳，却成了疑问。因为这场官司打下来，被牵连在内的人，无不大受其累。

    沈媒婆的丈夫沈体仁，小白菜的亲娘喻师母，以及葛品莲的房东，喻家的亲戚王心培，在刑部过堂以后，因为京中居，大不易，早就搭“回家”的粮船，沿运河回杭州，转余杭了。葛、毕两家，京里举目无亲，刑部浙江司与提牢厅，要发落沈媒婆、小白菜婆媳，竟不知道该通知谁来领人。

    好的是浙江押解葛品莲尸棺的委员，候补知县袁来保还在京里。翁曾桂把他找了来，会同提牢厅先办了一个交代，余杭县的仵作沈祥，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一个徒刑两年，一个杖一百，流亡千里，都该带回浙江去执行。

    再是葛品莲的尸棺，也要由袁来保领回。至于在监病毙的陈湖，并无家属在京，当然不会有人替他盘灵回籍，由刑部通知大兴县，找块义冢地，埋掉算数。然后，就要谈到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了。

    “沈喻氏、葛毕氏婆媳，你也领了回去。”翁曾桂说，“折赎银八两银子，你可以报公账；如果真不能报，部里同仁替她们代纳，亦无不可。总之，人你要领回去。”

    “八两银子小事，人我不能领回去。”袁来保拱拱手说，“违命之处，请见谅！”

    这个回答，大出翁曾桂意外，当即问道：“为什么不能领人？”

    “领了回去，我怎么办？一直要送回余杭。这婆媳两个，可以搭运尸棺的船回去，一路上的伙食用途，也还好想办法，就是责任太重了！我担不起。”

    “责任？”翁曾桂不解，“什么责任？”

    “阁下请想一想，葛毕氏经过这一场磨难，万念俱灰，可能有轻生的念头。这一路回去，想到前路茫茫，又伴着一具棺材，触景生情，随时会寻死。”袁来保紧接着说，“运河又不曾加了盖子，不知道哪一天晚上投了河，连个尸首都没找处，那一来，不是我要打人命官司了。”

    “这一点，可以预先开导她！想来她忏悔宿业之不遑，哪里还会再来害你？要寻死，又何必不回到余杭再死？”

    “好！这话就算不错。不过，阁下还要想到，‘小白菜’三字，天下皆知，在我船上，就等于挂了一块活招牌。而况她虽经牢狱之灾，依旧丰姿嫣然。这运河上很有几个难惹的码头，万一招蜂引蝶，或者土豪劣绅，见色起意，有所图谋，那时，即使小白菜不想害我，也不成啊！”

    “这番顾虑，倒也不可不有，不过，老兄也要替我们在公事上想想。”翁曾桂说，“浙江的案子，浙江的人犯，我们当然只有找浙江的委员，老兄，你倒设身处地，你我易地而处，是不是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是！是！我亦并不推诿责任，等我去筹一个办法，明后天再来接头。今天，要我领人，实在为难。”

    翁曾桂无奈，只好暂且答应，不过，定了一个限期——限期甚促，只得一天。袁来保也是老公事，知道刑部有刑部的难处，罪犯已奉旨处分，而仍系狱，易于引起流言，以为承办司官，有所留难勒索；倘或有言官闻风言事，奏上一本，势必奉旨查办。即令真相不难解释，亦已惹上麻烦。所以亦是无可奈何地承诺了这个限期。

    就在这时候，想到了一条路子，立即问道：“请问，杨乃武可曾开释？”

    “还没有！此案当然先要跟老兄接了头，才谈得到其他。”翁曾桂说，“杨家亲属，今天一大早就来了！现在跟老兄已经谈好，杨乃武马上就可以释放。”

    “不！不！没有谈好，没有谈好！”袁来保乱摇着手说。

    翁曾桂不悦地质问：“你怎么言而无信？”

    “噢，噢，”袁来保歉然赔笑，“我话说得太急，以致阁下误会。我请阁下帮个忙，跟杨家领人的亲属说：‘要放一起放！’行不行？”

    “你的意思是，杨乃武、葛毕氏开释的手续，得要一起办？”

    “是！这一来，我就可以责成杨家领回沈喻氏婆媳，负责送回余杭。那就一天的限期亦不必，今天就可以料理清楚。”

    翁曾桂想了一下说：“我可以帮这个忙。不过有个条件，以今天为限，一定要办妥。沈喻氏婆媳多羁押一两天，还可以说是收赎银两未曾缴纳清楚；杨乃武是应该立即开释的人，多留一天都不行。”

    “我知道，我知道！我立刻去办这件事。”

    辞出浙江司，袁来保派跟班去找杨家的亲属。找来的是杨乃武的妻舅詹善政，袁来保首先向他道了喜，然后问他，见到了提牢厅的官员没有？

    “见到了。那里说，要等浙江司发落，到浙江司，又不知道该问哪个。真是急死人！”

    “你不要急！你姐夫今天一定可以跟你姐姐见面，夫妻团圆。不过公家办事有公家的规矩，这件冤狱，令亲跟小白菜本是正犯，要处置一起处置。小白菜跟她婆婆要缴收赎银子——”

    “那不要紧！”詹善政很慷慨地抢着说，“我们替她缴就是，一共八两银子。”

    “对！八两银子。不过，不是八两银子的事！沈、葛两家，眼前一个亲人都没有，收领送回余杭，得要有人负责。”

    詹善政一愣，“袁大老爷，”他说，“我们也不是沈、葛两家的亲人。”

    “我知道，唯其没有亲人，刑部才要着落在你们身上。”

    “这，”詹善政嗫嚅着说，“我就做不得主了。”

    “谁能做主？”

    “我姐姐。”

    “那就请你赶快去商量。”袁来保说，“我在客栈里等你回话。”

    袁来保跟詹善政都住在东河沿的客栈，相距不远，等詹善政赶了回去，他的姐姐，也就是杨乃武的妻子，已经等在走廊上望眼欲穿了。

    “你姐夫呢？”杨太太问。

    “还有点手续要办。”詹善政说，“进屋去谈。”

    到了屋里，詹善政将袁来保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杨太太一路听，一路脸色就变了。

    “这件事办不到！”她一口拒绝，“我们一家教她害得好惨！今天还要替她缴赎罪银子，送她回余杭，这口气怎么咽得下？”

    詹善政不想他姐姐是这样决绝的态度，一时倒愣住了。心里在盘算，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如果小白菜不能出狱，杨乃武亦复如此。但这话一说出来，可能会使得她气上加气，弄成僵局，更难化解，所以想想只有婉转相劝。

    “姐姐，话不是这么说，你也要看开一点。”詹善政说，“小白菜虽然有错，可是当年杨大姐入狱私探的时候，她也忏悔过，而且也很听话。因为这样，这场官司才能扳过来。”

    “那是因为她自己也要活命的缘故。”

    詹善政又说不下去了，愣了好一会儿，只能这样问：“那么，怎么办呢？”

    杨太太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也知道这个结不打开，丈夫即不能出狱，所以意思也有些活动了，“八两银子，我替她出。总归倾家荡产了，也不在乎这一点点数目。不过，”她很坚决地说，“要送回余杭，办不到！我连看都不要看她。”

    八两银子是小事，症结就在领人。詹善政只好实说：“照这样子，你的话等于没有说。”

    “要我怎么说呢？”杨太太大声地问。

    做兄弟的也有些光火了，“说来说去，也要怪姐夫自己不好！”他将一直不肯说的一句话，滑了出来，“小白菜为啥不咬别人，要咬他？小白菜也不是存心害人，咬出奸夫来，她自己也是凌迟处死的罪名。”

    这几句话，就像一个焦雷打下来！杨太太好半天作声不得，然后，两行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流了下来。

    詹善政大为不安，“姐姐，”他告饶似的说，“是我不好！”

    “不怪你！怪来怪去怪你姐夫。你的话不错，她为啥不咬别人要咬他？”杨太太略停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拿钱去晦气，把他们接了出来，另外托人送回余杭。”

    这不失为一个处置之道。詹善政便即答说：“好！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姐姐，你拿一百两银子给我。”

    这一百两银子，立刻就被詹善政送到袁来保那里，坦白陈明，除了缴纳刑部的八两赎罪银子以外，其余的作为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俩回余杭的盘缠。他一躬到地，哀求着说：“务必请袁大老爷成全。”

    袁来保实在不愿意管这件闲事。因为他这趟差使，对刑部来说，固然毫无差错，但落得巡抚以下多少官员革职这样一个结局，即令与己无干，总是件非常没趣的事。回到杭州交差，不但无劳绩可叙，说不定还会遭杨昌濬埋怨，丝毫不曾尽到疏通调护的责任。如果因为携带小白菜回浙江，路上出点差错，岂非更增咎戾？

    可是，詹善政的态度又是如此，再说，事情总也要有个方向。这副担子如果自己不挑，就没有人能挑得起来。考虑了一下，这样答说：“只好一步一步走。人，我先弄出来，把沈媒婆、小白菜先安置在客栈里。怎么样送回去，另想别法。”

    詹善政所关心的是，杨乃武能立即出狱，所以对袁来保的主意，自然赞成，当时随着到刑部，由袁来保到浙江司去办好了一切手续，可以到提牢厅去领人了。

    谁知到了那里一看，刑部上上下下的官儿差役，都等在那里看热闹。见此光景，袁来保却又踌躇了。

    将詹善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人太多，太招摇！此刻还不能领人。”

    “不能领？”詹善政急得要哭了，“为什么？”

    “为什么？”袁来保有些生气了，“你没有长眼睛？这一领了出来，你把你姐夫带走了，留下小白菜给我，人家围着看，跟到东，跟到西，叫我怎么办？”

    “那么，袁大老爷，什么时候领呢？”

    “等我来跟里头打个商量，只有到天黑了，人散了来领。”袁来保说，“只有这样，先把她们婆媳住的地方安排好，再雇一辆车子等在那里，天一黑，把人领出来，悄悄送到客栈。这两件事你去办。”

    “是了！”

    “还有，里面有开销，你总知道？”

    “是的。事先打听过了，说是一个总的红包好了。”

    “多少？”

    “八十两银子。”

    “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交给我。”袁来保说，“你去办，办妥当了，到我客栈去等。”

    于是，詹善政交了红包，自去办事，定好宣武门外一家客栈，是个小跨院，相当隐密。又在骡马市雇好一辆篷车，约定下午四点钟到袁来保所住的客栈等候。然后又回自己住处，向杨太太说明一切，方始到袁来保那里去等候。等到下午两点才等到。一见面袁来保就大摇其头：“麻烦得很！”

    麻烦的是女监的规矩特重，接取女犯若非父夫兄弟，不得交付。袁来保以浙江派来委员的身份，自然可以收领，但这一来就成了“公事”，非袁来保所愿，所以交涉了半天，竟不得要领。

    听得这段缘由，詹善政有个感觉，胸膛像要炸裂似的，涨红着脸息了好半天，才得把那股怨气勉强压了下去，能够开得出口了。

    “袁大老爷，照这样说，沈媒婆、小白菜除非沈体仁由余杭赶了来领，她们就一直要关在里头？”

    “这好像不大合理是不是？”袁来保重重点头，“照刑部提牢厅的话来看，确是这个样子。”

    “那么，舍亲也就不能放出来啰？”

    “这是他们不合道理。我也替你争了！不过，”袁来保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就争得赢，令亲出狱，也是明天的事。”

    詹善政想到他姐姐，吃尽千辛万苦，所等的就是这一天，谁知等到了，却又横生枝节。自己回去，不知怎么交代。不由得冲出一句话来：“真是欲哭无泪！”

    这句话在袁来保来说，有点不大受得了。他也是受了刑部许多气，不想还遭詹善政的埋怨，当然忍不住了。

    “这可奇怪了！我是浙江巡抚衙门派来的委员，又不是你杨家的家奴，凭什么要替你奔走？费心费力跑了半天腿，落这么一句话。你把我当作什么人？真正岂有此理！”说完，袖子一甩，背过身子去不理他。

    詹善政大惊失色，悔恨不已，赶紧上前赔笑说道：“袁大老爷，袁大老爷，你老完全误会了！袁大老爷这样子帮我们的忙，我又不是畜生，哪有不懂好歹、不知感激的道理。我是说，刑部提牢厅刁难得实在太过分了！我那句牢骚话，决不是对袁大老爷发的！我罚咒！”

    “算了，算了！你罚什么咒！”袁来保发过脾气，心里好过些了，“你们两方面，虽说是怨家，实在是一案同遭冤枉的患难之交，大家应该彼此体谅、彼此帮忙。你跟你姐姐去说，她如果肯出面来扮一扮，公事上交代得过去，你姐夫跟沈媒婆她们，今天还来得及出来。”

    听说杨乃武这天还来得及出狱，詹善政又起劲了，急急问说：“袁大老爷，什么叫扮一扮？”

    “扮一扮者，让你姐姐假作沈媒婆的什么人，随便填上一个名字，案卷里是由妇女来领女犯，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詹善政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凭空冒出沈媒婆的一个亲戚来，他们肯相信吗？”

    “无所谓相信不相信，只要公事交代得过去。”袁来保说，“不错，沈媒婆有这么一个亲戚，刑部不知道，可是有我，我做证人，说确有这样一个亲戚，刑部有了根据，公事上就说得过去了！”

    “既然如此，什么女人都可以？”詹善政很注意地问。

    “是啊！不过要我认识的才行。”

    “袁大老爷，只要我认识，你凭我说话好了。”

    “噢！”袁来保问，“你有人？”

    原来杨太太带来一个仆妇，人很能干，而且恰好姓沈，可以冒充为沈体仁的妹妹，与沈媒婆便是姑嫂。

    袁来保认为这样安排，亦无不可，当即同意了。

    于是，詹善政匆匆地赶回客栈，说知经过，带着沈妈去见袁来保，再一起坐上预先雇好的两辆篷车，赶到刑部提牢厅，天色已经黑了。

    幸好事先打过招呼，值班的司狱是个旗人，名叫普恩，为人很啰唆，但热心讲义气，所以还能办领人的手续。

    其实一切手续都已齐备，独缺沈媒婆与小白菜亲属的一个甘结，所以袁来保一说经过，普恩便问沈妈：

    “你姓什么？”

    “姓沈。”

    “夫家的姓，还是娘家的姓？”

    沈妈倒也乖觉，心想说是夫家的姓，与沈媒婆便是妯娌而非姑嫂，当即答说：“娘家的姓。”

    “夫家呢？”

    “也姓沈。”

    “那就是沈沈氏？”

    普恩是京里口音，而且是所谓“旗话”，沈妈不大听得懂。袁来保赶紧替她答一句：“对！沈沈氏。”

    “沈喻氏是你嫂子？”普恩说得比较慢，比较清楚了。

    “是的。”沈妈答道，“是我嫂嫂。”

    “那么，葛毕氏呢？”

    葛毕氏是谁？沈妈不知道，因为她只知道“小白菜”，不知道什么葛毕氏，所以愣在那里，无以为答。

    “普二爷，”袁来保不能不出面来解围了，“你老兄的旗话，她不怎么听得明白，葛毕氏是沈喻氏的儿媳，当然就是她的侄儿媳妇。有她来甘结，再有我证明，不会错的了。”

    “当然，当然！有袁大哥在这里，错不了！”普恩不再啰唆，将一张甘结填好“沈沈氏”的名字，让沈妈画了一个“十字”，按上一个手印，手续便算办妥了。

    “来！”普恩大声吩咐，“带人！”

    “慢慢，慢慢！普二爷，”袁来保急忙拦住，“人要分两次领。”

    “分两次领？”

    “是的。两个人不要见面。”

    “啊！啊！”普恩恍然大悟，“冤家见了面会吵架。”

    倒不是怕他们吵架，是怕杨乃武与小白菜历劫重逢，抱头痛哭，惹出许多麻烦。不过这话不必跟他明说，连连点头答道：“是，是！是怕他们见了面会吵架。”

    “好！先带谁？”

    “先带杨乃武吧！”

    于是狱卒往男监去带人，过不多久，通监狱的中门开了一扇，走出来一个瘸子，脸上血色全无，但一双眼睛，极有精神，初出来时神态自若，一看到詹善政，神色大变，一双眼中，立刻有了泪水。

    这当然是因为看到了詹善政的缘故。郎舅相见，四目含泪，久久无语。最后是詹善政先开口，“姐夫，”

    他强笑着说，“冤枉到底昭雪了！快请回去吧，姐姐在那里等。”

    “噢，”杨乃武问说，“你姐姐来了？”

    “早就来了！”詹善政一面说，一面扶着杨乃武往外走。

    走不到几步，就被袁来保拖住了，“慢慢，你还不能走！”他问，“还有个人怎么办？”

    詹善政这才想起来，还有小白菜。她跟她婆婆出狱以后，如何安顿，是由自己一手所经理，他人无法代替。但送杨乃武回客栈，亦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分身乏术，不由得踌躇了。

    “善政，”杨乃武指着袁来保问，“这位是？”

    “噢，噢，这位是袁大老爷。”

    詹善政为杨乃武介绍以后，将袁来保拉到一边，悄悄陈明苦衷，请示办法。

    “叫你这个老妈子送回去，不行吗？”

    “不行！我不放心。”

    “那就叫我的跟班送回去。”

    “这——”詹善政踌躇着说，“似乎也不大妥当。”他心里在想，如果这样任令生人送回去，姐姐一定会很不高兴。今天这桩喜事，已经波折甚多，最后再出以这样近乎轻率不负责任的行动，会引起很大的误会。

    “你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除非我替你送。可是，我亦走不开啊！”

    “当然没有劳动袁大老爷的道理。”詹善政万般无奈，只好这样处置，“袁大老爷，请你跟他们说一说，舍亲腿不方便，暂借一个地方坐一坐，等我们把沈媒婆她们领出来，再作道理。”

    这很容易，一说便妥。普恩喊一个差役将杨乃武带到一间空屋里暂坐。于是，詹善政得以带着沈妈，等着领人。

    “放沈喻氏、葛毕氏出来。”

    这一嗓子喊得大了点，相隔有一段距离，背离而坐的杨乃武也听到了，顿觉热血沸腾，五中不安，不知是悲、是喜、是愤、是怜，而身子不由得就旋转过来，扶着门框，遥遥观看。

    看了一看，不见小白菜露面。原来沈喻氏与沈妈之间，有一段话还接不上头，正在分排。

    小小的麻烦是普恩引起来的，如果他只发落沈媒婆，便一无窒碍，偏在无意中说了一句：“沈喻氏，你妹妹来领你出去。”

    “我妹妹，”沈媒婆愕然相答，“我哪里来的妹妹？”

    “喏，”普恩指一指，“那就是！你出去吧！”

    沈媒婆一看，一个二十来岁老妈子打扮的妇人，一个穿官服的“老爷”，还有个后生站在一起，一个都不认识，不由得起了疑问。

    做媒婆的人，本来胆子很大，脸皮很老，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人都敢见。但吃过这场官司，完全不同了，惊弓之鸟，处处疑惧。

    她是媒婆，对于大家买妾，固是内行，而逼良为娼，亦常听人说过。加之在女监里无事，听“同难姐妹”闲谈江湖上各种奸骗盗窃的奇情异事，越发生了戒心。此时不仅对于凭空冒出来的一个妹妹，不肯承认，詹善政的来历身份可疑，甚至穿着七品官服的袁来保，在她看来都是一个假官。

    沈媒婆当然不是担心自己，“人老珠黄不值钱”，况且老而又丑，她很有自知之明，决没有人在她头上打什么主意，但是小白菜却不同了！平时因为罪名轻重不同，监禁的地方，相去甚远；死刑女囚，一直关在监狱最深之处，也不“放风”，所以除了一起“过堂”，能够遥遥望一望以外，在监狱中从未见过，一直到这一天释放，才第一次得以相会叙话。

    沈媒婆看人的眼光是不同的，看女人是用男人的眼光来看，觉得儿媳妇更动人了。在监狱中不见阳光，皮肤变得更白，稍微显得丰满些，女人的味道更足。最大的变化是，从前爱笑，爱多嘴，不免还有股小家碧玉的轻狂相；如今三年多磨炼下来，沉默寡言，反觉端庄，竟有些大户人家少奶奶的模样。除了一双手，因为受刑的缘故，有两只手指变了形之外，真正是无可挑剔的头等人才！

    这样的人才，少不得会有人打主意，沈媒婆怕是有人设计行骗，让这个不相识的“妹妹”领了出去，儿媳妇就落在人家手里了！那时逼娶强卖，听人摆布，何处去诉冤枉？因而打定了主意，来人真相不明以前，决不跟人家走。

    “老爷！”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这样子一个妹妹，谢谢她的好意，我们婆媳，用不着她来领。”

    听得这话，袁来保着急了，想一想，指着詹善政问说：“他，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沈媒婆摇摇头。

    “他是你们余杭人！”袁来保向詹善政说，“你说两句你们余杭的土话给她听。”

    于是詹善政说：“我姓詹，家住南乡。”

    是地地道道的余杭口音。谁知沈媒婆的疑虑，不仅未释，反而加重，她认为若有人设局诈骗，多半来自余杭。因为“小白菜”三字，在余杭的名声极响，别地方的人则未见得知道。

    “同乡也没有用！越是同乡，越容易——”沈媒婆咽口唾沫，把未出口的“坏心思”三个字，吞了下去。

    “他不是别的同乡，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袁来保说，“他是杨乃武的舅子！”

    此言一出，默默坐在屋角的小白菜倏地抬眼，看一看，将视线收回；而沈媒婆却一直盯着詹善政看，心中疑惧越深，冲口问道：“他姓杨的要把我们婆媳怎么样？”

    “嗐！”袁来保大感困扰，误会越弄越深，忍不住发了脾气，“沈媒婆，你这个人怎么不通气？我好意劝得他来替你缴赎罪银子，领你出狱，还要送你回余杭。你不但不领情，还瞎起疑心，真正岂有此理！”

    这在沈媒婆听来，越发是个骗局了。“杨家跟我们是冤家，”她说，“哪里有这样好的事，肯替我们婆媳缴赎罪银子，还送我们回余杭！”

    “这有个缘故，”袁来保立即解释，“杨乃武跟你们婆媳，要放一起放，杨家为了他们自己，所以不能不帮你们的忙。这你该明白了吧？”

    “还不明白。”沈媒婆摇摇头，“姓杨的已经放出去了！”

    意思是既说要开释一起开释，则杨乃武又何能先出狱，可见得是谎话。世上有如此难缠不明的人，袁来保火冒三千丈，懒得再理她，转脸对普恩说：“普二爷，你听见了！这个妇人刁恶得很！既然她不识抬举，请你仍旧收监。我负责，等把今天的事料理完了，明天我具结来领人，领出来拿她递解回籍！”

    普恩心想，递解回籍要有浙江巡抚衙门的公事，顺天府才能受理，开始将犯人解送出境，然后一站一站递相解送，直到犯人的原籍为止。不过，沈媒婆不会懂这套公事上的手续，不妨吓吓她。

    于是喊一声：“沈喻氏！”又说：“这位浙江派来的袁大爷的话，你听见了？”

    “是！听见了。”

    “你知道什么叫递解回籍？是当犯人那样子押解回去。到了一个县份，先拿你过堂，下监狱，第二天早晨放出来，再过堂，方始解走。到了下一县，又是这样。公事公办，毫无通融！我真不明白，你何苦敬酒不吃吃罚酒？”

    到得这时候，沈媒婆才知道自己的态度太硬了一点，便赔笑说道：“我也不是不识抬举，敢得罪那位袁大老爷。不过，不大相信杨家，只怕袁大老爷也不大清楚，我们两家的怨，结得多深！”

    “你的意思是，不相信他，”普恩指着詹善政说，“是杨家派来的人？”

    “不是不相信，是不认识。”

    “那容易！”普恩问，“杨乃武你总认识啰？”

    “烧了灰也认得。”

    “那就叫杨乃武来证明！”普恩大声说道，“把杨乃武找来！”

    杨乃武与小白菜见面，也正是詹善政要极力避免的事，所以他很着急地说：“不行！不行！”

    话说得急了些，普恩认为太不礼貌，不由得大为光火，拍着桌子，大声呵斥：“什么不行？”

    “噢，老爷不要生气！”詹善政急忙解释，“杨乃武跟葛毕氏是冤家，见了面会吵架，替老爷添麻烦。”

    “这话实在。”袁来保替詹善政说好话，“普二爷，他绝无不逊之意，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经过这番折冲，普恩的气是消了，杨乃武也已经走过来了。

    杨乃武倒不是普恩派差役催请来的，而是遥遥望见局面僵持，不知是何缘故，自动出面了解一下，当然也有帮着设法解决难题的打算在内。

    这一出面，立即引起在场所有的人的注目。詹善政见此光景，不但着急，而且也痛苦，因为杨乃武那一瘸一瘸、步履艰难的样子，看在眼里，于心不忍。

    因此，他毫不迟疑地迎了上去，扶着杨乃武说：“姐夫，你不息一息，出来做啥？”

    “你们在那里讲什么？”

    “说来话长！总而言之，是一点点麻烦。不过，马上就要弄好了，你先请进去坐一坐，息一息。”

    说着，詹善政又将杨乃武送回屋里。等回到原处，情势急转直下，沈媒婆已经肯认沈妈做妹妹了。

    这因为第一，是袁来保的申斥，与普恩以威吓作开导所生的效果；第二，看到詹善政将杨乃武扶回去，证实他们确是至亲，疑虑消失，才是她能放心的主要缘故。

    可是第二个难题又来了。杨乃武要送回去，沈媒婆与小白菜也要安置。去安置的客栈，是詹善政所订，必得他去料理。而杨乃武既不便托袁来保送回家，更不敢叫沈妈陪送。分身乏术，詹善政大感踌躇。

    这番为难的情形，还不便明说，袁来保却在催了，“走吧，走吧！”他说，“还等什么？”

    詹善政无奈，只能叫沈妈暂且陪着沈媒婆与小白菜，自己先去扶着杨乃武，出了刑部边门，安顿在车子里，然后再回来招呼。谢了袁来保，男归男，女归女，两辆篷车直向东河沿而去。

    先到安置沈媒婆与小白菜的客栈，下车交代过了，沈媒婆却不肯放詹善政，“詹少爷，承你的好意，拿我们婆媳安置在这里。不过，”沈媒婆对常人感到为难的事，向来能顺利出口，“詹少爷，你救人要救彻底，我们婆媳举目无亲，你就是亲人，说不得一切都要赖在詹少爷你身上了。”

    “怎么？”詹善政诧异，“你的话我不懂。”

    “那就再说明白一点，詹少爷你还不能走。”

    “为什么？”

    “为的是有几件事要跟詹少爷说——”

    “不，不。”詹善政打断她的话，“回头再说，我先要把人送回客栈。”

    “我知道，杨太太在等杨大爷，当然要先送回去。不过，詹少爷，我们先小人，后君子，情愿话先说明白，耽误了杨大爷的工夫，我等等磕头赔罪。”

    “我也不要你磕头赔罪，不过，我也没工夫跟你多说。”詹善政灵机一动，对沈妈说，“你在这里当‘押头’，回头我来接你。”

    沈妈对这位舅少爷十分信任，唯言是听，当然就说：“好的！我在这里陪我这位干姐姐。”

    原来沈媒婆与沈妈在车子里已经认了干姐妹，詹善政急于脱身，不暇细问，只说：“好，好！你们先叙叙。”

    其实沈妈已经劝过沈媒婆，不必强留詹善政，有她在这里暂且相陪，尽可放心，詹善政决不会留下不管。但沈媒婆却有不便说的话，必得逼一逼詹善政。此时沈妈已经看出她的为难，所以赶紧将詹善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舅少爷，倒不是她怕你不再管她，实在是连吃晚饭的钱都没有！”

    “噢，噢！这是我疏忽。”

    原来京师的客栈分为两种，一种是食宿全备；一种是供宿不供膳。詹善政替沈媒婆订的是后者，膳食自理。如果是体面客人，客栈伙计当然可以代为叫茶叫饭，柜上记着账连房钱一并计算；而这两位堂客，甫经出狱，又是詹善政代订的房子，并未交代垫账，店伙怕赔累，不肯替她们担待。这就是沈媒婆的难言之隐。

    当下詹善政掏了五个银圆，由沈妈转交，才得脱身。沈媒婆见了这白花花的五块银洋，亦就精神抖擞了。“干妹妹，你不要说我馋！”她说，“监狱里，天天盐菜黑面馒头，吃得我肠子里的油都刮干净了！

    今天要好好吃一顿了。”

    于是叫了伙计来，取一块银圆吩咐他去备饭。问她喜欢吃什么，她想得到的，只有两样东西：红烧肉、白米饭。

    “那么，侄媳妇呢？”沈妈问。

    她口中的侄媳妇，当然是指小白菜。她茫然地答说：“我不知道要吃什么，想不起！”

    这是实话，三年多以来，除了押解进京那一段日子以外，她没有在外面吃过饭，有些什么好吃的食物，一时真的想不起了。

    “少奶奶，”店伙说道，“你只说，吃面、吃饼、吃饺子，还是大米饭？我替你支配。”

    “我不知道，什么都可以，只要吃饱就好！”

    这一句“只要吃饱就好”，听来令人酸楚，沈妈忍不住说了句：“每样都来一点好了。”

    “是了！”

    不一会儿，店伙带着饭馆里的小徒弟，提来一个大食盒，内有酱猪肉、白米饭，一个炒合菜带帽，一大盒酸辣汤，八张家常饼，四十个羊肉白菜馅的饺子，还有一碗把儿条的炸酱面。

    “恐怕吃不下，没有敢多要！”店伙算账，这一桌子的食物，合起来才八毛七分钱。

    “来，来！趁热。”

    沈媒婆说得一声，先坐了下来，扶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埋头大嚼，小白菜却似乎胃口不开，撕了点饼，慢慢在口中咀嚼，眼睛望着菜碗，不知在想些什么。

    “吃嘛！”沈妈对她颇有怜惜之意，不断地夹菜到她面前的碟子里。

    吃完一大碗白米饭，又找补了一张饼，十来个饺子，沈媒婆摸摸腹部说：“总算吃饱了！”

    相形之下，小白菜就吃得太少了，半张饼都未吃完。沈妈对她颇有好感，格外关切，问她是不是吃不惯面食，要不要也像她婆婆那样来碗米饭。她的回答是：吃不下！

    “已经出来了，你还愁啥？”沈媒婆劝她，“你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转来，就可以掼开了！”

    “如果说是一场噩梦，梦也做得太长了！”小白菜轻声自语，“三年多！我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的。”

    “既然熬过去了，就出头了！”沈妈也劝，“心思放宽来！”

    小白菜不作声，好久才说了句：“以后的日子，也不知道怎么过？”

    这句话触动了沈媒婆的心境，脸上即时也出现了犯愁的神情。而沈妈自己是仆妇的身份，什么忙都帮不上，当然也就没有资格说什么劝慰的话。因此，屋子里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三位用完了吧？”店伙进来问话。

    “吃完了！”沈媒婆说，“剩下来的东西，替我留一留。”

    店伙答应着收拾了桌子，泡上一壶茶来。沈媒婆在这段辰光中，已想好了几个主意，要跟沈妈商量，甚至托她帮忙，所以格外笼络，“干妹妹”长、“干妹妹”短的，十分亲热，倒害得沈妈有点局促不安了。

    就这时候，詹善政又来了。沈媒婆一见先道歉：“詹少爷，实在对不起。我真正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过，不知者不罪！詹少爷请你不要生气！”

    “好说，好说！事情过去了。现在，我来交代交代清楚，说过的话，一定算数，把你们婆媳送回余杭。

    不过，这件事要有工夫去办，这两天，你们知道的，我也很忙。请你们耐心地等一等。”

    “是的，是的！詹少爷，都靠你费心。你说等几天，就等几天。今天，”沈媒婆指着沈妈说，“我跟我新结的这位干妹妹，十分投缘，想留她住一晚。詹少爷，请你答应。”

    这有点答应不下。詹善政此来，就是为了把话交代清楚，好带沈妈回去，为杨太太供奔走，因而摇摇头说：“这一点实在对不起了。家里好多事要等她去做，明天再来陪你吧！”

    沈媒婆无奈，只得将沈妈放走，但一再坚嘱，第二天一定要来，沈妈身不由主，不敢应承；詹善政无奈，唯有点头允许。

    等沈妈一走，沈媒婆叹口气说：“真是，想想也愁，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法？”

    “我想好了！”小白菜平静地回答。

    “你想好了！”沈媒婆很高兴地问，“倒说给我听听看！”

    “我去做尼姑。”

    沈媒婆一听大惊。她在狱中做过好多种盘算，就是没有将这一情况盘算在内，因此，一时无从置答，愣在那里，半天开不得口。

    “我想过多少遍了，只有这一条路！”

    左思右想好半天，沈媒婆方能说出一句话：“你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

    “我想过多少遍了！前世作孽今世苦，只有修修来世。”

    “来世是来世，享福受罪，哪个也不晓得。我只晓得今世！”沈媒婆说，“日子总要过的，你年纪轻轻，怎么想到这条路上去？”

    “娘！”小白菜噙着眼泪说，“我是死过两三回的人，做人的乐趣，一点都没有了。再说，过日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去做尼姑，靠施主布施，清茶淡饭，勉强活下去。”

    提到“过日子”，沈媒婆觉得话就好说了，“这你倒用不着发愁！我说日子难过，是眼前，回到余杭就有办法了！”她说，“本乡本土，多的是熟人。我还做得动，能够大户人家，穿房入户，挣钱的路道多得很。有你做我的帮手，更加活络。媳妇，你听我的劝，打起精神来，重新做人，好日子还在后头！”

    “不会有好日子——”

    “哪个说？”沈媒婆急忙抢过话来说，“媳妇，你总要把心放宽来想。我现在儿子没有了，你干爷又不中用，我只有靠你——”

    “靠我？”小白菜也打断了她的话，“靠不住的！”

    “靠得住，一定靠得住！”沈媒婆有信心地说，“我们婆媳一场，你靠我，我靠你，只要你听我的话，一定能替小大争口气，把一份人家撑起来。”

    提到死去的丈夫，小白菜不免心中一动，不管怎么说，自己对死者是有疚歉的。如果能有办法可以为死去的丈夫尽点心，弥补自己的疚歉，自不妨考虑。

    这样想着，便不作声。沈媒婆当然知道，这是被说得心思活动了的表示，便越发不肯放松，想一想，很起劲地说出一番话来。

    “媳妇，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你现在的名气好响好响的了！回到余杭，大户人家老太太、少奶奶，都会想认识认识你，听你谈谈受冤枉的苦楚。那一来就有许多生发，譬如卖首饰，卖人参、肉桂这些贵重的药，是没本钱的好生意。一个月做一两笔，就够了！”

    “娘，你也说得太容易！这种贵重东西，要下大本钱，你倒说是没本钱的生意！”

    “自然是没本钱的好生意！我说个道理你听，首饰有珠宝店，人参、肉桂有药行，先去拿了货来，卖掉结账，要什么本钱？”

    “原来是做经纪！”小白菜问，“人家几十两、几百两银子的货色，会放心交给你？”

    “所以要你啰！我，人家不放心，你去就不同了！为啥呢，就因为你是有名气的人了，晓得你有路子可以卖得掉，等于请你做‘跑街’。你想想，我这个道理通不通？”

    话是说得很动听，但小白菜总觉得有些地方很不对劲，只是甫经出狱，换了一个环境，使她分心的事太多，以致一时无法集中思虑，去思索是如何的“不对劲”，因而只有默然无所表示。

    “媳妇，”沈媒婆突然自我纠正，“不对！现在也不是啥媳妇了，是女儿！”

    由儿媳妇变为女儿，关系越发亲密。小白菜固然觉得安慰，但更多的是负荷不胜的责任感。然而她无法辞谢婆婆的好意，总不能说，我只要做你葛家的媳妇，不要做你沈家的女儿！因此，依旧保持沉默。

    沈媒婆却发觉自己在无意中作了一个极好的安排，颇有喜不自胜之感。原来，她的最后打算是把小白菜嫁出去，当然是为富家做妾——甚至杨乃武如果有意，亦不妨考虑，只要大大地换得一笔财礼就行。但将寡媳卖与人为妾，似乎名不正、言不顺，颇有滞碍；认作女儿，则婚嫁唯父母之命，就没有什么可受批评的了。

    于是，她喜滋滋地说：“女儿，你只要听娘的话，包你有好处。你年纪还轻，还有大半辈子的好日子在后头。你先帮我一两年，等我把自家撑起来，我一定替你好好寻一份人家，嫁过去享福！”

    这话说得小白菜一愣，觉得婆婆这个念头匪夷所思。她从来都未曾有再嫁的想法，此刻提了起来，试着去想一想，首先就意识到自己的遭遇，随即自我震动了！

    “谁会要我？”她悲伤地说，“我的命苦！”

    这话说得沈媒婆亦是一愣，自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做了一世的媒婆，竟连这一点都不曾想到，“女儿”不但命苦，而且是极“硬”的命，克夫之外，自己亦受刑伤，而到头是个家破人亡的结局。这是俗语说的“扫帚星”，谁敢亲近？

    转念到此，大为沮丧。不过做媒婆的，不相信会有嫁不出去的女人，更不相信会有嫁不出去的漂亮女人，只是易嫁不易嫁而已。于是她自己鼓舞了。“没有那种话，”她说，“你命中的磨难已经过去，刑克也应过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得多了！”

    接着，她举了好多例子，大多是寡妇再醮以后，如何交了一步“帮夫运”，以后儿女满堂，白头偕老，借以证明克夫只一不再。这些例子，小白菜亦不知是真是假，不过，隐隐地也感到安慰。

    第二天上午，詹善政来了。使沈媒婆感到意外的是，还有“袁大老爷”，当然，他是穿了便衣来的。

    一共一间屋子，小白菜无从回避，也只好腼颜相见。

    等沈媒婆很殷勤地道过谢，詹善政指着袁来保说：“袁大老爷有件事想告诉你一声，你家品莲的棺材，没法子盘回去，想葬在京里。你的意思怎么样？”

    原来这是袁来保昨夜在灯下盘算出来的一个主意。照此办法有几层好处：第一，盘运灵柩，花费甚巨，就地埋葬，无非找块义冢地，草草料理，费用要少得太多；第二，省事多多，而且沿途不受拘束，譬如水路不通，改为起旱，了无窒碍；若有一口尸棺在，即无此方便。第三，如果盘运葛品莲的尸棺回余杭，则老母遗寡，理当伴灵，就怎么样也不能拒绝沈媒婆、小白菜随同回乡的要求了。

    有此三层好处，袁来保决定照此办理。拉了詹善政来看沈媒婆，其实只是关照一声，并非征求她的意见。现在听詹善政是询问的语气，与自己的原意不符，深怕沈媒婆提出异议，势必就要费一番唇舌去说服，岂不麻烦？

    因此，他先发制人地说：“棺材押运到京，是奉旨办事，公家有盘缠发下来。如果运回去，并没有盘缠。这笔费用不轻，我赔不起。如果你们不愿意葛品莲葬在京里，要运回余杭，你们自己盘灵好了！”

    “这个，”沈媒婆大摇其头，“我们娘儿两个跟没脚蟹一样，自己都走不动，哪有力量盘一口灵回去？”

    袁来保不作声，他的要挟已收到预期的效果，下面的话，就得旁人来说，而詹善政亦当然会帮腔，“我看葬在京里也好！”他说，“春秋有人替你家品莲上墓照看，反倒省了你们的事！”

    “哪个？”沈媒婆急忙问说，“哪个替我们品莲去上坟照看？”

    “会馆啊！”詹善政告诉她说，“各省在京里的会馆，都有一块义冢地，同乡到京，倘如一病而亡，家乡没有什么亲人，或者家属没有力量盘灵回去，都葬在会馆的义冢地里。春秋两季会馆值年的执事，一定要去上坟的。”

    沈媒婆生性多疑，心想，一定有啥花样，最好想明白了再说。但小白菜却先开了口，“这样办也很妥当。”她说，“就请袁大老爷费心好了。”

    听得这样说，沈媒婆亦只好同意，不过，不是没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娘儿两个呢？”她问，“是不是跟袁大老爷一起回去？”

    “不是，不是！”袁来保指着詹善政说，“他会替你们安排。你们谈谈，我有事要走了。”

    “慢慢，袁大老爷请留步。”沈媒婆急急问说，“我儿子安葬的事怎么说？”

    “我就是替你们去办这件事！等跟会馆里商量好了，再通知你。”

    说完，袁来保扬长而去。詹善政便坐了下来，谈她们回余杭的事。沈媒婆心里明白，以后一切，至少是在回到余杭以前，全要仰赖对方。事实如此，“冤家”二字，必得丢开了！

    因此，她的态度完全改变，很关切地问：“杨大爷夫妇总算相会了！想来一定是抱头痛哭了一场？”

    “是啊！”詹善政答说，“等于是隔世相逢，哪有不伤心的道理？”

    听他们在谈杨乃武，小白菜觉得刺心，随即站起身来，顺手捡起换下来的一件罩衫，往外走去。这是特意装作去洗衣服，借以躲避。

    詹善政就坐在门口的小椅子上，出门一定要从他身边经过，不知怎么，小白菜突然一阵心慌，手中的衣服掉落在地上，正在詹善政脚边，急忙弯腰去捡，整个脑后便都呈现在詹善政的眼下，只见黑发如云，不施膏沐而自然光亮，衬着她那段白如凝脂的颈项，令人有惊心动魄之感。詹善政不由得在心里说：真是尤物！

    “詹少爷，请你把脚抬一抬！”

    詹善政听她这么说，才发觉自己将她掉在地上的衣服踩住了，“呃，”他歉然地说，“对不起！”

    说着，一面将右足移开，一面也弯腰帮她去捡。无巧不巧，两只手恰好碰在一起，彼此都急忙往回缩，而再伸出手去时，不约而同地又碰在一起。

    这一下，詹善政缩回了手，便不再伸出去了。等小白菜自己捡起衣服出门时，他仍在回味两次肌肤相接，所领略到的那种腻不留手的美好感觉，以至于连沈媒婆说些什么，都听而不闻了。

    “詹少爷！”沈媒婆的声音提高了。

    “噢！”詹善政微微一惊，发觉自己有些失态，不免发窘，搭讪着问，“你在里头，有没有吃苦？”

    所谓“里头”，当然是指刑部监狱。话一出口，詹善政不免失悔，随口抓了一个很不适宜的话题。而沈媒婆却正中下怀，监狱里的情形，自己不便先陈，难得他问起，恰好诉一诉苦。

    “苦啊，苦头吃足。”

    由此开始，沈媒婆便大谈狱中苦况，谈完她自己，又谈小白菜。而语气中不时表示，她们婆媳所遭的是无妄之灾。

    詹善政默然。心里在想，杨乃武不更是无妄之灾？如果不是小白菜诬供，又何至于有此九死一生、倾家荡产的悲惨局面。

    “詹少爷，”沈媒婆终于谈完了，又问到杨乃武，“杨大爷的一条腿，好像坏了！”

    “坏了！”詹善政想发一两句牢骚，但实在不忍责备小白菜，所以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

    “不过，杨大爷是用心思的人，行动不大方便，也不要紧。”

    “话不是这么说。”詹善政不愿多谈，急转直下地问，“你们在京里有没有熟人？”

    “哪里有？”沈媒婆大摇其头，“真正叫举目无亲，两眼漆黑。一切都要靠詹少爷了。”

    “我也很忙，自己有自己的事，你不是不晓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熟人可以投靠，最好自己想法子。”詹善政略停一下又说，“至于回余杭的盘缠，我可以帮个小忙。”

    沈媒婆发觉詹善政的口气变了。本来是一口应承，包送回余杭，现在只是“帮个小忙”，这中间出入甚大，不能不说个清楚。

    “詹少爷，救人救彻，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婆媳只好死在你面前了！”

    话说得如此严重，詹善政的心凉了！本来是想减少点麻烦，如今看来，麻烦不但不能减少，而且如不能当机立断，速作了结，麻烦还会越来越多。

    有此了解，反倒死心塌地了。凝神静思，送沈媒婆回余杭，共有三个办法，第一是仍旧拜托袁来保；

    第二是辗转去求同乡京官，看有什么便人可以带她们回去；第三是拜托会馆想办法。

    袁来保那里，大概没有什么希望；辗转去求京官，亦是很渺茫的事；只有托会馆是条路子。詹善政心想，会馆本有照料同乡的义务，而况，自备盘缠，只要出力，不必出钱的事，总比较好办。倘或不惜小费，能够在会馆司事中“意思意思”，那就更是无往不利了。

    主意是打定了，不过找哪一处会馆，犹待考量。浙江的会馆，除了全省都有份的“全浙会馆”以外，各府各属，甚至大的县份，都有单独的会馆。詹善政最熟的是“仁钱会馆”，仁是仁和，钱是钱塘，即是杭州城厢内外，所谓“附郭”的两县。这两县跟余杭县没有关系，但同属杭州府。再说，只要将沈媒婆与小白菜送到杭州，也就等于到了余杭。

    这样盘算下来，觉得事不宜迟，便起身说道：

    “我们现在就去找人。把你们婆媳俩的事，说定了它，也了掉一桩麻烦。”

    “请问詹少爷，是去找哪一位？”

    “仁钱会馆的赵司事。”詹善政说，“会馆里晓得同乡的情形，哪一个来，哪一个去，倘有靠得住回杭州的人，贴他船钱饭钱，不就把你们婆媳带回去了？”

    “这好！谢谢詹少爷，我们就走。”

    当下将小白菜从走廊上唤了进来，沈媒婆道明动向，交代她看守门户，随即就跟着詹善政走了。

    走到半路，詹善政想起身上不曾带钱，如果谈妥了，当时就把一切费用交了给人家，岂不漂亮？因此，经过自己的客栈，嘱沈媒婆在外稍候，进去将他姐姐叫来，尚未动用的一百两银票揣在身上，顺道买了四色水礼，一直就到仁钱会馆来看赵司事。

    赵司事为人很热心，跟詹善政相交的日子虽不多，但很投机，听他道明来意，一口就答应帮忙。

    “我晓得有两家人家，要回浙江。”赵司事说，“一家是选了云南的知府，老太太嫌路远，又有瘴气，情愿回浙江，船都定好了，大概十天半个月就要动身；还有一家是奔丧回杭州。看看哪家肯做个顺水人情。”

    “那就拜托了，”詹善政说，“应该贴补的船钱伙食，也请你谈好一个数目，决不敢少。”

    “那好说，那好说！我今天下午就去，晚上就有回音。”

    于是詹善政又将沈媒婆送回客栈，及门而止。沈媒婆回到自己屋里，意外地发现沈妈来了。一朝生，两朝熟，彼此都很亲热，真像是多年的干姐妹一样。不过，小白菜却仍旧淡淡的，没有笑容，也不大说话，一副抑郁寡欢的样子。

    “我刚才跟你们舅少爷到会馆里去了。”沈媒婆将赵司事的话，告诉了沈妈，接着又问：“你们呢？

    不晓得哪一天动身？”

    “还早。少爷跟少奶奶在商量，想到哪里去逛逛，散散心。”

    “噢！”沈媒婆很感兴味地问，“你们少爷跟少奶奶见了面，怎么样？”

    听得在谈杨乃武，小白菜又避了开去，沈媒婆和沈妈都以目送。然后，沈媒婆招招手，让沈妈跟她并坐在床沿上，低声交谈。

    “你们少奶奶没有埋怨你们少爷？”沈媒婆问。

    “没有！”沈妈摇头，“吃了这么一场苦头，哪里还好忍心去埋怨他？”

    “这样说，你们少奶奶倒真是贤惠。”

    “少奶奶为人总算不错。”

    “妹妹，”沈媒婆很认真地说，“我问你句话，你要老实告诉我，你们少奶奶提到过她没有？”说着，向窗外指一指。

    “当然提过。”

    “怎么说？是骂她？”

    沈妈迟疑了一会儿答说：“我是去年才到杨家的，我们少爷跟你们那位，当初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大清楚。不过，听我们少奶奶的口气，好像不大高兴。”

    “那也难怪的！换了我也是这样。”沈媒婆又问，“昨天他们夫妇见了面有没有提到她？”说到这里，手又往外一指。

    “没有。不过——”沈妈突然顿住，且有自悔失言的表情。

    “怎么？妹妹，你为啥不说下去？”

    “我是在想，不要再生是非。”沈妈的声音越发低了，“今天一早，我们少爷偷偷问我，你们那位是怎么个样子，恨不恨他？”

    “噢，”沈媒婆将一双眼睁得很大，“还说些什么？”

    “又说，不晓得你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这句话，在沈媒婆更感兴味，不由得就浮起了笑容，“妹妹，”她说，“那么，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说，人家九死一生过来的人，心里是啥味道，少爷想也可以想得到，我不大清楚。至于以后的日子，当然很艰难。”

    “你们少爷呢，怎么说？”

    “他叹口气，又叫我来看看。”

    “原来你是为这个来的！”沈媒婆失声而言，自知失态，急忙往外看时，只见小白菜的影子一闪而过，仿佛掩面疾走的模样。

    原来沈妈跟沈媒婆所说的那番话，声音虽低，无奈“听壁脚”的小白菜，一双耳朵最灵不过，已只字不遗地都听了进去。心里自然是百感交集，且亦深感意外——杨乃武的态度，是她所不曾想到的。

    前一两年，她在狱中念念不能释怀的一件事，就是自己诬咬了杨乃武一口。熬刑不过固然可以作为求恕之词，但论到彼此的情义，这一下纵非恩将仇报，至少是因爱成仇了。

    她深切痛悔的错误是，应该知道吃上这种官司，一定会受刑罪，熬不过刑就一定会乱招，乱招的结果，仍旧不能免除谋杀亲夫的罪名，自己一死之外，徒然连累了别人。既然如此，何不在由余杭解到杭州途中，寻条死路？那一来，至少可以救了杨乃武。换句话说，是为杨乃武而死，他会一辈子想着自己，也就等于活在杨乃武心里了。

    再设身处地为杨乃武想一想，当然会恨！这是何等身家性命出入的大事，岂可乱咬？自己一句话害得他倾家荡产，死去活来，这一份仇恨，哪里是轻易可以忘记的？谁知此刻方始知道，杨乃武不但不恨，反而关心自己往后的日子，他这样的情深义重，越显得自己太对不起人！

    惭感交并，五中如沸，小白菜一颗已如枯木古井，对人世了无生趣的心，突然之间又激动了。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差一点哭出声来。

    这样子让人看到了，很不合适，而急切之间，无处可去，更不敢回自己屋里，唯有急急走避，避到哪里是哪里。

    幸好这座院子里，还有间未租出去的空屋，说不得只好暂躲一躲。而心里依然动荡不已，眼泪无声地流着，衣襟上湿了一大片。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听得伙计带了客人来，这一急非同小可，而要想避出，房门已经让人堵住了。

    “啊，”那客人首先看到，“屋里有人！”

    “没有啊！是空的。”

    伙计一面说，一面进屋，这下，小白菜只能硬起头皮说一声：“对不起！”低着头，往外走。

    客人不明究竟，错愕不已，赶紧闪身避开，同时向伙计说道：“不行，不行！没有逼人家堂客的道理。”

    紧接着转身又对小白菜说：“抱歉，抱歉！你请在这里好了，我另外找屋子。”

    伙计看小白菜梨花带雨似的，十分可怜，落得行个方便，随即也说：“葛太太，你还是在这里坐好了。

    我陪客人另外去看一间。”

    大家都这么说，在小白菜正是求之不得，便低低说一句：“多谢！”依旧转过身去，不肯以正面示人。

    “那是谁啊？”她听得客人在问。

    “是——”伙计的声音模糊，听不清楚，但亦可想而知，是在说些什么。

    这三年多来，小白菜每到一处陌生地方，或者如过堂之类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总有人指指点点，窃窃私议。起初羞惭不安，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久而久之，司空见惯，也就无足为奇了。因此，这时候明知伙计在向那位客人谈她的新闻，亦复无动于衷。不过，经此一打岔，眼泪却已收住，而且心里在想一双眼哭得又红又肿，见不得人，不能再哭了。

    哭虽不哭，想还是在想，从初识杨乃武开始，一直想到在杭州的幽会，心里又甜又酸，不辨是何滋味，当时也不辨身在何地。

    “咦！你在这里！”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将小白菜从遥远的回忆中拉了回来，一惊之余，定定神才看出是她婆婆。

    “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叫我好找！”

    小白菜没有接沈媒婆的话，只问：“干娘走了？”

    “干娘”是称沈妈。沈媒婆答说：“走了好一会儿了。吃人家饭，身不由己。”

    小白菜没有作声，跟着沈媒婆回到自己屋里，有句话想问不敢问，坐在那里发愣。

    “要吃饭了。”沈媒婆说，“你想吃啥？”

    “我不饿。”

    “我也不饿。那就将就点吧，昨天晚上还有剩饭剩菜。”沈媒婆叹口气说，“日子难过！只有出账，没有进账怎么得了？”

    这又是小白菜所无法接口的一句话，唯有仍旧保持沉默。

    “你晓不晓得，你干娘今天为啥来的？”

    这正是小白菜想探问的一件事，便引逗着答说：“她吃人家饭，身不由己，总是有啥事情来的吧？”

    “一点不错！”沈媒婆说，“只怕还是你想不到的一件事。”

    “呃！”小白菜顺口附和，“我真想不起，他们杨家有什么事，要叫干娘来说？”

    “告诉你吧，是杨大爷叫她来看看我们。”

    沈媒婆一面说，一面注意她的表情。意料中一定会吃惊，哪知小白菜已知其事，就不会觉得诧异——这一来，倒是沈媒婆诧异，定睛细看，看出异状来了。

    “你哭过！”

    小白菜料知瞒不住，点点头承认，不过不肯透露哭的原因，只说：“一时想起来心里难过。”

    “哪个心里不难过？”沈媒婆说，“不过，杨大爷不记我们的恨，这很难得，我们也可以看开一点了。”

    小白菜想问下文，又不知如何问法，思索了一会儿，故意这样说：“哪个晓得他是不是真的不记恨？”

    “当然是真的。”沈媒婆停了一下问，“女儿，你记不记杨大爷的恨？”

    “我恨他做啥？我只觉得——”她的话没有完，而语气很清楚，不但不恨，反觉得愧对杨乃武。

    “这样说起来，你跟杨大爷见一面也不要紧！”

    沈媒婆尽量将语气放缓，仿佛无所谓的一件事，而小白菜却惊异了，“见一面？”她问，“这是哪个的意思？”

    “自然是杨大爷的意思——”

    原来沈妈妈此行的本意，就是受了男主人的嘱咐，来探询口风，有没有跟小白菜见一面的可能。此事并无结果，因为沈妈顾虑到杨太太知道了，自己的饭碗都会不保；而沈媒婆因为不能确知小白菜的意向，也不敢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所以话到一半，就没有再谈下去。

    如今沈媒婆已经了解她的心境，认为安排她跟杨乃武见一面是可能的。而这一番见面，杨乃武自然会问到她以后如何过日子，如果她肯开口，跟人家要一笔不小数目的款子，也是办得到的。所以沈媒婆对这件事，一下子变得很起劲了，只是不便露在表面而已。

    见小白菜沉吟不语，沈媒婆便又怂恿，“见一面把事情弄清楚也好。”她说，“你当初也是万不得已，心里的苦衷，也不妨跟杨大爷说一说。苦水吐过了，心里就舒服了。”

    这几句话，正说到小白菜心坎里，当即问道：“怎么见法呢？”

    “这，我跟你干娘去商量。”沈媒婆说，“总要避人耳目才好。”

    话是这么一句，细细想之，却是困难重重，自己这方面还好办，杨乃武甫经出狱，又瘸了一条腿，杨太太怎么敢放丈夫一个人出门？再说，杨乃武又有什么理由，说要一个人出门？

    “算了，算了！办不到的事，娘，不要去白费心思了！”

    “你不要管，只要你愿意跟杨大爷见个面，总有办法好想。”

    小白菜不作声，意思是果真想到妥当的办法，跟杨乃武见一面亦无不可。

    到得傍晚时分，客栈的伙计走了来，进屋先赔笑，又有些踌躇之意，仿佛有事不便启齿似的。

    这个伙计姓王，沈媒婆便问：“老王！你不是有话要说？”

    “是，是！”老王格外恭敬，尊称沈媒婆为“老太太”。他说：“有个客人，有点儿冒昧，要来看老太太，有点事谈。这件事谈成功，倒也是好事。”

    “噢，什么好事？”

    老王看了小白菜一眼说：“这位客人，葛太太也见过。就是早晨要住那间空屋的那位客人。”

    “谁啊？”沈媒婆莫名其妙。

    小白菜却不暇理会她婆婆的话，只觉得那位客人很能体恤人，印象不坏，所以问说：“那是怎样一位客人？做什么行当？要来看我们，是什么事？”

    “他姓葛，上海来的。为人很好。”

    沈媒婆不怕见任何陌生男人，便转脸问小白菜：“你看呢？”

    “见一见也不要紧。”小白菜说，“那位客人不像坏人。”

    “不是坏人，不是坏人。”老王很起劲地说，“我去带他进来。”

    带进来的这个人，约莫三十出头，穿一件西洋呢的衬绒袍子，戴一副金丝眼镜，生得眉清目秀，是个很体面的读书人的样子。进门一揖，自己报姓：“敝姓侯！”

    原来姓侯，与老王所说的不同，想来是他听错了。沈媒婆听到姓侯的浙西口音，便有亲切之感，很客气地说：“是侯少爷，请坐、请坐！”

    “不敢当！我叫侯勋，叫我名字好了。”

    “没有这个道理——”

    “娘，”小白菜插嘴，“人家是文墨先生，叫侯先生好了。”

    “对，对！侯先生！”沈媒婆问，“是哪里人？”

    “我是浙江嘉善人。”侯勋答说，“嘉兴过去，靠近松江的嘉善。”

    “我晓得，我晓得，大家同乡。”

    “是！”侯勋视线落到小白菜身上，“这位我刚才见过。冒昧得很，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沈媒婆亦不知该让侯勋称她什么，只说：“从前是我媳妇，现在是我女儿，我姓沈。”

    “那，我应该叫沈小姐！”侯勋说着，又是一揖。

    小白菜自己都不曾想到，忽然会变成“沈小姐”，但此称呼虽是第一次入耳，却绝无不接受的道理，腼颜答一声：“侯先生。”

    “刚才老王来说，侯先生要来看我们母女，不知道有啥贵干？”

    “说来话长，不知道沈太太有没有工夫听我细谈？”

    “不要紧，你说好了。”

    一旁负责引见的老王，是得了侯勋丰厚的一笔小费，自觉有责任替他把这件事办妥。此刻听得沈媒婆愿意与侯勋长谈，自己的责任便已尽到，便插进来说：“请侯老爷跟沈太太谈谈，我去沏茶。”

    等老王拿着茶壶离去，侯勋先自介身份：“我是上海申报馆的访员——”

    “什么？”沈媒婆问。

    一开始交谈便很吃力了。沈媒婆和小白菜都不知道什么叫“申报馆的访员”，侯勋得从《申报》谈起。

    解释了好半天，沈媒婆恍然大悟地说了句：“啊！原来是‘卖朝报’的！”

    “卖朝报”是浙西的一句俗语。这可不是一句好话：凡是公然道人长短，四处宣扬别人的丑闻，名为“卖朝报”。侯勋当然也懂这句俗话，深怕引起误会，赶紧要作解释。

    “沈太太，你不要当我是‘卖朝报’的！你们小姐这件遭冤枉的案子，我们《申报》登过很多，都是帮你们说话，骂浙江巡抚、余杭知县草菅人命，太没有道理。决不是说你们的坏话。”

    何谓“草菅人命”，沈媒婆不懂，但侯勋所表白的意思，是可以了解的，便归总问一句：“你是帮我们的？”

    “对，对！一点不错。我跟我们的《申报》，都是帮你们的。今天我的来意，亦是如此。”侯勋看了小白菜一眼，接着又说，“刚才我听老王谈起，才知道沈太太、沈小姐住在这里，实在幸会之至。我想，沈小姐吃了许多苦头，真正是无妄之灾，心里一定有许多苦楚要说，是不是？”

    “是啊！”沈媒婆说，“一个人有苦楚，总要跟哪个诉诉苦，心里才好过些。”

    “我的来意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跟别人诉苦，听到的只有一两人，如果跟我说了，我拿它登在报上，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晓得你们的苦楚。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这一下，沈媒婆算是完全了解了侯勋的来意，当即转脸问小白菜：“你看呢？这位侯先生倒是一番好意。”

    小白菜不即答言。她跟沈媒婆的想法不同。能替她诉诉苦，自然是件好事，可是牵涉到她跟杨乃武的那段私情，就不是好事了，因而迟迟未答。

    “沈小姐，”侯勋直接向她下说服的功夫，“你在受冤枉、吃苦头的时候，心里一定有个想法，总有一天要把那些贪官的胡作非为，好好儿说一说，让大家晓得，那些人是怎么样的可恶！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你要说出来，越详细越好。那一来，让贪官污吏知道，他们做的坏事，迟早会掀开来；一掀开来，朝廷会查问，上司会追究，千千万万人会骂，不但麻烦多多，而且走出去面上无光。那就会觉悟，坏事做不得。

    沈小姐，你想想，这不就可以平你心里的气了？”

    “嗯、嗯！”小白菜把他这番话都听了进去，愿意跟他合作，但仍有一层不便启齿的顾虑，就是怕提到她跟杨乃武的私情。

    正在这迟疑未答之际，詹善政到了，一见有生客在座，不觉一愣。沈媒婆便替他们引见。侯勋不知道詹善政是杨乃武的至亲，而詹善政得知侯勋的身份以后，却颇为紧张，所以寒暄过后，急忙将沈媒婆邀到一边，询问侯勋的来意。

    “他是什么访问员，说要把我们两家遭冤枉的事，写下来去登报。”

    “这，这可不能乱说。”詹善政低声答说，“我来对付他。”

    沈媒婆点点头，走回去先向小白菜作个示意戒备的眼色，然后静静地坐着，看詹善政的动静。

    “侯兄，”詹善政说，“实不相瞒，杨乃武就是我的姐夫。这件血海沉冤，我完全清楚，有什么话，问我好了。”

    “啊，啊，失敬，失敬，”侯勋惊喜交加地，“幸会之至。”

    彼此作了一番寒暄，詹善政表示，一时无法详谈，愿意做个东，杯酒之间，细谈这桩冤狱的前因后果。

    那位不速之客，有些结果，颇为欣慰，暂且告辞，约定第二天去拜访詹善政。

    接着，詹善政道明来意。原来仁钱会馆的赵司事，为了沈媒婆与小白菜搭便船回乡的事，奔走了一下午，已有结果，詹善政就是特地来报信息的。

    “你们的运气很好。两家都很乐意带你们回浙江，现在倒是要让你们自己挑了。”

    听这一说，沈媒婆喜出望外，满面含笑地说：“多谢，多谢！詹少爷请你说说两家的情形看。”

    “一家是奔丧回杭州，姓朱，是大官，老太太在杭州中风故世了。朱家全家大小都回杭州，人很多，行李也不少，一共要用到四条船，不在乎你们婆媳两个。不过，”詹善政说，“朱家小少爷、小姐很多，在京里用的两个老妈子，都不肯到南边，所以路上要帮帮他们的忙。如果大家合得来，到了杭州，你们愿意在朱家做下去，也是可以的。”

    沈媒婆心想，这是等于在朱家做仆妇的“替工”，心里就不大愿意，不过表面不露，依旧带着笑容问道：“还有一家呢？”

    “还有一家是湖州人，姓刘，在工部衙门当差，放到云南去做知府。‘云贵半片天’，老太太怕到了那里回不来，不肯去，决定回湖州，正要人做个伴。不过，她是回湖州，到了嘉兴，就要分路了。”

    “那倒无所谓。”小白菜接口说道，“到了嘉兴，离余杭也就近了。”

    听这口气，她是愿意跟这一家回浙江。沈媒婆也觉得刘家比朱家来得合适，不过，还有许多情形要打听清楚。

    “这位老太太，脾气好不好？”

    “吃素念佛，人最和气不过。”

    “那，”小白菜说，“娘，就是这一家吧！”

    沈媒婆使个眼色，示意不必匆匆做决定，然后又问詹善政：“这位老太太多大年纪了？”

    “六十多岁。听说身子很健旺。”

    “那么，哪个送她老人家回去呢？”

    “是她家大少爷。”詹善政说，“今年丙子年，他家大少爷本要回浙江去乡试，正好送老太太回家乡。”

    “噢！”沈媒婆有些踌躇难决，回詹善政说，“詹少爷，你看路上平安不平安？”

    这一点正说中詹善政的顾虑。他跟袁来保的想法差不多，小白菜的名气太大了，这一路回去，说不定就有人会起坏心骗拐诱引，惹出许多是非。朱家人多势众，本人又在船上，若有事故，可以请地方官帮忙；刘家一位老太太，一位年轻的公子哥儿，是不是能应付得了意外事故，大成疑问。

    因此，对于沈媒婆这一问，他不敢作肯定答复，只说：“那要你自己定主意。人有旦夕祸福，哪个也不敢说。”

    “那么，”沈媒婆又问小白菜，“你看呢？”

    经过狱中磨炼的小白菜，已大非昔比，参透世味，心思变得很深沉了。从她婆婆与詹善政的对话中，听出来他们所顾虑的旅途上有是非，有意外，并非指一般行旅遇盗而言，是因为她的名气太大，正如俗语所说的“树大招风”，会惹来地痞流氓的骚扰。

    果然如此，自己首先要顾念的，就是不应该让人家受无妄之灾。细细想去，这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只在彼此谨慎而已。

    于是她说：“‘行船骑马三分命’，一切都要靠运气。至于闲是闲非，只要自己小心，不去惹它就是了。不过，詹少爷，有一点，一定要请你跟刘老太太说清楚，我是苦命人，她如果嫌我不吉利，千万不必勉强，请她千万不要以为人情面子拘在那里，不好意思回绝。那样子不舒服在心里，一路上相处不来，反倒会出事。”

    詹善政听她这番话，颇为惊异。原以为小白菜知识浅薄，根本谈不上见解，如今才知道她人情练达，宅心仁厚。这样一个人，又何至于如此苦命？一面想，一面不自觉地将视线盯在小白菜脸上。

    起初，她并没有发觉他内心有很深的感触，只以为他在考虑她的这番意思，是不是可以向刘家直言不讳。因为她知道他的想法与自己是不同的。在他，只求有个人能将她们婆媳送回浙江，便能卸脱仔肩，因此，凡是会使刘家发生疑虑，可能推翻承诺的话，他是不一定肯说的。

    可是，等他一双眼只瞅着自己，而且眼中有种愁苦同情的表情，她才知道自己的想法错了。他此时并没有想到刘家，不知道是在自己身上想些什么。

    意识到此，她亦不辨自己心里是何感觉，只是将视线避了开去。而冷眼相看的沈媒婆，不但旁观者清，而且做媒婆的看惯了这种眼神，心里不觉一动，看来詹善政倒颇有怜惜之意。可惜他是杨家的至亲，不然倒也很可以谈谈“女儿”的终身。

    “詹少爷，”小白菜觉得这份沉默，颇为难堪，所以催问，“你看我的意思怎么样？”

    “噢，”詹善政发觉自己失态了，定定神正色说道，“你的这番意思很好。不过，我觉得与其我去说，不如你自己去说。”

    “怎么去呢？”小白菜问道，“冒冒昧昧去见人家老太太？”

    “有赵司事引见，也不算冒昧，人总有见面之情，而且，我想，刘老太太也一定会欢迎你。”

    “何以见得？”

    詹善政笑笑不答，沈媒婆却认为他这个主意很好，可以看看刘老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脾气乖张，架子很大，就算人家中意了，自己这方面还得考虑呢！

    “詹少爷，要拜托人，理当先去见一见。”她问，“什么时候去？”

    “这要等我问了赵司事再说，我看最快也得后天。”

    “好的。明天等詹少爷的回信。”沈媒婆说，“我也想早点动身。住在这里，心里七上八下，真不是味道。”

    “你们又何妨出去散散心？”

    “詹少爷说得好！”沈媒婆苦笑着说，“第一，两眼漆黑，一出门连东南西北，方向都认不清楚；第二，出去要用钱，还不如省省呢。”

    这也是实话。詹善政心想，若无表示，劝她们“出去散散心”这句话，便成了不负责任的口惠，小白菜心里一定会起反感，何苦平白给人一个坏印象？

    念头还没有转完，已经定了主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取出两张五两的银票，放在桌上，平静地说：“我送你们十两银子，明天去逛逛庙会，买点小东西，带回余杭，不管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好的。”

    “这——”沈媒婆喜出望外，但又觉得应该说两句客气话，便一手按着银票，作个往前推的姿势，口中说道，“不好让詹少爷破费，请收了回去，请收了回去。”

    话虽如此，手却不松。这就连小白菜都看不过去了，“娘！”她说，“你也不要客气了，反显得不诚恳。”

    “对了！”詹善政说，“阿嫂的话不错。”

    这“阿嫂”二字，落入小白菜耳中，颇有异样的感觉。不由得抬眼相看，正好触及詹善政的视线，两人都是一惊，也都很快地避了开去。

    “既然詹少爷也这么说，我就老老脸皮收下了。”沈媒婆满面含笑地说，“多谢，多谢！”

    “谢什么？”詹善政说，“京里庙会很多，有的逢二、五、八，有的逢三、六、九，几乎天天都有。

    你们明天问问这里的伙计，请他们派个小徒弟，领了你们去。”

    “我晓得，我晓得！”沈媒婆问，“詹少爷明天啥辰光来？”

    “总在下半天。”

    “好！那么明天下半天等你的大驾。”

    于是詹善政作别而去。沈媒婆少不得还要跟小白菜商量，她劝“女儿”见了刘老太太，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免得好事落空。小白菜不以为然，不过也没有跟她争辩，含含糊糊地答应着，决定见了面还是照既定的主意行事。

    第二天，沈媒婆起得很早，将小白菜唤醒了，催她洗脸梳头，匆匆吃过早饭，换了衣服，带上那十两银子的银票，预备去逛庙会。哪知正在跟老王打听路径时，詹善政到了。

    “还好，你们还没有出门。”他一见面就说，“刘老太太那里约好了！赶快去吧，不要让人家多等。”

    “这么快！”沈媒婆诧异地说。

    不过，詹善政却不能陪着沈媒婆与小白菜去看刘老太太，因为他另外有事，同时这也没有必要，有赵司事带领就够了。

    “赵司事在仁钱会馆等，我派人带你们去看他，他会安排一切。”

    詹善政是带了一个听差来的，当时便作了交代。等沈媒婆与小白菜一走，他随即找到客栈的伙计老王，烦他先容，去拜访侯勋。

    侯勋正在替《申报》写标题叫作“都门近事”的新闻信，一见詹善政，大为高兴，也非常客气，关照老王买好茶叶，装果碟子，殷勤得很。

    “侯兄，彼此都在客中，不必费心！”詹善政问道，“我也听人说道，《申报》登过好些新闻，说杨乃武是冤枉的，不知道这些报纸还在不在？”

    “在，在，怎么不在？不过，我手边没有。詹兄如果想看，我可以写信回报馆，补齐一全份，奉送。”

    “谢谢，谢谢！”詹善政指着桌上说，“侯兄是在给报馆写信？”

    “是的。我是访员，报馆里给了川资要我到京里来看看，总该有点新闻写回去。”侯勋拿起已写好的三张纸交了过去，“老兄不妨看一看。”

    詹善政正中下怀，欣然接过。只见绿格子的连史纸上，一笔《灵飞经》的小楷，真是字如其人，秀气得很，心里对侯勋便又增加了几分好感。

    看他写的“都门近事”。第一条就标出“小白菜丰姿如昔”，正文是用侯勋自叙的口气，说他于某月某日抵京，投宿的逆旅，正好也就是小白菜出狱暂住之处，冒昧相访，居然得以见到小白菜与她的婆婆。

    接着描写他对小白菜的印象，说是丰腴白皙，并无憔悴之色；态度沉静稳重，不像蓬门碧玉。不过眉宇之间，总不免郁郁寡欢，这也是历尽沧桑以后必有的神情。

    接下来，侯勋自道还有意外的发现，是杨乃武的一位至亲，正好去访晤小白菜，此可以看出，对这桩冤狱，杨、葛两家是彼此谅解的。最后用兴奋的语气说，杨乃武的那位至亲，已经允诺，改日详谈这桩冤狱的前因后果，相信必有许多未经人道的内幕，而以“容后续志，读者拭目以俟可也”这么一句套语作结。

    “侯兄，”詹善政有些紧张，“这后面一段，请你不要写上去。”

    “噢，”侯勋一愣，“请问，有什么关系？我自己觉得并没有不妥当的地方。”

    “不是别的，现在舍亲最希望的是清静，最好平平安安回到家乡。如果报上一登，到处有人注意，行踪就处处受拘束了。”

    这也是一个理由。不过侯勋难得有这样一条好消息，要他放弃，实在舍不得，因而踌躇不已。

    为了希望换取更多的“独特之秘”，侯勋终于忍痛牺牲，当时便提起笔来，将有关詹善政的那段记载，一笔涂消。

    他这样做法很聪明。原来詹善政此来，有件令侯勋意想不到的事要谈，杨乃武不仅愿意合作，细谈他亲身经历的冤狱，而且愿意亲自执笔。不过杨太太对此事不以为然，她的顾虑是，有些事于名誉有损，或者伤害到他人，仍以保持沉默为宜。因而夫妇之间起了一场争辩，杨乃武表示他要亲自执笔，正就是想到有些事可写，有些事不可写，主宰在己；而杨太太则认为到时候会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倒不如根本不插手，是免除烦恼的唯一良方。

    不过，做妻子的亦能想到，丈夫受此人世罕有的酷遇，有着无数的冤屈待诉，平常人稍稍受了欺负，还得找个人谈谈，心里才会舒服些，何况是这样一桩几乎万劫不复的沉冤。所以到最后是自己让步了。

    不过，不是无条件的让步，她要詹善政跟侯勋好好谈一谈，如果彼此有诚意，能合作，不妨作进一步的接洽，否则还是以不招惹为妙。

    所以，刚才詹善政要求侯勋删掉有关他的记载，等于是一种考查。如果侯勋坚持己见，则詹善政就会大起戒心，有所保留。现在侯勋既然是一种合作的态度，又看他为人温文尔雅，是信赖得过的样子，当然就谈得下去了。

    “侯兄，”他问，“我不知道你打听了舍亲的情形以后怎么样，是不是写下来登在报上？”

    “是的。”

    “既然如此，别人写好了交给你不也是一样吗？”

    “那当然也可以。不过，有两点：第一，别人写的确实不确实，我不知道，最好是能让我当面见令亲一面，听他亲口叙述。第二，说实话，消息有个写法，要写大家关心的事，不相干的事可以不写；有关系的事，一定要写得详细。我怕别人不懂这个窍门，写出来不合用。”

    “你的两个疑问，我可以答复你：第一，事情写得确实不确实这一点你很可以放心，会写得比你自己问过舍亲再写下来还要确实——”

    “噢，”侯勋不信其事，急忙插进去问，“为什么呢？确实不确实，我听了令亲的话，据实记载，为什么会不如别人？”

    “此人非别，就是舍亲。”

    此言一出，侯勋惊喜莫名，“原来令亲预备亲自现身说法？那，”他情不自禁地说，“那正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听老兄这么一说，第二点好像也不必回答了。”

    “是，是……令亲肯亲自执笔，那太好了，太好了！”侯勋略停一下又说，“足下能不能为我引见，我想去拜访令亲。”

    “好，好！不过今天不行，舍亲要去看医生，等我回去商量一下，定个时间再通知侯兄。”

    “专诚奉候。”侯勋又问，“令亲是何贵恙？”

    “无非刑伤。”詹善政叹口气说，“这场冤狱，倾家荡产，革掉功名，落下残疾，虽然得以昭雪，已是非人境遇了！再说，来日茫茫，又不知何以为生？”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侯勋安慰他说，“如今谋生之道很多，总有法子好想，先不必发愁。

    譬如——”

    前面是泛泛的安慰，无足重视，但举例设譬，便值得听一听，而侯勋却又不往下说，詹善政当然要追问。

    “侯兄，好像你有什么法子，何妨说来听一听。”

    “我是一时想到，作为闲谈，如果能谈出点道理来，我们再从长计议。”

    “是！请教。”

    “老兄到上海去过没有？”

    “去过两三次。”

    “最近一次呢？”

    “是在去年进京的时候。”

    “可曾好好逛一逛？”

    “那时候要打官司，何来逛一逛的闲情逸致。”詹善政奇怪地问，“侯兄问这些是为了什么？”

    “如今十里洋场，越发繁华了。老兄在上海如果好好逛过，就会发现，这两年上海的戏班子跟别地方大不相同，通行连台本戏，生意好得不得了。像一本、二本、三本《铁公鸡》，是向大人跟张嘉祥的事迹；

    还有一本新戏，叫作《张汶祥刺马》——”

    “噢，”詹善政接口说道，“这本戏我看过，是七八年前的新闻，那位被刺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原是从我们浙江巡抚调过去的。”

    “一点不错！”侯勋急转直下地说，“我想，令亲的冤狱，已经成了通国皆知的大新闻，如果能够编成新戏，一定很叫座！”

    这真是匪夷所思了！詹善政茫然地想了好一会儿，说出一句来：“用舍亲不幸的遭遇，让人家去发财，这也太无谓了。”

    “不然！只要人家发财，令亲当然有好处。”

    有好处就值得谈了，“倒要请问，”詹善政说，“是啥好处？”

    “这有两个做法，第一，令亲既然是举人，笔下一定很来得，不妨自己编一本戏；第二，接头一家戏园老板，事先讲明白，如果生意好，要分多少钱。”侯勋又说，“如果令亲有意，这件事我可以效劳。”

    “多谢，多谢！说不定要请侯兄帮忙。”詹善政想了一下问道，“舍亲在戏文方面，一窍不通，怎么能编戏？”

    “这，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戏文都有一定的套子，一定的规矩，只要请内行指点一下，就明白了。这一点，请放心，我可以帮令亲一起来编。”

    接着，侯勋谈了许多编戏的诀窍。他的口才很好，深入浅出，听来津津有味，令人忘倦，以致詹善政在他那里逗留得近午时分，方始告辞。顺路去看一看沈媒婆，犹未归来，心想：大概跟刘老太太谈得很投机。看样子事情很顺利，能让她们婆媳早早动身，也了却自己一桩心事。

    确如詹善政所想象的，事情很顺利。原来刘老太太是好热闹的人，而沈媒婆那张嘴，能言善道，哄得那位老太太笑口常开，一下子变成片刻离不得她了。

    小白菜与刘老太太亦很投缘。主要的是她的遭遇令人不能不寄以同情。刘老太太很想细问一问她跟杨乃武的一切，只是初次见面，似乎还不便深谈；留她们吃了饭，殷殷订了第二天再见的约会，方始放她们回去。当然，随刘老太太回浙江这件事，就算定局了，不过，动身却还有待，是因为刘家尽室远迁，刘知府有许多书籍家具，不便带到云南，送回原籍，整理装箱很费事的缘故。

    第二天上午，沈媒婆带着小白菜，应约而至。刘老太太一见面就说：“动身的日子定了，三月初五，还有二十多天。我想，你们住在客栈里，花费也很大，不如搬到我这里住。”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不过沈媒婆做事很老练，觉得一切都是事先说明白的好，所以先赔笑说一声：“多谢老太太。”然后很谨慎地又说：“不过，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不要紧，你尽管说好了。”

    “承老太太看得起我们母女，带我们回去，又叫我们搬来住。在府上，不在乎多两个吃闲饭的人，不过我们母女心里总过意不去，不晓得应该怎么报答？”

    “哪里谈得到报答不报答？一路上你替我做个伴，我就很高兴了。”刘老太太又说，“讲句老实话，我家虽不是什么大富人家，也是有点底子的，湖州的房子很大，要人照应，将来如果你们愿意，索性就跟我到湖州去。你们看，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话说，只要老太太不嫌弃，我们就跟到湖州去服侍老太太。”

    “不是，不是！你不要弄错我的意思，我不是把你们当下人。”刘老太太想了一下，“我另有道理，到时候再说。先谈眼前的事，你们是不是愿意搬过来？”

    “是，是！怎么不愿意。”

    “那么，拣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搬来好了。”

    这在沈媒婆不能不踌躇，因为无论如何要先跟詹善政见个面。想了一下，有个两全之计，将小白菜留在刘家，自己过一两天再搬来。

    于是沈媒婆先回客栈，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等詹善政来会面，小白菜便留在刘家陪老太太。大户人家的规矩，女眷总在晚饭以后，集中在老太太的卧室中，陪着说闲话，是一种承欢膝下之意。这天因为有小白菜在，刘知府的太太、姨太太、大少奶奶，还有两位小姐，全都到齐，为的要听小白菜的故事。

    她是早已意料到，不到刘家则已，一到必有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心里是有准备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都曾经想过。

    能说的是，杨乃武只不过与她是房东、房客的关系。至于从葛小大一命呜呼，报官相验开始，除了要替沈媒婆略略遮掩以外，就没有什么要忌讳的。说到几次受刑的惨状，从刘老太太到丫头、老妈子，无不替她垂泪。

    就算长话短说，也谈到二更天才散，刘老太太吩咐，让小白菜住在她后房，上床以前，又叫她陪着吃消夜，少不得还要闲谈一会儿。

    “我倒问你一句，”刘老太太放低了声音说，“你跟杨举人，到底好过没有？”

    小白菜脸一红，不忍欺骗老人家，点点头，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好过的。”

    “杨秀才为人怎么样？”

    “这，很难说。”小白菜想了一会儿答说，“人很厉害，好些人怕他。”

    “厉害不是心坏，我是说，他对你怎么样，是不是有良心？”

    “是。”

    “那么，你当初有没有想过，你们这样子是没有结果的，让你丈夫发觉了，是件不得了的事。”

    “想过，也商量过。”

    “商量过？”刘老太太吃惊地问，“商量什么？”

    看她的表情，小白菜颇为不安，知道她误会了，赶紧声明：“不是商量别的事，是商量怎么跟我婆婆去说。”

    “噢！”刘老太太不自觉地有种欣慰之感，小白菜并非跟杨乃武商量如何谋杀亲夫，“要跟你婆婆说什么？”

    于是小白菜将杨乃武打算在中举以后，与沈媒婆谈判，送一笔聘金让葛小大另娶，拿小白菜接回家的计划，细细说了一遍。

    “照这样看，杨举人更用不着下什么毒手。”刘老太太又问，“他这个念头，杨太太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而且也是许了他的。”

    “看起来杨太太倒贤惠。”

    “还好。”

    “你见过杨太太没有？”

    “见过。”

    “这一次出来以后呢？”刘老太太问，“有没有跟杨太太见过面？”

    “没有。”

    “杨举人呢？”

    “更没有！”

    “那么，”刘老太太问道，“你想不想跟杨举人见一面呢？”

    这一问，大出小白菜的意外，她从未想得到有人会问这么一句话，因而也就不知道如何回答，必须此刻才去想：自己是不是愿意跟杨乃武见一面？

    可是，她亦立即想到，对于这一问，绝非愿与不愿，一句话可以了结的。若说愿意，也要看一看，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形之下见面；见面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更不能不加考虑。

    于是一时恩怨纠结，心乱如麻，不但理不出一个头绪，甚至连礼貌上应该马上有所回答都记不起了。

    这模样在刘老太太颇感意外，一面看她脸上的表情，一面猜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慢慢地自觉有所了解了，小白菜对杨乃武仍旧保持着极深的感情，只是不便直道愿意跟他见面而已。

    刘老太太这样想着，不由得自己又转念头，何不促成他们见个面？一念未毕，一念又生，既然杨太太亦很贤惠，而小白菜如今又漂泊无依，何不促成她也姓了杨？

    这个念头似乎太不可思议了些！刘老太太自己先泄了气，可是马上又把兴致鼓了起来，不过这一次的想法比较冷静了一些。她在想，杨太太的观感也许改变了，而杨乃武九死一生，都为了小白菜一句话的诬攀，也许恩尽义绝，恨之切骨。如果这样，即使小白菜一片痴情仍在杨乃武身上，依然好事难谐，那就不如不见面为妙！

    她已经想停当了，而小白菜仍旧怔怔地一脸迷惘，这一来刘老太太忍不住要开口催问了。

    “你还拿不定主意？”

    小白菜一惊，茫然地问：“老太太，你说啥？”

    “我不是问你，愿意不愿意跟杨举人见个面？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唉！”小白菜叹口气，“我自己都不知道。”

    “意思是想见个面，不知道怎么才能见得着，是不是？”

    “我想，还是不要见的好。”

    刘老太太认为她言不由衷，只是不便直接指穿，便即问道：“为什么呢？”

    “见一面——”小白菜很吃力地说，“牵丝扳藤地会有麻烦。”

    “你是说，杨举人会找你的麻烦？”

    “不是。”她摇摇头，“他不会找我的麻烦。”

    “噢，”刘老太太越发感兴趣，也越发关心了，“怎么知道杨举人不会找你麻烦？”

    “我知道，他绝不会！”

    小白菜虽然没有说明缘故，但听她的语气，毫无半点游移，知道她另有所见，当然相信她的话，而且颇感欣慰，因为两个顾虑已去其一，只不知另一个顾虑为何？

    刘老太太心里在想，杨乃武的妻子，或许不如她丈夫那么宽宏大量。这一点关系很重要，如果打听清楚，不至于引起杨家夫妻不和，那就不妨设法安排小白菜与杨乃武见个面，再图其他，否则，就不必去管这一场闲事了。

    打定了主意，不再谈下去，而且，也早过了应该归寝的时刻，刘老太太决定有什么话，都等沈媒婆搬来以后再说。

    沈媒婆是早就想好了一套说法的，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从他手里弄些好处。所以等詹善政问到跟刘老太太见面的情形时，她瞒住了彼此投缘的真相，只说，初交之始，大家都很客气。

    “那么，带你们回去这件事，怎么说呢？”

    “那倒是答应了。说本来就是便船，不多我们两个人。我想，我总要尽我的道理，说两句客气话，我说：船是白坐了，饭不好白吃，伙食上头，多少应该贴补。原以为刘老太太会说一声：算了，算了，贴补点啥？哪知道，”沈媒婆故意问一句，“詹少爷，你知道刘老太太怎么说？”

    “怎么说？我猜不到。”

    “她说，随后再算。”沈媒婆紧接着又说，“看样子，到头来还是白吃了人家的，不过，詹少爷，我不能不有个预备。再说，刘家的丫头老妈子很多，人情上也不能不应酬应酬。还有一层，路上要走好些日子，万一有个病痛，总不能说，看病吃药还要人家花钱。而况，人家船到嘉兴，就要另外转船到湖州，我们娘儿俩赤手空拳，怎么办？”

    说来说去是要钱，詹善政当然也是有预备的，不过看沈媒婆说了好些开销，似乎所望甚奢，不免有一番讨价还价。这样一想，觉得原来的主意行不通了。

    他原来是预备送她五十两银子，直截了当一句话，既然看出沈媒婆本意，就得换一个说法，“你晓得的，杨家为这个官司，倾家荡产了，实在没有力量再帮人家的忙。不过，你们婆媳俩的处境艰难，也是实情，我为这件事已经想了又想，现在亏得赵司事帮忙，有了着落，再好不过。”他略停一下说，“我自己带了点盘缠，匀出三十两银子送你。”

    “那真是多谢詹少爷了。不过——”沈媒婆作个迟疑的神态，没有再说下去。

    “你有话尽管说。”

    “叫我怎么说呢？詹少爷这样帮我们的忙，我再争多论少，道理上说不过去。不过，这趟回去重新要做一份人家，这，詹少爷也可以想得到，实在为难。”

    詹善政点点头，不即答话，想了好一会儿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难处比你多得多。这样，我再多凑十两银子给你。”

    “那——”沈媒婆是真的说不下去了。

    詹善政很得意，也很好笑，沈媒婆何必枉费这一番心机？现在较原定给她的数目，反而少了十两银子，他决定私下送给小白菜。

    于是他问：“你媳妇呢？”

    “今天住在刘家。”

    无意中一句话，露了马脚。詹善政心想，若非言语投机，小白菜不会住在刘家，由此可见，沈媒婆所说的话，不尽实在。

    当然，他不必说破，只笑笑说道：“那很好啊！但愿你们婆媳，就此寻着一个好东家，我要走了，下午我把银子送来。”

    话虽如此，人却坐着不动，因为他还在踌躇，思量着如何能与小白菜再见一面，好把另外的十两银子，当面交了给她。

    沈媒婆自然猜不到他的心思，只是礼貌地陪着闲谈，而话题亦就不可避免地问起他的行止。

    “詹少爷，你们哪天动身？”

    “还没有走，不过也快了。”

    “是起旱，还是走运河？”

    “就是为了这一点，动身的日子没有决定，也许既不起旱，也不去运河，是从天津坐海船回去。”

    “那是到了上海再换船？”

    “是的。”詹善政说，“也许就在上海住下来了。”

    “住在上海？”沈媒婆问，“不回余杭了？”

    杨乃武确有这么一个打算。原来他已跟侯勋见过面，谈得相当投机，而且彼此合作之议，也有了变化。

    原来《申报》自英国人美查兄弟在同治十一年创办以来，三年有成，业务蒸蒸日上，除了报纸以外，还办了一份月刊，名为《瀛寰琐记》，专门刊载笔记、小说之类，很受欢迎。不过，文字较深，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懂的。美查兄弟很想另外办一份通俗的读物，希望略识之无的人，亦能感到兴趣。

    这时上海有个清心书院，是美国纽约长老会所创立，一切经费，都由纽约汇来。到了咸丰十一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教会的捐款大为减少，清心书院的经费，亦就不能像以往那样充裕。书院的院长范约翰教士，便仿照他国内的办法，改为半工半读制，设法让学生做工赚钱来维持。生财之道一是种植园艺，二是办印刷所。

    有了印刷所，当然可以进一步办文化事业，范约翰在去年办了一张画刊，名为《小孩月报》，内容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馆等，所用的插图，是用铜版雕刻，细腻精致，比中国木刻的“绣像”高明得太多，加以印刷清晰，爽心悦目，所以大受欢迎。

    于是美查兄弟触动灵机，预备也办一张画刊，定名为《瀛寰画报》。他们的看法是，《小孩月报》虽然精美，可惜铜版是外国教会用过送来的“废物利用”，内容自然都是圣经以及其他外国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有点格格不入。如果《瀛寰画报》能用中国的题材，自然会比《小孩月报》更受欢迎。

    这张《瀛寰画报》，已经开始筹备了，招兵买马，十分起劲。杨乃武从侯勋口中了解了这些情形，突然发现，这是自己很好的一条出路，因为沉冤虽已昭雪，但功名已革，名誉受损，在余杭既不能重操旧业做讼师，又无其他谋生之道，不如参加《瀛寰画报》，凭自己的一支笔，或许可以打出一片天下来。

    这件事谈得已有眉目了，杨乃武决定坐海轮到上海，由侯勋为他引见《申报》的主政，当面接头。

    不过詹善政没有必要将杨乃武的出处，告诉沈媒婆，所以含糊其词地敷衍着，心里所在想的，只是如何能与小白菜见一面。

    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好办法，只好暂且丢开，作别自去。到得黄昏时分，带着银票来送与沈媒婆时，却有意外的惊喜，不但见着了小白菜，而且沈媒婆亦不在客栈里，说话更方便了。

    “你婆婆呢？”

    “出去买东西去了。”

    “就快回来了吧？”

    “刚走不久，说要到什么大栅栏去，恐怕得有一息才能回来。”小白菜问说，“詹少爷有事？”

    “没有别的事，送银子来给她。”说着詹善政将四十两银票递了过去，“请你点一点。”

    “不必点，不会错。”

    她一面说，一面手接银票，两手相接，小白菜毫不在意，詹善政却颇有异样的感觉，很想趁势握一握，而终于不敢。

    “这里还有十两银子，是送给你的。”

    这一下，小白菜不由得注意了，未答话以前先抬眼看一看，发觉詹善政眼神有异，就更不肯接受了。

    “谢谢你，詹少爷，有这四十两银子，够了。哪里好再让你破费。”

    “你不要跟我客气，说实话，我原来想送你婆婆五十两银子，哪知道她一上来讨价还价，反而只说定四十两。多下的十两，我亦不要，你留着用好了。”

    “我婆婆专做这种自作聪明的事。”

    这话意味深长，詹善政接口道：“是啊！当初不是你婆婆贸然去报案，哪里会有这么一场官司出来。”

    “唉！这话也不必去说它了。”小白菜的脸色转为阴郁，低头想了一会儿，突然抬脸说道，“詹少爷，我想请问你一句话，杨太太是不是很恨我？”

    “这——”詹善政考虑了一下，觉得不可骗她，但也不必说得太明白，所以这样答说，“这你也可想而知的。”

    听这一说，小白菜立刻便有了惶恐的表情，“我实在也叫没奈何！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给杨太太当面赔个罪？”她问，“詹少爷，你看呢？”

    “我看，”詹善政直觉地感到不妥，“可以免了。”

    由小白菜抑郁的神情，不由得让詹善政想到杨乃武。从出狱以后，他们郎舅俩私下作过两次长谈，杨乃武所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他跟小白菜的交往，是获得妻子许可的；二是小白菜的诬攀，绝非有意陷害，而且她不了解律法，根本不曾想到会有这种严重的后果。言下对小白菜还存着一片护惜之心，是谁都可以听得出来的。

    现在小白菜对此事亦是耿耿于怀，十分不安。看起来倒是心心相印，形迹虽离，两情相孚，若能在一起厮守，彼此想慰，确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个念头刚一转到，立刻就浮起他姐姐的影子。这三年之中，她一方面要营救丈夫，一方面维持一个家，艰苦备尝，心力交瘁，实在难为她撑得住。现在总算有了结果，而谁知杨乃武的一片心，仍在小白菜身上，这也未免太伤她的心了。

    这样想着悚然而惊，自己千万不可多事！否则，又会引起另一场家庭中的剧变。因为有些警惕，他又关心小白菜的未来，希望她有个好的归宿，才可以绝了杨乃武恋恋难忘的心。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阿嫂，我有句很冒昧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问？”

    小白菜不知道他存着什么心，便先看他一眼，见他一脸正经，方始答说：“詹少爷，你尽管请说。”

    “你年纪还轻，葛家又没有什么根基，你也没有儿子，总不见得作守节的打算吧？”

    “守节？”小白菜苦笑着答说，“哪里谈得到？”

    “那么，你是另外要找人家啰？”

    “这——”小白菜摇摇头，“我还没有想过。”

    “这我就不懂了！”詹善政是真的困惑，“既不打算守节，又不想再嫁，那么，你要怎么样呢？”

    小白菜依然存着遁入空门的心思，不过，这是自己的事，而且也得找机会，无须跟人去说，所以这样含含糊糊地答说：“过一天算一天。”

    “过一天算一天？”詹善政突然起了疑心，决意试探一下，“阿嫂，你是不是还抱着什么希望？”

    小白菜愕然，“抱着希望？”她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希望！”

    “希望有一天仍旧能姓杨？”

    此言一出，小白菜的脸色大变，惊惶、诧异、疑惑，甚至有些生气，表情非常复杂。

    这表情是詹善政所未曾料到，也不易了解的，不过他很沉着，话已说出口了，不管小白菜的感想如何，反正有她一句确实的答复，便是自己的一项收获。

    小白菜却无答复，只是反问：“詹少爷，你怎么会这样子想？”

    “我想得不对？”

    “当然想得不对！不过，”小白菜突然觉得，心事既已到了不能不吐露的时候，不如爽爽快快道破，“我倒是很想跟杨大爷见一面。”

    接着小白菜便毫无保留地倾诉心事，原以为杨家大妇贤惠，情郎多才，而与丈夫分飞，亦非不可能之事，所以一心一意打算着进了杨家的门，如何善尽妾侍之道。不想有此天外飞来的横祸，而累及杨乃武，虽说事出无奈，毕竟内疚难释，同时也不知道杨乃武究竟对她作何想法，希望能见一面，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歉疚，另一方面想澄清心中的疑虑。

    詹善政未曾想到她会这样直言无隐，既然如此，自己就无须顾忌，该问的话，尽管实说好了。

    “阿嫂，你说心里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是指哪些？”

    “我不知道杨大爷究竟恨我不恨我？”

    “这一点，”詹善政想了一下说，“我可以代他答复，不恨你！”

    “詹少爷，这话，是不是杨大爷亲口跟你说过的。”

    “是的，他亲口跟我说过。”

    小白菜很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他脸上很诚恳，不像说假话，但总觉得要亲口听杨乃武说一句，才能安心。

    “还有呢？”詹善政又问，“你还有什么话要问他？”

    见了面，千言万语说不尽，但此时却不知有什么要问的话。尤其是在第三者面前，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可是，她又实在不能不说，否则就显得自己在说假话，目的只是想找一个借口见一见杨乃武而已。

    因此，她定定神细想，觉得有件事可问，而且也不妨跟詹善政明说的，是杨太太对丈夫的感情，是不是由于她闯了这场祸而有了裂痕？

    “不会的！”詹善政答复她说，“我姐姐是极明白事理的人，而况你们之间的情形，她也是早就知道的。”

    小白菜觉得不必再多说了。因为詹善政回答的话，处处在安慰，也就是处处在拒绝，意思仿佛是：你心里所疑虑不安的事，无足介意。这样，也就没有跟杨乃武见面的必要了。

    谁知詹善政却另有想法，问出一句话来是她所意料不到的。“阿嫂，”他说，“你如果有机会能跟我姐夫见一面，会不会再想见第二面？”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小白菜想，他大概是在怀疑了，自己会得寸进尺，仍想缠住杨乃武，实现原来的计议。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他就错了。可是，也难怪他！

    于是，她不能不表明心迹了：“詹少爷，请你不要错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还存着什么私心，那是办不到的事！就办得到，我也不会答应！”

    刚说到这里，窗外人影闪过，屋内两人都住了口。是沈媒婆回来了，手中大包小包拎了好几个。进门招呼过了，视线立即落在桌子上，詹善政送来的银票，小白菜尚未收藏。

    “娘，”小白菜即时交账，“这里是詹少爷送来的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沈媒婆有意外之喜。

    “十两是送给她来作零用的。”詹善政指着小白菜说。

    “多谢，多谢！”沈媒婆倒也干脆，对儿媳妇说道，“你拿十两，我拿四十两。”

    银钱交代，告一结束，要跟小白菜说话，此时已经没有机会，便即起身作别。

    “詹少爷，你吃了便饭去。我买的有酱羊肉、馅儿饼在这里。”

    “不必客气。”詹善政问，“你们哪一天走？”

    “现在还不知道。”沈媒婆答说，“我们娘儿俩今天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搬到刘家去了。几时走，完全要看刘老太太。”

    “想来总是用水路，船定了没有？”

    “还不知道。”

    詹善政想了一下说：“最好你先打听一下，有了确实日期，请你到仁钱会馆告诉赵司事一声。也许——”他向小白菜看了一眼，沉吟着。

    沈媒婆看在眼里，声色不动，只说：“好的！詹少爷，有了确实日期，我去通知赵司事，请他转告你。

    如果你跟杨大爷到上海，要我带信或者带什么东西回余杭，请你直接到刘府上来看我好了。刘府上我只认路，说不出地名，请你问赵司事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有信带，我会来看你的。”

    等詹善政一走，婆媳俩草草果腹，将不多的行李，略略整理了一下，看时候还早，沈媒婆便去要了一壶茶来，跟小白菜在灯下闲坐，问起詹善政。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娘刚走，他就来了。”

    照此说来，工夫不少。沈媒婆想起他的欲语不语的神色，便即问道：“他跟你谈些什么？”

    小白菜有点懊恼，自己的话说得太欠考虑，只说刚来，不就没事？跟詹善政所谈的，完全是自己的心事，不便让婆婆知道，只好支吾其词了。

    “瞎七瞎八谈闲天。”

    “谈闲天总也要谈个题目啊！”

    “无非京里的日子过不惯，想早点回去。”

    “噢，”沈媒婆已经看出来了，她瞒着许多的话，便慢慢地套问，“既然这样，为啥不走呢？”

    “那就不晓得了。”

    “他没有说？”

    “没有。”

    “你也没问他？”

    “没有。”

    “那么，”沈媒婆有些不悦了，“你们谈点啥呢？”

    “我根本没有听他的。”

    这句谎撒得不怎么高明，而沈媒婆听来却别有会心，默默地盘算着，一直不开口。

    小白菜有自己的心事，更无兴趣聊闲天，默默地起身，在土炕上折好了被，说一声：“娘，睡吧！”

    “你先睡。”

    于是小白菜先归寝，但直到沈媒婆上了炕，鼾声渐起，她依旧两眼睁得很大，心里在回想与杨乃武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杨乃武夫妇及詹善政的归期决定了。

    本来照杨太太的意思，丈夫一出狱以后，立刻就要南下，但先因安排如何送走沈媒婆，接下来，又因侯勋的出现，而形成羁绊。然而，这都不是迟迟其行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是杨乃武根本就不愿回乡。

    他也有他的想法，第一，冤狱虽得昭雪，名声不见得好听，与小白菜那段孽缘，总是赖不掉的事，回到余杭，羞见父老。第二，已成白丁，而且举人被革，照例不能再赴考重新求个出身。若说重操旧业，更不可能，因为他已是尽人皆知的名讼师，而在官府则称之为“讼棍”。若无凭借，县官随时可以找他的麻烦，轻则训斥，重则治罪，所以不弃刀笔，即是自蹈险地。

    杨太太很了解丈夫的想法，对于他不愿重操旧业，更是由衷地赞成。除了利害关系以外，她还有因果报应的看法，认为杨乃武无端撄此大祸，即为过去颠倒是非，以黑为白的“现世报”，岂可再重蹈覆辙？

    不过，夫妇的想法虽然相同，难题是：不回余杭到哪里？故乡诚然是伤心之地，而到底有根基在那里，即令仰面求人，毕竟还有可求，胜似举目无亲之地。因此，侯勋的一现，不仅杨乃武大感兴奋，杨太太亦寄以很大的希望。

    为了杨乃武不先回余杭，杨太太认为先须做一番安排，主要的是要取得至亲的谅解，尤其是杨大姐。

    杨乃武的这场官司，她从中奔走，出力最多，而且她亦是除了杨太太以外，最关心他的一个人。若说杨乃武出狱以后，竟不回余杭去看看这位日夕殷盼的长姐，甚至连出路都不跟她商量一下，于情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因此，第一个安排，便是杨乃武预备在上海寻出路的计划，写信告诉杨大姐征求她的同意。

    杨大姐的复信已经来了。不知是谁替她代的笔，写得极好。对于杨乃武幸获平反，姐弟有重见之日的感想，曲曲传达，深刻无比，不论谁看了都会感动，何况是身历其境的杨乃武。因此，不待读完，即已泪流满面。

    杨乃武想到上海创业的计划，杨大姐完全赞成，姐弟俩的想法一样，“止谤莫如自修”，唯有力争上游，做出一番事业来，才能弥补恶劣的名声，重新获得乡人的尊重。同时表示，如果在上海立一个家，需要一笔款子，她亦可以筹措一部分。

    此外还谈到小白菜，杨大姐说她是“天地间第一可怜人”。固然她诬攀杨乃武，是做错了一件事，但设身处地想一想，恐怕任何女人遭遇到像她那样的境况，皆会犯那样的错误。千言并一句，如果杨乃武肃身自爱，跟她没有那段私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亦不会犯此错误。

    因此，杨大姐谆谆劝诫胞弟，存心必须厚道，不但千万不可记她的恨，而且应该同情她，帮助她。如果杨乃武不能寄以同情，世界上就不会有人同情她了。

    最使杨乃武惊心动魄的一番话是，杨大姐自道跟小白菜在狱中一晤，已彻底了解她的本心。如今小白菜所重视的，也只是杨乃武的谅解，如果不能得到这一点，即令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同情她，她亦不会心安。

    这使得杨乃武又作了一次反省，觉得对小白菜亏负太多。可是，他怕引起妻子的误会，不敢透露自己的感想，而且对杨大姐所叮嘱的，帮助小白菜这一点，亦无任何表示。杨太太勉强也看得懂信，心里虽很尊敬她的大姑子，但并不以杨大姐帮小白菜说话为然，所以丈夫既无话说，她亦乐得不闻不问，只是默默地准备启程回南。

    行期是定了，五天以后到天津，等候太古轮船，循海道以南。杨乃武暂住上海，托侯勋照料，杨太太姐弟转道回余杭，作迁居上海之计。这一来，杨太太少不得要备京中的土仪，如俗称为“老鼠矢”的万应锭，盒装的点心“大八件”，以及通草花之类，带回余杭，分馈亲友，所以连日带着沈妈，由客栈的伙计领路陪伴，在采购这些土仪。

    枯守在客栈中的杨乃武，念念不忘的，即是杨大姐有关小白菜的那些话，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对小白菜的同情，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对她有所帮助。方法当然有，但行动必须瞒着妻子，这就难了！

    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个人不妨商量，就是詹善政。

    “我给你看封信！”趁妻子不在，杨乃武第一次向内弟出示了杨大姐的信。

    看完了信，詹善政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小白菜，也不是杨乃武，而是杨大姐。他一向佩服得她如神明，此时，则是感动与敬重，且亦不无惊异。他一直觉得杨大姐为人识大体，有魄力，多智计，能说能行，是巾帼中的奇女子，如今才知道她的心地极厚。

    “大姐实在了不起！”他除了这句称颂的话，别不能赞一词。

    杨乃武不免失望，他本想跟这位内弟谈谈小白菜，不想话题偏了。应该怎么拉回来呢？

    幸好，詹善政接着又问：“姐夫，对于大姐的话，你总也要有个交代吧！”

    “是啊！”杨乃武立即接口，“我想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跟你商量。”

    詹善政想了一会儿问道：“姐姐看过这封信没有？”

    “看过。”

    “她怎么说？”

    “她如果有话倒好办了。”杨乃武摇摇头说，“一言不发。”

    听得这话，詹善政戒心更甚，沉吟了好半天叹口气说：“很难！”

    杨乃武茫然，不知道他所谓的“很难”是指什么。

    “姐夫，”詹善政又问，“你现在对她到底是怎么个想法？是不是——”他很吃力地，“还有旧情难忘的意思？”

    这话很率直，杨乃武觉得很难回答，说错了话，可能会引起很大的纠纷，但如闪避搪塞，则根本就不必跟詹善政谈这件事了。这样想着，不由得又浮起一个念头，真的，自己对小白菜到底作何想法？旧情难忘，固然不错，可是难忘到什么程度呢？是万难割舍，还是可以忍一时的痛苦，随时日已淡忘？

    其实，这是不必多想，就能得到答案的。万难割舍又如何？莫非真的还能把她接回来？转念到此，便易于回答了。

    “难忘也要忘！不过，”他说，“如果心里觉得少亏负她一点，就比较容易忘记。”

    詹善政点点头，“这倒是很实在的话。姐夫，”他问，“你认为要怎么样才能少亏负她。”

    “那就无非照大姐所说的，第一，让她心里好过些，不要以为我还在恨她；第二，能想个法子帮她的忙。”

    “就是这两点？”

    “是啊！就是这两点。”杨乃武答说，“除此以外，就是妄想了。”

    这表明了他的本心，并无任何想与小白菜重续旧情的打算。詹善政觉得有此表示，事情比较好办了。

    “姐夫，”他说，“我是怕她还存着什么妄想。”

    詹善政在想，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杨乃武与小白菜都渴望着有个面对面尽情一吐衷曲的机会。这倒不是为了对方，是为了自己。这场牵缠三载的冤狱，其中曲折变化，波诡云谲，当事的双方，性命呼吸，祸福不测，当然会将事情的起始，得罪的由来，外间的谈论，想了又想，有许多大惑不解之处，也有许多绝难甘心之处，更有许多失悔不安之处，积在心头，郁闷不堪。如今有了得以印证破解的可能，却仍旧如坠五里雾中，这是件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事！

    如果让他们见一面，彻底说明以后，继之以抱头痛哭，一切委屈都从滚滚热泪中倾泻净尽，胸怀一宽，重新挺起胸膛来做人，这是一件好事。而在杨乃武，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今后他能不能振作起来，就看他胸头的这个“痞块”，能不能完全消除。

    从另一方面来想，倘或多方防范，不让他们有任何通音问及见面的机会，一时当然也可以办到。不过，人之欲望，越压制越高涨，小白菜也许无法可想，而杨乃武不能说连想见她一面的能耐都没有。果然得以私下相见，心境不同，反而由怜生爱，在感情上，激起难平伏的波澜，这后果就堪虞了。

    这样想着，他认为安排杨乃武与小白菜见面这件事，不是不能考虑的，而所要考虑的是两件事：

    第一，应该不应该瞒住姐姐？詹善政心想，隐瞒有隐瞒的好处，说明白有说明白的好处。同胞手足，深知性情，他姐姐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但这一次所受的刺激太大，也许会认为小白菜是“祸水”，离得她越远越好。这样，瞒住她就会省却好多麻烦，就怕以后她发觉了，有所怪罪，反难解释。

    第二，见面之后，杨乃武能以理智自持，不会再作茧自缚，是詹善政所信得过的，不能把握的是小白菜的想法。此刻，她似乎万念俱灰，心如槁木，但一见了面，勾起旧情，槁木复燃，便成烈焰。

    这一点却不可不防。

    于是，他问杨乃武：“姐夫，你看她现在是怎么个想法？如果一见了面，会不会哭哭啼啼，缠住你不放？”

    这话问得杨乃武大感意外，“我不知道。”他直觉地回答，“不过，这是双方面的事。”

    “意思是说，她想缠你，你可以不理。”

    “我会劝她。”

    “劝不听呢？”

    “那，”杨乃武断然决然地说，“只有不理她！”

    “这一来不是就有麻烦了吗？”

    一句话问得杨乃武哑口无言，好半晌，叹口气说：“唉！算了！‘以前种种，譬如昨日！’”

    就在这紧要关头上，谈话突然中断，因为杨太太带着沈妈回来了。接着，客栈的伙计，送进来好些箩筐纸包，都是杨太太备办了带回余杭送人的土产。

    “我想起件事，”杨太太说，“这场官司，多亏我们浙江京官帮忙，虽然挨家去道谢过了，还嫌太简慢。你们看，是不是要请桌酒？”

    一听这话，杨乃武先就有了怯意，他本来就大不喜欢酒食征逐的应酬，如今因为与小白菜这段恋情在内，深怕有人问起，难以应付。不过妻子的话，很合道理，不便反对，只能寄望于詹善政设法打消此议。

    杨乃武不作声，詹善政便懂他的意思了。不过，他觉得这桌酒也实在省不得，当初同乡京官所帮的忙，确实不小，应有比较隆重的致谢方式。至于杨乃武不愿露面，亦不要紧，可以另外请人出面，代做主人。

    主客身份不侔，不便贸然相邀，托一位有身份而与主人关系较深的代为发帖邀客，原是通行的办法。

    所以詹善政的主意，立即为杨太太所接受，就责成詹善政去安排。

    “事情要做就要快。”杨太太说，“我们快动身了，早请早了一件事。”

    “好！”詹善政说，“我先跟仁钱会馆的赵司事去商量。”

    一到仁钱会馆，赵司事迎上来说：“来得正好，来得正好！沈媒婆要走了。”

    “噢，”詹善政问，“哪一天？”

    “后天。”赵司事说，“本来刘老太太早就预备好了，为的是要等一条熟人的船，比较放心。这条船原说半个月以后才到，哪知提前到了。后天又是长行的好日子，所以临时决定早走。”

    “这么快！”詹善政心里在想，杨乃武想跟小白菜见面的愿望，终于落空了。

    “詹兄，”赵司事又说，“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刘老太太跟我说，希望跟你见见面，有两句话交代。”

    “噢！”詹善政大出意外，而且相当困惑，“我跟刘家素昧平生，毫无关系，会有什么话交代我？”

    “本来没有关系，因为沈媒婆跟小白菜，本来该你送回去，现在托了刘家。这一来，不就有关系了。”

    “照此说来，要交代我的话，当然也是跟沈媒婆她们婆媳有关？”

    “对了，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话交代。”

    詹善政想了一下说：“好！什么时候去？”

    “随便你！此刻就可以。”

    一半是不放心，一半是好奇，詹善政也想立即揭开这个疑团，便即答说：“好吧！我们就走。办完这件事，我另外还有事奉托。”

    “什么事？”

    “想请个客，谢谢大家，等会再详细商量。”

    到得刘家，先由刘知府的长子，也就是预定护送他祖母回湖州，并在浙江应乡试的刘重福接待。请教了姓氏、排行，知道詹善政行二，刘重福称他“詹二哥”。这个称呼，令人受宠若惊，也使得詹善政困惑不解，不知刘家有什么事要跟他谈，且又如此客气。

    “詹二哥，你请坐一下。”刘重福起身说道，“我先去禀报家祖母。”

    “是，是！少爷请！”

    刘重福向两位客人点点头，往里而去。詹善政觉得事有蹊跷，便又转脸向赵司事低声直道心中的不安。

    “不会有麻烦的。刘家不是仗势欺人的人家，再说跟你毫无渊源，我想，一定是为了小白菜，有什么话问你。”赵司事说，“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吃饱了饭没事做，喜欢打听新闻，一定是想问问你姐夫的情形。”

    这个解释很合理。詹善政便定心思索，刘老太太可能会问些什么话，怎么样回答？思前想后，大致有了一个底子，就不似刚才那样紧张了。

    过不多久，刘重福从屏门后出现，詹善政起身迎接。一眼望去，影绰绰看到一位白发如银的老太太，由丫头扶着缓缓行来，随即肃然侍立，静等刘重福引见。

    “奶奶，”刘重福说，“这位就是詹二哥！”

    “老太太！”詹善政喊着，恭恭敬敬地作了个大揖。

    “不敢当，不敢当！詹二爷请坐。”

    接着是赵司事见过刘老太太。彼此周旋了一阵，坐定下来，有片刻的沉默，刘老太太方始开口谈正事。

    “詹二爷，赵司事来跟我说，葛家婆媳要回浙江，你们又不便带她回去，正好我要回湖州，不多她们两个人，所以管了这桩闲事。”

    “是！是！老太太好心，也是她们婆媳的运气。我跟舍亲也很见府上的情。”

    “见情倒不必。不过，这桩闲事，我恐怕管不下来。”

    詹善政一听这话，不由得便转脸去看赵司事，意思是问，可是刘老太太有翻悔之意，不愿带沈媒婆与小白菜同行了？赵司事亦有这样的感觉，只是不便有所表示，所以木然不答。

    “詹二爷，令亲这场官司，从南到北，没有人不知道。不过，其中的曲曲折折，我也是最近才稍微清楚。如果说，光是把她们婆媳带回浙江，那倒没有怎么。麻烦的是，带回浙江，怎么样安顿她们。”刘老太太说，“救人要救彻，管闲事也要管到底。如果管不下来，半中间推了出去，弄得人家上不上，下不下，走投无路，这种闲事，就管得造孽了，倒不如一开头就不管。”

    詹善政一听这话，知道有了麻烦，吸了口气，沉着地问：“不知道怎么管不下来，能不能请老太太说一说？”

    “沈媒婆的媳妇，心事很重！”刘老太太说，“我是怕她在路上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在京里，老实说，如果出了这种意外，只不过觉得家宅不吉利，大不了卖掉房子搬家，别的倒也不怕。若是在路上，我孙子只有二十岁，从小娇生惯养，跟外头人没有打过交道，莫非我抛头露面去跟地保差人说好话？”

    这话句句实情，詹善政与赵司事都觉得她的顾虑，是应该有的。不过，刘老太太的本意到底如何，却还不明白，倘若怕惹是非，不愿携带沈媒婆与小白菜同行，那就只有把人领回去，另想别法，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如果另有主意，只要办得到，当然应该尽力。

    这样想停当了，詹善政的态度反变得非常平静，欠欠身子答说：“老太太的话，一点不错。沈媒婆跟她媳妇，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面是不能不管的，府上如果有难处，当然不敢勉强。如今只听吩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至于老太太的热心好意，我是始终感激佩服的。”

    这番话通情达理，刘老太太深为满意，因为如此，觉得说话就不必过于迂回曲折——原来刘家上下都同情小白菜，而刘老太太更动了侠义心肠。她看过许多才子佳人历尽艰难终于团圆的唱本，因而有个想法。

    几番打算，认为自己的想法，虽有窒碍，却不是不能克服的，所以决心着手试一试。第一步就是找詹善政见个面，主要的是看他的态度，再由他的态度窥探他姐姐的态度。如今对詹善政既然满意，那就不必再用侧面压迫的办法，不妨稍稍吐露本意。

    “詹少爷，”她说，“我在想，沈媒婆的媳妇，论人品，着实不错，只为遭了这一场打击，有点万念俱灰的模样，如果不救她一救，随她消沉下去，也是件很作孽的事。你说是不是？”

    “是！”詹善政很恭敬地回答，心里在想，这位老太太倒确是热心人，却不知有何可救小白菜的办法。

    “詹少爷，我再说句老实话，如果断送了这个人的一生，是哪个作的孽？我想总有人一辈子良心不安吧？”

    这句话绵里藏针，是对杨乃武极深的责备。詹善政不由得提高了警惕，口头上依然唯唯，而神色却不似先前平静了。

    刘老太太当然也看出他心里的感想，急忙又撇开一句：“这话如今也不必去说它了。我们只就事论事，替她想个终身有靠的路子。詹少爷，你心目中有什么人没有？”

    “一时，”詹善政很谨慎地答说，“倒想不起。”

    “我冒昧，再请问一句，你们谈过她没有？”刘老太太紧接着说，“不管对她是好是坏，是可怜她还是骂她，总谈过吧？”

    这是不能闪避不答的事。小白菜对杨家祸福关系如此之重，何能绝口不谈？詹善政唯有据实相告：“当然谈过的。”

    “那么，对她是怎么个批评呢？是好还是坏？”

    “老太太，大家都知道，她的本心不坏，不过，杨家大受她的累，也是大家知道的。”

    “受累不能完全怪她，是不是呢？”

    这是句公平话，詹善政不能不承认地点点头，轻声答一个字：“是！”

    “我听说令姐十分贤惠，事理看得很明白，想来总不至于对她不谅解？”

    这话很难回答，而且詹善政直觉地感到这话很有出入，所以仔细想了一想回答：“家姐并不恨她，不过有点怕她。”

    “噢，”刘老太太很注意地问，“为什么呢？”

    “老太太，你老人家请想，只为认识了她，才搞出这一场几乎家破人亡的祸事，当然就要怕她。家姐的想法也难怪——”

    “令姐是怎么个想法？”刘老太太正色说道，“詹少爷，我们现在是在料理善后，总要开诚布公地谈，才能谈出一个结果来。”

    一听这话，詹善政吓一跳。听口气，刘老太太是在代表小白菜向杨家提出交涉，亦像是为小白菜抱不平，有所主张。这样，说话可更得谨慎了。

    于是他首先表明态度：“沈媒婆跟她媳妇，也是我们这方面想法子把她们从天牢里接出来的，安顿食宿，也凑了盘缠，如今托赵司事想法子，承蒙府上慷慨，肯带她们回浙江。要说到料理善后，像这样也算至矣尽矣了！”

    “唉！詹少爷，你误会了。我说的善后，不是这个意思。”刘老太太略停一下又说，“我们话亦不要扯得太远，仍旧拉回来谈令姐对她的想法。”

    “是，是！”詹善政觉得自己刚才那几句话，脚步已经站得很稳，话就比较好说了，“家姐经过这一场灾难，只希望以后平平静静过日子，不希望再有什么牵缠。所以，”他停了一下说，“套一句不大恰当的古话，对葛家的那位，是敬鬼神而远之！”

    这话对刘老太太是兜头一盆冷水，将她的兴致打了一大半，不过，她也不是很容易就死心的，想一想有了个计较。

    “赵先生，”她说，“我还有点事要细细交代，请你们两位在这里便饭。”

    “不敢当，不敢当。”詹善政急忙说道，“改天再来叨扰。”

    “不要见外！”刘老太太已经站起身来，用半命令的口气说，“无论如何，在这里吃了便饭去。”

    詹善政犹待辞谢，赵司事却帮着留客，“恭敬不如从命。”他说，“而况老太太还有事要说。”

    于是詹善政只好留了下来。刘家很客气地开出饭来，四盘四碗，相当丰腴。等刘重福陪着吃完了饭，刘老太太派人出来，将赵司事请了进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赵司事方始回到客厅，向詹善政使个眼色，相偕告辞。

    一出刘家的大门，满腹狐疑的詹善政，可真忍不住了，急急问说：“老赵，是怎么回事？刘老太太跟你说些什么？”

    “话很多，也是一片热心！我们回会馆去谈。”

    回到仁钱会馆，有刚刚到京投奔会馆的同乡，需要安顿，好半天才得脱身，来跟詹善政重拾话题。

    “刘老太太很热心，她的那番意思倒不可辜负。不过，也全靠我们站在旁边的人，疏通排解，事情才会成功——”

    “老赵，”纳了半天闷的詹善政，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到底怎么回事，请你先说明了，再发议论行不行？”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来龙去脉之间，先要弄清楚，话才容易听得进去。你说是不是呢？”

    一个心急，一个偏要绕着弯子说话，詹善政无可奈何了！转念一想，多的工夫也等了，不在乎这片刻。

    于是，定定心，把他说的那几句，回想了一遍，觉得也不全是不说亦无关系的疯话。

    “我懂了，你是说刘老太太是一片热心，即使她有什么不合道理的话，亦不可当她是恶意？”

    “对，对！善政兄，你懂得这个道理，我的话也好说了。刘老太太的意思是，想拿你们两个人仍旧在一起——”

    “慢点，老赵，”詹善政抢着先问，“哪两个人？”

    “你先不要急！耐心听我说完，刘老太太筹划得很周到。”赵司事从从容容地说，“是哪两个人，我不说你也知道。不过，刘老太太的办法，你并不知道，听我说完再商量，如何？”

    “好！请说。”

    “刘老太太也知道，小白菜要想进杨家的门，是件办不到的事。而令姐人很贤惠，也不见得对小白菜绝无容忍的余地。如今要想一个兼筹并顾的办法，让你姐夫弄一房外室，将来可分可合，比较不大有拘束。”

    “外室！”詹善政说，“这个主意，谁也没有想到过，不知道行不行？”

    “只要令姐肯稍微让步，事情就成功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老赵，你倒想，弄一房外室，要有力量。舍亲经过这场官司，几乎倾家荡产，衣食都难，哪里还谈得到置一房外室？”

    “这一层，刘老太太当然会想到，也就是在这一层上头有了办法，才来跟你商量。不然，空口说白话，有何用处？这不是很明白的事？”

    “好！你倒说，是什么办法？”

    “办法有两个。不过两个办法大同小异，只看令亲的意思！”

    刘老太太的安排，很简单，也很切实，她是打算在湖州拨二所小屋，二十亩田给小白菜，让她能够靠收租度日，同时也就成了杨乃武的外室。余杭到湖州，一水可通，往来亦便，杨乃武尽不妨两地分住。这是一个办法。

    另一个办法，纯粹是为杨乃武着想。刘老太太知道他很能干，能中举人，笔下当然不坏。刘知府到云南上任，正在延揽幕友，如果杨乃武有意作一次远游，现成的机会，在等着他做决定。至于小白菜那方面，仍旧照原议办理，此即所谓“大同小异”。

    詹善政一听这话，精神一振，只为这个安排的本身，哪怕是出在别人身上，也是件令人感兴趣的事。

    世上有这种侠义的行为，且出之于一位老太太，不能不说是一件新闻。

    可是，他亦不免怀疑，世上真有这样的好事？“刘老太太跟小白菜是刚刚认识，对舍亲更是一面没有见过，”他问，“何以如此慷慨？”

    “这就很难说了。”赵司事答说，“有钱人家的老太太做好事，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不然！这不是普通施药、施棉衣那种好事，如果一时高兴，事后心疼而又说不出口，彼此弄得尴里尴尬，就不妙了！”

    “这一点，”赵司事很有把握地说，“是因为你不了解刘老太太才这么说。这位老太太与众不同，早年居孀，亲戚欺侮孤儿寡妇的很多，都靠她一手撑持，才有今天这份人家。所以刘老太太的话，在她府上不但说一不二，而且阅历经验，不下于精明的男人家，决不会一时高兴，随便许下心愿，而事后翻悔的。”

    这番说明，将詹善政的疑虑一扫而空，这才可以进一步去想，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份好意。

    “我想，”赵司事还有话补充，“令亲如果没有什么事，到云南去一趟，倒也不错。”

    提到云南，江浙人心里就会想起“云贵半片天”这句俗话，感觉之中如唐僧取经那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达。因此詹善政直觉地说：“那么远，舍亲一定不肯去的。”

    “那就不谈了，只谈第一个办法。换了我，这样的好意不愿接受，未免太傻！”

    “等我回去告诉了舍亲，看他怎么说法。”

    “我看，倒是要你向令姐疏通一下。”赵司事紧接着说，“我们平心静气来看，你以为这样子安排，是不是一件好事？”

    詹善政仔细想了一会儿，确定了自己的感觉，方始答说：“是好事。”

    “既然是好事，就应该促成。”

    “是！”詹善政说，“我怕家姐有意见。总而言之，此事成功与否，我不敢说，我尽力去办。”

    “好！那么什么时候听回音？”赵司事提醒他说，“刘老太太马上就要动身了。”

    “这是一桩难事！”詹善政坦率回答，“请你倒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很重，而且有许多纠葛在内，一两天之中，恐怕决定不下来。”

    这也是实情。不过，在赵司事，无非受人之托，对事情的本身，既不关心，更不热心，他只要把话说到，有了答复就可以交差。因此，这样要求：“无论如何，请你今天就跟令亲谈一谈，他是怎么一个说法，明天一早请你给我一个回音，我转告了刘老太太，就没有我的事了。”

    “那容易！”詹善政了解了他的想法，就好回答了，“请你跟刘老太太说，多谢她的盛情，不过这件事要从长计议。好在舍亲也快回去了，到了家再谈好不好？”

    “是的，我把你的话照转。不过，人家是希望知道令亲的意思，所以最好你还是问一问。我等你到明天中午，如果令亲跟你的话一样，那就不必劳驾了，我拿刚才你说的话，转告刘老太太。倘或令亲另有说法，譬如根本就不愿意这么做，那就索性回绝了她，省得人家牵肠挂肚！”

    “是，是！那是一定的。根本办不到的事，说到了家再谈，这样拖着一条尾巴，那不是有意作弄人家？

    这种事怎么好做！”

    两人的谈话到此告一结束，但心境自然大不相同。赵司事立刻就把这件事丢开了，而詹善政却大伤脑筋。他首先要估量的是，刘老太太的这番好意，有没有接受的可能。如果无此可能，倒也好办，一口回绝人家，连杨乃武面前都不必提起。

    麻烦是怎么样去想，都觉得这件事绝非连谈都不能谈的。然而要谈之前，先得估量后果。从好的方面去看，就如刘老太太所想象的那样，不但小白菜的感情与生活，都有了归宿，杨乃武亦不必再内疚以及对小白菜念念不忘，身心安定下来，对他后半辈子重新创业，是大有帮助的。从坏的方面去想，这一来很可能会引起他姐姐的伤心与不安，夫妇感情破裂，这破而复原的一家，霎时间又成了覆巢了！

    意会到此，詹善政把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了，关键是在他姐姐身上，如果不得她的同意，一切都无从谈起。

    既然这样，这件事就不必先跟杨乃武去谈。打定主意，声色不动地回到客栈，静静地等待机会。

    第二天早晨，机会来了。杨乃武因为两股刑伤，有个同住在客栈中的热心人，介绍一个伤科，本来约定这天上午来出诊的，只为那伤科，突然患了感冒，怕风不肯出门，特来通知。詹善政便建议，请那位热心人陪着杨乃武，上门求教。这一下，他跟他姐姐就能密谈了。

    开口之前，詹善政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为了防备可能引起的误会，他必须将这件事看成不切实际的妄想，当做一个笑话闲谈。这样，如果姐姐的态度不妙，立刻就可以撤退，不至于伤感情。倘若反应不如想象中那样的严重，则看情形逐渐往深处去试探。这样步步为营的做法，则成固欣然，不成亦无害。

    “唉！”他故意用感叹开头，脸上挂着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世界上真有些热心得莫名其妙的人！”

    杨太太不知道他何以有这样的话，只知道他这两天为了安排沈媒婆和小白菜的南归，常跟仁钱会馆的赵司事有来往，“这个热心得莫名其妙的人，是不是指赵司事？”她问。

    “赵司事倒也是热心人，不过，说话、做事都很合道理的。”

    “怎么？还有热心得不合道理的？你是说哪一个？”

    “那位刘老太太，特为请赵司事把我邀了去，请我吃了一顿饭，自己也没有说什么话。当时我就奇怪，猜不透她是何用意。后来才知道，大概她是不好意思跟我说。”

    “噢！”杨太太开始注意了，“我们倒跟刘家不认识，毫无瓜葛，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事？是不是为了沈媒婆，谈到贴补盘缠的事？”

    “不是！刘家决不在乎此。姐姐，”詹善政说，“跟你猜想的正好相反。不过，我也不大相信，说不定是一时高兴，说了好玩的。”

    “到底是什么事？”

    “不必谈它了！”詹善政故意宕开，“荒唐之至，不值一谈。”

    杨太太不作声，不过睫毛眨得很厉害，见得她是在用心思索。詹善政对他姐姐的性情，知之甚深，她当然会想到，两家素昧平生，毫无瓜葛，如今唯一所生的关系，是由沈媒婆与小白菜而来的，若说有何看来荒唐之事，自必与小白菜有关。

    想到小白菜怎样，这个反应就是他必须确实看清楚的。倘或出现了怒容，或者冷笑，自己把小白菜的名字提出来，那就表示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得赶紧收科，否则，多少还有谈下去的可能。

    因此，他装着起身倒茶喝，视线却不断地扫瞄着杨太太。她很沉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不过嘴唇闭得很紧，双眉微微皱着。这是想得很深很远的样子。

    那就不免令人奇怪了！刘老太太所说的话，她还一无所知，亦就还不到应该这样深切考虑的时候，然而，她在想的是什么呢？

    终于，杨太太想完开口了，“是不是刘老太太想管什么闲事？”她问。

    这就表示她已想到了小白菜，而且也大致猜到了刘老太太的本意。詹善政直觉地认为不宜正面作答，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

    “这种有钱人家的老太太，闲来没事，不怕麻烦的情形，我看得多。”

    是这样通达的态度，詹善政比较放心了，便将刘老太太托赵司事转达的一片好意，不蔓不枝地说给他姐姐听。

    杨太太听得很仔细，脸上的表情很复杂，竟不容易看出她内心的想法。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她并未感到愤怒，至少不是生气的样子。

    听完，杨太太没有说话，詹善政倒有些不安了，因而又加一句：“姐姐，你想这是不是笑话？”

    “不！”她说，“你不能当它笑话看。”

    这表示她将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可是，她究竟是何态度，仍旧看不出来，所以詹善政不能不保持沉默。

    “你跟你姐夫谈过没有？”

    “没有！”詹善政故意这样说，“我为什么要跟他去谈？”

    杨太太点点头，表示满意，然后又问：“刘老太太的好意到底是为谁呢？为她呢，还是为我们？”

    所谓“她”当然是指小白菜。詹善政觉得他姐姐此问，大有深意，仿佛在说，如果是为了杨家，希望杨乃武身心俱泰，重新做人，图个后半辈子的好结局，那么，这番好意倒也不妨接受。

    想是这样想，但却不敢相信自己想得不错，因为判断倘或错误，关系不浅。可是，他亦不愿说，刘老太太的好意，只是为了小白菜而发。因为这一来，便等于无形中表示应该拒绝刘老太太的好意，似乎也不是聪明的做法。

    “你说呢？”杨太太催问着，“你是跟那位老太太见过面的，总看得出她的意思吧？”

    “我看，”詹善政故意闪避，“也不是为她，也不是为我们，是那位老太太为她自己。”

    “为她自己？”杨太太诧异，“于她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说的，有钱人家的老太太，闲工夫多，喜欢管管闲事，我看，目的是在消遣。管成功了，跟人说起来，也是件很值得夸口的事。”

    “这，”杨太太笑了一下，“你也看得太特别了。”接着又正一正脸色问，“当时你跟赵司事怎么说呢？”

    詹善政见事有转机，便不肯全说实话，只这样回答：“我说今天中午给他回话。”

    “这回话很难。”杨太太说，“不管怎么样，人家总是一番好意。不过，领不领她的情，也不是一句话的事。”

    “姐姐，”詹善政很谨慎地问，“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

    “我是说，这件事要好好商量，才能给他们确实回话。”

    是这样的反应，颇出詹善政的意外，因而不免发生疑问：看样子居然有接受刘老太太好意的意思，那是出于什么原因？

    “弟弟，我想你应该去问问清楚，刘老太太打算这么做法，是她自己心里这么在想呢，还是都谈好了？”

    “跟谁谈好了？”

    “咦！”杨太太仿佛觉得他这一问很奇怪，“做这样一件大事，不要跟她家里先谈好吗？”

    “这不要问的。”詹善政答说，“刘老太太是他们一家之主，她说了就算数！这是我看得出来的。”

    “还有，她本人呢？”

    这话说得詹善政一愣。在他的想象中，刘老太太当然问过小白菜本人，这又何消说得？

    “你没有问一问刘老太太，她本人是怎么个意思？”

    “没有。”詹善政迟疑地答说，“我想，这是用不着问的。”

    “不然，弟弟，你不懂女人的心理。”杨太太说，“这件事一定先要弄清楚她本人的意思。到底她是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之中，还有好几种分别。”

    “姐姐，”詹善政很机警地，又变成相当谨慎的态度，“我因为觉得这件事是个笑话，所以没有去多想。不知道小白菜是何想法，想来总是愿意的。”

    “愿意也有各种各样的愿意。一种是心甘情愿，一种是碍于情面。情形不同的。”

    “你说，是碍于刘老太太的情面，勉强答应的？”

    “也可能是这样子。”杨太太说，“倘或如此，就不必勉强，不然将来没有好结果。”

    詹善政听得这话，了解了他姐姐的想法，如果小白菜真心愿意做杨家的人，她亦不会反对。这倒真是宽宏大量了！怪不得人人赞她贤惠。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我懂。”

    “那么，你说，我的想法对不对呢？”

    “不错！”詹善政将杨太太的话，细想了一下，“如果碍于刘老太太的情面，勉强答应，住是住在一起了，将来彼此意见不合，势必不和，那不是要闹笑话。不过——”他没有再说下去，而且有些懊悔，自己是失言了。

    杨太太当然听得出来，“你是说，将来不会有这样的事？”她问。

    这是没法抵赖的事，詹善政只好这样答说：“我想将来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这不是猜想的事，要确确实实弄清楚。你要知道，一个人经过这么一场大波折，性命都险乎送掉，心里的想法，一定跟别人不同，你不能拿她从前的样子去想她。”

    这话说得深奥了一些，詹善政无法完全了解，不过，也不必去多问，只说：“姐姐，你只说，我怎么跟赵司事去回话？”

    “今天中午总来不及了。”杨太太想了一下说，“你去跟他说，黄昏辰光给他确实回答。”

    “好！”詹善政问，“姐姐，你是觉得这件事可以做？”

    “现在还不敢说，看起来像是一桩好事。不过，一定要有把握，我才肯去做。”杨太太看一看自鸣钟说，“十点都过了，你去看赵司事吧。”

    等詹善政一走，杨太太关紧了房门，通前彻后地细想这件意外之事。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杨乃武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在廊上纳鞋的沈妈，迎上去搀扶。杨太太便问一声：

    “怎么样？”

    “给我按摩了好一阵，又给了三天的药。”杨乃武答说，“药要连服两个月才会好。”

    “这倒有点麻烦，我们快要走了，大夫能不能给两个月的药呢？”

    “这话我也问了。大夫说：药有变化，要看了才能配方，没法子一给两个月。”杨乃武又说，“其实也无所谓。上海五方杂处，多的是名医，到了上海就不要紧了。”

    杨太太不响。一眼瞥见沈妈，支使她去买丝线，指定在大栅栏的一家绒线店，估计一来一往得要一个钟头，尽够与丈夫谈小白菜的事了。

    “我在想，”她远兜远转，闲闲提起，“你将来长住上海，一个人起居饮食，没有个体己的人照料，也很不妥当。”

    “一时不便也无所谓。”

    “不是一时不便。”杨太太摇摇头。

    杨乃武诧异，“怎么不是一时不便？”他问，“等你来了，不就好了吗？”

    原来谈妥了的，杨乃武到了上海就不走了；杨太太回余杭，变卖产业，料理完毕，举家迁到上海。可是，杨太太却变了主意。

    “我想还是我守着老家的好。上海举目无亲，光靠那位侯先生是靠不住的事。”

    “不！”杨乃武雄心勃勃，颇有自信，“侯先生靠不住也不要紧。我本来就没有一直靠他的心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只要侯先生替我在上海介绍几个朋友，我自然有一套自立的办法。”

    “那是打天下，总要没有拖累才好。拖着一个家，凡事缚手缚脚，有本事也耍不开。倒不如我守着老家，不用你操心，岂不是可进可退，稳稳当当的打算？”

    杨乃武不能不承认妻子的打算，确有道理，不过他也奇怪，这一层道理，何以早未想到？

    “现在唯一的难处，就是你要有个人在上海照料。你心目中有没有人呢？”

    妻子说到这样的话，便是容许纳妾的表示，杨乃武断然决然地答说：“没有！”

    “那么，我替你找一个？”

    “不必，不必！”杨乃武连连摇手，“你千万不要多事。”

    “不是我喜欢多事，实在是非这样子不可。不然，你一个人，行动又不便，住在上海，我实在不放心。”

    杨乃武想了下说：“那也容易，我们家佣人还有两个，挑一个跟我住在上海好了。”

    两个男佣人都很老实。可是在满眼繁华，善于欺生的上海，老实的陌生人，处处吃亏，杨太太不能同意。

    “那两个人，哪个也不行，到了上海，只怕反要你照应他！”

    谈到这里，杨乃武认为不必再争论了！因为他已充分了解妻子的意思：第一，不愿全家迁到上海；第二，为他置妾，照料起居。这在她看，是一件事，而在自己看是两件事，用不着摆在一起谈。

    打定了主意，直抒自己的看法，“你不必管那么多！你的打算，我也赞成，你就住在余杭，让我一个人到上海去打天下。”他说，“至于在上海的生活起居，总好想法子的。我到底还不至于断手断脚，寸步难行！”

    话说到这样，做妻子的觉得既歉疚，又欣慰，不过杨太太是很有定见的人，并不以为就此可以不谈。

    不过她也知道，再要谈就不能旁敲侧击了！要开门见山地问，让他无法闪避。

    “我实在不懂，”她说，“我想替你弄个人，你为什么不愿意？”

    “还不是为了想家庭和睦。”

    这是冠冕堂皇的话，杨太太不能满意，便又驳问他：“如果是你想而我不肯，那样家庭才会不和睦；

    现在是我的主意，你何必要有这层顾虑？莫非，你心目中有人？”

    最后这句话，让杨乃武吃一惊！他以为她是有所指而言的，这个误会，不能不解释。可是，又从哪里解释起？

    因此之故，一张脸涨得发红，而越是如此，越使杨太太怀疑。夫妻间本来谈得好好的，一下子都为疑云笼罩，好像浓雾中对面不相识，而且有迷失方向的恐惧了。

    到此地步，若要消除疑云，除非刮一场大风。杨太太觉得事情到了非明说不可的时候了。至于说明以后，会有何后果，是另一回事。

    “有件事，只怕你还不知道。现在有件意外的，”她考虑了一下，选定了两个字，“喜事！”

    “意外的喜事？”杨乃武很注意地问，“是啥好消息？”

    “善政跟刘老太太见过面了。”杨太太极力保持着平静的声音，“她倒真是热心人，愿意拨几亩田，一所住屋，安置小白菜，让你有空的时候去住。”

    这话在杨乃武听来，没头没脑，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愣了半天，方始会过意来。“我不懂！”他说，“怎么叫让我有空的时候去住？”

    “那还不容易明白？无非让小白菜仍旧可以跟你在一起。”

    “荒唐！”杨乃武脱口而答。

    “荒唐倒也不见得。”杨太太颇有反感，因为杨乃武这样说法，显得有些作假——无论如何刘老太太是好意，何得斥之为荒唐。

    杨乃武自己也觉察到了，措辞不当，因而加以解释，“我不是骂人家，只觉得这件事情很荒唐。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事。”

    “事情也不能算荒唐，你本就有这个意思，如今有这样现成省事的机会——”

    “太太，太太！”杨乃武有些情急了，大声打断，“这件事，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再说，会伤我们患难夫妻的感情。”

    这样的表示，杨太太当然深为满意，不过，她很聪明，决不会有丝毫得意的神色摆在脸上，相反地，特意微露怅惘之情，仿佛一片好心，未能为人接受似的神情。

    不久，詹善政回来了，姐弟俩找个机会悄悄交谈，他告诉她说，跟赵司事见着了面，对方又不忙着讨回音了，因为回南之期，为了刘家的孙少爷，在国子监不知有些什么手续要办，延迟十天，赵司事认为在杨家这方面尽不妨从容考虑。

    “不必考虑了。”杨太太说，“我跟你姐夫谈过，劝他接受，他一定不肯，话说得斩钉截铁，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在詹善政多少有意外之感，“姐姐，”他问，“姐夫怎么说？”

    “他甚至不容我把话说完。他说，我再谈这件事，会伤我们患难夫妻的感情。”

    这是非常透彻的表示，詹善政的感觉是七分的欣慰，三分怅惘——欣慰是为胞姐，怅惘是为小白菜。

    “好！”他说，“我下午就去回绝了他。”

    “话要说得婉转些。”杨太太说，“不管怎么说，人家刘老太太总是一番好意。”

    “我知道。”

    “弟弟，”杨太太又说，“我在想，像刘老太太这样热心肠的人，实在少见。我很想见她一见，一则是当面道个谢，再则，说句私心话，将来万一有事要人帮忙，总多一条路子在那里。你说是不是呢？”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碍着沈媒婆在那里，恐怕不便。”

    杨太太懂他的意思，不是碍着沈媒婆，是碍着小白菜。想想也是，便不再作声了。

    “噢，姐姐，还有件事，”詹善政说，“我在路上遇见侯勋，他说上海的信已经来了，欢迎姐夫去帮忙，办他们的那张画报。侯勋本人也快要回去了，他问姐夫是跟他一起走，还是我们自己走，到上海再会面。”

    “那要问你姐夫。”杨太太说，“最好请那位侯先生当面来谈一谈。”

    “他本来也要来的，不过先顺便告诉我一声。”

    于是姐弟俩回到屋里打算将侯勋的话，告诉杨乃武。两人的脚步都不重，而杨乃武却不知道想什么想出了神，以至竟不知有人入屋，直到詹善政招呼，方始一惊而起。

    “路上遇见侯勋——”詹善政将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噢，噢！”杨乃武神思不属地答应着，等詹善政讲完侯勋的意见，他却久久没有表示。

    “姐夫，”詹善政催问，“你是愿意跟侯先生一起走呢，还是我们单独走？都听你的！”

    “一切都随你。”杨太太接口，“我们都无所谓。”

    “噢，”杨乃武问，“你们看呢？”

    杨太太姐弟相顾愕然，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一切都听他决定，何以还会问出这样一句话来？

    “啊！”杨乃武突然省悟，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又说道，“我想跟侯先生一起走比较好，起码到上海有他带路，一切方便。善政请你去走一趟，看侯先生有空没有，请过来好好谈一谈。”

    于是，午饭以后，詹善政又去访侯勋，很快地陪了他一起回来，跟杨乃武谈得很圆满。侯勋表示，杨乃武一个人住在上海，生活不致会有不便，因为申报馆的待遇很优厚，职位较高的，可以单独住一幢房子，起码有两个佣仆照料起居。如果杨乃武觉得行动不便，不必到馆，有事在家做亦无不可。

    “这不很好？”杨乃武向他妻子笑着说，“不必你再操心了。”

    杨太太自然也很欣慰，腼颜向侯勋说道：“一切都要请侯先生费心，真是全家感激。”

    “言重，言重！杨大嫂请放心好了，杨大哥是我们礼聘了去的，决不敢怠慢。”

    “就怕我无以报称。”杨乃武忽生感慨，“百劫余生，只要能让我清清静静过日子，于愿已足，何敢奢求？”

    “杨大哥，你千万不可消沉。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话正就是为你说的。”

    “老兄太恭维我了！”杨乃武笑道，“我能担当什么大任？”

    “不然！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操笔政就是立言，亦是不朽之业。”

    “‘立言’二字不敢当！不过，”杨乃武神色严肃中带着悲愤，“人情险巇，官场黑暗，我总算亲历过了，将来倒可以写点出来，聊当暮鼓晨钟。”

    “就是这话！报馆所鉴于杨大哥的，也正是这一点。”侯勋又说，“至于刻画形容杨大哥本身的劫难，如果自己不愿动笔，不妨口述，我来执文字之役。”

    这一点是侯勋道出了本意，想以杨乃武和小白菜这个题材，编为戏剧。这件事，他早就表示过，须等到了上海再研究，此时仍然维持原来的说法。

    “杨大哥既然愿意跟我一起走，行装可以开始整理了。”侯勋又说，“我大约还有十天的逗留，今天我就托人去问船期，至迟后天有回音。”

    “好！”杨乃武答说，“我们就作十天以后动身的打算。”

    等侯勋告辞以后，杨乃武又陷入沉思之中。每当杨太太有话问他时，他总是闻声而惊，仿佛有什么不便跟她公开的心事，深怕被窥破似的。

    这就使得杨太太不能不怀疑了！

    不过，杨太太决不会操切从事，她觉得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是否存着成见，无中生有瞎疑心。庸人自扰的事，是决不肯做的。因此，她声色不动，非常小心地在观察。

    这样到了第二天下午，詹善政跟侯勋将一起回上海的细节都商量好了。船票由侯勋代购，到上海之后如何安顿，亦不劳杨家费心，他们现在所要做的一件事是，八天之后到达天津，因为太古公司的轮船，是这天进大沽口。

    这是很顺利的一件事，詹善政兴冲冲地回来，细说了经过。杨太太当然也很高兴，可是杨乃武口头上表示很满意，而实际上却并不怎么关心其事。

    杨太太不但看出丈夫神情异样，而且也看出弟弟与她有同感。这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疑神疑鬼，丈夫确有心思，决不可漠视。

    于是，等杨乃武在院子里闲步消食时，她向詹善政低声说道：“你有没有看出来，你姐夫的神气不大对？”

    詹善政很快地向外看了一眼，急促地说：“我早就想问你了，从昨天我回来那时起，神气就不对了。”

    昨日詹善政回来时，正是她跟丈夫谈过小白菜之后，然而神情有异，是何缘故？心事重重，关注何事？

    亦就可想而知。从詹善政的话中，她已获得证明，自己的猜测不错。

    “别让他听见。”詹善政摇摇手，“回头到我那里去谈。”

    詹善政住在另一个院子里。等杨乃武上了床，她说要跟弟弟去商量回南之事，避开丈夫，去谈丈夫的心事。

    “他的心事跟我谈过，想跟小白菜见一面。”

    “原来早就跟你谈过。”杨太太颇感意外，同时也对弟弟颇感不满，“你怎么早不跟我说？”

    “说了惹是非！我为什么要多嘴？现在纸包不住火，我不能不说了！姐姐，若说他还想跟小白菜在一起，倒不见得，姐夫到底不是脑筋糊涂、分不出事情轻重的人！这只要看他对你说的那句话，唯恐伤了患难夫妻的感情，就可以想到他的本心。不过，他有许多话要跟小白菜说一说，问一问，这也是人之常情。

    我看，倒不如索性让他们见个面，话说清楚了，心里的疙瘩也就消除了，雨过天晴，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段孽缘，反倒能让姐夫振作起来，重新做人。”

    这一口气讲下来的一大段话，说服的力量很大，杨太太终于同意了。

    如何安排他们见面，当然是詹善政的事，但要看杨太太的意思，詹善政觉得不宜乱出主意。

    细想起来，这件事要顾虑的地方很多，联络也不见得容易。首先要决定的一点，对杨乃武如何说法？

    坦率相告，还是作为詹善政私下的安排？

    “话说得太直了，恐怕姐夫为了避嫌疑，不敢答应。姐姐，这件事只看你是不是完全信任姐夫。如果不信任，根本就不必多此一举。”

    这几句说得很直率，但也很透彻，杨太太毫不考虑地答说：“我怎么不信任他？”

    “既然你信任，就不必说破，只当作我瞒着你，私下安排的好了。”

    “好！我也赞成这么做。”杨太太又问，“第二，小白菜那里怎么联络？我想，她婆婆与刘老太太那里是瞒不住的。”

    “要瞒也可以瞒得住，只看要不要瞒。”

    “能瞒最好瞒住，人多口杂，乱出些主意，而且会跟在她左右。他们要想说的话没法说，反倒生出些枝节来。”

    “这话不错，还是瞒住她们的好。”

    “怎样瞒法呢？”

    “有办法。”詹善政说，“现成有个人在这里：沈妈！”

    “对啊！我倒忘记这个人了。”杨太太说，“我明天叫她先到刘家去一趟，作为去探望她的干姐姐，得便就先悄悄告诉了小白菜。”

    “不！慢一点，先要把他们会面的地方找好。”

    这又是一个难题。杨太太想不出什么地方合适，詹善政却是胸有成竹，已想到了一个地方，不过行不行，却无把握。

    “有个地方，”詹善政说，“仁钱会馆的空屋很多，而且都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隔开的，我想跟赵司事商量一下，临时借他的地方用一用，由边门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岂不甚好。”

    “不见得！会馆里那么多人，得知消息，来看热闹，他们什么话都不用谈了。”

    “这，姐姐你可以放心。我跟赵司事一见如故，交情很不错，请他保守秘密，他一定肯的。”

    “好吧！你明天就先跟赵司事去联络了再说。”

    有了这个结论，这晚上的谈话，告一段落。第二天上午，詹善政起身，刚刚在洗脸，杨太太却又来了。

    “我昨天想了一夜，”她说，“我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詹善政一愣，心想，怎么又变了卦？“姐姐！”他的话说得很直，“我看这件事不如作罢！你既然不放心他们，就不必多事了。”

    “不是！你把我的意思弄错了。我要听听他们心里的话，果然难舍难分，我就成全了他们。”

    这使得詹善政更感意外，正色劝说：“姐姐，你要好好想一想！”

    杨太太的想法是，她为丈夫费尽心血，对小白菜实在谈不上什么恶感。如果他们俩真是难舍难分，非得在一起过日子不可，她愿意接纳刘老太太的好意，成全他们的好事。

    “这是为什么呢？”詹善政想不出姐姐改变态度的原因，“你是怎么想来的？”

    “无非为你姐夫！”杨太太说，“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好人要做就做到底！好比修行一样，快要功德圆满的时候，忽而松手，就会前功尽弃，太犯不着了。”

    这就是说，她对丈夫一直都很好，唯有最后这件事，近乎自私，则以前对丈夫的种种好处，似乎都消折了。她这样做法，当然会在亲友中博得一个贤惠的名声，可是只务虚名，不顾实际，是不是聪明的办法？

    詹善政并不反对她的想法，不过他觉得有义务提醒至亲骨肉。“姐姐，”他说，“亲戚朋友称赞你贤惠，我亦有面子。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对人家看不顺眼，自己跟自己生闷气，懊悔做错了事，可就晚了。”

    “不会的！”杨太太说，“我想过，人心是肉做的，我这样子对待他们，他们一定也会敬重我，决不会故意让我受气。”

    “这也不一定，万一给你气受，你怎么样？”

    “那也是命中注定，我决不悔！”

    “这就没话说了。”詹善政点点头，“好的！等我来安排。”

    安排在仁钱会馆见面这件事，接洽的结果，非常圆满。会馆中有一个偏在东北的院落，自成门户，进出可以不由大门，这个院落，专供家乡的达官，进京公干时暂住，平日关闭不用。现在借用个半天，自无不可。同时，赵司事亦接纳了詹善政的要求，对杨乃武、小白菜秘密相晤这件事，决不泄露。

    “那地方我也看了。一个四合院子，两面有门，西面的门一关断，跟会馆就不通了。东面的门开出去是个偏僻的小胡同，进出不怕有人看见。”

    “好！”杨太太说，“现在用得着沈妈了。”

    “慢慢！”詹善政说，“我想与其找机会预先约好，不如想个法子直接把沈媒婆、小白菜约出来，然后耍个花枪，拿沈媒婆调开，小白菜送到会馆，岂不省事？”

    “能这样当然最好，不过这个法子不好想！”

    “总想得出来的。”詹善政凝神思索了一会儿，欣然说道，“容易得很！只说袁大老爷那里还有手续未了，叫沈妈到刘家去一趟，将沈媒婆、小白菜约了出来，这样就一定可以瞒过刘老太太了。”

    “约出来以后呢？怎么样拿她们婆媳调开？”

    “到时候再说，总有办法的。”詹善政说，“现在要定个日子。”

    这实在是急不得的一件事，因为安排这样一个约会，就像编织花样精巧的网络那样，要按部就班，一点都错不得，否则就会节外生枝，搞得一团糟。同时又在丝毫不动声色的情况下进行，谋定后动，动必有成，更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部署。

    因此，杨太太说：“这件事我帮不上你的忙，都交给你了，我听你的信息，你要怎样就怎样。”

    “好！”詹善政说，“我马上就去办，怎么一个情形，我随时会告诉你。”

    等杨太太走了，詹善政好好思索了一会儿，自己有两个帮手可找，一个是沈妈，一个是赵司事。就眼前来说，要找的是赵司事。

    这一次是要重重拜托他，而且事情要从长计议，所以詹善政先写张条子，派客栈伙计送到仁钱会馆，约赵司事在陕西巷一家广东馆子吃晚饭，说明有“要事奉恳，务必赏光”；同时关照客栈伙计，要等回信。

    回信是“准时奉扰”。约的是六点钟，詹善政五点钟就出发了。陕西巷是“八大胡同”之一，有名的销金窝。华灯初上，正是纸醉金迷方兴未艾之时，笙歌嗷嘈，人语喧哗，这里实在不是谈正经事的地方，心里倒不免懊悔，但既来之，则安之，只好在约定的那家馆子坐等。

    不一会儿，赵司事匆匆而至。跑堂的伺候了茶水与毛巾，随即端来一个托盘，里面是一份菜单，一副笔砚，另外有一叠三寸宽，五寸长的笺纸。

    “你老是先点菜，还是先叫条子？”跑堂哈着腰问。

    “先点菜吧！”赵司事说。

    点过菜，就得写局票子。赵司事执笔在手，看着詹善政，意思是等他报名字。

    “我没有什么熟人，而且——”

    赵司事会意了，“你先把菜关照下去。”他遣去了跑堂，问詹善政，“你要谈要紧事，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地方？”

    “我一时想不起有什么馆子，”詹善政笑道，“记得经过这里，有这么一家广东馆子，就约了在这里。其实也无所谓，你有相好，尽管叫来。”

    “那就索性等一下，等谈完了再说。”

    于是叫局之事暂且搁下，等菜上齐了，跑堂的放下门帘，詹善政方始谈到正事。

    “赵兄，我有件事跟你商量，我想把小白菜约出来，又要避开她婆婆，你看有什么办法？”

    “这，法子很多。”赵司事先反问，“你总有打算吧？”

    “我想冒用袁大老爷的名字——”

    “袁来保？”赵司事打断他的话，“他回去了。”

    “回去不要紧，不过冒个名而已。等把她约出来以后，再跟她说明白，也不要紧。”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事！只要我去一趟，要她们婆媳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

    赵司事有这样的把握，詹善政自然大为高兴，替他斟满一杯酒，笑嘻嘻地说：“老赵，那就郑重拜托了！不过——”

    “你不要忙！”赵司事抢着说，“其中的道理，我当然会告诉你。”

    他慢条斯理地一面喝酒，一面告诉詹善政，说葛品莲埋葬在会馆的义冢以后，小白菜尚未去上过坟，就用这个理由招邀，绝无不从之理。

    一提到这点，詹善政脑中很快地浮起记忆——小寡妇上新坟，在江南也是一景，清明前后，绿野青山处处可以发现一身缟素的年轻寡妇，在一抔黄土面前，焚着纸钱，哀哀痛哭。这种用“梨花带雨”来形容的凄艳，确能动人心魄，常是不期而然地会寄予关怀。年纪轻轻，成了孤鸾寡鹄，一生的日子正长，怎么打发得完？若是正在求偶的男子，更易逗起绮思，一颗心热辣辣地，别有一番滋味。

    詹善政的妻子，未过门就因暴疾去世，接着因为杨乃武这件冤狱，为至亲奔走营救，没有心思也没有工夫去想到早应成家。因此，此刻一想到小白菜上新坟的光景，心头不免有异样之感，等他定定神重新注意到赵司事所说的话时，已经漏了一大段了。

    “我们就这么办，”赵司事问，“你看怎么样？”

    詹善政茫然不知，他只知道从话中去想，赵司事已经定了一个办法，而自己没有听见。倘若追问，会引起人家的诧异：心不在焉，在想些什么？

    就这迟疑之际，已使得赵司事困惑了。詹善政有些慌张，不由得连声答道：“好，好！就这样！”话一出口，自己警觉，得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样能让赵司事把他所说的办法，再讲一遍。

    赵司事当然不会猜得到他的心事，自己去掀开门帘，将跑堂的喊了进来，准备“叫条子”。

    “你没有熟人，我保荐一个，如何？”赵司事提笔在手，向詹善政问说。

    詹善政的脑中，还残余着小白菜的倩影，根本就没有召妓的兴趣，但有求于人，不能不凑人的兴，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赵司事挥笔写了两张局票，交给跑堂，同时吩咐，再添一斤“南酒”。

    这是一个机会。詹善政心想，此时不问，回头姑娘一来，就问不成了。这样想着，便很谨慎地问：“老赵，你刚才说的那个办法，是不是很妥当？不妨再研究一下。”

    原意是想他把他说过的办法再讲一遍，不道赵司事反问一句：“你说怎么不妥当？”

    一次尝试不成，不能再作第二次尝试。詹善政此时想得了一个补救的法子：破功夫不着，明天起个早赶到仁钱会馆，只说头一天酒喝得多了，所谈的正事已记忆不清，要求赵司事再说一遍，不就完全弄清楚了。

    想到这里，愁怀一宽，等叫来的姑娘一到，逢场作戏，放浪形骸，很有了些酒意，回到客栈，闷头大睡。

    第二天红日满窗，方始醒来，回想昨夜的一切，居然记得应该及早去访赵司事这件事。伸头看一看钟，已快九点，不觉一惊，赶紧起身。

    漱洗刚罢，杨太太来了：“我来过两回了。”她说，“昨天怎么喝那么多酒？”

    “赵司事兴致好，不能不陪陪他。”

    “你们谈得怎么样？”

    “很好啊！”詹善政答说，“葛小大埋在义冢地之后，小白菜还没有去上过新坟，赵司事说，可以用这个理由，把她邀出来。”

    “这倒也对！那么，”杨太太说，“要定个日子啰。”

    “是啊！今天还要跟他碰头，等我回来再说。”

    杨太太有些困惑，话好像不大接得上头。哪一天邀小白菜出来，应该看自己这面准备的情形而定，与赵司事的关系不大，何必再跟他联络以后，方才定夺。

    “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得快去了。”

    詹善政不容姐姐再问，匆匆而去。一到仁钱会馆，才知道赵司事已到刘家去了。心里不由得着急，显然的，他到刘家，就是替自己这面去接头，而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赵司事在那里谈好了，自己这方面却毫无准备，两下脱节，岂不荒唐。

    因此，他必得在那里坐守。直到中午，方见赵司事回来，随即迎上去说：“老赵，昨天我酒喝得多了。

    谈的那件事，竟有点记不太清楚，真正是笑话！”

    赵司事一愣，“不说得明明白白的吗？”他说，“今天一早我先去一趟，告诉她要上坟，看她定在哪一天，我再回来告诉你。”

    “是，是！”詹善政敲敲额角，装作完全想起来的神气，“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定在哪一天？”

    “现在谈不到了！”赵司事说，“事情大出意外，谁也想不到的！小白菜此刻在大悲庵。”

    “怎么？”詹善政问，“怎么到了尼姑庵里了呢？莫非做了尼姑？”

    “那倒还没有！不过已不肯回刘家了。”

    “那，那是怎么回事？跟刘家发生了什么冲突？”

    “不是，不是！说起来也是碰巧了。”赵司事说，“等我先大略告诉你，还要跟你商量，如何挽救？”

    原来大悲庵离刘家不远，只隔着两条胡同。庵中的当家老师太，法名净慧，与刘老太太很投缘，经常在刘家走动。小白菜在那里住了不多日子，已见过她三回了。

    一遭生，两遭熟，到第三次见面，就无话不谈了。小白菜自感前路茫茫，向净慧求救，如何方是安身立命之方？净慧劝她忏悔宿业，因而说法，畅谈因果。

    她说：有因必有果，生死轮回，而因果如影随形，万年不断。所以说：“欲问来生果，只看今世因。”

    小白菜与葛品莲原有前世的恩怨，今生加上与杨乃武的孽缘，越发重重纠缠，来世仍须受苦。

    这话说得小白菜毛骨悚然！问到闪避之道，净慧还是那句话：忏悔宿业。可是，宿业却又如何忏悔呢？

    净慧一时口滑，说了句“唯有出家，斩断尘缘，方是一了百了”！小白菜就此深印入心，到晚来跟刘老太太说，要遁入空门。这话，她以前也说过，但只要迎头一拦，就不再往下说了。刘老太太只当她又是想到就说，不是认真的念头，所以笑笑不答。

    哪知第二天上午，她悄悄出了刘家后门，寻到大悲庵，跪倒在菩萨面前，解开发髻，一剪，将长及腰际的一头黑发，齐项剪断。等知客的尼姑发觉，赶来抢救时，已是纷披满地，发断不可复续了。

    这下子惊动了净慧，等她一出来，小白菜跪在她面前，只道“老师太慈悲”，要在大悲庵做尼姑！

    净慧怎肯应承，赶紧派人到刘家通知。刘老太太大惊，而沈媒婆大哭，赶到大悲庵苦苦相劝，小白菜执意不从。她有个不易驳倒的理由，说是当年与死去的丈夫口角，发誓要削发出家，结果口不应心，就为了这个缘故，以后才吃了那许多死去活来的苦头。今番决不能再打诳语了！

    这件事搞得很尴尬。净慧不想一句话惹出这么大一个麻烦！而刘老太太原是好心收容，谁知结果是小白菜出了家。这话传出去，只当刘家容不得她，方始出此下策，名声很不好听，所以觉得十分无趣。至于沈媒婆，后半世的日子都靠小白菜这个指望，一下子砸得粉碎，那份伤心自然更不用提了。

    “这是昨天上午的事。”赵司事说，“小白菜至今还在大悲庵。刘家一筹莫展，不过等我一去，刘知府认为事有转机了。”

    “刘知府？”

    “是的，刘知府。他家老太太有了麻烦，刘知府当然要出来想办法。读书人到底不同，事情看得很透彻。”赵司事说，“他是因为看到我才触机想到的。他说，小白菜周围的人，都可以放得开，因为没有什么感情。不过有一个人放不开，就是令亲。”

    “嗯，嗯！”詹善政点点头，“请你说下去。”

    “刘知府说，如今只有请杨某人去劝一劝，或者能够挽回。如果杨某人都劝不醒，那就只好听其自然了。为此，刘老太太特要我来跟你接头，你看怎么样？”

    詹善政想了一下答说：“这件事，应该可以办得到。不过，怎么劝法？”

    “这一层，刘老太太跟刘知府都说了，最好是能够劝得她打消出家的念头。如果真的要出家修行，也不必在京里，先跟刘老太太回去，哪怕替她造一座‘家庵’，也是办得到的事。”

    “这——”詹善政问，“如果能劝她打消出家的念头，那么，以后呢？”

    “以后再说。”赵司事想起来了，紧接着又说，“刘老太太不是原就有安排的吗？”

    “那个安排，还在舍亲考虑之中。”詹善政又说，“如果愿意领受刘老太太的好意，当然没有疑问，倘或事实上办不到，舍亲就不便去劝她了。”

    “怎么呢？”

    “你想，如果小白菜说：好！你叫我不要出家，我就不出家。可是，将来怎么办？那一来，话就说不下去了。”

    “你先不管它！”赵司事说，“事情很急。请你先跟令亲去商量了再说。”

    “好！”

    “那么，我下午等你的回音。”

    辞出仁钱会馆，詹善政一面走，一面将整个事件又重新回想了一遍，认为很难劝得小白菜回心转意。

    因为她之想出家，蓄志已久，而此番又并非受了什么外界的刺激使然，而是真的一心想忏悔宿业！她自己觉得过去受苦，是因为发誓出家，口不应心，欺骗了菩萨所得的报应，然而，又何敢一骗再骗？

    回到客栈，自然是先跟他姐姐说知其事。

    杨太太当然很惊讶。不过脸色有很明显的变化，先是困惑，继而平静，终于为难地久久不语。这使得詹善政很奇怪，怎么样也想不出她为难的原因。

    “有句话我很难出口。”杨太太说，“我要说了，人家一定以为我是私心。”

    “跟我说有什么关系呢？”

    “我倒觉得她既然有了这个一了百了的打算，就不应该再去打动她的凡心。”

    对这个说法，詹善政大出意外，“到现在为止，只有姐姐你一个人赞成她出家。”他说。

    “一个人的话不见得错，大家都说的话不见得对。”杨太太冷冷地说，“我自己觉得旁观者清，并没有什么私心在内。”

    “姐姐你不必多心！我知道的。”

    “你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我还是避避嫌疑的好！”

    这使得詹善政很困扰，怔怔地望着姐姐，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不过问这件事，你自己去问你姐夫，随他自己意思做好了。”

    名为不过问，实际上已经过问了，而且做了决定：不赞成这件事。詹善政知道又遭遇了麻烦，心里非常烦恼。

    “怎么？”杨太太见他不开口，反而问他，“你有啥为难的地方？”

    “我当然很为难。”詹善政懒得再用心思，实话实说，“第一，你明明不赞成去劝小白菜的，我不好多事；第二，就算我多事，跟姐夫去说了，他一定会问我，先跟你说过没有，我没有办法回答他。”

    “你用不着为难，我跟你说明白好了！第一，是我叫你去跟他说的，这件事不与我相干；第二，他问到我，你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没有你的同意，姐夫不敢去的。”

    “如果他真是这么说，你再来告诉我。”杨太太说，“我自有办法让他去。”

    “这样说，我就更不必多事了。”

    这姐弟俩心思都很深。在詹善政想，杨乃武之不敢到大悲庵，能不能劝小白菜，关键都在他姐姐身上，既然如此，何不她直接采取行动？

    意会这一层，杨太太好好想了一下，觉得弟弟的话很有道理，便毫不含糊地说：“好！这件事交给我。”

    詹善政得此承诺，有着如释重负之感。不过，赵司事那面还有交代，因而问说：“我怎么去回报人家？”

    “不是说下午给他们回音？”杨太太说，“你多带点零用钱在身上，出去逛逛散散心。过两个钟头回来，我就有回话给你了。”

    “好的。”詹善政起身就走。

    “慢慢！”杨太太又拦住他，“大悲庵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只说离刘家不远，要请赵司事带了去。”詹善政又问，“姐姐，你自己要去劝她？”

    “不一定。”

    詹善政不再多问，扬长而去。

    杨太太先得静静地想一想，她有把握可以促使丈夫去劝小白菜离庵回刘家。不过，对于这件事的后果，她要考虑，不能只为自己博个贤惠的名声，强作解人，将不可能的事，很勉强地变成可能，为将来留下很多麻烦与痛苦，那就太不理智了。

    在诸般考虑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丈夫对自己怀着歉疚之心，只要一谈到小白菜，先就惊慌失措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但无法让他说心里的话，甚至平静地交谈都不可能。

    既然如此，则就可想而知，要丈夫听从自己的劝告，到大悲庵去走一遭，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她想到弟弟的话，问她是不是打算亲自到大悲庵去劝小白菜，离庵回家。当时以为他的想法有点怪，此刻思量，倒不失为办法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办法，直接上刘家去看刘老太太与沈媒婆，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能有让小白菜回心转意的法子，她乐于出力。这样做法，光明磊落，十分正派，她觉得很可以一试。

    不过，她很冷静，并不钻牛角尖似的，只朝这一条路去想，各种可行的主意，如何进行，一个一个在心里提出来考量。最后得到了两点结论：第一，自己要插手管这件事，少不了用沈妈做助手；第二，不管怎么做，先得跟弟弟商量好。

    于是，等吃过午饭，杨乃武休息时，她先将沈妈带到詹善政那间屋子里，把这件“新闻”告诉她，顺便听听她的意见。

    对于小白菜的一切，沈妈仅知道她与她婆婆已为刘家所收容，不久带回浙江。至于刘老太太的那番好意，以及詹善政在私下安排她跟杨乃武见面等等情形，丝毫不知。此刻，杨太太告诉她这件“新闻”时，仍然是有所保留的。

    “我听说，小白菜在大悲庵自己剪了短发，一定要在那里出家，多少人都劝不听，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沈妈自然感到惊愕，不过很快地变成早在意料中的表情，“她早就想要出家了！不过，”她说，“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你看，”杨太太问，“她是出家好，还是不出家的好？”

    “很难说。”沈妈摇摇头，“花花世界也不是容易看得破的，出家容易还俗难，将来只怕有懊悔的日子。”

    这两句话，颇为杨太太所重视。小白菜的过去与未来，她都替她想过，唯独这一点没有想到。照此看来，劝她先离庵回刘家，并不错。同时她也得到一个启发，已想到有几句很有力的话，可以劝得小白菜不能不听从。

    因为觉得沈妈并非毫无见识，她认为多告诉她一点内情，亦不要紧，因而又说：“刘老太太为这件事很着急，好意收容人家，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岂非没趣？更怕外头说闲话，以为小白菜在刘家受了多少委屈，所以赖在大悲庵不肯回去。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是啊！不过，顶着急的，一定是她婆婆。”

    沈妈对她的这位干姐姐沈媒婆，既无好感，亦无恶感，只是就事论事，将沈媒婆在小白菜身上所寄托的希望，就她所知细细讲给女主人听。不过，最后有句话，却颇具警惕的意味。

    “她媳妇是个麻烦，最好少招惹！”沈妈说，“媳妇跟婆婆的想法不同，帮了媳妇招婆婆的怨，犯不着！”

    这使得杨太太有了新的了解。像刘太太最初的那番好意，要为杨乃武置个不须有任何负担的外室，事实上怕也办不通，因为沈媒婆摆脱不掉，终日纠缠，迟早会酿出风波来！

    “太太，”沈妈问道，“小白菜要做尼姑的事，是不是舅少爷去打听来的？”

    “不是他去打听，刘家请了他去，告诉他的。”

    “为什么呢？跟舅少爷啥相干？”

    杨太太到这时候，不能不多透露一些了：“刘家的意思，要我们这面去劝一劝小白菜，也许能劝得她回心转意。”

    “那么，哪个去劝呢？”

    这话问得杨太太一愣，迫不得已只好答说：“请少爷去劝！”

    沈妈大感惊愕，“去不得！”她说，“太太，这件事，你要拿定主意！好人乱做不得，乱做好人，害了自己，也害了人家。”

    杨太太对沈妈的忠心，颇为欣慰。不过，害了自己，可以理解，“怎么说害了人家呢？”她问。

    “太太倒想，她能不能进杨家的门？不能进杨家的门，害她牵肠挂肚，何苦？”

    这是句非常扼要的话。杨太太心里在想，沈妈真是旁观者清，一语破的！如今自己要考虑的是，到底愿不愿意让小白菜姓杨？如果愿意，不妨切切实实去劝一劝，否则还是不必管此闲事为妙。

    这是件大事，要考虑的地方很多，绝非一天半天所能决定的，而赵司事在等着回话，詹善政也快回来了。杨太太觉得遭遇了极大的难题。

    “我也奇怪！”沈妈又说，“要做尼姑，回余杭也好去做，为啥一定要在这里做？莫非——”

    “莫非什么？”杨太太立即追问。

    “莫非就为的想少爷去劝她一劝？”

    这是个很新的想法，新得离奇！但仔细想一想，人心难测，尤其是用情到了深处，常有人所不测的举动出现。所以沈妈的猜测，亦不能说是荒诞不经。

    不管怎么样，她有这样的想法，证明她不是那种无知无识的村妇！杨太太从此刻起，更对她刮目相看了。

    “沈妈，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现在很为难，你倒替我出个主意看。”

    “出主意，我不敢说。”沈妈答道，“我也不晓得太太的为难在什么地方。”

    于是杨太太吐露腑肺，倾怀以告。她的难处是重重矛盾，一方面要博个贤惠的名声，一方面又怕小白菜进门，会影响家庭的和睦。说实在的，照她的原意，最好跟小白菜离得远远的，从此永无瓜葛！可是事与愿违，各种机缘凑集，都是朝向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距离接近这条路上在走。如果硬一硬心肠，做出严正的表示，当然可以阻绝他们，永不见面，但是，这一个，很可能在亲戚朋友之中留下一个印象：杨太太是个很厉害的角色，所谓“贤惠”，不过是驾驭丈夫的手段而已！

    同时，她也疑心杨乃武仍旧不能忘情于小白菜，眼前的一提起来就紧张的神情，不过是内疚于心，深怕引起误会。倘或有机会让他能够如愿，而不给他这个机会，日久天长，渐渐生怨，亦是可虑之事。

    “总而言之一句话，”杨太太说，“我吃尽千辛万苦，修来的一点‘道行’，不能坏在这件事上！这件事我做得不够大方，过去的种种好处，就一笔勾销了！”

    “太太，你太多心了！”沈妈不以为然，“凡事只要自己心安就是！管不得那许多。”

    “我就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心安！”

    “那容易！跟大爷说明白就是。”

    “就是说不明白。”

    “怎么呢？”沈妈困惑地，“大爷脑筋这么好的人，不会说不明白。”

    “他心里有病，一提起就头脸涨得通红，不容我说下去。”

    “那，请舅少爷跟他说。”

    这一点，杨太太觉得很值得考虑，点点头说：“过去舅少爷跟大爷谈到小白菜，总瞒着大爷说我不晓得，为的是一说我也晓得，怕大爷不肯说心里的话。照现在看来，这样子也不一定对，索性让舅少爷跟他说明白，看他怎样！”

    杨乃武会怎样呢？他在心里问自己——杨太太与沈妈都不知道隔墙有耳，她们所谈的一切，几乎只字不遗地都落在无意间走了来的杨乃武的耳中了。

    听得里面的谈话快将结束，他怕撞破了彼此不便，趁早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回到自己屋中，想静静地从头到底想一想，又恐怕妻子来了，看出他神色不对，会得追问。因此，决定出门，找个清静地方去思量。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刚走出房门，便发现妻子与沈妈一前一后走了回来。他只好站住脚，搭讪着问：

    “你们到哪里去了？”

    “在善政屋里，替他理一理东西。”杨太太看他穿了马褂，便即问道，“你要出去？”

    “我想去看看侯勋。”杨乃武指着他的腿说，“倒像好得多了。大夫关照，应该稍微走动走动，活络筋骨，好得才快。”

    一套谎话，编得天衣无缝。不过杨太太总不大放心，“顶好有人陪着你去！”她不由分说地关照沈妈，“你到柜上去看看，找个打杂的来，陪大爷一起出门。”

    “不必！不必！”杨乃武摇手阻止，“我自己到柜台去找好了。”

    于是，他自己走到柜房里，有个常为他们跑腿的小伙计铁柱在，正好做伴。他跟掌柜的关照一声，带着铁柱出了客栈。

    说去看侯勋是托词，要找清静的地方却一时想不起，便问铁柱：“咱们上哪里逛逛去？”

    “杨大爷喜欢逛什么？”铁柱问，“是听戏，还是杂耍？要不逛庙会？今儿三月初九，隆福寺的庙会，热闹得很。”

    杨乃武就是不愿意到热闹的地方，而看铁柱兴致勃勃的样子，不免歉然，想一想说：“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坐坐。领我到了那里，你逛你的去，我给你零花钱，回头来接我。你看好不好？”

    给零钱让他自由自在地去逛，哪有不好之理？铁柱随即答说：“要清静只有道观和尚庙。”

    “对！”杨乃武突然想起，“都说法源寺的丁香花好。在哪里？”

    “法源寺？不远，不远。”铁柱说，“由宣武门大街一直往南，过菜市口，进半截胡同往西就是。”

    “你得陪我去。”

    “当然。”

    铁柱雇了一辆车，说明地址，一直往南而去。车中，铁柱告诉杨乃武，这法源寺是京中第一名刹，本名悯忠寺，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因为哀悼东征高丽阵亡的将士，特建此寺荐福。寺中清规极严，游客载酒看花，不得有荤腥携入。

    “你倒知道得这么多，连唐太宗的年号都记得清清楚楚！”杨乃武惊异地说。

    “还不是听来的。”铁柱说，“我不知道陪南边来的老爷们逛过多少次了，每次都听他们谈法源寺的古记，耳朵里都听得长茧子了。”

    “那么，法源寺到底有什么好逛的呢？”

    “杨大爷去了就知道了。”铁柱说，“去得正是时候，这几天丁香花开得正热闹。”

    不一会儿，到了法源寺，但见游人如云，而山门的正门不开，由侧门而入，甬路两旁，高松罗列，气象森森；进了二门，满眼繁花如雪，东面更盛。广庭中有一座高台，原名悯忠阁，大概是当时悯念东征阵亡将士，登高招魂之用。有好些游客，登台眺望。杨乃武因为腿不方便，只好在台下徘徊。

    “杨大爷，我给你找个地方坐，弄茶来喝。”

    寺中并不卖茶，但铁柱因为常陪客人来逛，跟管殿的和尚很熟，去弄了一张板凳一壶茶来，将杨乃武安顿好了，说明傍晚来接，然后从他手中接过几十个制钱，欢然而去。

    杨乃武的坐处，正在回廊转角，身形隐蔽而视界宽广，是个极好的位置。可是人是静下来了，一想到小白菜，心却静不下来。

    恩恩怨怨萦绕心头，如今更增添了几许关切、困惑与好奇，而内心迫切要解答的一个疑团，就算她情天历劫，看破尘缘，何以一定非在这里出家不可？莫非真的如沈妈所猜测的，只为引起他的关怀，或者说是耸动听闻，将他吸引了去见一面？

    这也许是无根的猜测，然而事实是很明显的，除非能将她自心底抛却，从此不想，否则，就应该不顾一切跟她去见一面，问一问她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倘或不然，未来漫长的岁月中，或者午夜梦回，或者对月怀人，这一个横亘在胸中的疑团，将会凝结成一个永难消释的痞块，折磨自己一生。

    于是，他突然之间浮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最好即时能与小白菜面对面地将心掏出来，彼此看个明白。

    不过，这个强烈的冲动，在他一想到妻子时，就自然而然地被压制了。

    喝一口茶，看一看花，让历乱的心情作个短暂的休息，重新再想时，就比较有头绪可理了。首先他发现，他实在不必那样戒慎恐惧地唯恐妻子有所误会！诚然妻子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要博贤惠的名声，并且唯恐他因为不让他跟小白菜见面而对她不谅解；而一方面却又确确实实在害怕他跟小白菜见了面，会发生她所无法控制的情况。就前一点来说，他觉得她对他是很宽容的，而就后一点来说，关键是在自己身上，只要自己能够控制，她就无须有所畏惧。

    总之，他认为他跟小白菜见面，即使引起妻子的疑惧，也只是一时的；疑惧的不是见面的本身，而是见面以后会发生不测的结果。如果只是见一面，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她又何疑惧之有？

    现在很明白了，自己必须要问的是：见了小白菜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在想，一种是真个看破红尘，提起往事，如梦似烟，淡然置之；一种是触动沉哀，痛哭流涕。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泄了哀怨，便抛却了往事，重新做人；一种是旧情断而复续，另生新的纠缠。

    他觉得要考虑的是最后一种。如果出现了那样的情况，从此多事，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当然，最主要的是在自己。倘或自己心有主宰，可以不理她的纠缠，甚至用手腕使她根本就不能纠缠。

    那样做法，当然会大伤她的心，而于自己，徒然增加良心的不安，则又何苦来哉？

    可是，这只是许多可能情况之一。除此之外，能见一面将这段恩怨作彻底的清理分解，于己于人都是有益的事。

    然而这一切冷静的考虑，经不起一个突然而起的、强烈意愿的冲击。这个意愿就是想看一看小白菜的眼睛，听一听她的声音。

    这个意愿蓄积了好些日子，一次又一次地，用各种可以想得到的理由去压制。其中最有力量的，就是对妻子的顾忌，只要一想到妻子这几年的苦楚，以及整个家庭可能因为他所表示的，不能忘情于小白菜这一事实而破裂，他就会颓然冷心，轻易地将小白菜的形象与声音，逐出记忆之外。

    可是，此刻不同了，妻子并不在乎他跟小白菜见一面，甚至还希望他能劝得小白菜回心转意，抛弃出家的念头，助成她的贤惠名声。这一来，最大的压制力量消失了，就如在天平上移去了最重的一块砝码，那蓄积已久的意愿自然高昂难下了。

    “去走一遭！”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只要自己把握得住就行了！”

    那么，自己是不是能把握得住呢？他自觉这是不会有疑问的。也许日久天长，旧情会复炽到难以分解的地步，至于久别重逢的第一次见面，自己决不会把握不住，做出任何难以办到的承诺。而况，小白菜决意出家，当然是万念俱灰的缘故，一颗极冷的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热得起来，一见面就会提出什么令人为难的要求。

    念头转到这里，等于已下了决心。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去法。第一步，当然是要打听大悲庵的地点。

    正好与铁柱相熟，为他安排座位的和尚经过，他叫住他说：“师父，请等等！”

    “施主是要添茶？”

    “茶够了！”他摸出一块碎银子递过去，“莫嫌少！”

    和尚倒很规矩，不肯接他的钱，“施主请等一下，我去拿缘簿。”说完，掉身就走了。

    很快，和尚取来一本黄封皮的册子，上写“随缘乐助”四字，另外有支水笔，一起递到杨乃武的手里。

    这一来不能太寒酸，至少也得捐个整数。提笔写道：“无名氏助银一两。”接着，又添一块碎银子，估计一两只多不少，连缘簿一起交了回去。

    “施主先收着，回头到柜房去交。”

    “就拜托你代交。不过，”杨乃武紧接着说，“不必忙！我先跟你打听一个地方，大悲庵在哪里？”

    “就在寺前，一出门，往西走几步，白帽胡同口儿上，就是大悲院。”

    “大悲院？”杨乃武听得很仔细，重新说一遍。“我是问的大悲庵，有尼姑的庵！”

    “噢，那就不对了。”

    “那么，大悲庵在哪里呢？”

    “听到过有这么一座庵，在哪里可就说不上来了。等我替施主去问一问。”

    “问我好了！”突然有个苍老的声音接口，“大悲庵在花儿市中四条胡同。”

    杨乃武转脸去看，邻座有位六十来岁的老者，穿一身灰布褂裤，一副花白胡子，腰板挺得笔直，手里盘弄着两枚晶光闪亮的铁丸，精神矍铄，一望而知是个练武的人。

    “对了，这位施主说得不错，我想起来了，”和尚欣然说道，“大悲庵在花儿市那一带。”

    “噢，”杨乃武先向老者颔首为礼，表示得承指点的谢忱，然后又问，“花儿市在哪里？”

    “在东面。”

    那老者紧接着和尚的话问杨乃武：“尊驾如果要到大悲庵，跟我走好了，我家就住大悲庵对面。”

    “是，是！”杨乃武问道，“贵姓？”

    “敝姓段。”他说，“京里的寺院，名叫‘大悲’的很多，像这里的大悲院，还有大悲阁、大悲寺。

    这大悲庵，可是有姑子的噢！”

    意思很明白，你一个男人，打听尼姑庵为什么？杨乃武直觉地想，不宜骗他，但亦不便就说实话，尤其是有一个不相干的和尚在。因而先搪塞一下，“说来话长！”又问，“段爷行几？”

    “我行二。”他亦礼貌地问，“尊驾贵姓？”

    “敝姓詹。”杨乃武顺口冒了岳家的姓，又说，“我请段二爷喝一盅。”

    “不，不！没有叨扰的道理。”

    和尚见此光景，料知没有他的事了，悄悄退去。等他一走，杨乃武觉得话就比较好说得多。看段二眉宇之间，义气充盈，心中一动，决定要结交这个人。

    结交之始，当然是开诚相见。“实不相瞒，段二爷，”他说，“敝姓是杨。”

    “噢，”段二很诧异地问，“既然姓杨，何以又说姓詹呢？”

    “因为我不便轻易揭露真相——”

    “原来是真人不露相！”段二抢着问，“可怎么一下子又跟我见了真章呢？”

    “这，”杨乃武从容说道，“因为我奔波南北，历尽艰难，练得一双眼睛也还能稍知善恶。在你老面前，是无话不可说的！”

    “承情、承情！”段二大为感动，甚至有些受宠若惊之感，“杨爷，你太看得起我了。来、来，听杨爷的口音是南边，我算是地主，做个小东，请杨爷叙一叙。”

    “一见如故，谁做东都一样。不过，段二爷，我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说话比较方便。”

    “好！”段二想了一下说，“有了，我有个把兄弟，住得离此不远，咱们俩到那里去坐一坐。”

    “是，请稍等！我带来的一个孩子，快回来了。”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

    这时，段二才发觉他是个瘸子，随即问道：“杨爷你这条腿，怎么啦？”

    “说来话长！”刚答得这一句，但见铁柱施施然而来，杨乃武等他走近吩咐他说，“你回客栈告诉杨太太，说我遇见一个好朋友，要叙叙旧，晚上才能回去。”

    “是了！”铁柱问说，“我雇了个车，还要不要？”

    “要、要！”段二接口，“是山门口雇的，车把式叫什么？”

    “不知道。”铁柱答说，“是个斜眼。”

    “噢，噢，是魏狗子，我知道，你去吧！”

    原来段二的那个把兄弟，做的就是这行买卖，在骡马市大街开着一家极大的车厂，所以他对这些车把式也很熟。当下陪着杨乃武出门，找到魏狗子一说明白，两个坐上他的车，直奔骡马市大街。

    段二的把兄弟姓胡，前面开车厂，后面住家。魏狗子知道段二爷跟胡掌柜的关系，一直将车子赶到后门口。下车进门，只见一个极魁伟的汉子，正光着脊梁在院子里练石锁，一见段二赶紧“当”的一下，将石锁扔在泥地上，顺手抓起一件小褂子，披在身上，笑嘻嘻地迎了上来。

    “二哥，怎么这几天老没来？”胡掌柜指着客人问，“这位是？”

    “敝姓杨。”杨乃武自己报姓。

    “这位杨爷是新认识的朋友，一见投缘，想借你的地方坐一坐，说说话！”

    “打搅了！”杨乃武说，“真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我二哥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请都请不到！”胡掌柜转脸问道，“二哥，你是先喝茶，还是就喝酒？”

    “你不必费事！今天我也不用你陪着我，回头都该交车了，你忙你的去。”段二说道，“你先替我们沏一壶茶来，我在那间厢房里陪杨爷坐。喝酒，待会儿再说。”

    胡掌柜心里明白，他们是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便即照办，引入厢房，沏来了茶，说一声：“二哥，我听招呼！”随即走了。

    “段二爷，”杨乃武接着法源寺未完的话说，“我这条腿，是受的官刑，伤了！”

    “啊！”段二双眼乱眨着，想了一下问道，“杨爷，我很冒昧，听你口音是浙江，可就是那位杨举人？”

    “我的举人，早就革掉了。”

    “这一说，是了！失敬失敬。”

    “段二爷，你别笑我！我这场官司丑死了。”

    “哪儿的话！”段二跷起拇指说道，“提起来，都说杨爷你行！有道是‘官法如炉’，能熬得过来，真不容易。”

    “唉！九死一生！也多亏世界上到底还有好人，才能昭雪。”

    “是啊！哪里都有好人。”段二爷急转直下问，“杨爷，你打听大悲庵是怎么回事？”

    “我有件很为难的事！”杨乃武沉吟着说，“倒不妨跟段二你谈谈，也许能指点指点我。”

    “是、是！但凡能效劳，决不推辞。”

    于是，杨乃武细说从头。事情复杂，感情纠结更复杂，因而很难说得清楚，最主要的是连杨乃武自己都还没有一定的主张。因此，这段故事在段二虽听得津津有味，却也不免困扰，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

    这时天快黑了。胡掌柜已在窗外悄悄窥探过好多次。他跟段二的交情很深，又很好面子，觉得段二带了一位生客来，应该好好款待，所以吩咐家人，大事张罗，酒肴皆已齐备，来窥探是来请客入座。

    段二当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等杨乃武谈话告一段落，便即说道：“我那把兄弟大概已备下饭了。杨爷，你不必客气，咱们一面吃，一面谈，万一你不愿当着主人谈，我做个小东，请你胡同口儿上的二荤铺喝一盅。”

    杨乃武心想，人家如此诚恳，坚辞就不够意思了。看胡掌柜也是段二一路的人物，既可跟他谈，又为什么不可以跟主人谈？只怕另外还有陪客，那就不方便了。

    于是，他说：“段二爷跟胡掌柜的抬爱，我不能不识抬举，倘或没有别的客人，我就叨扰了。”

    “想来没有别的客。”段二答说，“不要紧！我告诉我那把兄弟就是。”

    “没有别的客！”胡掌柜在窗外接口，“请过来吧！”

    段二便陪着杨乃武到堂屋里，桌上摆着四个盘子，一大壶酒，却只有三副杯筷。杨乃武自然被奉为首座，固辞不获，只得坐下，主人与段二左右相陪。

    “临时张罗，没有好东西请杨爷，请包涵。”胡掌柜说，“回头有饺子，有面，还有米饭。杨爷吃不惯面食吧？”

    “哪里还有吃不惯的事？”杨乃武说，“在里头三年，什么都惯了。”

    这话主人不甚听得懂，段二却知道他所说的“里头”就是监狱，觉得杨乃武自己既不讳言，那就不妨将他的真正身份透露给主人，“兄弟，”他说，“这位杨爷，提起来大大有名，就是你常提到的，小白菜那件案子里头的杨举人！”

    “啊！”胡掌柜惊喜交集地，“真正有眼不识泰山！”接着举杯相敬。

    “不敢当，不敢当！”杨乃武说，“我这一回九死一生，不过也有安慰的地方，交了些好朋友。大家也还都知道我，到底不是西门庆！”

    “怎么想出这么一个譬方？”段二笑道，“就因为你不是西门庆，所以后来还有一段好事！”

    这意味着段二是乐见小白菜与杨乃武偕老的。杨乃武对于他这种态度，自然感觉欣慰，不过一时不便有何表示。

    “杨爷，”段二又说，“有几处地方，我还不大明白，不知道能不能问？”

    “怎么不能？尽管请说。”

    段二点点头，先不作声，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杨爷，你是想劝她别出家？”

    “是的。”

    “为什么呢？”

    “年轻轻的就做了尼姑，好像太凄凉了！”

    “那么，不做尼姑怎么样呢？你娶她？”

    “这，”杨乃武摇摇头，“恐怕办不到。”

    “为什么？”段二问，“你太太不答应？”

    “是我有点害怕，怕有了她，会弄得我家庭不和。”

    “唉！”段二喝了口酒，大摇其头，“又想又不敢，不如不想。”

    杨乃武默然。话有点说不下去了，主人为了打破僵硬的局面，举杯劝酒，没话找话地说：“二哥，大悲庵的当家，不跟二嫂很谈得来吗？”

    “是啊！如果杨爷拿定了主意，我可以让你二嫂跟净慧老师太去说；主意拿不定，可就没有法子了。”

    杨乃武听得这话，颇感兴奋，怪不得段二愿管这件闲事，原来有这样一条绝好的门路在。既然如此，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于是，他说：“段二爷，我想拜托段二嫂替我跟净慧老师太说一说，让我跟她见一面，不知道行不行？”

    “没有什么不行。”段二答说，“内人不但可以跟净慧师太去说，而且有把握，能说得动她。不过，你们见了面谈些什么呢？”

    “第一，过去的那些误会，彼此解释一下；第二，我得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打算。”

    “你别问她的打算，要问你自己的打算！如果，杨爷，你没有什么打算，就丢开吧！男子汉，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

    这话说得很明白，杨乃武要有顺从小白菜的打算，譬如她愿委身相随，就得有金屋藏娇的勇气。这一点，在眼前绝无可能做出承诺，但如实说，就不必再提托段二斡旋，跟小白菜见面的话了。

    不过，有一点是杨乃武越来越觉得不错的宗旨：一切都得先跟小白菜见了面，探明了她的意向再说。

    为了达成这个渴愿，他很难过地做了一个决定，先骗段二一骗。

    “段二爷，我打算好了！她如果愿意跟我，我想法子娶她；她若是一定要出家，也随她的意。只是不要让刘家为难，要做尼姑也回浙江去做。”

    段二很痛快地答应下来，约定第二天下午听回音。为了简捷起见，请杨乃武直接到他家——花儿市中四条胡同路中，大悲庵斜对过，门上有块朱漆黑字木牌，标明“段寓”，并不难找。

    杨乃武十分感激，愿意深交这两个朋友，所以将他过去的经历，如何以刀笔为生，如何与小白菜相恋，全都毫无保留地说了给这两个一见如故的新朋友听。唯一未曾提到的是，如何设计敲诈刘大少爷那一段，因为他怕那一来会引起误会，段、胡二人以为小白菜是个荡妇。

    一顿酒喝到钟敲九点方罢。不过，杨乃武的神智还很清楚，席间他一直在谈往事，口中不闲，没有喝多少酒。

    段二要送他回去，他辞谢了。好在车厂中有现成的车，也有单身寄在车厂内的车夫，叫起一个来，说明地点，可以稳稳送到。

    天气暖和了，不必挂车帷，迎面的冷风一吹，杨乃武的头脑更为清醒。想起出来的目的，与自己偷听到的妻子与沈妈的谈话，心里在想，回家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怎么应付，先得好好琢磨一下。

    他记得最后偷听到的是妻子的一段话，决定接受沈妈的建议，让詹善政跟他细说明白。然则回到客栈会发生什么事，亦就可想而知。如今要考虑的是，如何回答詹善政。

    这得将利害得失，通盘细算，不是片刻之间可以有结论的。杨乃武心想，自己回去以后，不妨装出酒醉欲眠的模样，詹善政当然不会谈这么重要的事，一切都等明天上午再说。

    一宿无话，第二天杨乃武很早就醒了，但故意不睁开眼，侧面向里，细细地想心事。帐子外面的情形，自然听得清清楚楚：妻子已经梳洗过了，沈妈正在收拾屋子。随后听得詹善政来了。

    “姐夫呢，还没有起来？”

    “还没有。”杨太太答说，“等一会儿，我就要带沈妈去逛庙会。”

    “我知道。”詹善政说，“你晚点回来好了。”

    杨乃武心里有数，妻子是有意避开，以便詹善政可以跟他细谈。他已经决定了，凡事开诚布公，才能表示此心无他；如果有所隐瞒，反易引起不易消释的误会。至于该如何应付，只有临事而定。“反正宗旨已定，就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了。”

    于是，他打个呵欠，掀被而起。下床招呼过了，杨太太亲自替他打来洗脸水，顺便就说：“我想带沈妈去逛一逛庙会。”

    “好嘛，你去！”

    “中午恐怕回不来。”

    “那有什么关系？我跟善政去吃个小馆子好了。”

    等杨太太带着沈妈一走，詹善政紧接着就过来了。一看他脸上那种微带紧张、不知如何开头的神气，杨乃武心想，何必让他为难？自己先说吧！

    “善政，你姐姐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逛庙会，我完全知道，你是要告诉我大悲庵的事，是不是？”

    这句开门见山的话，在詹善政的感觉是石破天惊，惊愕地问：“姐夫，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的事还多。”杨乃武问，“你知不知道，大悲庵在哪里？”

    “不大清楚，听说离刘家不远。”

    “我告诉你，”杨乃武得意地说，“在花儿市中四条胡同。”

    “这个地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詹善政看着他那条不良于行的腿，越发显得惊异。

    “我也是第一次。”杨乃武觉得话到此处，有如瓶倾塞开，不能不泻之势，“你一定在奇怪，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多？这都是偶然的机缘。你姐姐昨天跟沈妈在商量的事，我无意之中听到了。另外，在法源寺有一桩可以说是奇遇，回头详细告诉你。你先说，你姐姐要你告诉我一些什么？”

    他的话说得很快，詹善政得稍微回想一下，才能完全印入心中。至于他自己要说的话，打了好些时候的腹稿，如今都用不着了，得要重新研究。

    其实，是用不着多想的一件事，既然姐夫都知道了，他说：“何用我再说。”

    “不！整个事实经过，你用不着再说，不过你姐姐是什么态度，你要告诉我！”

    詹善政想了一会儿，将杨太太的态度，凝铸成一句话：“姐姐的意思是，姐夫你不是不顾家的人，一切都看你自己。”

    这句话说得很深！杨乃武的第一个感觉是，妻子真个贤惠可敬！第二个感觉是双肩的负荷甚重——整个一家人家是祸是福，都以自己的一念为转移。妻子有此表示，当然是信任；但也是声明，她不会为他分担任何责任。

    “好！我知道了。”杨乃武面色凝重地点点头。

    “姐夫，”詹善政问说，“你昨天在法源寺有什么奇遇？”

    “遇到一个姓段的老头子，是江湖上讲义气的朋友，他就住在大悲庵对面，他太太跟净慧老师太很熟——”

    杨乃武略停一下，从头细说，自带着铁柱出门，谈到胡掌柜派车送回客栈。詹善政就像听评书那样，聚精会神，兴味盎然。

    “善政，”杨乃武讲完故事以后说，“我什么事都不瞒你们姐弟，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吧！”

    “知道，知道！”詹善政连连点头。

    “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看段二爷。”

    詹善政以为杨乃武的用意是在让他了解与段二交谈的情形，以便为他在姐姐面前作个证明。心想，他既如此坦诚，自己有话亦应该实说，因而问道：“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如果只是为了替你做个证人，那就大可不必！”

    “不是。”杨乃武答说，“我们一起去看段二，看他怎么替我安排，倘若我能跟她见面，最好你在外面听——”

    “那，”詹善政抢着说，“更没有必要了。”

    “你不要心急，听我说完。我跟她见面以后，也许话说清楚了，她也肯回刘家了，别无纠葛，自然最好。倘如她有什么要求，我能答应她的，当然答应；不能答应的，就要回来跟你商量，所以你也应该听听。”

    这话平心静气，理路清楚，詹善政点头答应了。

    “我们现在来研究。”杨乃武又说，“我们始终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出家？果然能看破红尘，心如止水，出家在家还不是一样的吗？”

    詹善政亦以此为疑。他觉得沈妈的看法，或许是借此逼得杨乃武非见她一面不可，倒有点道理。不过，他也觉得这个看法，以漠视为宜，所以这样答说：“现在也不必去研究，一见了面就知道了。”

    “不！我们先要明了她的心事，才可以预料她会说些什么话，这样，就不至于让我仓促之间，无以应付了。”

    “这话倒也是。”詹善政说，“我们要研究她会有哪几种态度，哪一种态度如何应付！”

    郎舅俩放宽思路去设想，小白菜跟杨乃武见了面会出现的态度，归纳起来，一共四种：

    第一种，接受劝告，仍回刘家，随刘老太太回浙江，再削发出家。

    第二种，愿意接受刘老太太的安排，成为杨乃武的外室。

    第三种，不止于成为外室，还希望取得杨家的名分。

    第四种，根本不肯见，而且亦不肯回刘家。

    “最后一种情形，大概是不可能的。”詹善政说，“不过不能不把它估计在内。”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那亦没有法子，只好从此以后，尽量想法子把她忘记掉！”

    “那么，若是第三种情形呢？”

    “决不行！”杨乃武斩钉截铁地，“决不可能的。”

    这是他在“明志”。詹善政考虑了好一会儿说：“姐夫，我说句我心里的话，照刘老太太的好意来安排，不失为两全之道，姐姐亦同意的。”

    他的话跟神态都很诚挚，杨乃武有点动心了。

    “只好到时候看情形。不过，”杨乃武很认真地说，“善政，我是真的希望她肯听劝，跟着刘老太太回浙江。在我，只要把心里的疙瘩消掉，从此以后就当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所谓‘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找到花儿市中四条胡同，首先发现的是大悲庵，一带白粉墙，两扇黑漆门，若非门楣上挂着泥金的匾额，只当是普通的住宅。

    斜对过坐南朝北，小小一所平房，大门旁边果然有块“段寓”的牌子。杨乃武毫不迟疑地举手敲门。

    来应门的是段二自己，很客气地说：“请进，请进！”

    “这是我内弟詹善政！”杨乃武转脸又说，“见见段二爷！”

    “段二爷！”詹善政恭恭敬敬地作个揖，“来打扰你了。”

    “好说，好说。屋里坐！”

    进门落座，少不得有番寒暄，等谈到正事，段二告诉杨乃武说，他妻子上午就到大悲庵去了，却不知何以到此刻未回，颇费猜疑。

    “不要紧，不要紧！我等一会儿好了。”

    话虽如此，杨乃武与詹善政都有预感，恐怕等也是白等，必是小白菜不愿相见，而净慧正在相劝，所以段二奶奶还在那里听确实信息。

    不过宾主之间倒是不愁没有话可谈。原来段二是镖行出身，会武的人多半会疗伤，他问起杨乃武那条受伤的腿，送了一张药酒的方子，细谈这张方子的作用，如何得以舒筋活血，又指点泡制药酒时，该注意些什么。一谈谈了大半个钟头，门铃响了。

    为杨乃武所期待的，果然是段二奶奶回来了。杨、詹二人双双起立，由段二引见后，段二奶奶说一声：

    “两位请宽坐！”接着向丈夫使个眼色往里走了进去。

    段二自然紧跟着。这一去过了好些时候，方又见他出现，一见面就说：“真想不到的事！小白菜真的要出家了！”

    杨乃武与詹善政无不诧异，互相看了一眼，随又转脸望着段二，催促他说下去。

    “内人去的时候，刘老太太正在那里，跟当家师太关起门来谈了好半天。内人一直在那里等，所以晚到这会儿才回来。”

    “噢！”杨乃武不知道从哪里问起，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她是要出家，不是已经出家了？”

    “日子都挑定了！”段二答说，“刘老太太跟当家师太谈下来，决定让她出家，这里头有别的缘故，内人也还不大清楚。”

    这就很奇怪了：净慧与刘老太太何以有此态度上的绝大转变？小白菜又为了什么，必须在这里出家？

    这些疑团不但杨乃武，就是詹善政亦渴望能即时打破。

    “这件事实在很对不起！”段二又说，“办得很窝囊，等了好大的工夫，还是不圆满。”

    先听十分失望，到最后才知道不尽然，“不圆满”并不表示不成功，多少是办到了。杨乃武没有作声，詹善政却忙不迭地要追问了。

    “段二爷，你老别这么说！多亏段二奶奶劳驾，结果到底怎么样？”

    “净慧老师太问了她，她说：事已如此，还见什么，不必多事了！不过，刘老太太倒很热心，老师太也很愿意帮忙——”

    话突然顿住了，其中必有缘故。这一次是杨乃武觉得应该率直地问。

    “段二爷，你别觉得碍口，有话尽管请说，我当段二爷是个老哥哥！”

    “是的，我也不拿杨爷当外人。这样，我把内人叫出来，请你自己问她。”

    接着，段二爷入内，又咕哝了好一会儿，才陪着段二奶奶出来，杨乃武赔笑说一声：“替段二奶奶找麻烦，真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好，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

    “言重，言重！”杨乃武说道，“这件事还要请段二奶奶多劳心。”

    这意思是还不肯罢休，非想法子见小白菜一面，不能甘心。段二奶奶看了丈夫一眼不作声。

    “没有关系，你说好了！”段二爷极力鼓励，“杨爷是好朋友，说错了也不要紧。”

    “我看出一点意思来！”段二奶奶说，“净慧老师太，实在不愿收容她，刘老太太也不赞成她铰头发。

    只是为了一个什么很特别的缘故，不能不顺从她的意思，把她留在大悲庵。如果杨爷有打算，不妨就把她接出来，不然，我看杨爷，你也就不必再见她了。”

    事情并无缓冲的余地！杨乃武觉得很为难，詹善政亦不能替他出主意，两个人对看了一眼，都紧闭着嘴，紧皱着眉。

    “段二奶奶，”杨乃武突然问道，“你看到她了没有？”

    这“她”当然是指小白菜，段二奶奶的回答，多少出人意外，“看到了。”她说，“不但看到了，我们还聊了好一会儿。”

    “噢，”杨乃武很注意地问，“她说些什么？”

    “她先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只是客客气气地招呼。后来我问她：年轻轻的为什么要出家？她叹口气说：

    一言难尽！这时候我冒出来一句话：是不是为了跟杨举人不能团圆，看破红尘？她这才大吃一惊，问我：

    你怎么知道这回事？”

    一口气说到这里，段二奶奶有些累了，略停一停，而杨乃武已迫不及待地追问：“你老怎么回答她呢？”

    “我说了一半实话——”

    所谓“一半实话”是，段二奶奶告诉小白菜，杨乃武是她“当家”的朋友，却没有说破杨乃武此刻就在她家。段二奶奶不讳言来意，说是想跟净慧要求，让她跟杨乃武见一面，问小白菜的意思如何。

    听得段二奶奶的话，小白菜颇感诧异，但她初入大悲庵，也是初次见段二奶奶，一切都还不甚了解，对段二奶奶多少还持存疑的态度；同时这也是颇费踌躇的一件事，所以当时摇摇头，默不作声。

    “这不是她不愿意。”段二听妻子详细谈过，明了小白菜的意思，怕他妻子词不达意，因而特作补充，“是说，一时还打不定准主意。”

    “不错！是这个意思。”段二奶奶接着说，“我听她的口气，她人在大悲庵，自然一切都得听当家师太的。那时我跟净慧还没有见面，也还不知道她跟刘老太太在谈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再谈下去。”

    “那么，以后呢？”杨乃武问，“跟她见了面没有？”

    “见！是她来找我的。”

    “噢！”詹善政失声说道，“那一定是愿意见面了？”

    “这位猜得不错。”段二奶奶点点头，“她把我悄悄拉到一边说，她倒是愿意跟你见一面，不过，倘或你是劝她别出家，那就不见了。”

    “为什么？”杨乃武问。

    “她跟净慧、刘老太太的意思正好相反——”

    据段二奶奶说，净慧与刘老太太的意思，如果杨乃武愿将小白菜接出去，无论是娶到家或者另立门户，作为外室，她们都愿竭力成全。但光是跟小白菜见一见面，诉一诉旧情，那就大可不必，大悲庵不容陌生男子进山门。

    小白菜则愿见杨乃武，但祝发之志已决，如果杨乃武想娶她，则必定是失望，所以不见的好。

    “我细问了内人了，净慧是为了清规。若说她庵里收容了什么堂客，又有陌生男人到她庵里私下相会，这名声传出去不大好。但如果是劝她回了家，接她出庵，这倒是有些人家闹家务，年轻少奶奶什么的，哭着闹着要出家，最后是把她从庵里接出去，乃是常有的事，不至于惹出许多闲话。”段二停了一下又说，“内人跟净慧老师太很谈得来，不能坏了她庵里的清规。所以，这件事，杨爷，你请多包涵，效劳不周！”

    说着，他站起身来，抱拳作揖。

    这不仅是致歉，且有逐客之意。但杨乃武却认为事情非无可为，只看段二肯不肯帮忙到底，所以一面惶恐地还礼，一面说道：“段二爷，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杨乃武认为净慧之所以不愿让他跟小白菜见面，无非因为有男子进入大悲庵，于清规有碍，如果小白菜不是在庵里跟他见面，而又在削发以前，尚无比丘尼的身份，那就是跟大悲庵毫不相干，谈不到破坏了大悲庵的清规。

    不在大悲庵相会，在哪里见面呢？“段二爷，”他用恳求的语气说，“你能不能让我在府上跟她见一见？”

    听到这个要求，包括詹善政在内，无不感觉意外，段二奶奶更是吃惊，“这，这行吗？”她望一望杨乃武，又转脸去望段二。

    “我也知道，这个请求，有点荒唐。”杨乃武以退为进地软逼段二，“如果有难处，那就作为罢论，段二爷不必勉强。”

    “勉强谈不到！是我的家，我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管不着。”

    “那可是感激不尽了！”杨乃武长揖致谢。

    “别这么着，别这么着！咱们再商量。”段二发出疑问，“她会肯来吗？”

    “一定肯来。”杨乃武说，“如果净慧师太答应了，她可以放心大胆地来。”

    “就怕净慧不答应。”

    这是个关键，杨乃武只好这样说：“那就得看段二奶奶跟净慧师太的交情了！”

    段二是外场人物，极好面子，心里在想，自己在杨乃武面前夸过口，说妻子跟净慧的交情是怎么样地深，如果连这么一件事都说不通，那算什么交情？不就显得自己在胡吹吗？

    因此，他毫不考虑地说：“交情是够的，事情也一定办得到。不过，不管怎么样，总得有一套合道理的说法才行。你说是不是呢？”

    “是，是！”杨乃武连连点头，“至于跟净慧的说法，我想有两种，第一种是实话直说，一方面是为了我跟她，都想见面，请老师太成全；一方面又顾虑到大悲庵相会，怕有人说闲话，所以在段府上见面是两全之计。”

    “嗯！嗯！”段二又问，“第二种说法呢？”

    “第二种说法要撒谎——”

    “那不行！”段二奶奶脱口说道，“佛家不打诳语，我在菩萨面前祝告过，从不说谎话！”

    “噢，”杨乃武肃然起敬地表示道歉，“是我不对！是我不对！”

    “没有什么！我看，”段二对妻子说，“我看说实话也很动听。你就再走一趟吧！如果当时就能把小白菜约来，了掉一件事，对朋友有了交代，那是再好不过。”

    段二奶奶点点头，使个眼色将老伴儿招呼到里屋，又商量了一会儿，方始出门。

    “我想，事情可以成功。”段二说，“多半也就在今天，能让你们见面。”

    “那多亏二爷、二奶奶成全。”

    “好说，好说！杨爷，咱们先布置布置。”段二看一看詹善政问，“令亲是一块儿跟她见面？”

    “不，不！”詹善政抢着说，“那不便！我在窗子外面听听好了。”

    “我说呢！这种场合怎么容得下第三者？请过来！”

    段二引路，从西面角门进去，南屋三间，北屋两间，北屋之西，开出门去就是胡同。段二为客人解释，这也是他的产业，置来专为放租的。正好以前的房客搬走，后赁的房客尚未入屋，用来供杨乃武与小白菜会面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一面说，一面拔掉北面通胡同那道门的门闩。“内人如果能把她带来，就从这道门进来。”段二说道，“我看用南面的屋子好了。”

    “是！”杨乃武说，“我们用中间那一间。”

    “随你方便。杨爷，”段二神色郑重地叮嘱，“有句话我可得说在前面，屋子浅窄，这里有什么动静，左邻右舍都能听得见！”

    这意思是非常明白的，希望杨乃武跟小白菜见面谈话，声音不可太大。“是！是！”杨乃武连连应声，“我知道，我知道！”

    “不光是杨爷心里有数，说话声音大一点也不要紧，就怕一个忍不住哭出声来，惊动了街坊，那可不大合适。”

    这一点杨乃武不能不警觉。彼此的哀痛，只有自己知道，与小白菜经过这一番浩劫而重新相见，得有倾诉衷曲的机会，只怕自己都忍不住要掉泪，更何能阻止小白菜放声一恸！

    “段二爷，”他很不安地说，“这可得请段二奶奶先告诉她，倘或她克制不住自己，那，那还是别见面的好！”

    “也不能说为这一点，能见面而不见。内人当然会告诉她，我的意思，请杨爷别多说让她伤心的话，勾起她的眼泪。”

    “好！我一定照段二爷的话做。”

    “那我就放心了！两位请坐。”

    段二转身而去。等去而复回时，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是一壶茶，一具烛台，都放了在桌上，然后提着空篮子又走了。

    詹善政忽然觉得，自己如果在间壁屋子里偷听，是件很不光明也很尴尬的事，便即说道：“姐夫，我就不必在这里了，到外面陪段二爷聊天去。”

    “怎么呢？”杨乃武微感诧异地问。

    “人家是一面之交，这么帮忙，真够义气。我如果在这里偷听，倒像不放心你似的，这会让段二爷看不起我！”

    “话是不错。不过——”杨乃武不知怎么说才合适。

    詹善政当然不必等他有何答复，站起身来就走了。杨乃武目送他的背影，茫然不知所措。他看着渐暗的天色，环视初到的地方，回想两天的经历，忽然兴起浓重的感慨！

    他在想，说什么浮生若梦，真实的遭遇，有时比梦更离奇。梦境固然莫测，但再荒诞不经的梦中遭遇，总是出于熟悉事物的组合，而眼前的所见所想，是梦中也不可能有的！

    不说在家乡，就是出狱以后，又何尝想得到会邂逅段二这样一个朋友。一个人孤零零的这么一处地方，而居然有可能与将要削发的小白菜晤面？

    一想到将能见面交谈的小白菜，他的思绪一下子飘得很远了！倏忽千里，落在他乡试中举那年，暮春到盛夏，读书的地方——与葛小大夫妇住前后院，夜夜温存的光景。

    那时候的种种情形，在狱中也常常回忆到，但总是以忏悔的心情，自恨行止欠检点，才招致这样一场大祸！可是这时候的回忆不同，所想到的只是小白菜的轻颦浅笑，蜜意柔情。他仿佛闻得见她发际的腻人的香味，触摸到她那滑不留手的肌肤，甚至听见她依偎在自己怀中的心跳与枕边的娇喘。那种温馨与兴奋的感觉，是他从出事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快要见面了！他自己对自己说，第一件事就是紧紧抱住她，一解相思之渴。然而他想：她会怎么样？

    是挣拒，还是驯从？是冷漠，还是热烈？

    这很费猜疑。想来想去，正反两方面的反应，都似可能，也都似不可能，始终不能下一个判断。

    “怎么？一个人在黑头里？”

    突如其来的这一声，让杨乃武吓一跳。等惊觉到有人在说话，一时还不辨身在何处！定定神才弄清楚是什么人。

    “啊，段二爷！”

    “怎么不把蜡烛点起来？”

    “噢，噢！”杨乃武胡乱答说，“我来点。”

    话虽如此，他并不知道何方可以将蜡烛点燃，只影绰绰地看到段二取了根纸煤，把放在几上一直燃着的盘香中点燃吹旺，接着，室中出现了一片红艳艳的光芒。

    “杨爷，你饿了吧！”

    “不饿，不饿！”

    “我想你大概也吃不下。”段二说道，“内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噢，再等等。”

    “不错！再等等。”段二说，“没有消息不是没有希望。”

    “是的。如果不行，段二奶奶应该回来了。”

    段二周旋了一会儿又走了，剩下杨乃武一个人，对着烨烨的红烛，勾起多少旖旎的回忆，有着中酒似的情味，沉溺在虚幻飘浮的感觉之中，很快地又不知身在何处了。

    忽然，杨乃武发觉所见到的小白菜换了一个样子——笑靥消失，脂粉已净，花洋布的短衫变成了灰布棉袄，最触目的是那一头如云如锦的黑发，齐项剪断，披不及肩。这是怎么回事？

    蓦地里想起，这已脱离想象，不是夏夜偷情的饥渴少妇，而是将皈依佛门，但犹有一点凡心未净的薄命佳人！

    “妹妹！”杨乃武喊得这一声，起身奔了过去，却忘了他的一条腿不方便，整个身子扑倒在地。

    “大爷，大爷！你怎么了？”小白菜急急弯身来搀扶。

    这一跤摔得不轻。不过股骨的疼痛，此时当然是易于忍受的。疼痛反有促使他清醒的作用，一面挣扎起身，一面在奇怪，小白菜进门时，何以声息全无。

    等扶他坐到椅子上，他不肯再松开她的手了。四目凝视，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出来，有太多的话壅塞在喉头，相持不下，无法出声。

    好久，杨乃武挤出一句话来：“妹妹，你好！”

    心中不辨是何滋味，只觉得头昏昏的小白菜，茫然地回话答话：“大爷，你好！”

    “妹妹！”杨乃武找到一句一直在心里盘旋的话，“你恨不恨我？”

    就这一句话，使得小白菜心里一酸，眼眶立刻发热！想起段二奶奶的叮嘱，不可哭泣，免得惊动街坊，极力想忍住，但视线已经模糊，只忍住哭声，却堵不住泪水。

    无声的热泪，流得满脸。杨乃武既痛且惊，“妹妹，你一定在恨我！”他说，“你不知道我心里，懊悔得恨不得去死！”

    小白菜没有回答。她想说：大爷这话该我来说，我害得你这么惨，你恨不恨我？可是她说不出口，又想问一句：你悔些什么？可是喉头哽阻，也是说不出口。

    “如果，我跟你的事，在我到杭州赶考以前就先跟你婆婆提一提；如果刘锡彤那里，我肯稍微委屈自己一点；如果我平常做事不是那样狠，明知道会得罪好些人，仍旧毫不在乎，又何致会出这么一场大祸？”

    杨乃武确是出于衷心的痛悔，自恨自责，声音越来越大，小白菜不由得有些着急，一伸手就来掩他的口。

    于是他也惊觉了，悲愤由声音转化为眼泪，看着小白菜，不自觉地念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沉哀浮涌，唯有从眼泪中才能宣泄。两人不约而同地拥抱在一起，彼此湿润了对方的肩头，心境比较平静了。

    “妹妹，”杨乃武松开了手，用手背拭一拭双眼，“我真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能相见的一天。”

    “这是因为——”小白菜说，“因为苦还没有受够！”

    这是说，活着还要受苦。杨乃武又觉得心如刀绞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即刻为她提出一个保证，保证即使不能让她免除痛苦，至少可以分担她的痛苦——长相厮守，忧乐相共。可是，在此冲动的同时，有一股同样强烈的抑制的力量，相应而起，使得他瞠目结舌，无从置一词。

    “大爷，”相形之下，反是小白菜显得比较冷静，“我想见一见你，只有两句话要说，一句是，当时我实在做错了，不该拿你咬出来——”

    “不，不！”杨乃武急急说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我连我自己都咬了自己，何况别人？如果我换了你，当时也只能这样说。我一点都不怪你！”

    “真的？”小白菜问。

    “自然是真的。你如果不信，我可以罚咒。”

    “不要乱罚咒！”小白菜欣慰地，“如果你真的这样想，我心里当然会好过得多。不过——”她的脸色突然又转为忧郁了，叹口无声的气，没有再说下去。

    “说啊！‘不过’怎么样？”

    “不过，我心里总是对你有亏欠的，只好来生报答了。”

    “咳！说这种话做什么？”杨乃武又问，“你还有句要跟我说的话呢？”

    “还有一句是，请你跟杨太太说，我害了她！也不敢说请她宽恕我的话，以后只好多念几卷经，求菩萨保佑她多福多寿！”

    “你这样说，她一定很高兴。不过，说实话，从我大姐跟你见面以后，回来跟我太太一说，她也知道你是事出无奈，对你并不恨！”

    “那是她贤德，气量大。在我，总是不安的。”

    “你不必如此！”杨乃武突然变得话接不下去了。

    “你这条腿怎么样了？”

    这一问使得杨乃武记起痛楚，揉一揉股骨答说：“不过行动不大方便，别的没有什么。”

    “好在大爷你是坐在那里写字的人，如果换了个人，行动不大方便，多少事做不来，那就——唉！”

    小白菜摇摇头，“命是逃出来，只怕一个家也毁光了！”

    杨乃武了解她是为他破家而忧虑，便安慰她说：“那没有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接着，杨乃武将准备接受侯勋的邀约，到上海去开创事业，以及杨太太仍回余杭守住老家的计划，说了一遍。小白菜很仔细地听着，关怀之情，溢于形色，让杨乃武自然而然地又回想到当年深夜灯下，娓娓清谈的情景。

    这一番畅顺的谈话过后，又趋向于沉默了。两人都有极要紧的话说，但在杨乃武是盘算尚未停当，而小白菜则是不忍出口。就在这时候，听得角门声响，随即出现了灯火。杨乃武起身往外望去，是段二夫妇一个掌灯，一个捧着托盘，为他们送食物来了。

    “自己拉的面，不好吃，不过比外面的干净！”段二放下托盘，里面是两大碗“把儿条”，一碟烧羊肉，一碟芝麻酱，另外还有掐菜、青蒜、烧羊肉的卤子等作料。

    “芝麻酱是给姑娘预备的。”段二奶奶说，“这会儿可没法子预备素菜，将就着吧！”

    这话是对小白菜说的。她为了双眼红肿，羞于见人，有意背灯闪在暗处，此时不能不现身了。

    “多谢段二奶奶，真正过意不去。”

    “是啊！”杨乃武微蹙着眉说，“二爷、二奶奶这么费心，真是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了。”

    “说这些话干什么？请坐下吃罢！”段二一面说，一面将托盘放在一边，捧着灯就走。

    杨乃武与小白菜都送了出来，段二没有理会，段二奶奶却握住了小白菜的手，低声说道：“你们尽管多谈谈，晚了也不要紧。我跟老师太说过，就歇在我这里，明天再回来。”

    说完，段二奶奶匆匆而去，顺手带上了角门。两人回到屋里，小白菜先就动手，将烧羊肉卤子倒在面上，又夹了些青葱跟掐菜在碗里，拿筷子拌匀了放在杨乃武面前，然后拌她自己的麻酱面。

    这使得杨乃武想到妻子一直在顾虑的，他一个人在上海该有个人照料起居，如眼前的光景，实在是很好的一件事！杨乃武又心动了。

    “刘老太太为人怎么样？她好像很热心！”

    杨乃武自己都不知道，何以突然会提到刘老太太，不过，既然话已出口，不妨就此谈下去，所以很注意地看着小白菜。

    “天下世界哪里都有好人！不过有些好意，是做不到的事。”

    “怎么呢？”杨乃武想了想说，“你说，是哪件事做不到？”

    听这一问，小白菜倏地抬眼，脸上有着诧异的神色，“莫非你不知道？”她问。

    这有点咄咄逼人的意味，杨乃武感受到威胁，将视线避了开去，保持平静的声音答说：“是预备替你安置在湖州那件事？”

    “就是！”小白菜说，“我倒奇怪，你怎么会不知道。”

    “这件事我是知道的，不过我不懂你为什么说做不到？”

    这就等于劝她接受刘老太太的安排，成为他的外室，亦就等于表示愿意跟她长相厮守，而其实并非此意，杨乃武觉得自己的话说错了！平时颇善说理，偏偏要紧关头词不达意，不由得叹了口气。

    在小白菜看，这是他无可奈何，然而自己的处境跟心境，又有谁知道？因而报以同样的喟叹，黯然说道：“以前办不到，现在更办不到了！”

    “现在？”杨乃武不自觉地看她剪短的头发，痛苦地说，“妹妹，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忽然要出家？”

    “就是想开了，才要出家。”

    杨乃武语塞，出家是看破红尘，斩断情缘的结果，当然是一切都想得开，抛得下的明证。他觉得话又错了！

    记得自己的责任，应该劝小白菜打消出家的念头，不过他也知道，情况有了变化，刘老太太与净慧都已同意她祝发。这是个矛盾，必有特殊的缘故在内，同时照净慧的意向去猜测，似乎她之出家是为了免除一项很大的麻烦，如果这个麻烦能够解消，就无出家的必要。

    这是他在此沉默的片刻中才想通了的一件事。如果开门见山地问小白菜是何麻烦，她一定不肯承认，因为她会怕他为她的麻烦而生忧虑。事到如今，机会亦可能不再，相知一场，同难三载，只有撇开自己的一切，专为她的一生尽些绵薄了！

    这样一想，自觉胸怀开朗得多了，思路也敏锐得多了。杨乃武定一定神，从容问道：“妹妹，我问你几句话，你要老实回答我！”

    “嗯！”小白菜点点头，将筷子放了下来。

    “你吃你的面！一面吃，一面谈。”

    “我不饿，你说好了。”

    “出狱之后，你总有打算吧？”

    “没有！”小白菜答说，“心灰意懒，只想到庵堂里过日子。”

    第一句话就有些格格不入。杨乃武觉得要想理由驳她，话才能说得下去。“这不是看破红尘，是走投无路，暂时找个地方躲一躲。”他说，“好比走长路，在半山凉亭上歇一歇脚。凉亭虽好，不是久居之地。

    这一点，你想到过没有？”

    “没有！”小白菜说，“这一层意思，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样说，你的想出家，不过一时的念头，事过境迁，想法不同，自己就会觉得好笑。妹妹，庵堂到底不是凉亭，头发剃光了，要重新长起来也不容易。你要仔细想一想！”

    “我常想过，不过，大爷，我的想法跟你不同。”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只是修来世，不管今生。”小白菜说，“这个念头我早就有了。”

    “你是说想出家的念头？”

    “是的。”

    “出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杨乃武说，“前世因，今生果，我也常在想，莫非前世作了孽，今生来受这样的苦。可是，我如果想跟你一样，去做和尚，就办不到，因为舍下一家大小不管，就是件作孽的事！”

    “大爷跟我不同。一个人一个人的境况，比不来的。”

    “你也不能说，要撒手就撒手。”杨乃武以责备的语气说，“就算你婆婆跟你没有啥感情，在余杭的亲娘，到底不能不顾。何况，你婆婆跟你也还是有名分的，她的境况不好，你也应该帮帮她。哪里说是只管自己去修来世，就可以不管她了？”

    小白菜的本心善良，听得这番指摘，自然觉得有道理，尤其是生身之母，没有尽过孝道，于心不安，于理有亏，所以沉默着不答。

    “我也不是劝你一定不要出家，”杨乃武乘机又说，“不过出家总要没有什么牵挂，才能一心念佛。

    不然身在世外，心在俗家，毫无意思。你想，我这话说得对不对？”

    小白菜点点头，“我婆婆倒不要紧，”她说，“刘老太太人很好，一定会照应她的，就是我亲娘，好像不能不管。”

    “就是这话啰！”杨乃武这时的思路敏锐，说了一层比较深的道理，“讲孝道，倒也不一定说是要怎么样奉养，境况不同，是勉强不来的事，最要紧的是勿伤亲心！穷家小户，日子过得很苦，但只要有亲人在，就是一个安慰，苦中有乐。如果说，你出了家，就等于死了一半了，你娘还有什么希望？”

    “就不出家，也没有什么希望的！”

    “这话不然！在你自己，看破一切，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做父母的不同！父母对儿女总是痴心的。她总会这么想：女儿年纪还轻，人品也出色，将来另外嫁一份好好的人家，后福无穷。这不是她想享你的福，完全是为你的下半辈子着想。”

    小白菜不作声。但从她的脸上看得出来，内心有着深深的困扰，对于她所做的决定，是在动摇了。

    于是杨乃武毫不放松地又加了一句：“你没有生过儿女，不知道做父母的心！”

    虽无经验，可以体会，小白菜想了好一会儿问出一句话来：“那么，我现在怎么办呢？”

    “很容易，你先收起出家的心，跟刘老太太回去了再说！”

    “不！”小白菜回答的这个字，短促有力，显示了极大的决心。

    这一来杨乃武倒愣住了。谈得好好的，快将听从劝告了，何以一下子又断然拒绝？

    “你还是要出家？”

    小白菜摇摇头不作声。这就更奇怪了！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正在疑惑之际，小白菜幽幽地叹口气说：“唉，做人难！我还是出家的好。”

    话中有话，杨乃武格外注意了。静静地想着，突然发现一件可疑的事，觉得有提出来的必要。

    “听说刘老太太跟净慧师太，后来变了主意，赞成你出家了，那是为什么？”

    “不必去提了！”

    “不！”杨乃武坚持着，“你有什么话，不该瞒我。”

    于是小白菜透露了一个秘密，是谁也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刘家的孙少爷，小名福官的，竟然对小白菜一见钟情了。

    听这一说，杨乃武大为惊奇，心里立刻浮起很复杂的感想，有些不信，有些好笑，也还有些酸酸的味道，瞪大了眼睛问道：“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给我听！”

    从小白菜初到刘家的那一天，福官的视线便为她吸引住了！只要见到她，一双眼睛总是不时瞟了过来，而见不到她时，他会来找——小白菜是在刘老太太屋子里的时候居多，他常是借故来找祖母，而且常是一坐下来就不走，为的好多看一看她。

    福官二十岁不到，尽管书念得很好，有资格去应考了，可是在刘老太太及他母亲姐姐眼中，还是个孩子，所以对他的行动，并不在意。可是，小白菜却觉得一屋子的女人，夹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十分刺眼。

    有几次视线相接，发现他惊惶地避了开去，而脸上又有忸怩的神色，这才知道福官是对自己“另眼相看”

    了。

    “有一天，刘家一家很近的亲戚家办喜事，全家都去吃喜酒了，福官说是肚子疼，不去。丫头老妈，有的跟了老太太去了，有的正好躲懒，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我婆婆跟刘家的一个老奶妈结了伴去烧香，只有我一个人在刘老太太后房，哪知道福官悄悄溜了进来，倒吓了我一大跳！”

    “进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杨乃武催问着。

    小白菜是一种烦恼而无可奈何的神色，“他一见了面就叫我‘姐姐’，说了好些话，又——”

    “他说了些什么话？”杨乃武追根究底地问。

    “都是些书呆子的话，我也学不像。”

    “姑且学一两句看！”杨乃武极力怂恿着，“总记得起一两句吧！”

    小白菜想了一下答道：“譬如，他说，他听我讲当时受刑罚的苦楚，心里只恨不得能够替我。大爷，你说，是不是书呆子的话？”

    杨乃武一惊！这哪里是书呆子的话？非用情极深，不能道此语。不过，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只问：

    “后来呢？”

    “后来就越说越不成话了！什么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了我啰，心里有无数的话要跟我说，可是见了面又都忘记掉啰！疯疯癫癫地真不像一个官人家少爷的样子。”

    “那么你呢？你怎么跟他说？”

    “我能说什么？我吓得要命，只求他赶快离开。他不肯。后来，”小白菜突然叹口气，“唉！我说错一句话！”

    为了摆脱福官的纠缠，小白菜说了句：“以后的日子还长。”其实这也不算太错，迢递水程，同舟南下，有个把月在一起，日子也不算短了，谁知福官错会了意，以为小白菜对他做了什么承诺，欢然而去，从他的神色中看得出来，他对她抱着无穷的希望。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可是已经说不明白了，而且也没有机会跟他细细说明白，我只有处处躲他。过了一天，听到刘家的丫头在说：福官有点神魂颠倒，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心里想，这缘故我知道，不过不能跟你们说。大爷，”小白菜神色黯然地，“我心里很怕！已经害了一个人，莫非还要害一个人？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就在小白菜内心困惑不安之时，听得净慧大谈因果，触发了已存在的一个念头：削发出家！原来还只是为了今生受苦，修修来世；如今则更加发现，唯有佛门清净之地，才是躲避一切烦恼的乐土。所以毅然决然地将受之父母的一头长发，付之利剪，表示割断尘缘的决心。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情！杨乃武心潮起伏，久久无语，对于小白菜的处境，当然能够充分了解。如果她还在刘家，惹得“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福官疯魔了，当然是件很严重的事，她必得设法避开，这想法亦完全不错。但是不是非出家不可呢？

    这是一个疑问！是杨乃武无法解答的疑问。他在想，既不让她出家，又不能让她再回到刘家，那就必得为她作一个妥善的安排。倘无此安排，则在青灯黄卷中讨生活，实在也不失为一种归宿。

    这样想着，不由得就说：“现在我才明白，怪不得净慧师太那样子答复我！”

    “答复你？”小白菜惊奇地问，“大爷，你跟老师太见过面了？”

    “没有见过面，”杨乃武答说，“我托段二奶奶跟净慧老师太去商量，想到大悲庵跟你见个面。她说——”他突然顿住，觉得转述的话很关键，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说出来。

    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起小白菜的疑惑，但她没有开口，只看一看他，将头低了下去。

    杨乃武却是考虑停当了，认为转述净慧师太的话，正好作为一个试探，便即说道：“她跟段二奶奶说，如果我肯带你回南边最好，光是见一面就不必了。妹妹，你觉得她的话怎么样？”

    “我不知道。”小白菜依然低着头，“不过，我们不还是见了面吗？”

    “是的。”杨乃武黯然说道，“过去的事，大家总算说清楚了，未来的一切，都还不知道怎么样！”

    “这，”小白菜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你就不必管我了！”

    “我怎么能不管？我能狠得下心，看你出家？”

    小白菜不答，杨乃武亦不知道怎么再往下说，想了好一会儿问道：“刘老太太始终不知道福官对你那一片心？”

    “现在也知道了。”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你自己跟她说的？”

    “不！”小白菜说，“老师太一直逼着我问，为什么一定非要在这里出家不可？她说，如果真的要出家，她可以给我写一封信给杭州云栖的一位老师太，是净慧老师太的师兄。此刻不妨先回刘家。我说，就因为不能回刘家，我把福官的事告诉了她，刘老太太是听她说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刘老太太也赞成你出家。”

    “不是赞成！”小白菜是为人分辩的语气，“她老人家也是没法子。”

    “是的！教我成了刘老太太心里也觉得不过意。妹妹，这件事，我看你还是要仔细想一想。不要任一时的性子，过后觉得犯不着，再要还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话说得很率直，而小白菜似乎很冷静，很有把握，“不会的！”她说，“出了家就再不会还俗了！”

    这也就等于提醒杨乃武，要挽救这个局面，唯有此刻；一错过了这个时机，局面就定了。而杨乃武始终不敢说一句，只要她不出家，将来她的归宿着落在自己身上，因此，情势到了推车撞壁，不转变就说不下去的地步。

    所幸的是，小白菜今夜可以不回去！自己有一夜的工夫，或者可以筹划出一条善策。

    于是他扶着桌子站起身说：“你坐一会儿！把这碗面吃掉，我等一下就来。”

    小白菜扶了他一把，同时问道：“你到哪里去？”

    “我想跟善政去商量商量，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总而言之，不能看着你无路可走！”

    小白菜不即答话，漆黑的一双眼珠，在长长的睫毛后面闪动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挽着他右臂的一只手，松了开来。

    这是已回心转意的鲜明表示，只要有个妥善的安排，遁世之念，可以打消。意会到这一点，杨乃武陡觉双肩沉重，现在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了！小白菜未来的大半辈子，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只看自己能不能为她尽心尽力，作个很适当的安顿。

    本来是在局外，劝得听也罢，劝不听也罢，毕竟没有任何责任；如今不同了，身在局中，她的难题就是自己的难题，非往前冲，找出一条路子来不可！

    这一转念间，想象反倒飞扬了！杨乃武心里在想，既然情势逼得人非往前冲不可，那就只有开步走了再说。第一步当然是不让她再回大悲庵，而刘家又不能回去，这就很明白了，眼前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个地方让她暂住一住。

    灵机一动，这不是现成的地方？于是杨乃武站住脚，在黑头里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觉得并不是不能开口的事，而且照段二的为人来看，这件事很有成功的希望。

    想通了为之心怀一畅，摸黑穿出角门，声响已经惊动了段二与詹善政，一起迎了出来。

    拿灯一照，只有杨乃武一个人，段、詹二人都觉意外。詹善政问：“她呢？”

    “在里面。”杨乃武说，“我有点事，想跟段二爷商量。”

    “好，好！请进来。”

    等詹善政将杨乃武扶入屋内坐下，他看着段二问道：“她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出家，段二爷想来已经知道缘故了？”

    “是的。我听内人谈起，好像为了避开刘家的孙少爷？”

    “是！”杨乃武说道，“这是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段二爷，我倒也不是自己感情上有什么丢不开的，只觉得像她这样，年轻轻的出了家，未免残忍。你老说，我这话是不是呢？”

    “是啊！本用不着如此。”

    “我现在把她劝得意思活动了。不过，眼前就有难题，刘家既不能回去，也不宜把她一个人摆在客栈，或者什么陌生的地方，得找个稳妥可靠的地方安顿她！”

    “这倒是难题。北京城里什么坏人都有，凭她的模样儿，一落到坏人手里可不得了！”

    “正是这话！”杨乃武掌握住机会，开门见山地说，“你老能不能行个善，先留她住下来？当然，房饭钱是要奉送的，这归我完全负责。”

    此言一出，段二与詹善政相顾愕然。他们俩的想法差不多，在段家暂住是件小事，但住下来以后又如何呢？

    “杨爷，”段二表示了态度，“‘行善’的话，言重了！我能帮忙一定帮忙，就怕越帮越忙，到后来不知道怎么办，那样子，我可是不敢多事。”

    这话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杨乃武夫妇转眼南下了，如果小白菜没有个安排，莫非就一直住在段家？

    “姐夫！”詹善政喊了这一句，向段二说道，“段二爷，对不起，我想跟我姐夫说一两句话，你老别见气。”

    “哪里！哪里。”段二站起身来，欲待回避。

    “不！”詹善政抢上去捺着他坐下，“没有喧宾夺主的道理，我是跟你老先请个罪，我跟我姐夫到院子里去谈好了。”

    “不要紧，不要紧！你们在这里谈比较方便。我亦正好跟内人去说几句话。”

    听这样说，詹善政不便坚辞，只不断地道歉。等段二的影子消失了，他才挨着杨乃武坐下，低声动问。

    “姐夫，你们到底是怎么谈的，你到底是怎么个打算？”

    这两个“到底”将杨乃武问得发愣。想了一会儿，只好这样答说：“事情摆在那里，如今最要紧的是劝得她把出家的念头打消。以后是以后的事，‘萝卜吃一节，剥一节’，不是吗？”

    “话不错，是的！不过这个萝卜，不得让人家来剥啊！”

    “当然！”杨乃武转而问道，“你看该怎么办呢？”

    “这就要问你了！你定了主见，我才好替你筹划。”

    杨乃武又动心了！詹善政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愿意促成好事。如果自己有了承诺，便是小白菜有了归宿，在回南以前，借段家暂住，自无不可。

    可是，妻子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呢？家境大不如昔，创业之议，渺渺茫茫，哪里能容许自己再立一个门户？何况沈媒婆贪得无厌，是个很难缠的人。

    这样一想，刚热起来的心，一下子又凉了。“没有打算。”他摇摇头说，“我知道你的好意，不过，办不到的。”

    “照此说来，段二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话说不下去了！自己好不容易劝得小白菜初步意回，而前功似乎也不能不尽弃了，想想实在不能甘心。

    “你总不能看她年纪轻轻的，剃光了头去吃素念经吧！”

    詹善政有些好笑！话说得无理，吃素念经又何尝不好？只要她本人乐意这么去做。不过，唯其话这样无理，更显得其情无奈。詹善政觉得不能不为他想法子打开困境。

    “如今只有一个说法，或许能跟段家商量得通，那就是自己定个限期，而且日子不能太长，至多半个月。可是，半个月以后呢？”

    杨乃武只求眼前能过去，随即如释重负地答说：“有半个月的工夫，一定可以想得出法子来！就这样跟段二爷说好了。”

    “不然！此刻就要想停当，因为段二爷一定会问。没有确实的办法，人家不肯管这桩闲事的。”詹善政放低了声音说，“姐夫，你不要忘记，到底跟人家是萍水相逢的初交。”

    杨乃武考虑了好一会儿，终于拿定了主意，“她是有婆婆的，先要看沈媒婆如何说法？归根结底一句话，只要她不出家，什么事都好商量。”杨乃武歉然说道，“善政，到那时候，又要麻烦你了。”

    “麻烦我？”

    “我想只有麻烦你。到那时候请你送他们婆媳回余杭，一回去了，她是另外嫁人，还是出家，都随她自己。我们这方面的责任，就算是尽到了。”

    詹善政点点头，不作声。好一会儿才说了句：“如果这是姐夫心里的话，我照办就是。”

    这意味着他不太相信杨乃武不愿纳小白菜为外室。弦外之音，虽然了解，杨乃武却装作不知，因为这是不必办也很不容易办的一件事。

    果然，段二认为暂住一些日子，他很欢迎。他又转述了他妻子的意思，他们有个儿子，是个把总，现在山东当差，小武官的饷银，不足以赡养家口，并未接眷。儿媳不孝顺，经常带着孩子住在娘家，所以段二奶奶倒也愿意接纳小白菜这样的人，朝夕有伴。不过，他们也怕开头是好意，结果搞得无以善其后，说不定还会惹出许多麻烦，不能不言明在先。

    “这一层，请段二爷放心。”是詹善政开口，“最多住半个月，我会送她回南。”

    “噢！”段二心想，既然如此，何不带她一起住在客栈里？转念一想，必是杨太太不容，便点点头说：

    “那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的房客要下个月才进屋，就那面几间屋子，可以让她暂住。不过，这要写个租约，因为最近坊里的老爷们查得很严，若说收容来路不明的妇女，怕会费口舌。”

    “是，是！这好办。”詹善政向杨乃武看一看说，“该跟本人先说一声。”

    “是的。”

    于是，杨乃武起身，詹善政拿灯照着，送他到角门。里面小白菜看见灯光，迎了出来，发现詹善政的影子，便缩在门背后不肯露面。

    杨乃武到了门口却踌躇了，他心里在想，这是极有关系的一刻，只要话说出口，小白菜答应了，以后她的一切，便都得由自己负责。

    同时，他也发现小白菜眼中的神色，与他离去以前大不相同了。本来是静穆多于一切，略有些洞彻大千、心如止水的意味；而此刻的剪水双瞳中，流露出一种似乎期待已久的渴望，双颊隐隐透出霞光——这就是所谓“春色”，最能泄露年轻妇女的心事。

    这使得杨乃武更踟蹰，更动心，也更感到双肩沉重。他警告自己：世上的男子，常有许多事前想得很妥当、很有把握的事，到了这样的时刻，就会心不由主！自己要记着这一点。

    就是这一念警惕，使得他跳荡不定的心，比较能够自我约束了。慢慢扶着桌子坐了下来，先看一看小白菜的面碗，没有动过什么，便即问道：“你怎么不吃？”

    小白菜摇摇头没有作声，却将一杯冷茶端了起来，喝了一大口。

    “你坐下来，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你去了好久。”她在他侧面坐了下来，“只怕一个钟头都不止。”

    “总归你今天是不回去了，晚一点也不要紧。”

    小白菜想说什么，而突然顿住，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打扰段家，真过意不去。”

    “以后打扰他们的地方还多。妹妹，”杨乃武说，“我跟段二爷说好了，你在他家暂时住一住再说。”

    这当然是使她大感意外的事，一双眼睁得很大，睫毛乱闪，是那种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必得先好好想一想的神气。

    见此光景，杨乃武知道，第一步劝她放弃在大悲庵出家的念头，确已做到了，此刻要准备回答她因此而生的疑问。

    “大爷，”小白菜问，“这好像不太好吧？”

    “怎么呢？”

    “对净慧老师太不好交代。”

    原来顾虑是这一点。“你错了！”他说，“净慧老师太巴不得你回心转意，她也少些麻烦。你想，她不是曾经极力劝你不要出家吗？”

    “我是觉得我自己对她不好交代。”

    “你以为出尔反尔，说话不当话，自觉不好意思是不是？”杨乃武停了一下说，“当然，谈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但这样的大事，而且一步走错，懊悔终身的事，不能因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勉强去做！那不太傻了。”

    小白菜低下头去不响，显然的，他的话说到了她心里。不过，以下的话，在杨乃武也觉得很难说了，因而出现了令人感到沉重的沉默。

    “你说暂时住一住，住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半个月。”

    “以后呢？”

    “让善政送你们婆媳回去。”

    “你呢？”

    一句接一句地问，越来越快，越来越短促，颇有咄咄逼人之势，杨乃武有点招架不住了。

    而且，他也发现他与她的一段情，很快地又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境界。这一次可真是作茧自缚了！心里是说不出的悔恨懊丧，口中当然也就更讷讷然说不出什么来。

    他的心情都表现在脸上，小白菜看在眼里，一样地也又悔又恨。恨的是自己太把握不住，悔的是话不该轻易出口，稍微多想一想，就知道这样说法，伤害了人家，而对自己并无一点好处。

    等稍微冷静下来，她用歉疚的语气说：“大爷，我的命不好，哪个都应该避得我远一点。我自己也认了命，你不必再为我多费心！”

    这可以说是由衷之言，而在杨乃武听来，是以退为进的说法，眼前对她既不能作任何承诺，亦不能撒手不管，唯有照原先的想法，走一步算一步。

    “妹妹，所谓‘急脉缓受’‘船到桥头自会直’，你现在什么都不必想，先在段家住几天，我让善政安排你们回去。你就是要出家，也不必一定要在这里，是不是？”

    最后这句话说得太急了，听起来是带着责备的意味，小白菜的心一沉，极力忍着眼泪，但眼圈已有些红了。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杨乃武敲钉转脚地钉一句。

    不住段家怎么办？小白菜心里在想，错就错在起先不该默许，甚至于错在根本不该跟段二奶奶离开大悲庵！如今再要想回去，已是不可能的了。

    “妹妹，”杨乃武见她不作声，因又问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我能说什么？”小白菜凄然答说，“我现在只希望菩萨保佑，能让我不要再牵累哪一个。”

    杨乃武不能了解她这话的意思，但亦无从深诘。想了一下，试探着问：“我去请段二爷、段二奶奶过来，把你当面交代给他们，好不好？”

    小白菜不作声。杨乃武等了一会儿，见她没有反对的表示，便又瘸着腿走了。

    小白菜只觉得他可怜！而想想自己，漂泊无依，前途茫茫，自己要想做自己的主，亦竟不知主意在哪里。这样子做人，也太无味，太可怜了！

    念头转到这里，陡觉双眼发热，看出去的烛焰，重叠成双，意识到眼泪夺眶而出，想要忍住，却是再也不能。

    无声的热泪，流了不知多少时候，突然发觉，在他人家这样哭哭啼啼，会遭人忌讳，于是赶紧拭一拭眼泪，擤一擤鼻子，极力装作没事人的模样，开始想到，见了段家老夫妇，应该怎么说几句客气话。

    思虑尚未停当，窗外出现光亮，一支红烛冉冉而来，段家夫妇、杨乃武、詹善政都来了。

    小白菜局局促促起身相迎。由于双眼红肿，有意背灯而立，段二奶奶一把拉着她坐下，含笑说道：“葛嫂子，你住在我家，可就像一家人一样，不许客气。”

    “对了，我们也不拿你当外人。”段二爷也说，“有什么吃什么，你别嫌就是了。”

    两老夫妇的这份情意，小白菜自然感激，想说两句客气话，却开不得口，唯有微笑示意而已。

    “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吧！”杨乃武又向段二道谢，“多亏二爷帮忙，感激不尽。今天太晚了，我们先告辞，明天再来。”

    “你请放心好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我们走了。”杨乃武终于作了一句交代，“一切都跟二爷、二奶奶说好了。有些话，回头二奶奶会告诉你。”

    等杨乃武、詹善政告辞而去，段二奶奶先安排小白菜的住处，就跟她在一张炕上睡。叠好了被，段二奶奶盘腿在炕上，捧着杯茶出神，显然的，她是有话要跟小白菜说，在思索如何开口。

    “葛嫂子！”她说，“杨大爷有些话，托我跟你说。我们虽然刚认识，但能住在一起，总算有缘。说实话，葛嫂子，我也很喜欢你，所以愿意兜揽这件事。话如果说得不中听，你可别生我的气。”

    “哪里的话，二奶奶当我自己人，我怎么能不识抬举？”

    “那就是了。”段二奶奶说，“杨大爷跟我们谈了很多。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不过实在有难处，不能把你娶回去。他说，这一层，你得体谅他。”

    小白菜听见这话，不由得又激动了，心里对杨乃武着实反感！像这样的话，何必托段二奶奶转告？因此，涨红了脸说不出话。

    见此光景，段二奶奶有些着慌了，“我不会说话。”她说，“葛嫂子，我早说过，话不中听，你别生气。”

    “不，不！”小白菜大为不安，“跟二奶奶不相干，我哪里会生你老人家的气。”

    “这样说，你是——”段二奶奶忽然发觉，自己又要说错话了，赶紧顿住。

    “我也不是生杨大爷的气。”小白菜装出很豁达的神态说，“他的苦衷，我当然也知道，根本没有那种打算，他的话是多余的。”

    语声虽和缓，却听得出来是负气的话，段二奶奶觉得话说不下去了，只怔怔地望着小白菜。

    小白菜当然也已感觉到，交谈不甚投机，心里很失悔，很难过，极力想挽救这个局面，便堆着笑容说道：“二奶奶，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我竟不知道怎么说了。”段二奶奶茫然地答说。

    为了打破沉闷的局面，同时表示她将段二奶奶视作亲人，便又细诉往事。在大悲庵中，她们曾有过长谈，但所谈的是身陷缧绁的经过，对于她跟杨乃武的感情是有保留的，此时却倾囊倒筐而出，甚至于“刘大少爷”如何来勾引，都不隐瞒。

    这当然是任何人都感兴趣的话题。而小白菜在不堪回首的叙述中，也由温馨的回忆而获得了安慰。可是最大的收获，却是对她自己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作了一次反省。

    “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主见。”她从一步一步的反省，提炼出一个结论，“一切都是开头没有好好拿个主意。当初我娘要把我嫁到葛家，其实也不是怎么样非逼着我答应不可，倘如我主意老，咬定牙关不肯松口，我娘还不是就算了。这一来，哪里还会有以后的种种事故。”

    “是啊！做父母的，没有不想女婿能干、儿媳妇贤惠的。”段二奶奶问道，“你婆婆待你怎么样？”

    “婆婆不在一起住。她是专门替人做媒的，后来也有点懊悔不该娶我做她的媳妇，而且，她心里的想法，我也有点知道。”

    “什么想法？”

    小白菜沉吟了一下答说：“她看我，相貌也还过得去，说句难听的话，还值几两银子。如果有人要我，只要聘金谈得拢，是肯放我的。”

    “原来你婆婆有这种心思！”段二奶奶大感意外，“既然这样，杨大爷为什么不早办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我没有主见。”小白菜痛苦地说，“当初杨大爷说要等中了举以后，才跟我婆婆谈，这话决不是推托。杨太太很贤惠，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只为杨大爷自己觉得中了举来谈这件事，话比较好说，倘使我一定要逼着他办，或者先跟我婆婆谈好了，等中了举再正式请客，进他家的门，就不会有这场官司了。”

    段二奶奶将她的话细想了一下，“可不是吗？”她想通了，“如说跟你婆婆已经谈好，你已经是杨家的人了，杨大爷为什么还要给人下毒？那不是情理上说不过去的事吗？”

    “就是这话，如果是那样，我婆婆先就不会疑心到杨大爷，就报官也不会提到杨大爷的名字。”

    “你这场官司，想来刘大少爷一定也在从中捣鬼？”

    “我想免不了有他出坏主意。这件事也怪我没有主见，不答应他就是，不该去告诉杨大爷，以至于让他们成了冤家。”

    “是啊！给人拴对儿，是最犯忌的事。”段二奶奶急转直下地说，“葛嫂子，你现在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想法，你先跟我说说。”

    如果小白菜能回答这个难题，烦恼就会解消一大半。而偏偏这又是非回答不可的难题，也是所有关心她的人，不断会提出的疑问。这就使得她想要抛开这份烦恼而不可得了。

    “我不知道！本来——”

    语声本来就慢，且又不曾说完，越显得其情无奈。段二奶奶因为受人之托，同时小白菜既已住在她家，那么也就等于是自己的事，不能不钉着问。

    “葛嫂子，你有话尽管跟我说。”

    “我在想，我这个人的八字，不但苦，而且硬。”她吃力地将声音压得很低，“不瞒二奶奶说，我一生有过三个男人，结果都不好，很不好！”

    提到自己的“八字”，妇道人家十之八九是重视的，段二奶奶吃素念佛的人，更不例外，此时虽未开口，却睁大了眼睛在等待，比出声催促更显得关切。

    “第一是嫁的男人，第二个就是他——”

    “杨大爷？”段二奶奶打断她的话问。

    “是的。”小白菜说，“二奶奶你想，一个死了，一个遭这么一场官司，真正死去活来，好好一份人家几乎拆散，至今还落个残疾！”

    想想她的话很有道理，段二奶奶忽然对小白菜起了异样的感觉，隐隐然有着发现一条蛇的那种恐惧。

    她咽口唾沫，定定神想了想又问：“还有一个呢？”

    “还有，”小白菜满脸飞红，声音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见，“刘大少爷。”

    “谁？”段二奶奶实在没有听清楚，也无从猜测，所以提高了声音问。

    “刘大少爷。”

    这次是听清楚了，“就是县大老爷的大少爷？”她问。

    小白菜点点头，又说：“这一个也死了，坐火轮船回北边，船沉在大海里头了。”

    段二奶奶突然觉得毛骨悚然，失声说了句：“真有这样灵的事！”

    小白菜一听这个“灵”字，颜色大变。一直在疑心的事，为旁人证实了，果然，自己的命不但苦，而且凶。

    她脸上的神色，提醒了段二奶奶，顿时悔恨不安，急忙说道：“这也是一时碰巧，你不要自己瞎疑心。”

    这掩饰的话，等于白说。小白菜容颜惨淡地摇摇头，“我自己知道，我这一生没有指望了。本来，唉，不必再提了。”

    先就问“本来”什么？兜了一个圈子，仍是在这里顿住，段二奶奶当然还要追问。

    “本来怎么样？”她说，“本来你是有打算的？”

    她的打算——其实只是一个想法，一种希望，也真难于出口。原已自摒于尘世以外，黄卷青灯，了此一生的她，就在这晚上与杨乃武的重新聚首，倾诉恩怨之中，想起大悲庵中一位中年比丘尼的说法而放弃了她原来的决定。

    “我听人说，已经妨过一个人，就不要紧了。”她吃力地说，“妨过杨大爷一次，害得他坐过牢，就不会再妨第二次了！”

    她的话，骤听不可解，细想一想才明白，刑克之事，对杨乃武来说，已经“应”过，所以尽管亲近，不会再有妨害。这就是说，她只有杨乃武可嫁。

    “这是谁说的？”段二奶奶问。

    “大悲庵的妙真师太。”

    “噢，是她！”段二奶奶踌躇了，如果不能驳倒妙真的说法，自己的话就说不下去，因而硬着头皮加了一句，“她的话靠不住。”

    “靠不住？”小白菜望着她，希望她提出解释。

    “俗话说：‘修心补相。’只要好心行善，菩萨保佑，自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不过，”小白菜很快地接口，“命是注定的。”

    段二奶奶又词穷了。窘迫之中，突然灵机一动，“你倒去算个命看！”她说，“也许你命中只不过克两个男人的，既然已经都应过，就不要紧了。再看看你的八字，应该嫁哪种八字的人？”

    小白菜作个苦笑，摇摇头说：“不必了！”

    “你不要这样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看相算命，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段二奶奶憋不住了，刚才他们商量好的办法一口气说了出来，“京里你们的同乡也很多，凭你的人才，不愁没有人来做媒！如果你肯委屈做小，很可以拣一拣，譬如说，有那大太太故世了的，或者大太太贤惠的，本人年纪亦不太长，嫁过去也着实有几年舒服日子过。只要你愿意这么做，托你们会馆里的那位赵先生放个风声出去，用不着多少个时候就会有结果。”

    听得这话，小白菜不免有意外之感，但细想一想无需为奇。一身漂泊，总得有个归宿，既然劝她不要出家，就只有劝她出嫁，否则谁来供养她一辈子？

    这样一想，小白菜才能心平气和地体认到段二奶奶是一番好意。可是，对杨乃武却有反感，认为他出这个主意，并不是为她想，只是为自己消除累赘，推开麻烦。

    “葛嫂子，”段二奶奶以为她的意思活动了，所以催问着，“你倒说一句看看！”

    就这时候，听得板壁上“笃笃”两下，接着是段二爷的声音：“不早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语声甫落，方桌上一架自鸣钟发声，共是三响。“了不得！”段二奶奶说，“从来都没有这么晚睡过。

    葛嫂子该睡了。”

    “都是为了我！”小白菜亦觉歉疚不安，“害得你们两位老人家觉都不能睡。”

    “这倒没有什么！但愿你能好好找份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也不枉了我们管这场闲事。”

    小白菜没有作声。她已看得出来，段二奶奶对她的择人再嫁这件事，相当热心。年纪大而心好的人，想法都差不多，如果她像刘老太太那样家道殷实，又能做一家之主，说不定会像对自己女儿一样，还贴一份嫁妆，也要把这件“好事”办理。

    然而好心也罢，好事也罢，处境不同，就没有人能够体会她的难处。感情是丝毫勉强不得的！她自己回忆一下，在监狱中这三年多，梦见的常是杨乃武；而做过夫妻的葛小大，入梦只有一次，并且梦中作何光景，亦都记不得了。如今若说只凭媒人撮合，要去嫁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而心里丢不下杨乃武的影子，忘不掉过去的一切经历，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

    因此，枕上辗转反侧，始终不能合眼。段二夫妇的鼾声，递相呼应，入耳更觉恼人。好不容易到了曙色现时，方始蒙眬睡去。

    等醒来时，一时不辨身在何处，屋子里阴沉沉地毫无声息。她定定神才想起是在什么地方。细看一看，段二奶奶不在屋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看钟已是十一点了。

    于是拢一拢头发，首先整理卧具。正叠被时，听得房门声响，回头一看，可以意料得到的，是段二奶奶。

    “起来了！”她一面说，一面将窗帘拉开，屋子里立刻很明亮了。

    “睡得失聪了！”小白菜说，“真对不起。”

    “这是常有的事，我猜想到你一定是天亮才睡，所以不敢惊吵你。”说着，段二奶奶已走到她身边，捏着她的浑圆的手臂说，“你的皮肤可真好！”

    小白菜是穿着一件短袖的紧身小夹袄，虽刚起身，而且在段二奶奶面前亦不必顾忌，而仍有衣衫不整，有欠礼貌的疚歉，所以急忙将一件灰布夹袄披在身上。

    “今天的气色可好得多了！”段二奶奶眼中有惊喜的神情，“跟昨天一比，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昨天脸黄黄的，眼泡也肿着，今天脸上可是又红又白。怪不得——”

    段二奶奶说得口滑，本要说，“怪不得闹出那么多风流事故”，话到口边，才发觉是极不妥的话，硬生生将它咽了回去。

    由此开始，段二奶奶一直跟小白菜在一起，两人像婆媳，更像母女，由梳头桌子到厨房，形影不离，亲热得很。

    段二爷不在家，段二奶奶陪着她吃素。小白菜食欲不振，吃了两个素饺子，喝了半碗稀饭，便即搁着。

    段二奶奶关切地问：“是不对胃口不是？你想吃什么，晚上我给你做。”

    “不，不！二奶奶，你不要费事，我本来吃得少。”

    “这可不行！”段二奶奶略停一下又说，“吃斋原是好事，不过也要看人。你年轻轻的，何必吃长斋？清汤寡水的素菜不养人，明天就开荤吧！”

    吃长斋是最近的事，也是出家的初步，开荤意味着仍旧“还俗”，是择人而事的初步。小白菜了解到段二奶奶的苦心，自然感动，但觉得不必这么认真。

    “吃荤吃素，都无所谓！”她赔笑答说，“二奶奶你不必费心费事。”

    “这话也是。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不替你弄素的了。”

    “是的。有什么，吃什么。”小白菜说，“在二奶奶这里打搅，我本来就很过意不去，如果还要专为我费事，更叫我心不安了。”

    “葛嫂子，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们虽是昨天才见面，可是缘分深，我现在看你这样子，心里拴着老大一个疙瘩。多早晚你的境况变好了，我心里才会舒泰。”

    听得这话，小白菜百感交集，一方面觉得安慰，一方面又觉得沉重，心酸酸地想哭，却怕段二奶奶更为她忧烦，强自忍住，而且要摆出笑脸。

    “二奶奶，船到桥门自会直，你别替我着急。”

    段二奶奶不知道这是安慰她的话，只以为经过这一夜，她已经想通了，愿意托赵司事为她做媒。

    于是，她心里的疙瘩倒真的消除了一半。吃完饭，喝着茶，跟小白菜商量，该到大悲庵去走一遭。

    “一早我到庵里去过了，把你的事，大略告诉了净慧师太，她也很高兴，说住在我这里，她很放心。

    我想，你在她那里住过，她对你也不错，该当跟她道个谢，菩萨面前也该去磕个头。是不是呢？”

    “是，是！”小白菜急忙答应，可是心里却有些嘀咕，不知道见了净慧该怎么说。

    “那么，我们息一息就走吧！先请一副香烛带了去。

    一语未毕，有人叩门。段二奶奶开出门去，见是大悲庵的人带着一个中年妇人来。正待发问，小白菜已经赶出来了。

    “娘！”小白菜喊。

    “女儿！”沈媒婆答应。

    小白菜一喊，段二奶奶心中明白，是她婆婆来了，但沈媒婆的答应，却又让她困惑，莫非是小白菜的亲娘？

    “二奶奶，这是我婆婆。”

    这是她婆婆！段二奶奶便含笑招呼。大悲庵的尼姑领到了地方，作别自去。沈媒婆一面往里走，一面打量段家的一切。脸上堆满了笑意，眉目舒展，看得出来是真的内心欢喜，不是为了礼貌装出来的笑容。

    “女儿，真是，”沈媒婆站在堂屋里拍手拍脚地说，“哪里遇不着好人？我一直在担心，从庵里出来，你不肯回刘家，到哪里去住？偏偏命中有救，会遇见段二爷、段二奶奶这样热心的好人。”接着转过身来，向段二奶奶深深致谢。

    “请坐，请坐，别客气。”

    等段二奶奶转身去张罗茶水时，沈媒婆轻声问小白菜说了句：“我都知道了！”接着，拍一拍小白菜的左臂，使个眼色。

    这个动作不容易了解，仿佛是一切都已妥帖，不必心急，回头避开段二奶奶再细谈的意思。小白菜心想，婆婆好像带了什么好消息来了似的，细细一想，始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值得她如此欣慰。

    等段二奶奶端了茶来，主客坐定，少不得有一番寒暄，只见沈媒婆一个人在说，问东问西，是对段家很关切的样子。段二奶奶有问必答，偶尔，小白菜也插一两句嘴，谈得十分热闹，却都是不相干的话。

    “你们婆媳谈谈吧！”到寒暄告一段落时，段二奶奶起身，手向角门一指，“请到这里面去坐，清静些。”

    于是昨日杨乃武与小白菜相会之处，此刻便是她们婆媳深谈之地。沈媒婆未语先笑，拍拍胸口说：“好了，好了！这下总算了掉我一桩心事了！”

    听这话，小白菜越觉诧异。由于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所以连问都不会问，只看着她发愣。

    “昨天跟杨大爷都谈过了？”沈媒婆问。

    什么叫都谈过了？小白菜想了想答说：“就在这里见的面，也没有谈什么。”

    “没有谈什么？”沈媒婆的脸色变了，笑容化作疑惑。

    “娘！”小白菜忍不住问了出来，“你要我跟他谈什么？”

    “不是你跟他谈，他一定要跟你谈！你答应了，事情不就定局了吗？”

    “什么事情？”小白菜大为困扰，而且也很不安，所以神态显得焦躁，“娘，你倒说明白，我一点也不懂！”

    原来这天上午，净慧已派了庵中的知客，去通知刘老太太，说有段二奶奶来约了小白菜去会杨乃武，而且一夜未归，住在段家这回事。知客传话不甚清楚，以致发生误会——其实也不算误会，照刘老太太想，要出家的人，忽然出庵去会旧日情郎，自是动了凡心，愿以身相许；而杨乃武能来与小白菜相会，当然也是有意重续旧缘，所以喜滋滋地告诉了沈媒婆。

    在沈媒婆，这是天大的喜事。因为刘老太太原有为小白菜置产，作为杨乃武外室的好意，如今由于知识初开的福官，突然有此片面的畸恋，便希望小白菜能够早获归宿，好绝了他的痴心妄想。为此，刘老太太特意作了承诺：只要小白菜嫁了杨乃武，她不但以前说过的话仍旧算数，而且另外可以送沈媒婆一笔盘缠，带着小白菜回南。改变顺路带她们婆媳归乡的原意，无非是为了要将小白菜与福官隔离开来。

    沈媒婆在想，小白菜嫁了杨乃武，如果另立门户，当然要管她的日常用度，然则老太太为她所置的产业，就可慢慢设法移归自己名下。何况，回浙江这件事，杨乃武一定会有安排，刘老太太所送的一笔盘缠，是额外净得。

    是这样打算得好好来的，所以脸上有掩不住的喜色。如今听小白菜的话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意算盘，完全落空，岂不令人着急？

    因此，她拉长了脸问：“莫非杨大爷就没有一句话交代？”

    “交代什么？”小白菜假装不懂。

    “他倒不为你的后半辈子想一想，真的让你去出家？”

    “他当然劝过我。”小白菜抑郁地说，“既然出了大悲庵，再要回去，是不能够了。”

    这意思是说，她已放弃了出家的念头。沈媒婆略感安慰，便接下去问道：“他劝你不要出家，你也答应了，那么，以后呢？他没有说，要接你回去？”

    提到这话，小白菜心如刀绞，痛悔莫名。可是在沈媒婆面前，她不肯透露真情，若说自己倒一度动过心，希望与杨乃武厮守终生，只是人家不肯，这会让人看不起。为了自己留身份，她必须换个说法。

    “他提过的，是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沈媒婆大为诧异，“为点啥？”

    “我都看破了！再说，我也不愿意做小。”

    小白菜这话将她堵得好半晌作声不得，想来想去，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话来：“你要想人家明媒正娶做大太太，只怕难！”

    “管他难不难呢，”小白菜的声音不好听了，“好在我也不想做人家的大太太。”

    “又不想做大，又不愿做小，又做不成尼姑，那么，你到底要做啥？”

    “啥也不做！”小白菜回答得极快。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来的。”沈媒婆忍着气说，“商量事情，为啥不平心静气说话？”

    责备得在理上，小白菜不免歉然，笑一笑，不作声。不过那一笑，只是嘴角牵动了一下，实在是想装出笑容而力不从心。

    沈媒婆这时情绪稍微稳定了些，从头细想了一遍，发觉许多不可解之处，一一提出疑问：“这件事，我实在不大明白：第一，你跟段二奶奶以前不认识，居然她一说，你就跟她来了，而且就此不回大悲庵；

    第二，你住在她家怎么办？人家也不能常年供养你；第三，你跟杨大爷谈了半夜，到底谈出来啥名堂？”

    这三个疑问，确是情理上很容易明白的事。不过小白菜听出来，她婆婆似乎另有怀疑，应该解释得明明白白，才不至于使她对段家有误会。

    于是她说：“段二爷是江湖上讲义气的人，杨大爷托了他，他请段二奶奶去邀我来的。至于在这里，当然只是暂住一住——”

    “住多少日子？”沈媒婆打断她的话。

    “住半个月。杨大爷请他的舅老爷送我回余杭。”

    “光是你？”沈媒婆很注意地问，“光是送你一个人？”

    “当然是我们娘儿两个。”

    沈媒婆想了一下问：“送回去就不管了？”

    “回去了再说。”

    “怎么叫回去了再说？”

    这一句紧一句的逼问，使得小白菜有难以招架之感，不由得打了个噎。沈媒婆也察觉到了，暂且放松一步，保持沉默。

    “我再问你，你们谈了半夜，谈些啥？”

    “他劝我不要出家。”

    “就是这句话？”

    “当然还有别的话。”小白菜说，“这么一场死去活来的官司下来，话一时哪里谈得完。”

    “这样说，你们还要见面再谈啰？”

    这话倒是提醒了小白菜，心里在想，杨乃武今天可能还会再来。来了应该如何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自己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说是除他不嫁，还是仍旧要出家，或者从此不理他？

    看她神思不属的样子，沈媒婆知道这样谈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她心里在想，自己所知道的情形还不够多，照常理推测，杨乃武既然来劝小白菜不要出家，对于她的将来一定有个安排，不能说光送回余杭算数；而她肯听人家的劝，放弃削发的念头，一定也有个打算。中间又夹着突然冒出来的段家夫妇，情形更显得复杂。其中不尽不实之处，一定很多，真相到底如何？隐瞒的作用何在？莫非只是为了对付自己？

    念头转到这里，沈媒婆怒气勃发，长久以来所郁积的牢骚与不满，再也压抑不住了！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个长辈看过！什么事都是自以为聪明，想做就做，不肯听一句劝，还不肯说实话！弄到头来，一塌糊涂，害了自己也害了人家，哪个遇见你，哪个倒霉！想想经过这么一场官司，吃苦记苦，你的脾气会改改；哪晓得你仍旧这样子不安分！好好的路不走，偏要偷偷摸摸，做些说出去人家都不会相信的事。你啊，你将来还有得苦！”

    这顿恶毒的排泄一发泄，沈媒婆胸怀倒为之一畅，可是小白菜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刺激，即时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双眼无泪，眼珠一动不动地望着沈媒婆。那种似乎吓傻了的神情，相当可怕。

    沈媒婆这时不免失悔，话说得太重了。但唯其因为话说得太重，一时竟无法自己转圜，说几句表示歉意的话去安慰她，只好索性绷着脸，装出气鼓鼓的样子不理她。

    在僵硬如死的气氛中，小白菜终于说出一句话来：“娘说得不错！哪个遇见我，哪个倒霉！”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不必去说它了。”沈媒婆突然有了主意，“我此刻就去看詹少爷，看他怎么说？”

    小白菜的神智已有些恍惚了，没有能听清楚她的话，也无力去多想，她此时所渴盼的，是容她一个人躲在一个什么清静的地方，好好去想一想。

    “我走了！”沈媒婆尽量将脸上的肌肉放松，微带歉意地说，“我实在是心里烦，用不着说的话，多说了几句，你也不必认真。”

    小白菜茫然地点点头，站起身来，往外便走，沈媒婆紧跟她身后，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其实，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一走出去，迎面遇见段二奶奶，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怔怔地望着，脸涨得发红，却说不出话。

    “怎么啦？葛嫂子！”段二奶奶惊疑地，视线自然而然地落在她身后的沈媒婆脸上。

    “打搅，打搅！”沈媒婆尽量装得没事人似的，“段二奶奶，我要走了。这几天惊搅你，真不晓该怎么说才好。”

    她的意思是，这以后的几天，她少不得常常要来打搅。段二奶奶便很诚恳地说：“不要紧，不要紧，随时请过来。”

    “要来，要来！”沈媒婆立定了又说闲话，称赞段家的房子，称赞段二奶奶老健，又问起段二爷。真是“媒婆的嘴”，仿佛永不厌倦似的。

    小白菜则不但厌倦，甚至厌烦。好不容易等将喋喋不休的沈媒婆送出了门，方始长长地舒了口气。段二奶奶看她的脸色不佳，关切地问：“葛嫂子，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想强打精神掩饰，实在力不从心，小白菜只好答说：“有点头晕，心里空落落地想吐。”

    “那，大悲庵今天就不必去了。你先躺一躺！”段二奶奶一摸到她的手，吃惊地说，“手冰凉！一定是受寒了，快睡去。我给你煮碗抻面，回头喝下去出一身汗就好了。”

    小白菜凄然答说：“二奶奶！你老真像我的亲人一样。”

    段二奶奶倒亦有此意，不过不便自居于长辈，随便认个干女儿，只说：“对了！你就当这里是你自己家里好了。”

    回到卧室，小白菜在炕上和衣躺下，段二奶奶拉床被替她盖上，随即便去煎药。一静下来，小白菜觉得舒服得多，头脑亦比较清醒了。

    于是不由得回想沈媒婆所说的一切，最使她忘不了的是这一句：“哪个遇见你，哪个倒霉！”想想也真不错。一颗心不自觉地一直往下沉，真个万念俱灰了。

    这样子，为什么还要活在世界上呢？她突然浮起这样一个疑问。这对她是一个新奇的发现。她从来没有想过，人活在世界上，是为的什么？因此，对于自己所提的疑问，无从回答，不能不从头想起。

    她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家境孤寒，生母起早落夜，辛苦一天，才得勉强糊口，而自己小时候不懂事，看见别家孩子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总是吵着要。彼时不了解母亲的心情，现在能够了解了，而那样受苦，何以能够忍受呢？只为期望女儿能够长大成人。这一个希望，使得天下做父母的，都甘于为儿女吃苦。

    人，就是为了希望活在那里的！她恍然大悟了。自己会发出这样一个疑问，正因为自己感觉到没有什么希望的缘故。

    然则倒仔细想一想，自己究竟有没有什么希望呢？或者有一个希望在那里，自己一时忽略，不曾发现。

    她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什么！在监狱中是有希望的，希望昭雪沉冤，重见天日。及至这个希望实现，就不知道还要什么希望。一项一项细想下来，勉强可说有个希望，能够清清静静过一生，修修来世。

    而如今连这个希望也破灭了。

    及至一想到杨乃武，小白菜只觉得遍体飕飕，生不如死。心里乱糟糟，好久才能略微定下来，而要想排除杨乃武的一切，却不能够。簇新的记忆，纷至沓来地奔赴心头。

    她记得出狱那天，就有一个希望，能与杨乃武见一次面，表明心事，乞取谅解。然而她不明白的是，何以将入空门，而又忽然春心争发，旧情复炽？这是怪自己把持不住，还是要怪杨乃武的撩拨？此中缘故，实在很难分辨得清，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说，那是个能够让她觉得尘世还有可恋之处的希望，而这个希望亦已幻灭无余了。

    如今，世上还有什么人、什么事是值得自己去想的？一个是生母，但想起来心酸，并不觉得自己活下来，对她会有什么好处。

    此外，对自己好的人，固然也有，像刘老太太，像段二奶奶，可是，她们并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希望！

    想到这里，小白菜只觉得脑中空空落落的，什么都不会想了，只隐隐约约向往着一种虚无寂灭，与尘世完全隔绝的境界。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她突如其来地觉得有了新的感觉，望着模模糊糊一个形象，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你是谁？”她问。

    “葛嫂子，是我呀！”段二奶奶的声音中充满了惊惶，“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得了？”

    “你——！”小白菜终于想起来了，“你是段二奶奶！”

    “是啊！来，药煮好了，趁热服吧！”

    为什么服药？服的什么药？小白菜又得多想一想，才能记得起。于是挣扎着起身，将温温的一碗抻面都喝了下去。

    “你饿不饿？”

    “不饿。”

    “那就再睡吧！来，我帮你把衣服脱了，盖上被窝，好好睡一觉，出一身汗就好了。”

    小白菜已变得非常迟钝，连说一声“谢谢”都想不起，听从段二奶奶的摆布，脱了夹袄与布裙，盖上厚厚的被子，茫然地听着段二奶奶的脚声，由近而远，终于消失。

    等再听到段二奶奶的声音时，随即感到浑身湿热难受，意识到是出了一身大汗，不过头上倒轻松得多了，而且耳朵很灵，听出在段二奶奶以外，还有段二爷的声音。

    “这个样子不成！”段二爷在说，“会惹下极大的麻烦。”

    “你别烦躁！”段二奶奶用安慰的声音说，“咱们慢慢商量。”

    “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段二说，“我只找姓杨的，把这件事告诉他就是了。”

    “姓杨的”自是指杨乃武。小白菜心里在想要告诉他的“这件事”是什么？这样转着念头，便忽略了段二夫妇的谈话，等想起来再凝神细听时，已漏去了一段，此时是段二奶奶谈到她身上了。

    “到我送药给她的时候，竟连我都认不得了，神志恍惚，那样子叫人害怕。”段二奶奶叹口气说，“她也很可怜，种种不如意，还像有很重的心事。这时候不能再让她受刺激了。我看你先别跟杨大爷去说，等她好好儿息两天，再作道理。”

    “息两天能没事了，当然最好。就怕她的病越来越重，我们的责任可担不起。”

    “不会的。”段二奶奶说，“等她醒了看。”

    谈到这里，没有声息了。似乎段二是在考虑，也就是他已经同意了妻子的主张。小白菜将段二奶奶的话回想了一遍，心里不免惊疑，原来自己神志恍惚得令人害怕，何以会弄成这个样子？自己倒要多想一想才好。

    外面又有声音了，“噢，再有件事，透着奇怪！”段二是突然想起的口吻。

    “什么？”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一进胡同，就看见有人在大悲庵面前左望右望，后来又在我家大门口，望着门牌发愣，一看见我，匆匆忙忙地转身走了，倒像有意避着我似的。”

    “这，”段二奶奶说，“可得留点儿神，莫非是什么坏人？”

    “坏人？不像！”

    “怎么呢？”

    “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眉清目秀，不像做坏事的。”

    听这一说，小白菜突然心中一动，赶紧从枕上抬起头，屏息着侧耳静听。

    “像个大家子弟。”仍是段二的声音，“穿一件蓝绸的夹袍，戴一顶小帽，帽檐上镶一块碧玉——”

    一听到这里，小白菜惊出一身冷汗，心跳得很厉害——段二所说的那个“孩子”，只怕是福官！

    “这可真奇怪了！”段二奶奶是不甚相信的语气，“我想不是。大户人家的男孩都腼腆，胆儿很小，怎么敢上门来找？不怕他父亲知道了揍他？”

    “那可说不定。”段二说道，“你倒问问她看。”

    “不，不！这要一问她，不把她吓坏？”段二奶奶停了一下说，“到明天上午再看。”

    “对！明天上午得好好看一看。如果再来，那就一定是这个人了。”

    “唉！”段二奶奶的叹息声，清晰可闻，“但愿不是那位少爷，明天也别有那么一个人在咱们家门口晃荡！不然，这种日子，可真要把人逼疯了！”

    听到最后一句，小白菜就像照了镜子，将自己看清楚了。段二奶奶的话不错，这种日子真会把人逼得发疯。想到小时候常见的，披头散发，满身垢泥，时哭时笑，身后老有一群小孩，不是乱扔泥土石块，就是大喊“疯婆子！疯婆子！”的景象，她顿觉不寒而栗。

    不行！她对自己说，落到那个地步，可就错尽错绝了！今天下午神志恍惚，看来离那地步亦已不远，趁此刻自己还能作主张的时候，干干净净地做个了断！

    这一夜很长，可也很短。思前想后，仿佛过完了一辈子，而时醒时睡，以为永远是在漫漫长夜之中，却终于天亮了。

    非常奇怪地，她的精神却很好，有种异样的亢奋。在记忆中，七岁那年随母亲到上海去探望一家有钱的远亲，听说在那里有好东西吃，有许多好玩的地方，当时心中向往之情，就与此刻相仿。

    以她的处境来说，这多少是反常的现象。因此段二奶奶颇为疑惑，“葛嫂子，”她很谨慎地问，“你今天的兴致，好像很好？”

    “是的。”她也很谨慎地回答，“多亏得二奶奶给我煮的药，出一身汗，睡过一晚，都好了。”

    原来是病好了的缘故。段二奶奶释然了：“你昨天没有吃晚饭，中午也吃得不多，一定饿了。”她停了一下说，“葛嫂子，我说句话，你可不准驳我。”

    “是！二奶奶，我听。”

    “好！”段二奶奶很高兴地说，“我给你煮一碗肉汤面，卧上两个鸡子儿，你就算开荤了吧！”

    小白菜本想辞谢，继而又想，事到如今，何必还认真？因而含笑答道：“多谢二奶奶，只怕我肠胃不受。”

    “不会的！又不是肥腻的大荤。”

    说着，转身就走。到厨房里用剩下的肉汤，下了一碗挂面，打了两个鸡蛋在面里。煮好了，亲自捧出来，招呼小白菜来吃。

    “二奶奶，”小白菜忍泪说道，“你老人家待我这么好，怕只有来生才能够报答了！”

    “说这些话干什么？快吃吧，凉了不好吃。”

    小白菜不觉得饿，但实在不忍辜负她的盛意，定一定神，将心静下来，像做一件很难但很要紧的事一样，整顿全神，用尽气力，慢慢将那碗面硬塞下肚去。

    “好吃不好吃？”段二奶奶就像关怀儿女饮食似的那种神态问。

    小白菜含笑点点头，心里却酸酸地，觉得人世间亦别有可供咀嚼的滋味。但此念刚起，随即消失，并不能动摇她已定的主意。

    段二奶奶收去面碗，沏了茶来，兴致很好地说：“今天咱们该办正事了。”

    “是上大悲庵？”小白菜问。

    “是的。”

    “那就走吧！”小白菜话刚出口，忽又变了主意，“二奶奶，我一个人去一趟好了。怕我婆婆要来，请二奶奶留她一留，我马上回来。”

    “那倒也是！”段二奶奶点点头答应，“上门不见土地，也不大好，我就看家。”

    谁知小白菜又变了主意，“我还是等一等。”她说，“等我婆婆来了再去。”

    “那也随你。”

    于是茗坐闲话。小白菜问道：“二奶奶，听说北京城里有一片大海，可有这话？”

    这话问得段二奶奶一愣，想了一下方始笑道：“噢！我明白了。那不是什么大海，是一片湖，名叫什刹海。”

    “在哪里？”

    “远得很呢，在鼓楼西面。”

    “好玩不好玩？”

    “夏天才好玩，满是红白荷花。杨柳树下有卖茶的，你如不怕人看，就在那儿喝茶乘凉，听知了儿一递一声地唱。这，一想起来都会叫人眼皮子酸酸的只想舒舒服服睡一觉。”段二奶奶问道，“你怎么忽然问这个？是不是想去逛一逛？”

    “不是夏天才好玩吗？”小白菜说，“只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段二奶奶想说话而又踌躇，但终于说了出来：“葛嫂子，我倒是真巴望你能住在北京，咱们也好常常见面。”

    小白菜笑了，不过嘴角有一丝凄苦的意味，“二奶奶，你待我真好！”她说，“但愿来生我做你的女儿！”

    “当不起，当不起。葛嫂子，你这话可折我的福！”

    于是彼此的感情像又深了一层。段二奶奶劝了她许多话，无非早早择人而事。小白菜驯顺地答应着，一直谈到沈媒婆来。

    “我该走了！娘，我到大悲庵去跟菩萨磕个头就回来。你先跟段二奶奶谈谈。娘，”小白菜说，“段二奶奶待我，真像亲人一样！”

    “段二奶奶心好，我看得出来的。”沈媒婆答说，“你快点回来，我有些话跟你说。”

    小白菜答应着，回到段二奶奶卧室中，着上裙子，将唯一的一件首饰，一根分量很轻的金簪子塞在段二奶奶枕头下面，然后出门，一直往胡同口外走去，有三四辆散车在，车把式都围了上来，兜揽买卖。

    小白菜挑了个老成些的，也不讲价，说一声：“鼓楼！”便即坐了上去。

    到了鼓楼下车，小白菜取出仅有的一张两吊钱的钱票递了给车把式。

    “多了！”车把式说，“我得去换开了，才能找补给你。”

    “不要找了，多下的给你！不过我要托你件事，大悲庵对面的段家，你知道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是段二爷家。”

    “对了！”小白菜说，“请你跟段二奶奶说，我到什刹海，不到她家去了。”

    “你到什刹海哪儿，我送你去。”

    “不必！只请你把话带到就是了。”

    说完，小白菜往鼓楼西面走去，望着明朝唤做净叶湖、土名南河的什刹海，南岸树荫夹峙，第宅相望，心里在想着二奶奶的话：夏天满是红白荷花，听知了儿一递一声地唱，想起来都会叫人眼皮子酸酸的，只想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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